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剃鬚刀走到喉結處，第二塊坡璃的破碎聲響起

合租客甲從前有個人，來到一片茂密的森林，想栽出一棵參天大樹。
合租客乙結果呢？
合租客甲死了。
合租客丙該。
合租客甲他又栽，死了。他還栽，繼續死。他繼續栽，還死。再栽，再死。
合租客乙上帝就沒感動一下？
合租客丙你看，想到上帝了。為什麼一定得想到上帝呢？
合租客甲上帝沒感動，上帝看煩了。他說你為什麼不試試種點草呢？
合租客乙跑森林裡種草？頭腦被上帝踢了？
合租客丙他種了沒？
合租客甲他彎下腰，貼著地面種出了草原。

──《城市啟示錄》

剃鬚刀走到喉結處，第二塊坡璃的破碎聲響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進了皮肉。先是脖頸處薄薄地一凜，然後才感到線一樣細長的疼痛。十二月的冷風穿過洞開的推拉窗吹進來。他咳嗽一聲，肥壯的血紅蟲子從脖子裡鑽出來，緩慢地爬過鏡子。余松坡抽紙巾捂住了傷口，抹掉剃須泡沫，腦袋伸出空窗框往外看。一個人在花園旁邊一蹦一跳地跑，等他看清對方的裝束，那個男人已經消失在霧霾裡。
能見度一百米。天氣預報這麼說的，中度轉重度污染。余松坡覺得氣象部門的措詞太矜持，但凡有點科學精神，打眼就知道「重度」肯定是不夠用的。能見度能超過五十？他才跳幾下我就看不見了。他對著窗外嗅了嗅，打一串噴嚏，除了清新的氧氣味兒找不出，各種稀奇古怪的味道都有。一刻鐘前他醒來，躺在床上打開手機，助理短信問：PM二點五爆表，預約的訪談照常？他回：當然。只能照常。霾了不是一天兩天，一爆表就不幹活兒，現在就可以考慮在家裡養老了。
他拉上百葉窗。霧大霾重天冷，擋住一點算一點，然後去廚房看另一扇窗。
那人先砸碎的是廚房那扇窗。衛生間的門和廚房都關著，聽著聲音悶悶地遙遠，余松坡沒當回事，他早把砸玻璃從現代生活中剔除出去了。什麼年代了，誰還玩這種粗陋幼稚的把戲。他撅起下巴，讓吉列剃鬚刀繼續往下走。然後衛生間的玻璃碎了，他的手一抖。
羅冬雨穿著睡袍走進廚房，余松坡正在比畫窗戶上剩下的玻璃和碎掉的那部分之間的大小。可以看作是奇跡，這扇窗玻璃只碎掉下面的一部分，上頭還齊嶄嶄地留在那裡，茬口切割一般的整齊。羅冬雨打了個哆嗦，把睡袍的下擺裹緊了，遮住露出來的一線光腿。她醒來是因為余果咳嗽。這孩子對霧霾和冷空氣都過敏，一有風吹草動就咳。咳嗽第一聲羅冬雨就醒了，下意識地看窗戶和空氣淨化器。窗戶緊閉，空氣淨化器還在工作。但余果還是空蕩蕩地咳。聽不見痰音，只能是受了刺激。她聽見廚房的門響，穿上睡袍就起來了。果然是冷風和霧霾。
「待會兒就收拾。」她說的是地上的碎玻璃。
「保留現場，」余松坡說話的時候能感到喉結在手底下艱難地蠕動，「出現了恐怖分子。」他想把這個清早弄得輕鬆一點。他很清楚，這幽默不是為了寬慰羅冬雨，而是緩解自己的焦慮。惹事了。但他搞不清惹下的事對正在演的戲和自己的藝術生涯有多大影響。他確信自己是個優秀的戲劇導演，他也確信自己不是一個優秀的戲劇演員，他的表情已經跟剛才的幽默貌合神離，所以他如實地補了一句，「有人砸了咱們的窗戶，我馬上報警。」他把紙巾從傷口上拿下來，血還在往外滲。
「我去拿創可貼。」
羅冬雨轉身去找藥箱。睡袍擺動，余松坡看見她光裸圓潤的腳後跟。他把廚房的百葉窗也拉下，霧霾鎖城，兩個好看的腳後跟是多麼奢侈。
從房間裡出來，羅冬雨已經換上了家居服。她在穿衣鏡前給余松坡貼創可貼。先用酒精棉球消毒，余松坡痛得暗暗抽冷氣。他仰著脖子，目光向下只能看見羅冬雨頭髮縫中白淨的頭皮。沙宣洗髮水的味道。不管他和祁好用什麼牌子的洗髮水，羅冬雨都堅持用沙宣，她自己買。散發著好聞味道的黑髮中間那道筆直的頭縫，讓余松坡發現了別樣的性感。他突然想抱一抱這個在他們家做了四年保姆的女孩子，或者被她抱一抱。跟欲望無關，是脆弱。好女人總能讓男人感覺自己是個孩子。他有點覺得自己不容易了，媒體和輿論對他的新戲似乎已經不是感不感冒的問題了。
