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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明∣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
林廷輝∣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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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相輔∣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科學史及科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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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姓氏筆畫）

黃相輔、方凱弘專文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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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相輔、方凱弘專文導讀

第一次航行：1768-1771（節錄）

在庫克航行之前，南太平洋對歐洲人而言主要是個想像空間。從古希臘時代以來，人們一直相信有個南方大陸存在，其大小足以與廣大的北方陸塊相比。托勒密（Ptolemy），人稱西方地圖學的創立者，在二世紀時指出南方大陸的存在，之後南方大陸便一直出現在許多歐洲地圖中。曾經有個理論提到，當地球繞著軸線旋轉時，為了讓世界保持平衡，南方必定有一塊面積與亞洲相當的陸塊。早期繪製的美洲地圖似乎支持這項說法，因為南北兩方各有一塊看似相等的陸塊。
1767年，英國製圖師亞歷山大．達林普爾（Alexander Dalrymple）出版了《南太平洋發現史》（An Account of the Discoveries made in the South Pacifick Ocean），他在書中表示，從航海者瞥見的陸地可以得知，在太平洋肯定有廣大的陸塊等待我們去發現。他寫道：「我們擁有古代留下的紀錄，加上後人經驗的指證，可知在南方大陸上有著物阜民豐的國家；對從事商業的國家來說，沒有任何事比發現新的國家與人民更令人感興趣，不僅能激勵產業，也能為製造業開啟新的出路。」他也提到，「考慮陸地與水的相對重量，赤道南方還需要一塊大陸與北方的陸地抗衡，以維持地球運行所需的均衡。」
1768年4月，庫克奉命率領海軍部－皇家學會聯合探險隊前往太平洋觀測金星凌日。身為製圖師與天文學家，庫克擁有的技術是他獲選的關鍵，或許同樣深富意義的是選來航行的船隻原本是惠特比的運煤船，最近才剛改名為奮進號。海軍部與皇家學會共同同意指令內容，他們要求庫克經由合恩角（Cape Horn）航行到大溪地，「盡一切努力，至少提早一個月或六個星期抵達當地」，如此才有時間準備觀測。大溪地是最後一刻才選定的地點，這是根據1768年4月，薩繆爾．沃利斯率領的英國探險隊返航，帶回了歐洲人第一次登陸大溪地的消息之後所做的考量。
離開大溪地之後，庫克還有第二批指令要執行，這些指令裝在密封的袋子裡，由海軍部單獨下令。這些指令要求庫克尋找新的土地，包括南方大陸，發現這些土地「將可大大增添國家做為海上強權的榮譽，提升大不列顛君主的尊嚴，並且讓國家的貿易與航海更往前邁進」。若能發現土地，庫克將測量海岸線與「觀察土壤的性質與土地的產物；居住或出沒在該地的野獸與禽鳥，以及發現的各種魚類」。指令中也提到，「如果你發現任何礦藏、礦物或珍貴石頭，每一種你都要採集樣本返國，此外還有各種樹木、果實與穀物的種子，都必須盡可能收集。」
海軍部也指示如何與奮進號造訪地的居民建立關係。這些指令可能是基於沃利斯在大溪地的行動而起。根據沃利斯的說法，他的船下錨停泊時，遭到獨木舟船隊猛烈攻擊，為了驅散這些船隻，他只好下令舷側大砲開火，殺死許多攻擊者。他還將大砲對準在岸邊觀看的群眾，殺死的人不計其數，之後他登陸並且宣稱這座島已被征服，歸英國所有。當時衝突的詳細過程，與其他許多這類事件一樣，大溪地人這一方的說詞完全沒有留存下來。
海軍部指示庫克：
「如果有原住民，要觀察他們的天資、脾氣、性格與人數，並努力以一切適當的方法與他們培養友好關係與訂立盟約，選擇能讓他們珍視的小東西為贈禮，邀請他們進行貿易，在各方面都以禮貌與尊重的態度對待他們；然而，要留意對方偷襲，小心提防各種意外。」
至於之前從未有歐洲人造訪過的土地，海軍部則指示，「你也要在原住民同意下，以大不列顛國王之名在該國取得便利地點」。
庫克也收到皇家學會會長兼經度委員會（Board of Longitude）專員莫頓勳爵（Lord Morton）的書面建議。莫頓敦促庫克「避免濫用火器，而且要牢記：

