【內文試閱】
度過漫漫疫情的方式
我曾可笑地以為瘟疫已屬於歷史往事，畢竟現在是新世紀新時代新技術什麼都要推陳出新也什麼都能戰勝的樣子。也愚蠢地以為自己不會在現實中遇到瘟疫，除非是在兼具紀實與隱喻的文學藝術作品裡。就像加繆的小說《鼠疫》、笛福的小說《瘟疫年紀事》、薩拉馬戈的小說《失明症漫記》……結果卻是兩次不期而遇。兩次遭遇：2003年的非典；2020年的新冠。都是在北京遇上，具有帝都格外凝重的特殊氣氛。然而這次這個病毒更兇猛、更慘烈、更持久，甚至還會變異，還層出不窮，顯得魔性十足，至今不知何時終結，不知還會殺生多少（寫完此文全球已有四百多萬人殞命，天朝多個地方疫情複燃）。
在瘟疫中生活的方式，或者說度過漫漫疫情的方式，對於我來說，其中之一是閱讀，包括特意閱讀與瘟疫有關的書和文章。比如美國醫學博士唐納德．霍普金斯2002年完成的《天國之花：瘟疫文化史》 。這是中文譯本的書名，與原著的書名《The Greatest Killer: Smallpox in History》（最偉大的殺手：歷史上的天花） 不一樣。這倒也不太重要，只要內容沒被動過手腳，沒被刪除或修改，就好。此書史實淵博又妙趣橫生，相信讀過的人會對開篇引述的這句話印象深刻：「人與人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地位的不同對病毒而言並無區別。在它的淫威下，王子與農夫同樣屈從。」
另一本書也很厲害，是美國歷史學者威廉．麥克尼爾早在1976年出版的《瘟疫與人》 ，「旨在通過揭示各種疫病迴圈模式對過去和當代歷史的影響，將疫病史納入歷史詮釋的範疇」，重新解釋人類的行為。這對我太有啟發！若不是目前這場大流行，我可能不會有耐心去讀這類著作，那麼也就不會留意到歷史上某些至關重要的，卻平素容易疏漏的或已被洗腦的細節，也就不可能用了三個月來寫這篇長文。
具有開蒙效果的閱讀使我發現：各種瘟疫的病毒就像殖民主義者，哪裡都要去，哪裡都要占，哪裡都要毀，以致於關於病毒的故事浩如煙海，全世界各個地方都有，既殘酷又各具隱喻。不過我有限的精力更對圖伯特（西藏）歷史上的這類故事及少數個案有興趣，於是巧遇（實乃因緣具足）一位族人，他是來自安多循化的落藏永旦（Lobsang Yongdan），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現在是奧地利科學院研究員，被認為「結合科學史、歷史人類學和相關歷史的方法，來研究圖伯特思想史及圖伯特知識份子同西方的接觸」 ，尤其重視對藏文文獻的分析和解讀，從而拓展出與過去長期以來的敘事所不同的廣闊視野。
六世班禪喇嘛與天花
起初讓我動念寫這篇文章，是霍普金斯提到了18世紀末一位因去北京「死於天花」的「西藏領袖」。似乎沒有太多人注意到那個事件其實意義重大。事實上，可能沒有哪個圖伯特人的死給圖伯特帶來了那麼多的問題和……麻煩，我說的正是六世班禪喇嘛，生於1738年，亡於1780年，只活了42歲。很長時間以來，我對他的死因抱有深深的懷疑。
霍普金斯寫，鑒於「天花可能在西元前250年左右由匈奴人傳入或再次傳入中國之前就已存在於中國」「在16世紀，蒙古人就知道當他們與漢人打交道時，漢人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天花傳染源。……當滿族人建立清朝後，他們專門規定，沒有患過天花的滿族人和蒙古人都可免去上朝的義務，以免接觸漢人染上惡疾。……清政府下令，未患過天花的人不能來京城。」滿清王朝總共12位皇帝，三個因染天花而死：第二位皇帝皇太極、第三位皇帝順治以及倒數第三個皇帝同治。康熙皇帝因幼時得過天花留下滿臉麻點。乾隆皇帝至少有一個最心愛的兒子幼年死于天花。至於王公貴族死于天花的更是不計其數。乾隆皇帝多次提心吊膽地告諭外蕃諸位：「若有不確知患過痘疾者，著不必來，」「如本身未能確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俱不必來京」 。