「該嫁了，小羅。」他說。
「等一下。」羅冬雨說。她是讓他別說話，喉結上下躥動影響她操作。
余果在咳嗽。她把創可貼的兩端按了一下，去冰箱裡取出昨天調製的蘿蔔蜂蜜水。霍大夫說，別沒事就給孩子吃藥。兩周前她和祁好帶余果去看傳說中的中醫霍大夫。余果咳嗽一個半月，北京能跑的醫院都跑遍了，能吃的藥也都吃遍了，還是咳。祁好朋友的朋友介紹了霍大夫。霍大夫很神，他的神不在只有三十二歲就成了傳說，也不在他七歲成了盲人，也不在他極少開常規的藥方，只以食療和推拿手法祛病；他的神在，聽完羅冬雨詳盡地羅列了余果一個半月來的病情與反復，以及余果的日常細節之後，慢悠悠地轉向只能偶爾插上幾句話的祁好，慢悠悠地說：「你這當媽的得上點心啊。」
他一個年紀輕輕的瞎子怎麼就斷定我不稱職？回家的車上祁好一路都在流眼淚。他們在霍大夫跟前沒有透露出半點私密的信息，三個人自始至終都沒給對方任何稱謂。霍大夫把過脈，說當如此如此。開出的唯一方子是，咳嗽時喝蘿蔔蜂蜜水。管用。這幾天余果幾乎不咳了，但從昨天下午開始，霧霾捲土重來。玻璃一碎，余果在睡夢中也有了反應。
照祁好出門前擬定的食譜，羅冬雨做好早餐。跟一個多月來的每一天一樣，余松坡在早飯桌上都要解決很多問題，家裡的，劇組的，媒體的，好像是余果咳嗽以後他才開始忙的。今天他沒法送孩子去幼兒園了。當然他也沒送過幾回，余果現在中班，一年半裡送接都算上，他進幼兒園也不超過十次。祁好稍微要多一些，逢年過節給老師送禮這事也讓保姆來辦，有點不合適。在飯桌上余松坡撥打一一○報了案，砸了廚房又砸衛生間，肯定有預謀，姑息只能養奸。
作為在美國待了二十年的「海歸」，這點法律意識還是有的。有話法庭上說，誰都別在背後耍小動作；砸玻璃，簡直可笑到下流，不能忍。不過他一會兒就出門，錄口供只能羅冬雨代勞了。還有，警察來過之後，趕緊給物業打電話報修，冷風受得了，霧霾受不了。看過那個新聞嗎？科學家做了實驗，小白鼠吸了一禮拜的霾，紅潤潤的小肺都變黑了。黑了就黑了，回不去了。不可逆。羅冬雨記下了。飯後，余松坡在玄關前換鞋時問：
「你祁姊啥時候回來？」
羅冬雨搖搖頭，機票不是她訂的。
這幾天余松坡的胃口欠佳，最愛吃的煎土雞蛋早餐是也只切了蛋白的三分之一。祁好擬的食譜：蛋黃不吃，膽固醇高。羅冬雨吃掉了蛋黃和剩下的蛋白。牛奶（脫脂的），麥片粥（降血脂），烤全麥麵包片，西紅柿。據說奧馬巴早餐也是這些。余松坡多一樣，辣椒醬，「老乾媽」。這是漂泊海外的後遺症。羅冬雨剛來的時候，余松坡在飯桌上講過，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戲劇專業的研究生時，有段時間忙論文，顧不上到餐館裡洗盤子搞創收，窮得揭不開鍋了，見到彩票信息就兩眼發綠。有一天在校園的海報欄裡看到條消息，紐約華人留學生協會搞了一個問卷活動，既像腦筋急轉彎又像有獎競猜，回答精妙者有獎。他拿了頭獎，三個月的生活費一下子解決了。有道題他答得讓所有評委都擊節。問：華人留學生心目中最慰鄉愁的女神是誰？他答：陶華碧。陶華碧是「老乾媽」的創始人，這一款辣醬不僅解決了所有留學生的吃飯問題，還撫慰了背井離鄉的悲愁。不管能不能吃辣的，老乾媽都讓他們嘗到了祖國的滋味。
羅冬雨把餘家的早餐食譜推薦給父母、弟弟和男朋友，沒一個當回事。父母在蘇北農村，早飯一年到頭只有兩款：春秋冬三季是稀飯饅頭或餅外加一碟鹹菜，來客人了就多炒個雞蛋；夏天是白開水饅頭或餅外加鹹菜。弟弟畢業後留在北京，每天工作到後半夜，早上起來就該吃午飯了。男朋友送快遞，作息倒是規律，作為前廚師，余家的早餐他唯一感興趣的是編外的「老乾媽」。較起真來，韓山用鼻子哼一聲，這不是營養和飲食習慣的差異，是城鄉差別、中西差別，是階級的問題。余松坡兩口子都是紐約來的海歸。