「讓那些人流血是最嚴重的罪行……在他們居住的幾個地區，他們是自然的擁有者，而且從最嚴格的意義來說，他們是合法的所有者。除非他們自願同意，否則歐洲民族沒有權利占領他們國家的任何部分，也沒有權利與他們一同居住。征服這些人並無正當性，因為他們絕不是侵略者。」
莫頓的關注反映出兩種觀點，首先是啟蒙運動反對過去歐洲進行海外征服與殖民的做法，其次是愛國的觀點，認為在英國自由價值影響下進行的探索與促進貿易，兩者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s）在南美的所做所為經常被援引為無情對待其他民族的明證。博物學家約翰．佛斯特曾參與庫克的第二次航行，他表示，「在一個較為粗鄙的時代裡，西班牙人是殘酷的；我們應該帶著更多光明與原則，努力不讓自己重蹈西班牙人的覆轍而受後世指責。」
儘管不乏這些善意，海軍部與莫頓勳爵給予庫克的指令依然有許多曖昧不明之處。什麼是與不熟悉歐洲法律與風俗的民族培養友好關係與訂定盟約的「適當方法」，什麼是不適當的方法？登陸陌生之地，若不知道當地的權力結構或社會風俗，區別「自衛」與「濫用火器」是否真有那麼簡單？在缺乏共同語言、法律與經濟制度的狀況下，是否可能在當地居民「自願同意」下取得土地？

大西洋

1768年8月26日，奮進號從普利茅斯出發。英國船員熟悉北大西洋水域，庫克日誌的前幾頁因此相當平淡。相較之下，約瑟夫．班克斯的日誌就充滿了興奮之情。庫克熟悉而且覺得無足稱述的海域，對班克斯來說是許多生物的家園，許多尚未被科學界分類或描述。9月4日，班克斯提到當天抓到的一隻昆蟲：
「我從未在自然界看過如此美麗的顏色，大概只有寶石才能比擬……這種蟲子我們稱之為opalinum，牠在水裡顯現出各種光澤與顏色，我們彷彿看到一枚真正的蛋白石；我們把牠放在裝了鹹水的玻璃杯裡，仔細檢視數小時；牠在水中敏捷地四處衝刺，每個動作都顯示出變化無窮的色彩。」
在整趟航行中，海洋生物的收集持續進行，其中一些標本至今仍收藏在博物館中。有個大烏賊顎部標本據信是班克斯於1769年3月3日，也就是奮進號進入太平洋不久後收集到的。他在日誌裡寫著：「這天我也發現一隻剛死的大烏賊漂浮在水面，軀體已被鳥啃成碎片，種類難以辨識；我只知道用這隻烏賊煮的湯是我喝過最好喝的湯。」
九月中，奮進號在葡萄牙島嶼馬德拉（Madeira）停泊五天，班克斯與索蘭德首次有機會在陸地上收集樣本。他們獲得島上英國主任醫師湯瑪斯．赫伯登（Thomas Heberden）的協助，赫伯登同時也是一名熱心的自然哲學家。班克斯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島上「簡單而未改良」的工業，然後帶著十八世紀海外英國人的優越感，貶低葡萄牙人「遠遠落後歐洲其他國家，大概只有西班牙人比他們還差」。儘管如此，班克斯承認「這裡的氣候非常好，任何人都希望住在這裡，享有英國法律與自由帶來的好處」。
10月26日，奮進號越過赤道。依照海軍傳統，船員們會舉行儀式，將從未到過南半球的人丟進海裡。班克斯寫道：「庫克船長與索蘭德博士都在黑名單上，我、我的僕人與狗也在上面，我不得不用一定數量的白蘭地向負責把人丟入海中的船員討饒，如此他們才願意放過我們。」
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是葡萄牙帝國在南美洲的中心，探險隊到了此地，希望上岸卻遭到拒絕，對方要求除非有軍隊陪同，否則不准採買補給品。庫克提到他與總督見面時的狀況：「他顯然不相信我們要到南方觀測金星凌日的說法，他認為這只是我們編出來的說詞，用來隱藏我們從事的其他任務。」班克斯偷偷上岸一天，發現自己深受這個國家吸引，「這裡充滿種類多樣的動植物，絕大多數是博物學家從未描述過的」。他把葡萄牙人的守口如瓶歸因於他們想隱瞞黃金與鑽石富礦的地點，儘管如此，他還是想找出這些礦脈。他記錄這些礦脈「位於內陸，實際上沒有人知道要走多遠……因為只要被發現沒有充分的理由走在路上，就會立刻被絞死。」