清初還將國民分為「熟身」與「生身」：已出痘之人稱為「熟身」，未出痘之人稱為「生身」，一旦發生疫情預報，「生身」皆不准留在城中（頓時想起所謂的「熟番」與「生番」之說，在中文語境中依漢化程度對異邦人、原住民的區分。所謂的「熟」，本義與食物與肉丸有關，「謂烹煮」；與「生」放在一起，「生」即指未加工未煮熟……這可真有意思，那麼「熟人」和「生人」呢？也與「吃」有關麼？漢語言博大精深，很多字都有各種變異）。據說出於對天花的恐懼，絕望的滿人甚至想過出關重返東北老家。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啊，若都想要就得付出生命的代價。
不只是越過長城入關進京的滿人怕天花，被稱為「外蕃」的蒙古人圖伯特人也一樣怕天花，「他們把漢地比作是一棟著火的屋子，而他們不願在那兒待久，以免染上天花。」然而正如中國作家王力雄的評論：「滿人要玩弄連環套的統治術──借助蒙古人在軍事上控制漢人，再借助西藏佛教在精神上控制蒙古人，他們就必須不畏西藏的山高路遠去經營西藏和控制藏人。」 或也不儘然僅出於政治的目的，一定也兼有精神上的信仰。比如滿清始祖皇太極在瀋陽時就致函五世達賴喇嘛，邀請宣揚佛法，五世派遣使臣，而「皇太極以空前的熱忱隆重的接待，不但親自率諸王貝勒大臣，出懷遠門外迎之，還率眾拜天，行三跪九叩禮，並站著接受來使呈遞達賴喇嘛的書信」 ，作為三寶弟子的虔信溢於言表，滿清與圖伯特的供施關係即已建立。當五世達賴喇嘛終於赴行，已是順治皇帝住進紫禁城，不過見了順治後並未在京城久留，五世早已提前打過招呼，「擔心會染上天花和熱病」「因天花和氣候炎熱，不能在漢地久留」 。
接著是康熙皇帝連續九年內，多達八次邀請五世班禪喇嘛來北京，隨函還送去相當豐厚的金銀綢緞大禮包！但每次都被五世班禪喇嘛拒絕：「但痘瘡未出，又恐發症，尚需閉修」「但我土伯特國俗，大忌痘疹，是以甚畏之」，等等 。這個理由無疑很強大。甚至康熙都「十分生氣」了，五世班禪喇嘛仍以「忌痘」為由不去。對了，康熙皇帝還因吳三桂叛變，致函五世達賴喇嘛，「望達賴喇嘛派藏蒙大軍援助為謝。」但得到的回復很明確：「藏蒙軍隊由於不適應漢地的炎熱氣候，抗不過天花疾病，難有助益。」 其實瞭解那當時歷史就會知道，那時候最能跟康熙皇帝打，甚至讓康熙不得不親征三次，視為最大的心頭之患的蒙古人噶爾丹汗王，正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很重要的溫薩仁波切的轉世，9歲時就去拉薩，追隨五世達賴喇嘛長達十幾年，後還俗做執掌準噶爾汗國政教大權的汗王，敢於與滿清作戰，奮力「抵擋清朝西進」，並與「西藏格魯派領導階層」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而兩位五世多次的婉拒，實則是明察康熙用心而絕不願意斷交噶爾丹，當然「未出痘疹」也是事實。
接著是雍正皇帝邀請十二世噶瑪巴仁波切來京，其目的是否出於抬噶舉派而壓格魯派？或可能有此算計，畢竟噶舉派與格魯派曾有兩三百年的爭鬥。但年輕的十二世噶瑪巴在途經蘭州時就因染上天花圓寂了，同行的第八世夏瑪巴也因天花而死。事實上皇帝們還邀請過圖伯特的攝政、高階喇嘛、高階官員等，大多數都婉拒了。