儘管沒耽誤余松坡的早餐，羅冬雨知道自己還是起遲了。晚了半小時。照她的習慣，若無特殊情況，余松坡和祁好早晨看見她的第一眼，必是一個洗漱完畢、清清爽爽的羅冬雨，而不是早上這樣，蓬頭垢面、睡袍一放鬆就露出兩條光腿。的確遇到了意外，半夜余松坡發病了。
過了子夜她沒來由地進入了眠淺的狀態，薄薄地浮在睡眠的表層，空氣淨化器微弱的聲響她都聽得分明。余松坡臥室門咯噔一聲打開時，她精確地醒來，隔著她和余果的房門以及空曠的客廳，她判斷著余松坡棉拖鞋與大理石地板摩擦的方向。當她發現他不是朝向衛生間也不是朝向廚房，而是在客廳裡轉了一圈時，果斷地穿上睡袍打開門。借著窗外北京夜空含混的霓虹燈光，以及客廳裡另一台空氣淨化器上藍色和橘黃色的指示燈，她看見余松坡睡衣褲整齊地貼著客廳墻角在走，眼神安詳但表情緊張，五官之間在相互較勁。以她的經驗，余松坡會越走越快，擺臂幅度漸大，直到失控，最終會喊出聲來，對家具大打出手。這個過程只需要五到八分鐘。來得及。她在悄悄走向客廳東南角的留聲機時，覺得自己後半夜的眠淺就是為這一刻準備的。她預感到了這個四十六歲的男人今夜要出問題？她打開留聲機，調到合適的音量，當唱針落到黑漆膠片上時，〈二泉映月〉的二胡聲像憂傷的月光落滿了客廳。
余松坡的速度慢下來，手臂的擺動也跟著緩慢而抒情。他閉上眼又睜開，五官逐一放棄了戒備，回到它們原來的位置。一張平和帥氣的中年男人的臉。羅冬雨站在留聲機旁不出聲，看著這個只比自己父親小五歲的男人，這個著名的話劇導演，他有千般好，但她在敬仰之外也生出了憐惜和悲哀。他的行動越來越輕柔，仿佛擔心打斷了這深潭般的音樂。他在認真聽，但他不知道他在聽，他不知道正是這一曲子，唯有這一曲子才能平復他身心裡的焦慮、恐懼和躁動，然後他按照音樂的節奏起伏著右手，轉身往臥室裡走。當他關上門，又過一分半鐘，羅冬雨關掉了留聲機。可以了。他返回到先前的睡眠裡，仿佛不曾起來過。
早上出門，余松坡甚至都沒有看那台德國造的留聲機一眼。如果看了一眼，肯定沒有看第二眼。仿佛他不曾起來過。他當然知道那台留聲機對他的意義。這個家唯一不能動的就是留聲機，電源永遠都通著，黑膠片從來都不換，從最外圍往裡數，第二十一圈開始是閔慧芬演奏的〈二泉映月〉。哪怕一年用不上一次。要聽音樂有音響、功放，古典音樂、現代音樂、中國民樂、世界各國民歌，包括〈二泉映月〉，但留聲機裡的〈二泉映月〉必須隨時待命。四年前，羅冬雨站在這個家的門檻外面，祁好只問了她一個問題：能否嚴守祕密？她說能。祁好說，那就好，請進；這祕密比他們家保險箱密碼都重大。然後祁好把她帶到留聲機前，花了一個小時教會她如何在五秒鐘之內讓閔慧芬拉起〈二泉映月〉。祁好小心翼翼地拍著留聲機黃銅做的大喇叭，那簡直就是一朵冷傲的巨型牽牛花。祁好說：
「保險箱可以動，這個不能動。著火了，保險箱可以扔，這個不能扔。」
但祁好沒告訴她為什麼。主家不說她就不能問，這是規矩。來餘家的第六個月，秋天的後半夜，她起來給余果沖奶粉，那時候祁好正和她、余果睡在一個房間，祁好不喂母乳，夜裡也很少起來照看孩子，只是偶爾過來陪他們睡著。祁好突然坐起來，說：「冬雨，快，〈二泉映月〉。」她的緊張把羅冬雨嚇了一跳，羅冬雨放下奶瓶就往客廳跑。她看見一個人影正張牙舞爪地朝留聲機沖過去，她甚至都沒看清那人是余松坡就搶到了他前面，哢，哢，哢，哢，她頭腦裡的秒針走動了四下，〈二泉映月〉響起來。稍稍不那麼完美的是，閔慧芬是從第二十二圈拉起的，然後她看見余松坡停在原地，狂躁和恐懼緩慢地從四肢和幽藍的臉上褪去，那些劍拔弩張的力量隨著絲弦飄曳走了，一個陌生的余松坡轉瞬即逝，他像過去一樣沉默、平和，轉過身，在剩下的二胡聲裡回了自己房間。
夢游。祁好的說法。她說遇到重大刺激或情緒動蕩，余松坡會在後半夜夢游。放心，我們家老餘不傷人，要傷也只會傷自己。〈二泉映月〉能治，所以，這就是留聲機的祕密。