火地群島

離開里約之後，船隻繼續朝南美洲最南端前進。一月在南半球是仲夏季節，但寒冷迫使庫克發放冬衣給船員，這些冬衣還有個稱呼，叫「無畏外套」。1769年1月11日，位於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群島（Tierra del Fuego）已出現在眼前。火地群島的名字指「火之地」，這是1520年麥哲倫經過島嶼與南美大陸之間的海峽（現在稱為麥哲倫海峽）時，看到當地居民升起的火燄而命名的。火地群島周圍的海域極為凶險，直到1616年才由荷蘭航海家雅各布．勒梅爾（Jacob Le Maire）從島嶼南方通過。勒梅爾的航行由荷蘭合恩鎮的商人資助，因此勒梅爾在通過南美洲最南端時，將此地命名為合恩角。
奮進號在繞經合恩角之前，先靠岸取得木柴與水，並在岸上設立營地。雖然西班牙與葡萄牙帝國控制南美洲絕大部分的地區，但大陸南端仍未殖民，從歐洲人的觀點來說，就是大部分的地區仍未探索。這是探險隊首次遭遇未受歐洲殖民政府統治的非歐洲民族。1492年，哥倫布誤以為自己到了亞洲，美洲的居民因此被歐洲人稱為「印第安人」，如今探險隊也將這個詞彙套用於太平洋地區的居民身上。班克斯寫道：
「我們走不到一百碼，海灣的另一頭就出現許多印第安人……但看到我們的人數多達到10到12人，他們便往後退。索蘭德博士與我於是往前走一百碼，來到剩下的印第安人面前，其中兩名印第安人也走上前，他們在離同伴五十碼的地方坐了下來。我們一接近那兩個人，他們便起身，各自將手裡的棍子朝遠離他們與我們的方向扔，無疑地，這是和平的信號。他們輕快地朝其他人走去，然後揮手要我們跟在後頭，我們照做了，而且獲得熱烈而粗魯的友善對待。」
一般相信他們遇到的是豪許人（Haush people），因當時豪許人生活在那個地區。在海灘碰面的過程帶有形式性，顯示豪許人已建立一套與外來訪客建立和平關係的做法。探險隊造訪期間，豪許人看到各種歐洲物品，包括「帆布、褐色羊毛布、串珠、釘子、玻璃等」，而且族人間互相流通禮物。三名豪許男子上船參觀，班克斯發現他們熟悉槍枝的使用，「他們以槍對我發信號，要我射擊跟在船後頭的海豹」。
十八世紀時，火地群島是最南端人類的居住地。奮進號在此停留了五天，這段期間，班克斯盡可能收集當地與豪許人的資訊。藝術家布坎也依照指令繪製一系列人物、房舍與工藝品畫作。這些作品表現出豪許人與他們的文化在十九世紀晚期因疾病與衝突造成人口銳減之前的樣貌，也顯示班克斯在航行途中收集民族誌與文獻記錄的過程。對班克斯來說，精確記錄造訪的社會，其背後的目標與他希望藉由收集資料為自己在國內知識圈建立名聲，兩者並行不悖。在記錄非歐洲社會與文化的過程中，班克斯一行人也把自己對非歐洲人的看法帶進記錄之中，他們的繪畫與日誌敘述也受到歐洲藝術與哲學傳統的影響。
布坎加入航行前的生平幾乎毫無記載。在火地群島時，班克斯描述在前往內陸採集植物途中，布坎突然癲癇發作。1769年4月17日，布坎再次因癲癇發作而在大溪地去世。班克斯參加他的葬禮後寫道：
「這麼傑出而善良的年輕人離開人世，我對此由衷感到哀悼。他的死造成的損失不可平復，我想把在這裡看到的景象帶回給英國的朋友欣賞，這個美夢已然破滅。光憑筆墨，實不足以描述這裡人物與他們的服飾，只有繪畫才做得到：如果神能多給他一個月的時間，將對我的工作帶來莫大助益，然而我只能接受現實。」
布坎遺留下來的畫作，主要在火地群島完成。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這些畫作原本要搭配班克斯的航行記述一起出版。因此，這些畫與班克斯描述當地民眾與風俗的日誌內容是密切結合的。

火地群島的男女

班克斯如此描述他在火地群島遇見的男子：「他們穿的衣服不過是羊駝或海豹皮做的斗篷，隨意披在肩上，下擺幾乎達到膝蓋……有些人穿著生海豹皮做成的鞋子……他們用一種褐色精織的環布裹住前額。」班克斯描述他看到的女子時提到，她們的衣物與男子類似，「退潮時採集貝類，她們一手拿著籃子，另一手拿著一根前段削尖、帶著倒鉤的木棍，並揹著用來裝貝類的背包。」

火地群島的一家人

班克斯在1769年1月20日的日誌中描述他造訪的一個村落，這個村落距離好成功灣（Bay of Good Success）的登陸地點約兩英里：
「這個村子只有12到14間小屋或棚屋，令人難以想像的是，這些屋子看起來完全不像人工建造，事實上這大概是我所見過最不需費力建造的屋子，我甚至不知道是否該稱它們為屋子。這些屋子僅由幾根柱子支撐，柱子在頂端交會成圓錐狀，然後在迎風面的柱子覆蓋草木，背風面則預留屋子外圍長度約八分之一的開口，生火的地方就設在開口旁。」

工藝品

布坎也繪製了班克斯一行人收集的工藝品，包括這些項鍊。圖上的每副項鍊都編寫了數字與說明，這是為了日後出版這些畫作時，可以讓雕版師依照這些編號與說明進行複製。劍橋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收藏了一串庫克航行時收集到的項鍊。由於庫克第二次航行時也曾造訪火地群島，因此我們無法確定這串項鍊是哪一次航行收集的，不過它與布坎畫作裡的第二串項鍊倒頗為相似。

