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要寫那麼好的書
壹
我是其一，我的著作就是其二。——在談論我的著作之前，在這裡會先碰到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著作會被理解，還是不會被理解。我會說得隨便一點，這樣比較適合現在的情況：因為現在還完全不是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自己還不是時候，而有些人則會在我死後才出生。——將來有一天，人們會需要一些機構，不只在裡面生活，也會在裡面教導我對生活與教導的理解；也許甚至還會設立專門的教職來教人怎麼詮釋《查拉圖斯特拉》。但是，如果我現在就已經期待有耳朵和雙手能夠理解我的真理，這樣就完全違背了我自己的看法：現在的人不會聽、不會知道要從我這裡獲得什麼道理，這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也覺得這樣是對的。我不想被人搞混，——連帶地，我也不會自我混淆。——再說一次，在我的人生裡找不到任何一點「惡意」；在文獻方面，我也幾乎不知道有什麼「惡意」可言。但是純然的愚蠢卻太多了……
我覺得，一個人能獲得的稀有獎章之一，就是手裡拿著一本我的書，——我想，他會為此把鞋子脫了，——靴子就別說了……
有一次，海因里希．馮．史坦博士誠實地抱怨看不懂我的《查拉圖斯特拉》，我告訴他，這是正常的：只要能理解裡面的六句話，意思是：只要體會過裡面的六句話，就已經能讓凡人的境界超越「現代」人所能到達的境界。帶著這種距離感，我怎麼能期望自己的作品會被我所認識的「現代人」——讀過！——我的勝利正好和叔本華相反，——我會說「non legor, non legar」（譯註：沒有人讀我，將來也不會有人來讀我）。 ——別人對我的著作說「不」的時候，好幾次，他們的無辜都帶給我不少樂趣，我不想低估這種樂趣。這個夏天，正當我準備用我的重磅、太過重磅的文獻讓其他文獻站不住腳的時候，有位柏林大學的教授好意地暗示我應該使用另一種形式：不然不會有人會去讀這種東西。——畢竟那裡不是德國，而是曾經出過兩個極端案例的瑞士。一個是維德曼博士 刊在《聯邦》 的一篇論文，關於《善與惡的彼岸》，標題是《尼采的危險之書》，另一個是卡爾．許彼特勒 針對我的著作所做的綜合報導，一樣刊在《聯邦》，這兩篇文章就是我人生的顛峰了——我要小心，所以就不說是什麼巔峰了……
舉例來說，後者把我的《查拉圖斯特拉》看作是「高級的風格練習」，他希望我以後也能多顧及內容；維德曼博士則說我的勇氣可嘉，因為我致力廢除所有不會冒犯到別人的感覺。——因為偶然的捉弄，這些人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顛倒的真理，而且邏輯還前後連貫到讓我感到驚訝：其實什麼都不用做，只要「重新評價所有的評價」，就能用一種甚至值得關注的方式一針見血地評論我——而不是直接拿針來刺我……
我還在試圖對這件事做進一步的解釋。——畢竟，除了自己已經知道的事物，沒有人能找到更多東西，包括書也是一樣。因為經歷的有限，不得其門而入，也就聽不見宗廟之美。我們來想像一個極端的案例：有一本書談論的經歷完全超出尋常經驗或是座落在比較少見的經驗之外，——說出一系列全新經驗的全新語言。在這個案例中，一般人就是聽不見任何東西，而且還會有聽力方面的錯覺，以為聽不見任何東西的地方，就不會有任何東西存在……
這畢竟是我的平均經驗，如果硬要說的話，這是我的原創經驗。如果有人自以為懂我在說什麼，他其實是在按照自己的想像幫我預設立場，——而且還常常和我的立場相反，例如說我是「理想主義者」；至於完全不懂我在說什麼的人，會否認自己曾經關注過我。——「超人」這個字指稱的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成功，和「現代」人相反、和「好」人相反、和基督徒相反、和其他虛無主義者相反——在查拉圖斯特拉這位道德毀滅者的口中，「超人」這個字成了一個非常發人省思的字眼，但幾乎處處都被極其無辜地理解成另一種價值，與查拉圖斯特拉的形象完全相反，也就是說，超人被理解成是高等人的「理想」類型、一半「聖人」，一半「天才」……
其他博學多聞的笨蛋則自顧自地懷疑我是達爾文主義者；甚至還有人提到我最深惡痛絕的「英雄崇拜」，也就是克萊爾 的理論，他是一位違反知識與意志的異端份子。如果我在誰的耳邊說悄悄話，告訴他應該要去尋求切薩雷．波吉亞 ，而不要去找帕西法爾 ，他一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要原諒我，我完全不好奇自己的著作被評論成什麼樣子，尤其是報刊裡的評論。我的朋友和出版社都知道這件事，也不會向我提起什麼評論。在一個特別的情況下，我曾經一次看盡所有能對一本書——我的那本《善與惡的彼岸》——所犯下的各種罪行；我應該要對這件事情做一個友善報導才對。難道我們有可能會相信，《國家報》 ——幫我的外國讀者註明一下，這是一份普魯士的報紙，而我，不好意思，我個人只讀《辯論報》 ——他們認真知道要把這本書理解成「時代的象徵」嗎？他們真的會把這本書理解成真真正正的容克哲學 嗎？連《十字報》 都沒有勇氣這麼做了……
貳
這是為德國人說的：因為我的讀者們散居各處——而且全都是選召出來的知識份子，都是見過大風大浪、在高位歷練過的人物；在我的讀者當中，甚至還有幾位真正的天才。在維也納、聖彼得堡、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巴黎、紐約 ——到處都有人發現我的存在：我在歐洲平原的德國卻不為人知……
我承認，我更高興有人不是我的讀者，他們不曾聽過我的名字，也不曾聽過「哲學」這兩個字；但是，無論我去到哪裡，例如來到都靈這裡，每個人看到我都興高采烈、滿心歡喜。市場裡賣水果的婆婆們非得要挑出她們最甜的葡萄來給我，否則不善罷干休，這是我有史以來受過的最大恭維。哲學家就是要當到這種地步……
波蘭人不是平白無故被稱為斯拉夫人裡的法國人的。有魅力的俄國女人從來不會搞錯我該去的地方。我沒有成功變得莊嚴隆重，頂多就只是尷尬地裝裝樣子……
用德國人的方式思考、用德國人的方式感受——我什麼都會，唯獨這件事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
我的老老師里奇甚至還曾經宣稱，我連構思哲學論文的方式都像巴黎的小說家——既荒謬又刺激。但是巴黎人反而對「我的膽大心細」感到驚訝——這是泰納先生說的；——大家恐怕會發現我的作品裡到處都摻著那種不會變笨——不會變「德意志」——的鹽巴，也就是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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