接著是滿清壽命最長也最能打江山坐江山的乾隆皇帝，就跟他的祖父康熙一樣，也多次致函六世班禪喇嘛，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請他來北京，肯定也送去了金銀綢緞大禮包（比如有次隨函贈予的禮物包括：「藍寶石釋迦佛雕像、五種彩帶、佛冠、六種飾器具、黑色水獺皮大衣、珊瑚、玉鬘、水晶器皿、大緞數匹」 ），甚至還在避暑地熱河提前蓋好了高仿的紮什倫布寺，要班禪喇嘛來給自己祝七十大壽（之前他的六十大壽時在熱河蓋了高仿的布達拉宮），並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請信中近乎傷感地寫：「我已七十歲了……生平能享受的最大恩榮是與你相見。」 「朕在加緊學練藏語，屆時朕將派遣王公大臣往迎。既至與朕會晤，暢談政教大事。朕因一睹班禪額爾德尼之慈容而獲萬千之福也。」
唉，盛情難卻，盛情難卻，實在是盛情太難卻了！同樣因為天花理由婉拒過多次的班禪喇嘛問詢周圍人的意見，一些收到北京禮物的僧俗官員既是安慰又是催促地回復：「雖然一方面漢地氣候炎熱，易染天花，於身體不利，但朝拜漢地各個聖地，在他鄉弘揚佛教，特別是與皇帝建立宗教聯繫，是對佛教的妙善莊嚴，所以這次以去為好。」 六世班禪只得冒險上路，一路緩緩而行，還在塔爾寺住了四個月，這是為適應水土，以防感染天花嗎？與那時候所有的圖伯特人一樣，他亦忌痘，在家鄉日喀則就因避痘，在僧眾的強烈建議下時常易寺暫居，這在圖伯特歷史學家夏格巴．旺秋德丹 的著作中可以讀到。六世的傳記亦記錄了他的言論：「眾僧避瘟，寺院空寂，此乃不祥之舉，故堅持講習佛經，定期供養，乃為重要。……為消除冒瀆晦氣，上師僧徒向諸護法行酬補儀式，祈求保佑。」
在去往北京的一路上，這些藏人都為天花糾結，因為已有人因不適漢地氣候而出痘疹。六世班禪在誦經禳災的同時，與隨行的高僧、藏醫多次討論要不要接種疫苗，走到聖山阿尼瑪卿，他讓一百多隨從用藏醫學的方法接種了，但他卻沒有。走到蒙古的阿拉善丹結林寺，六世班禪繼續與隨行的高僧、藏醫討論要不要接種疫苗，他又讓三百余隨從都接種了，包括年長他十幾歲的管家兄長在內，但他還是沒有，對眾人的懇求也一再拒絕。夏格巴在書中感歎，所有人皆成功接種，「但誰也不便為班禪喇嘛本人種痘而失之疏忽，這是一件愚蠢的事。」可這也太奇怪了，何以單單就班禪喇嘛他沒有種痘呢？這絕對不能用「失之疏忽」來解釋。
落藏永旦提供了這兩個說法 ：1、班禪喇嘛說自己得過天花，所以無須種痘，這倒是沒錯，但為什麼他會在北京死於天花？天花這種疫病是不可能得了又得的。2、一路護送（監視）他的兩位元滿清大臣不讓他及隨從種痘，理由是種痘適宜兒童，成人種痘危險，然而乾隆不是一再諭曰，沒有出過痘種過痘就不能進京嗎？何況已經有眼前的事實證明，班禪喇嘛的數百隨從都是成年人，全都接種成功，康復如常，那又何必以這個理由不讓他種痘？
六世傳記中有關路上的種痘記錄不多，但這句值得注意，即他對管家兄長說：「你等種痘，即將到大皇帝殿前，如何是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覺得種了痘皇帝會不高興嗎？難道這也是他拒絕種痘的原因？然而他對兩位滿清大臣反對他的隨從種痘，又據理力爭：「……（如果）不給種痘，將此擱置起來。那麼，若這些人身帶病根，返回大藏區定會傳染，使我藏區群眾得此天花病而不得安寧。到那時，我等悔之不及矣！」可是，他不怕自己「身帶病根」嗎？唉，這一切實在是很費解啊，而這布滿疑雲的整個過程簡直就是歷史上的謎團。