大溪地

從合恩角前往大溪地途中，探險隊在未測繪的地區只看到一望無際的海水，並未發現有些歐洲製圖師所說的南方大陸。班克斯滿意地指出，「我們已將製圖師計算的陸地平方度數字改為海水」。四月初，奮進號經過幾個小島群，1769年4月13日，船隻抵達大溪地，與沃利斯一樣在瑪塔維灣（Matavai Bay）下錨。沃利斯離開後，布干維爾率領的法國探險隊也造訪了大溪地。布干維爾日後描述他的船員與大溪地女人發生性關係，且把大溪地稱為「新基西拉島」（new Cythera），也就是以希臘愛神阿芙蘿黛蒂（Aphrodite）從海中出現的地點附近的島嶼命名。布干維爾的說法讓歐洲人對大溪地產生了刻板印象，以為這裡是對性無拘無束的地方。英國人與法國人的造訪，使大溪地出現過去從未有過的性病。
當奮進號接近岸邊時，就看到獨木舟載著食物前來交易。庫克一行人上岸後，大溪地人鼓勵每位訪客按照他們的做法採集一根綠色樹枝，然後將樹枝丟到一塊清理過的空地上，表示建立和平。班克斯興奮地說：「我們看到最真實的世外桃源，我們將成為這裡的國王，這已不再是想像。」從比較實際的角度來說，庫克的首要之務是與島上的統治者或統治者們接觸，以取得補給或獲得允許在岸上紮營。沃利斯造訪期間，曾與一位名叫普莉亞（Purea）的女性領袖建立良好關係，她曾被誤認為是「歐塔海特女王」（Queen of Otaheite，即大溪地女王）。庫克上岸後，過去曾與沃利斯一起航行到大溪地的約翰．戈爾（John Gore）告訴庫克，「這裡肯定發生過一場很大的革命──不只居民人數減少，許多房屋也被夷平。」
事實上，在沃利斯造訪後，島上的政治局勢因為大酋長或阿里伊．拉希（ari’irahi）的王朝繼承問題而有了劇烈變化。普莉亞與丈夫阿莫（Amo）企圖擁立兒子擔任大酋長的野心遭受挫敗，他們的敵人於是聯合起來，在一場血腥戰爭中擊敗他們。普莉亞的敵人包括圖特哈（Tuteha），他在奮進號抵達後造訪瑪塔維灣。庫克與他互通姓名，這在大溪地社會有共組同盟的意思。4月28日，普莉亞在獨木舟船隊伴隨下抵達瑪塔維灣。曾經與沃利斯一同航行的奮進號航海長羅伯特．莫里諾（Robert Molyneux）為班克斯在人群中指出普莉亞：
「我們的注意力完全從其他事物轉移到眼前這位在歐洲聲名遠播的人物身上：她年約四十歲，身材高大健壯，皮膚白皙，眼神似乎傳達著各種意思，她年輕時可能十分美麗，但現在已很難從她身上找出舊日的風華。」
庫克提到，雖然普莉亞是她「家族或部族」的首領，但她對島上「其他居民並無權威」，相反地，圖特哈「從各方面來看才是島上居民真正的酋長」。自從奮進號抵達後，圖特哈便定期拜訪奮進號，而且帶著補給品前來。庫克寫道，「當他發現我們曾接待普莉亞時，看起來不太高興，於是我帶他上船，送他禮物，他的心情隨即好轉。」
與先前造訪的歐洲人一樣，許多英國人與大溪地婦女發生性關係。班克斯興致勃勃地描述早期上岸時的狀況，「我在人群中發現一名非常美麗的女孩，她的眼神熱情如火。」雖然日後流傳的許多煽情描述提到班克斯與其他人在大溪地的香豔史，但現存的日誌卻顯示，絕大多數人尋求與個別女子建立穩定關係，而這些女子通常會向歐洲人要求物品做為交換。（庫克是個例外，他在航行期間似乎都維持獨身。）班克斯在上述邂逅中受阻，一方面是當地酋長有一名善妒的妻子，另一方面則是索蘭德的鼻菸盒與一只看歌劇用的眼鏡剛好在這個時候不見。幾天後，他提到自己與普莉亞侍女的關係，並稱這名年輕女子為歐瑟歐席亞（Otheothea）。
歐洲物品做為貿易商品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致在造訪期間船員與大溪地人從船上與岸上營地偷竊物品的事件層出不窮。這類竊盜案件在三次航行造訪的絕大多數地方不斷發生，成為船隻與岸上最常見的衝突根源。在大溪地停泊期間發生的最嚴重竊盜案件是一名男子偷走海軍陸戰隊員的火槍。當時庫克、班克斯與其他人不在登陸地點，當他們返回時，發現負責的少尉見習官允許海軍陸戰隊員開槍射擊那名逃亡的男子並將他擊斃，過程中似乎還傷及他人。這種狀況往後在其他地方將會反覆出現，班克斯還描述一名長老如何充當和事佬：
「夜晚來臨前，透過他的協調，我們把他們當中一些人聚集起來，向他們解釋那名被打死的人罪有應得（因此我們不得不殺了他），我們回到船上，對於當天發生的事感到很不是滋味。無疑地，我們對那人的死有罪惡感，即使是最嚴厲的法律也不會施予如此嚴厲的懲罰。」
庫克遵照莫頓的建言，決心避免「濫用火器」，這使得他尋求別的方法取回遺失物品。五月初，用來觀測金星凌日的重要器材天文四分儀不見了。庫克在日誌裡記錄了自己的行動。「我馬上決定扣留灣裡所有的大型獨木舟，並抓住圖特哈與其他重要人物，直到找出四分儀為止。」
這是庫克為了找回遺失物首次扣留人質，未來他仍會繼續使用這個做法，而這也導致他在夏威夷的死亡。這次四分儀很快就歸還了，但庫克與圖特哈花了數天才和解，這段期間島民也停止攜帶食物前來交易。雙方為了和解而互贈禮物，並舉辦了大型聚會與公開的摔角表演。