羅冬雨不完全相信這種解釋，但也挑不出毛病；當年她在衛校裡學的是護理，老師沒講這些。她也沒往深處想，只在喂余果奶粉時腦子裡轉了兩個念頭：一是，如果她沒有及時趕到，余老師會砸了那留聲機嗎？二是，有錢人真任性，治病聽的〈二泉映月〉也得用進口的老骨董放。
再後來，祁好無意中說起，他們回國時，三隻行李箱裝下了他們在海外二十年的家當：幾身衣服，二三十本書，十幾張面具，一台留聲機，和八百九十五美元。羅冬雨在心裡哦了一聲。如果是夢游，那也由來已久。
四年多余松坡夢游過三次。也可能更多，只是羅冬雨不知道。原因當然也不便問。她沒學過家政，但護理課上老師教過，護理過程中，有時要裝成是個瞎子、聾子和啞巴。她是護理專業那一屆最優秀的畢業生。
七點一刻，羅冬雨叫醒余果。余果照例要賴上幾分鐘的床。三分鐘後，小傢伙已經完全清醒，但讓他穿衣服下床依然要大費周章。羅冬雨有辦法，昨天泡進浴缸裡的恐龍蛋裂開了，一隻粉色的小恐龍探出了腦袋。余果來了精神，自己穿好衣服。刷牙，洗臉，喝一杯溫開水，從家裡走到小區門口的幼兒園，通常距早飯上桌還剩下五分鐘，正好讓他坐定了出口涼氣。全北京最好的私立幼兒園之一，一日三餐都由幼兒園營養師親自搭配。祁好看重科學。
為了免受冷風和霧霾之苦，羅冬雨把洗漱的傢伙拿到了樓上的衛生間。余果咳嗽著從樓下跑上來，後腦勺上和老鼠尾巴一樣粗細的長壽小辮子也跟著蹦。他把剛露頭的小恐龍從蛋殼裡揪出來了。
「冬雨阿姨，恐龍怎麼這麼小？」
「剛破殼出來，當然小，放回去它才能繼續長大。」
「我剛生出來也這麼小嗎？」
「比它大。」
這個比較羅冬雨自己都笑了。恐龍蛋是她在超市采購時順手買的玩具，每顆拇指大小，放水裡泡二十四小時，小恐龍破殼而出；再泡二十四小時，小恐龍會長大兩到三倍。這麼微小的變化已經讓余果驚奇不己了。
「那我生下來時有多大？」
「這麼大，」羅冬雨比畫了一下，覺得現有的尺寸不夠樂觀，又把兩隻手的距離拉開了一點。「咱們果果生下來是個胖嘟嘟的洋娃娃。」
「像它一樣胖嗎？」余果指著墻上他貼的加菲貓圖片。
「你把小恐龍送回去阿姨就告訴你。」
余果生下來比一隻貓大不了多少，還是瘦貓。分娩時祁好三十八歲，大齡產婦。為了保住余果，她搭上了半條命，從頭一次找不到胎音開始，出血，胎位不正，臍帶繞頸，羊水不夠，孕期高血壓、高血糖，就沒有連著三天消停過的。懷孕九個月，祁好在婦幼保健醫院待了不下四個月。余果生下來就被送進了保育箱。祁好看見醫生手裡倒頭拎著一個紫不溜秋的小玩意兒，哪是個孩子，就是只病貓嘛，她放聲大哭的力氣都沒了。這一眼毀了她做母親的自信。背地裡她一直抱怨余松坡，為什麼非得要個孩子，二人世界不是挺好麼。差點得了產後抑鬱症。也是為此，她決定把羅冬雨帶回家。在醫院的幾個月裡，羅冬雨是她的私人護理，她想到和沒想到的，羅冬雨都做得很好。
羅冬雨是她請的第三個護理，跟前兩個相比，羅冬雨不僅悟性高、技術好，還懂得尊重別人的隱私；生活中的隱私，生理上的隱私，哪怕女人之于女人的。有羅冬雨在跟前，做女人做母親、祁好心裡都有了底。
再從樓下跑上來，余果已經忘了他生下來有多大的問題，他鄭重地跟羅冬雨說：「阿姨，衛生間的玻璃碎了。」
「天太冷，凍的。」
「多冷？」余果也比畫起來，一個籃球大小的圓，「有這麼冷嗎？」
羅冬雨重複了他的大小，「有。不過果果刷完牙洗完臉，冷就變小了。」
出門她給余果戴上最新款的防霾口罩。網上售價四百多，防霾率據說高達百分之九十六，當然早就賣斷了貨。

後記