【後記】
當岡仁波齊再次出現在眼前……
當岡仁波齊再次出現在眼前，是二○二一年九月九日。距離第一次轉山時見到，已過十九年。
聖山以其特別而著名的形狀――對我而言，親切得如同故鄉中的故鄉――像難以形容的瑰寶晶瑩剔透，閃閃發光。如果不是山下插著那塊醒目的／刺目的紅底黃字標語――中文和藏文寫「時代先鋒 魅力普蘭」――我可能會以為自己在做夢。一年前，我開始寫當年於聖山遇見從邊界那邊來的行腳僧時，近乎無望地感慨何時才會有機會再次轉山。
不真實的感覺被紅標語戳破。正可謂「一路念卓瑪／一路上，觸目皆是紅標語／提醒你：要感恩，要感恩」。卓瑪是度母的藏語，救度佛母，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我沒想到我竟在北京辦到了去往西藏自治區的「邊境管理區通行證」，且為期三個月（其實這與我的戶口如今在漢地有關，也即是說，戶口不在藏地的，都容易辦）。我原以為我又得像以前那樣，幾次三番地央求國家權力的化身恩賜這一紙「通行證」，准許我履行一個佛教徒的功課。也因此，當我真的走上了五十多公里的轉山路，卻有幾分恍惚，似乎難以面對夢想成真的事實。
我也沒想到連拉薩也獲得網開一面的待遇：「通行證」放開，人人可申請，不過為期只有一個月。我歡欣地告訴王力雄，卻被他冷靜的幾句話點醒：「岡仁波齊本來就是你們的聖地，朝聖本來就是你們的權利，為何要感激涕零？這不是斯德哥爾摩症麼？」需要補充的是，「十一」長假即中國國慶假期之後，相關政策又有變，拉薩又跟過去一樣很難辦「通行證」了，怎麼會這樣？這簡直就像權力的遊戲，讓無權利的平民忽喜忽悲，無所適從。難道是無數藏人成群結隊地朝聖，追求、認同宗教信仰帶來的幸福，讓統治者不爽？還是處於緊張狀態的邊界有特殊情況發生？
對於我來說，或許真的有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奇蹟。多年來，我不停地書寫著聖山，反覆地回味著第一次轉山之行……「上來透口氣！」我自言自語。其實這句話是歐威爾（Orwell）說的，當然我知道他接著說：「但哪裡有空氣呢？我們身處的垃圾桶已經夠到同流層了。」但我還是喜歡這句話：「上來透口氣！」這正是我轉山時的感受。也許很多人會因為高海拔反而出氣艱難，可我恰恰相反。
之前我寫過，鑒於當年轉山一天完成，五十多公里只顧快走，以至於多年後悔，許願若能再次轉山，一定要慢慢地走三天，慢慢地看風景，慢慢地感受聖山所獨具的力量。而這樣的時刻終於來臨――
岡仁波齊或在晴空下，或在雲霧中，有時候見得到，有時候見不到，但都格外地美。一路遇見許多磕著等身長頭轉山的藏人，或眾人相伴，或獨自一人，風雨雪無阻。很多磕長頭的都是年輕人：一個染髮戴耳環的男孩考上了成都的大學，轉完山就要去上學；一個秀麗的女孩聽到我把旁邊的男子當成了她的男友，笑得蒙住了臉，因為那是她舅舅。一路還遇見許多盛裝以飾的男女漫步似的走著，環佩叮噹，發出清越響聲，伴隨祈禱聲聲，是喜悅諸多神靈的意思吧。革吉地方的女子服飾美麗，尤其是帽子別緻，翻翹的帽檐類似麋鹿的彎角。從拉薩來的，不少像退休幹部，謹慎、矜持又禮貌周全。