金星凌日

金星從地球與太陽之間通過，稱為金星凌日。金星會在短時間內連續通過兩次，但下一回連續通過兩次，則要再等一個世紀以上。1761年觀測失敗後，只剩1769年可以觀測，因為下一次能精確觀測金星凌日的時間要等到1874年。哈雷認為藉由視差，也就是從不同位置觀察物體產生的角度差，可計算出地球到太陽的距離。1619年，克卜勒（Johannes Kepler）建立了一個公式，用來計算每個行星與太陽的相對距離。如果可以知道地球到太陽的實際距離，那麼就可以計算出太陽系的大小。
奮進號大約在金星凌日前六個星期抵達大溪地。庫克「立刻在瑪塔維灣的東北角選定一處適合觀測金星凌日的地點，同時在艦砲的射程內建立防禦用的小堡壘」。庫克嘗試向大溪地人解釋堡壘的用途。「我不太確定他們是否聽懂我的意思，但似乎沒有人對於我們要做的事感到不悅。事實上，我們選定的地點對他們來說毫無用處，這裡是緊鄰灣岸的沙灘。」
庫克與查爾斯．格林（Charles Green）和索蘭德在「金星堡」（Fort Venus）觀測金星凌日。庫克也派人到東北角海岸與鄰近的茉莉亞島（Mo‘orea）觀測。前往茉莉亞島的班克斯提到他如何向當地人解釋這次觀測：「在金星首次內部接觸後，我帶著塔羅阿（Tarroa）、努那（Nuna）及他們的隨從前往觀測站與我的夥伴會合；我們向他們展示金星凌日的現象，並解釋我們是為了觀測這個現象前來。」那天，透過望遠鏡觀看天文現象的島民可能認為觀測行為是這群訪客的一種宗教儀式。在社會群島（Society Islands）上，人們稱呼金星為塔烏魯阿－努伊（Ta‘urua-nui），她是星辰之母阿提亞（Atea）的女兒，象徵和平與繁榮。
觀測金星凌日使用的是反射望遠鏡，這種望遠鏡藉由鏡子來聚焦光線。目的是記錄金星經過太陽表面時四個階段的精確時間。庫克也提到他在金星堡的觀測：
「一整天萬里無雲，視野非常清楚，我們希望的各項條件都齊備了……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環繞金星外圍的大氣層或暗影，這會影響我們觀測的接觸時間，特別是兩次的內部接觸。索蘭德博士、格林先生與我都做了觀測，我們觀測到的接觸時間，其中的差異遠比我們預期的還大。」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挪威與加拿大的觀測上，我們現在知道這是地球大氣層亂流導致望遠鏡看到的金星影像趨於模糊（稱為「黑滴現象」）。儘管如此，法國天文學家傑羅姆．拉朗德（Jérôme Lalande）卻能使用1761年與1769年收集到的資料計算出，地球到太陽的距離是153,000,000公里，與實際距離149,600,000公里（92,900,000英里）的誤差小於百分之三。