這部小說是個意外產物。照我的寫作計畫，它至少該在三年後誕生。《耶路撒冷》寫完，我就開始專心準備一部跟京杭大運河有關的長篇小說。這小說既跟運河有關，運河的前生今世必當了然于胸，有一堆資料要看，文字的，影像的；以我的寫作習慣，從南到北運河沿線我也得切實地走上一兩趟，走過了寫起來心裡才踏實；小說的一條線在一九○一年，這一年於中國意義之重大，稍通近現代歷史即可明白，這一年晚晴政府下令廢止漕運，也直接導致了運河在今天的興廢，如此這般，二十世紀前後幾年的中國歷史也需要仔細地梳理一遍；凡此種種，有浩繁的功課要做，我是預料到工程之大的，但沒想到大到如此，一個問題盤帶出另外一個問題，一本書牽扯到另外一本書，筆記越做越多，我常有被資料和想法淹沒之感。有一天我面對滿桌子的書發呆，突然一個感覺從心裡浮上來：有件事得幹了。這個感覺如此熟悉，我知道有小說提前瓜熟蒂落，要加塞趕到前頭了。這小說就是《王城如海》。
那時候它還叫《大都市》。在此更前它叫《大都會》。我寫過一個中篇小說，叫《小城市》，寫的的確就是從大城市看小城市裡的事。寫完了意猶未盡，想換個方向，讓目光從小地方看回去，審一審大城市。當然是以北京為樣本。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十幾年，不管我有多麼喜歡和不喜歡，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處境，面對和思考這個世界時，北京是我的出發點和根據地。我也一直希望以北京這座城市為主人公寫一部小說，跟過去寫過的一系列關于北京的中短篇小說不同。區別在哪裡？在「老書蟲文學節」上，與美國、英國和愛爾蘭的三位作家對談城市文學時，我開過一個玩笑：很多人說我「北京系列」小說的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這次要寫高級知識分子，手裡攥著博士學位的；過去小說裡的人物多是從事非法職業的邊緣人，這回要讓他們高大上，出入一下主流的名利場；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國內流竄，從中國看中國，現在讓他們出口轉內銷，沾點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氣，從世界看中國；過去的北京只是中國的北京，這一次，北京將是全球化的、世界坐標裡的北京。放言無忌的時候，這小說才剛開了頭不久，但真要通俗、顯明地辨識出兩者的差異，這一番玩笑也算歪打正著。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從動筆之初它就沒法叫《大都會》。美國作家唐．德裡羅有個長篇小說叫《大都會》，寫紐約的；有德裡羅在前，且紐約之大都會稱謂世人皆知，我只能避開。那就《大都市》？與《小城市》相對。和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總編輯韓敬群先生聊及該小說，他以為「大都市」不好，聽著與「耶路撒冷」不在一個級別上，過兩天發來一條短信，蘇東坡的一句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王城如海》如何？我嗯嗯地敷衍，只說備用。沒想透的事我不會貿然答應，尤其是小說題目。我是必須有了合適的題目才能把小說寫去的那類作家。接下來的好多天，我把「王城如海」寫在紙上，有空就盯著看。我讓這四個字自由地發酵和生長，讓它們的陰影緩慢地覆蓋我想像中的那個故事，直到某一刻，它們巨大的陰影從容、開闊、自然地覆蓋住了整個故事，好，題目和故事恰當地接上了頭，名叫《王城如海》的小說才真正出現了。就它了，也只能是它。王城堪隱，萬人如海，在這個城市，你的孤獨無人響應；但你以為你只是你時，所有人出現在你的生活裡：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