這些動人的景象是朝聖／轉山的盛景，我因此感受到平時少有的快樂：與同行的族人打招呼，互致吉祥如意；在某塊大石頭前停下，模仿圍在一起的族人，閉目用手指觸碰石頭上的某個凹處，以示衡量對父母是否孝敬，爆發出一陣陣歡笑；走過外轉道上的最高埡口卓瑪啦，下起了小雪，我滑了一跤，撲倒在一塊石板上。幾乎同時，援助之手迅速伸來，將我一把扶起。是一位白鬚飄飄的清瘦老者，白色藏袍用絳紅腰帶繫住，白色長靴有五彩圖案環繞。我忘記了多少有些疼痛，情不自禁地說：「波啦（老先生），您太帥了！」
我愛轉山路上遇到的人們。包括那個因疫情無法回到杭州家裡，羈留拉薩長達一個多月的蒼白女子，獨自轉山的她走得極慢。無論如何，幾乎都是因為精神的理由，才走上了高高的、迢迢的轉山路，為此奉上贊嘆與祝福。我更慶幸自己與如此眾多的族人及信仰者同行，彷彿重返千百年來不曾中斷，而世事反轉的今天有過中斷、卻無法被強權消失的朝聖盛況。
三日轉聖山，兩夜宿小寺。在傳說野氂牛隱沒於磐石中的哲熱普寺，透過木格子窗戶，恰好看得見兩座金字塔形狀的山峰之間像奇異花蕊的聖山，大面積積雪的山壁中間露出青色岩層。仔細看，似乎可見非常特別的圖案：一頭毛髮漫鬈的黑氂牛在頑強地奔跑，一位驕傲的騎手正後仰抬首。不過我沒有做到之前在文章中所寫的，要「通宵不眠，凝視與默禱，仔細銘記聖山在星月之夜的絕世之美」，這是因為夜晚的聖山其實被黑暗遮住了，什麼也看不見，而且夜越深也越寒冷，我很快就在窄窄的木床上裹著睡袋睡著了。
總之，難得上來透口氣，就與同行的朋友如此命名了這三日：第一天，扎西，既是吉祥之意，也是善良揹夫的名字；第二天，唯色，既是光芒之意，也是我的名字；第三天，逛逛，既是友人網名，也是最輕鬆愜意的一天，才走了十二公里。依然不時遇見磕長頭的信眾，每個人都一絲不苟，走三步便合掌伏地，並用戴著手套或套著木板甚至套著拖鞋的雙手，在塵土飛揚的道路上划下橢圓形的痕跡，如同印刻某種標記。
當我們回到塔欽鎮，在意味著朝聖終點的一座水泥橋頭，四位磕著長頭陸續抵達的三女一男正以這樣的方式表示慶賀：向四方諸佛菩薩再次匍匐頂禮，相互之間敬獻潔白哈達，並給路人分享剛買來的飲料點心。我們也得到了哈達和此刻別具風味的可口可樂，並同他們合了影。他們來自附近仲巴縣牧區，額頭上沾滿厚厚的塵土，眼睛明亮，笑容真誠，明天還會步行轉山一圈，才是最終圓滿。
我不禁熱淚盈眶，想起這段話：「然而大地上的生活多麼辛苦，生存環境是如此嚴酷，我的族人們多麼孤寂而堅強，我終於理解了佛教的偉大和親切。在這裡，對佛教的信仰是多麼地必要。諸佛與菩薩實際上就是我們生命中至親的親人和朋友。世俗中掌握權力的那些政客並不能給予眾生真正的幸福和快樂。請允許吧，允許我們擁有我們的親人和朋友：諸佛與菩薩及真正的信奉者。」這是我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去往擁有諸多聖地的上阿里三圍時寫的日記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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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用文字表達的不僅僅是一個佛教徒的轉山朝聖，而是富有更多層次、更多意義的敘事。其中當然有政治的干預和影響，而這其實是最主要的。單純意義上的朝聖已無可能。連聖山顯露真身時，朝聖者遠遠看見的，卻是鮮紅的標語牌不只一個。你沒法不最先看見，突兀的紅色如同不邀而至的統治者，在藍天、雪山與褐土構成的原生態世界中，那麼地野蠻，那麼地喧賓奪主。
「但我並不是很在乎」，這也是歐威爾說的。所以我沒有在社群媒體上貼出紅標語，雖然我拍得足夠多。我力圖想忘卻，想忽略不計，想當它不存在，然而不可能避開，除非五蘊皆空，以至於還是會被痛苦的情緒攫住。