複雜與多元的科學探險史詩

黃相輔（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科學史及科學哲學博士）

庫克船長的探險本身就是傳奇。姑且不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是如何將庫克推上國家英雄的神壇，三次環球航行的壯舉便足以將庫克放進航海名人榜，與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與鄭和等前輩相提並論。以科學史的角度來看，庫克的探險拓展了歐洲人對太平洋的知識，完全符合典型的探險史詩敘事：探索未知的領域、發現前所未見的新事物。庫克身為科學探索「英雄」的文化象徵意義，超越了大英帝國的脈絡，甚至延續到太空時代──庫克環球航行的船艦「奮進號」與「發現號」的大名，被美國太空總署用來命名太空梭。而他在日記中自述「……來到在此之前無人抵達的遙遠之地」，也是啟發科幻經典《星艦迷航記》（Star Trek）主角詹姆斯．寇克（James T. Kirk）的原型，以及該系列振奮人心的格言「勇敢航向前人未至之境」（To boldly go 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的由來。
2018年是庫克自普利茅斯港出發展開第一次環球航行250週年，大英圖書館因此策畫「詹姆斯．庫克：航行」特展，本書即出自展覽官方指南。大英圖書館的特展向來以材料豐富著稱，在專業策展人的巧思下，將各種館藏或借展文物組織成別出心裁又兼顧多元視角的敘事。本次庫克特展也不例外。館方羅列相關的第一手史料，包括庫克與隨行人員在途中的日記、繪畫、地圖（或海圖）手稿，採集回來的動植物標本與原住民文物，以及返國後的信函與各種出版品。利用這些第一手史料，館方鉅細靡遺地鋪陳庫克航行中的細節，讓曾參與遠航的眾多歷史人物「為自己說話」。
筆者有幸在特展期間訪問倫敦，而得以親炙本展。庫克三次航行牽涉的人事時地物龐雜，要把相關歷史背景釐清不是件容易的事。雖然本展覽的動線大致以時間順序安排，但三次航行之間的段落區隔良好，令參觀者不覺冗長雜亂。這不能不歸功於館方在空間布置方面的巧思。例如在第二次航行，敘事的重點放在船艦進入南極圈，這段展區的配色就以冷調的灰白、淡藍色為主，讓觀眾有彷彿身歷南冰洋的感受；而當觀眾來到各航行間的空檔，展區牆面就恢復暖色調的沉穩顏色，搭配暈黃燈光與肖像畫，讓人立刻聯想到主角此時正身處在英國家園的宅邸。
雖然以上的空間設計不易於書中重現，但本書在結構上也忠實反映了展覽動線，依序交代三次航行的背景與途中的細節。由於是展覽指南，本書的特色是「看圖說故事」，利用大量圖片配合文字說明的方式，串起庫克航行中的點點滴滴。這些圖片皆為展出的實物，是了解庫克航行的珍貴史料。即使沒有親臨展覽的讀者，也能輕鬆地來趟紙上「發現之旅」。

庫克的探險史詩不乏爭議。近年來，隨著去殖民化與原住民意識的興起，愈來愈多學者或文化界人士挑戰傳統的官方版本敘事，重新檢視庫克的英雄形象。庫克航行抵達玻里尼西亞與澳洲東岸，從歐洲的視角來看是「發現」；從當地原住民的立場，卻標誌著此後歐洲人大舉入侵、殖民，並徹底改變傳統社會與文化的開端。本書開頭舉兩幅不同時代的畫作為例，正好顯示兩種史觀的強烈對比：繪於二十世紀初的《1770年庫克船長在植物學灣登陸》，是大英帝國移民開拓敘事的延續；而二十一世紀戲仿前作的《在這裡，我們稱他們是海盜》，則把自詡文明開化的西方「發現者」狠狠嘲諷了一番。
庫克是探險英雄還是西方帝國主義者殖民的先鋒？這是至今各界仍爭論不休的問題。光是導致庫克在夏威夷喪生的那場衝突，無論是在場目擊者的證詞或後人的描述，就眾說紛紜：有人將庫克描繪成盡力維持和平的調停者；也有人將庫克描繪成在最前方率領攻擊的人。身為皇家海軍的軍官，庫克鞠躬盡瘁地執行探索任務，無可否認是為了英國的利益。庫克本人未能親身參與大英帝國後續在太平洋的勢力擴張，然而跟隨在探險家腳步後的，往往是商人、傳教士與殖民者。庫克身後不到數十年，英國在大洋洲建立了數個殖民地，最終形成現代國家澳大利亞與紐西蘭。
從全球史的脈絡來看，庫克的科學探索並非純粹為了求知，還牽涉軍事、貿易以及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利益。十八世紀的太平洋是西班牙帝國的勢力範圍；馬德里掌握了從美洲到菲律賓跨太平洋的貿易航路。為了挑戰西班牙，英國希望能在地圖上仍是一片空白的南太平洋尋求機會。這是庫克探索任務的重要背景。我們從書中可以了解，倫敦皇家學會與海軍部同時是庫克航行的推手，各自有盤算的目標。以金星凌日的天文觀測為例，皇家學會希望能藉此測定太陽與地球間的距離，拓展對宇宙的認識；海軍部則希望這些天文數據有助於解決測量地球經度的問題，以增進遠洋導航的精確性。更別提沿途的地理探索──尋找未知的南方大陸或西北航道──這些地理知識背後的戰略價值了。
庫克不是第一個抵達南太平洋或大溪地的歐洲人，然而其團隊在太平洋的長期停留，並對玻里尼西亞地理、人文與自然環境的詳細調查，是之前的歐洲探險隊前所未有的。這歸功於任務前的縝密計畫，以及隨行的科學團隊。這個團隊包括博物學者、天文學家，甚至畫家。帶領一群或許是「文弱書生」的科學團隊遠渡重洋，還要在荒野異地中求生存、與當地居民打交道，非常不容易。庫克傑出的領導統御、航海、測量與製圖技能，使他成為能勝任的人選。沒有英國政府與皇家海軍的資源，也無法支持三次遠航。國家（以及技術與商業）力量與科學研究互助結合的「大科學」（Big science），在庫克之後的科學探索任務愈來愈常見，從阿波羅登月到人類基因組計畫，無不是交織了複雜的社會與國際網絡。
庫克的科學團隊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莫過於參加第一次航行，後來成為皇家學會會長的約瑟夫．班克斯。班克斯是十八世紀典型的「紳士科學家」，家有恆產，經濟充裕，得以無後顧之憂從事科學研究。他保持與歐陸同行的聯繫，努力經營自己的學術網絡，不惜出資贊助庫克的遠航任務，藉此抓住隨行考察的機會。從班克斯的視角，我們看到十八世紀博物學家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這個生產自然知識的模式效率驚人，有賴研究者與專業畫家分工合作，以素描記錄所見所聞，再待後續完成上色與細部描繪。此外，由於班克斯不像庫克需負擔領隊責任，他得以較無顧慮地與原住民互動，甚至參與原住民的儀式，充分滿足好奇心。庫克航行對玻里尼西亞社會留下豐富的觀察與紀錄，班克斯的穿針引線發揮了不少作用。