以我的經驗，瓜熟蒂落的小說不能拖，拖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你再也不會碰它。熟過頭，你對它的好奇心和陌生感喪失殆盡，寫作真就變成一個程序化的機械勞作，背書一樣面對稿紙複述，寫作讓人著迷的尋找和探究的快樂蕩然無存，這樣的寫作于我是折磨，寧可不幹。所以，既然意外懷孕，那就當其時令，該生就生。
二○一六年一月一日上午，我坐到書桌前，怎麼看都覺得是個良辰吉日，就攤開習慣用的八開大的稿紙，在第一頁的背面寫下「王城如海」四個字，第二頁的背面開始寫小說的第一句話：「剃鬚刀走到喉結處，第二塊坡璃的破碎聲響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進了皮肉。」余松坡的故事從此開始。
自元旦日始，到五月十八日三稿畢，十萬餘字的小東西用了近五個月。我無從判斷寫作的速度快還是慢。有快的，長篇小說《夜火車》十來萬字，一個月寫完了；也有慢的，《耶路撒冷》四十萬字，折騰了六年。但不論快慢，沒有哪個小說比《王城如海》更艱難，很多次我都以為再也寫不完了。寫作《耶路撒冷》的六年裡，橫無際涯的時光如大海，我一個字一個字艱難地往電腦上敲，也沒有為一部小說的無力完成如此焦慮過。不是故事進行不下去，也非中途反復調整，要一遍遍推倒重來──這些都不是問題，我從不為寫作本身的問題如此焦慮和恐懼；只要耗得起，寫作中幾乎不存在過不去的檻兒，實在越不過了你就等，最終時間會慷慨地拉你一把。我遇到的是另外的問題。
多事之秋。各種疾病和壞消息貫穿了《王城如海》的整個寫作過程。在動筆之前祖父就進了兩次醫院，溶血性貧血。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種奇怪的疾病，血液可以在一個九十六歲的老人體內相互打架，自我消耗，血色素的指標像股票一樣隔天就直線往下掉。本地醫院配不出祖父需要的血，溶血太厲害，血型都測不出來，只好轉院到隔壁城市最好的一家醫院。多次嘗試，血算是補上了，其他問題出來了。上年紀了，各種器官的功能都在衰竭，醫生讓我把祖父想像成一輛老爺車，各個部件都處在報廢的邊緣，汽油供不上只是半路拋錨的一種可能。當然，油上不去，將會加速某些零部件的提前報廢；而對一輛老爺車來說，哪個部件都報廢不起。補過血，回家，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再四個小時的車躺著去那家醫院。如此反復，祖父真折騰不起了，溶血性貧血在大劑量激素藥的遏制下，成了威脅生命的次要因素，身體的其他部件揭竿而起，醫生說，每一個臟器都可能隨時說不。正是在眾多的「不」聲中，我在遠離故鄉的北京開始了《王城如海》的寫作。千里之遙不能淡化任何一點擔憂和焦慮，相反它在加劇和放大，你使不上勁兒，聽風就是雨，你會為你使不上勁兒羞愧，自責你逃離了災難現場，自責你因為距離造成的冷漠，每一次祖父走到死亡的關口，我都覺得自己是幫凶。我使不上勁兒，連口水都不能端給祖父喝。
祖父是個老私塾，被打成右派前是小學校長，其後被責令當了多年的豬倌。平反時年紀也大了，離休終老，在鄉村裡也算大知識分子；闖蕩過世界，毛病很多，見識也有，但在兒孫問題上還保留了老腦筋，最心疼我這個唯一的孫子。凡我的事，都有另外一套規矩辦。從小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念書了，回家也和老人住一起，感情自不必說。小時候最大的樂趣之一是去鎮上趕集，祖父騎著自行車，逢集就帶上我，進了集市不管餓不餓，先給我買二兩油煎包子。那是我吃過的最香的包子。出門念書了，從一周回來一次到一個月回來一次到一學期回來一次，再到工作結婚後經常一年回老家一次，祖父迎送的習慣從未改變：我離家之前一兩個小時，他就會拎著馬扎坐在大門口，聽著我收拾行李的動靜，我出門，他也站起來，拎著馬扎一直沉默著跟我走到巷子口的大路上，怎麼勸都不回去，只說，「走你的」，或者「我就看看」。