單純意義上的佛事已不存在，連寺院的僧侶也不復以往。有的沉默不語，有的逆來順受，但也有個別的會仗勢欺人。我為此寫了一首詩，給後者那樣的人：「他穿解脫者的絳紅衣／卻像狗貪戀其食瓢／露出了幫凶的嘴臉／製造了障礙／但我們不生氣／自有因果，將其送祟」。
我為此多次忍不住淚下。比如在原本為千年古寺的托林寺那深暗的大殿，上午的幾束陽光斜斜地射入，照亮曾被當成糧庫才得以留存的壁畫，斑駁中露出閃電般的迷人細節。請准許我拍攝被損毀的痕跡，因為這並非當局文宣所稱：「幾百年以來，托林寺雖然歷經各種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並非「幾百年以來」，而是幾十年以來，確切地說，是五十多年前的浩劫，其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托林寺的壇城殿則類似文革紀念館：壇城已成殘破的石礫，滿牆不剩一幅壁畫；烙印似的背光，空空蕩蕩的法座，缺失的塑像卻在地上堆砌著殘臂斷腿，甚至還有半邊佛首，殘存著藍色的螺髻髮和細長的眉目；更催人淚下的是，有些往昔一定是高大塑像的位置上，如今或者放著一尊小小的佛像，或者貼著一張彩色佛畫……
又比如在被稱為「邊境小城」的普蘭，我走過一幢幢廢棄的民居藏房，走向建在懸崖上的貢普貢巴（中譯古宮寺），在守護僧人的默默引領下，攀梯走入低矮、幽深的洞窟，剛把背包和帽子放下欲磕頭，眼淚忽然湧出，感覺到快要發出嗚咽聲，就極力抑制。這是很少有的經歷。我知道是因為眼前所見，正是往日無數靜修者最早的、原本的修行空間，氣息與身影猶在，非凡的精神永遠不可摧毀，作為遠道而來的崇拜者，我唯有五體投地，獻上祈禱與贊頌。我唯有緊緊地握住一百零八顆念珠，不放鬆或不失手，與此同時，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同他們――霸凌者和唯物主義者――之間絕無可能填補的價值鴻溝。
接著我看見了洞窟深處的那尊無比美麗的女神：似笑非笑的，似舞非舞的，前額睜著第三隻眼，右手高舉一面鏡子，全身掛滿嘎烏及珠寶，以妙不可言的姿態，站在蓮花寶座上……她正是美隆阿企，即占卜明鏡阿企佛母，直貢噶舉傳統中至高無上的護法與本尊，而塑像本身有八百多年的歷史。於是聽聞了這個故事，無疑具有典型意義：在文革浩劫中，當地藏人揹著這尊塑像，悄悄跨過邊界，潛入被劃歸了尼泊爾的利米山谷，托付給那邊古老的仁欽林寺收藏，直至這邊浩劫暫止，才將阿企佛母背回，重歸原來的洞窟安放。
利米山谷顯然是蒙難者能夠逃至的避難所，可以驅散災難突降時的驚懼。誰會想到「解放」竟帶來如此的深淵和地獄？六道輪迴剎那變現，無常與毀滅成了日常生活。幸而邊界那邊截然不同，恰如相對意義上的香巴拉，盡可能地庇護了逃出生天的眾生與聖物。我們需要明鏡女神，正如我們需要聖山岡仁波齊。
……當明月升起，恰值藏曆十五，我回到了拉薩。兩週朝聖為主的遊歷，諸多非比尋常的際遇，如同隱藏或遮蔽的事物，實際上是關於歷史與現狀的真相，將隨不短的時光漸漸融入內心，然後才能娓娓道來。感恩諸佛菩薩喇嘛上師的護佑，我當繼續祈求他日獲得再來轉山的福報，讓我或我們再一次地，從一場場瘟疫漩渦中「上來透口氣」。
二○二一年十一月寫於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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