庫克的航行也不全然是歐洲人的故事。在探索過程中，庫克與其船員不免與無數當地居民互動，有些互動是和平、好奇，甚至互惠的，有些則是致命的。儘管因現存史料的限制，我們對這些居民所知不多（諷刺的是，藉由外來探險家的描述，部分原住民得以在時光洪流中留存些許紀錄）。大英圖書館也坦承，雖然盡力呈現多元聲音，本書絕大部分史料講述的仍然是歐洲人的視角。然而，有好幾位玻里尼西亞原住民曾加入庫克的探險隊，留下不少珍貴的史料，例如在第一次航行中途上船的「客卿」圖帕亞。
圖帕亞來自大溪地附近的賴阿特亞島，是當地宗教的祭司，類似的神職人員在許多社會中往往是掌握與傳承知識的文化菁英。然而圖帕亞在大溪地不算得志：一來他在政治上站錯邊，效力的部族首領已經失勢；再來他並非土生土長，為了躲避戰禍才投奔大溪地，恐怕連大溪地人也視他為外人。庫克一行人停留在大溪地期間，班克斯與圖帕亞成為好友，最終說服庫克讓圖帕亞隨行。圖帕亞隨奮進號到了紐西蘭與澳洲東岸，可惜於返回英國途中在巴達維亞（今日的雅加達）病逝。
圖帕亞在奮進號上的角色相當微妙。他發揮了嚮導、翻譯與顧問的功能，在英國人與原住民接觸的場合擔任雙方溝通的中間人。但圖帕亞不是庫克的屬下，反倒比較像班克斯的私人賓客（庫克同意圖帕亞與他的童僕上船的條件，就是班克斯需負擔這二人的額外支出）。儘管庫克對圖帕亞的能力表示尊敬，但他不像班克斯對這位賓客較有交情；大部分船員對圖帕亞的印象就更不好了，認為他難以親近又愛擺架子。庫克曾評論圖帕亞「精明、理智又有天才」，卻也指出他「驕傲又固執，以致在船上常引起眾人反感」。船員對圖帕亞的反感，難免摻雜一些歐洲人對「印地安人」（當時對美洲與大洋洲原住民的泛稱）的優越情緒。很可惜圖帕亞沒有留下個人紀錄，我們無從得知他的想法，還有上船的理由。或許他也想去探索世界、隨奮進號去歐洲看看，或者視自己的加入為與庫克團隊的結盟，甚至可能希望借助英國人的武力驅逐占領故鄉的敵人。
庫克與班克斯所蒐集關於玻里尼西亞的知識，很大一部分的來源就是圖帕亞。圖帕亞就像一部活的百科全書，熟悉玻里尼西亞社會的文化、醫藥、天文、地理與水文等在地知識。這些知識由他的父祖輩以口述方式代代相傳。圖帕亞也精通導航技術，能記誦大溪地周邊群島的方向與所需航程，儘管自己或其父祖輩從未到過那些島嶼。有張標示大溪地周邊島嶼的海圖，就是西方與玻里尼西亞兩套不同知識系統混合的產物。這張海圖是庫克根據圖帕亞的情報，以歐洲製圖方式繪成，標示了東西南北四方位。但而圖上的島嶼卻不見得符合其實際位置，尤其是愈外圍、離大溪地愈遠的島嶼，誤差愈大。這可能是由於玻里尼西亞人的地理知識並不是建立在歐洲人習慣的絕對座標系統上，而是記錄航路上島嶼的相對位置，由居住之地向外同心圓式地擴張。
最近的研究也顯示，庫克航行途中記錄南太平洋風土民情的許多圖畫，其實是出自圖帕亞之手。有些是應庫克要求而繪，有些則是圖帕亞自己的觀察。最有意思的是其中一張描繪英國人與毛利人交易的場景，生動地記錄了雙方接觸的新奇與緊張感。圖帕亞以一位「第三者」的視角，見證了歐洲探險者開始改變毛利人「長白雲之鄉」的那一刻。圖帕亞在紐西蘭期間也試著「傳教」，與當地人交流宗教知識。由於圖帕亞來自毛利人祖先的原鄉，雙方的血緣、語言和文化相近，因此他的到訪頗受歡迎，其事蹟在不同部落之間廣為流傳。當庫克第二次航行重返紐西蘭，多次遇到毛利人追問圖帕亞的下落。對現代讀者來說，庫克是環球探險史詩的主角；然而從毛利人的角度來看，來訪的「遠親」圖帕亞才是代代口述相傳的傳奇人物。
圖帕亞不是唯一一位自願加入庫克行列的原住民，甚至有的原住民拜訪英國又返回大溪地。這些案例提醒我們，不只是歐洲人，原住民也以他們的方式探索外面的世界。那些熟悉的、非黑即白的歷史敘事，往往過於簡化歷史事件的複雜性。無論是歐洲人「勇敢探索域外蠻荒」的探險史詩，或是原住民「受帝國主義入侵壓迫」的斑斑血淚，都是複雜歷史事件的眾多面向之一。歐洲探險家固然有船堅炮利的科技優勢，在離母國千里之遙的陌生領域，常常需要靠外交手腕獲取當地居民的善意與資源。原住民也不是被動地面對外來者的衝擊，他們常主動尋求貿易或合作，利用外來勢力鞏固己方利益，甚至打擊本地的對手。而雙方在科學探索的過程中也充滿互動。當庫克與班克斯進行博物學田野調查時，仍需借助圖帕亞的在地知識。沒有圖帕亞的建議，英國人或許不會這麼順利地「發現」大溪地周邊的群島及紐西蘭。雖然玻里尼西亞原住民不具備西方天文學的知識，但他們熟悉星辰運行的精確程度──套句班克斯的話，恐怕「連歐洲天文學家都難以相信」！