哪天我從外面回來，祖父會提前幾個小時坐到巷口的路邊，就坐著，坐累了回家，抽根菸喝杯茶，過一會兒拎著馬扎再去巷子口。有一年冬天回老家，大雪，車晚點，到家已經半夜，八十多歲的祖父實在熬不動，上床睡了。父親接我，用手電照著巷口至家門前的路，雪地裡很多趟相同的腳印，把雪都踩亂了。父親說，祖父一晚上就沒幹別的，一趟趟地走，跟他說也沒用。那時候手機電話都通，我啥時候能到家早就通報得一清二楚，但祖父堅持摸黑往巷口去，嘴裡還是習慣性的那句話：
「我就看看。」
那夜我到家，在院子裡中說第一句話，就聽見祖父在房間裡說：「回來了？」
祖父從不諱言他對孫子的看重。他像一部上不了路的老爺車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時，一度因為器官衰竭頭腦出現了混亂，身邊的人一個都不認識，聽誰的名字他都茫然。小姑在電話裡告訴我，只在聽到我名字時，祖父突然清醒了，說：「那是我孫子。」
待在北京寫作《王城如海》的每一天，都穿插著多通類似的關于祖父病情的電話。最多的一天，我和家人來回通過二十多個電話。不通電話我焦慮，通過電話我更焦慮，真像蝴蝶效應，家人任何一點悲觀的判斷和情緒都能在我這裡引起一場風暴。每一通電話之後，我都得坐在書桌前穩半天神，拼命地喝茶、翻書，讓自己一厘米一厘米地靜下來，直到下筆時心裡能有著落。
工作之餘我都盡量寫一點，一天兩百字也力圖有所進展。完全停筆不動只在春節前後，我拖著行李箱直接去了醫院，二十四小時守著祖父，一直到除夕前一天回老家。祖父堅持回家過年。有天早上醒來，他說我這是在哪裡，為什麼周圍都是白的，房子連個屋頂都沒有？醫生說，天大的事也等過了年再說，別讓老人有遺憾。這話說得我的心懸了整個年關，生怕祖父出什麼意外。好在挺了過來，祖父又長了一歲。在老人身邊焦慮的確是少了，我可以把祖父攙扶到陽光底下，可以端茶倒水，可以為祖父處理大小便問題，我使得上力氣了。那段時間幾乎不想《王城如海》的事，帶回去的稿子停在哪句話上，離開老家時還在哪句話上，我甚至都沒把稿紙打開，背回去的一堆空白稿紙原封不動地背回來。回到北京，坐下來，繼續在書桌前的煎熬，跟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我時刻擔心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確定性的消息。祖父的狀況確實在每況愈下。醫生的結論只有兩個字：隨時。我便在寫作中隨時提防那個「隨時」，而這個「隨時」讓我的寫作斷斷續續、舉步維艱，讓我覺得每一次順利地接續下來都像是一場戰鬥。實話實說，半程之後的《王城如海》，我沒能感受到絲毫的寫作快感，我仿佛在和死神爭奪一個祖父。
五月十八日，三稿結束。六月二十四日，祖父在家中去世，該日故鄉降下多年不遇的大雨。願祖父在天之靈安息！
壞消息在這五個月裡扎了堆。祖父尚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裡，四姑胰腺上查出來有腫瘤，醫生初步診斷是惡性，因為慎重，特從省城醫院請來了主刀大夫。六個小時的大手術，一家人在手術室外掉眼淚。還好，切片結果，良性。我在電話裡得到消息，覺得在生死之戰中，終於勝了一局。四姑待我極好。在鎮上念初中那會兒，學校沒法給低年級學生提供床位，住不了校，我在四姑家住了很久。四姑炒得一手好菜，念大學了，我去學校之前經常繞道四姑家，先吃一盤四姑做的剁椒雞蛋再去坐車。祖父的病情之外，電話內容裡又多了一項，四姑的病情。