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不顧天神的禁令為人類盜火，教人類使用火焰，成為人類掌握知識與發展文明之始。斗轉星移，普羅米修斯當初帶給人類的那一小盞星火，最後竟成為一團遮蔽視線的熊熊烈焰。1945年7月16日，領導曼哈頓計畫開發原子彈的美國科學家歐本海默，在新墨西哥州見證人類史上第一次核試爆。歐本海默事後回憶，那一刻在場的人都意識到「世界從此不同了」，他則想起印度經典《薄伽梵歌》中的一段話：「現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
歐本海默這段著名的感言，是科學家對自己行動所造成後果的沉重反省。套用流行的電影台詞，歐本海默是一位「受知識詛咒」的悲劇人物，始終被良知與責任心之間的矛盾折磨。他希望能搶先開發出原子彈，避免納粹德國先掌握這種終極武器；但他又無法不預見這項任務將開啟潘朵拉的盒子，使後世籠罩在核戰的恐怖陰影中。原子彈是科學作為兩面刃的絕佳象徵：人類對知識的探索能釋放出龐大的威力，也能帶來前所未見的毀滅。
庫克的航行不像發明原子彈那樣立即震撼世人，但也確實改變了世界，影響深遠且持續至今。無論庫克當初是否懷抱著和平善意而來，從他抵達南太平洋的那刻開始，玻里尼西亞就不復原本的社會與文化了，成為更複雜的世界體系的一部分。改變是好是壞，隨著時代變遷有不同論斷，恐怕永遠難以蓋棺論定。二十世紀以前的帝國主義者認為帝國統治給殖民地帶來文明、秩序與各種物質建設，現代化或「進步性」成為道德修辭上的立足點。後殖民時代政治風氣的轉變，讓昔日的「典範」褪色，反省與批判殖民者掠奪與屠殺原住民的不公不義。這一切使庫克在探索方面的成就如同哥倫布與麥哲倫的那般耀眼，也同時像這二位前輩一樣在歷史地位方面富於政治爭議。
庫克需不需要為他的探索行動產生的後果負責？這也許不純粹是歷史或科學問題了。我們無法期待人人都像歐本海默那樣深刻感性的反省。庫克有他所處的時代侷限及個人立場；他在日誌中對原住民處境與歐洲殖民前景的若干思考，反映了當代歐洲流行的思潮，包括啟蒙哲學家如洛克與盧梭在「政府」、「自然狀態」與「平等權利」等議題上的觀點。然而身為領隊的指揮官，庫克更關心的還是眼前實際的問題：如何確保團隊安全，完成任務並返航。
也因此這不是庫克個人的航行──途中的每個人，從班克斯到圖帕亞，擁有各自的立場、意志與行動。這也是大英圖書館規劃本展與本書的期望──平實地還原庫克三次環球航行的過程，讓史料為當事人各自發聲。而我們也得以銘記，任何「偉大」的科學探險，不是只有向未知邊疆前進的浪漫，而是有更複雜多元的面貌等待我們去發掘。

本書說明
致謝
地圖
導讀　複雜與多元的科學探險史詩／黃相輔
導讀　「三下太平洋」的探索旅程／方凱弘
導論
十八世紀的英國
第一次航行（1768-71）
第一次與第二次航行之間（1771-72）
第二次航行（1772-75）
第二次與第三次航行之間（1774 -76）
第三次航行（1776-80）
結論
參考書目
英漢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