四姑術後不久，父親腳腕處積水，嚴重影響了行動，服侍祖父都感到吃力，不得已也開了一刀，臥床數日。他們遠在老家，我唯一可以接近的方式就是電話。我從來沒有如此感激過電話的發明者，偉大的亞歷山大．貝爾；我也從來沒有如此痛恨過這個美國人，每當我坐在書桌前，心緒不寧、驚慌失措地面對《王城如海》的空白稿紙時，我就想，這個小說是永遠也寫不完了，我沒有那麼多的心力應付接踵而至的壞消息。
這些都不算完，看過小說的讀者會發現，小說中花了不少篇幅寫了北京的霧霾和一個叫余果的五歲男孩，他在故事發生期間正經歷曠日持久的咳嗽；他的小嗓子對霧霾過敏，PM二點五稍微往上飆那麼一點，在他那裡就立竿見影。沒錯，寫作這小說的過程裡正值北京曠日持久的霧霾，也因為這霧霾，我四歲的兒子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咳嗽，他和余果一樣，對霧霾過敏。剛治好了，霧霾來了，咳嗽又起；費了很大的力氣再治，差不多了，霧霾又來，咳嗽再起。寫《王城如海》的四個多月裡，兒子前後咳嗽了三個多月。聽見他空空空的咳嗽聲，我同樣有種使不上勁兒的無力感和絕望感。那段時間，兒子清一下嗓子，我都會心驚肉跳。白天糾結他上幼兒園穿什麼衣服，穿多了怕他上火，肺熱咳，穿少了又擔心著涼，肺寒咳或感冒咳；我睡得遲，睡前零點左右，看一次他被子蓋得如何，淩晨四點鐘左右還會醒來一次，看他是否蹬了被子，身上有沒有微微的汗意。從早上起床到半夜突然醒來，一天要看掛在書櫥上的溫度計好多次。明知道氣溫變化不會大，還是認真地去數兩個度數之間的一個個小格子，我要精確到半度、四分之一度、八分之一度、十六分之一度。
我從未如此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正大踏步地走進我的中年生活：日常生活每天都在提醒我，我是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寫作《耶路撒冷》的時候，我三十出頭，以一個青年人的心態豪言壯語，要努力進入寬闊、複雜、博大的中年寫作，並為此很是認真地想像過，中年寫作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現在不必刻意地想像了，我已然中年，照直了寫，大約就不會太離譜。在小說裡，我多次寫到霧霾，與其說要在其中加入一個環保和批判的主題，毋寧說，我在借霧霾表達我這一時段的心境：生活的確是塵霧彌漫、十面霾伏。
當然，我肯定知道誰都不能永遠都過開心的好日子，生老病死，聚散離合，乃是人生題中應有之義，聖誕老人也不負責每年都往你的小襪子裡塞禮物。說到恰好是情真意切，說多了就是自戀，招人煩，憑什麼你遇到點事就吧啦吧啦磨叨個沒完？所以，打住。《王城如海》已經結束，兒子的咳嗽早已痊愈，在小說裡的那個霍大夫精心理療下，小東西現在身體倍兒棒，兩個小腮幫子上又有了嬰兒肥的跡象。四姑康復良好，逐漸適應了腹腔內摘掉部分器官之後的空。父親為腳腕處積水上了兩次手術臺，現在傷口完全愈合，回到了之前的健步如飛，只是在夜深人靜時，還會慢慢尋找腿部皮肉和骨頭之間曾有親密無間的關係。而祖父，已在天上，只有他老人家再也不會回來了。
《王城如海》是用筆寫的，在高度發達的高科技時代，我給它找了一種古典的誕生模式。從二○○三年起，我就告別了稿紙，大大小小的作品都在電腦上敲出來。從前年開始，突然對紙上寫作恢復了熱情，喜歡看見白紙上一個個漢字順次排列下去，甚至塗塗改改、東加西嵌的鬼畫符似的修改方式都看順眼了。一些小文章就開始斷斷續續用筆在稿紙背面寫，寫完了錄入電腦，錄入時順便就修改。《王城如海》是我的電腦時代最長的一篇手寫文章，第一稿就用了近兩百頁稿紙。紙是《人民文學》的老骨董，八十年代雜志社通用的大開本，電腦來了，稿紙就淘汰了，剩下兩箱子一直庫存。前幾年雜志社裝修，地方變小了，用不上的東西都須清理，眼見兩箱稿紙要賣廢紙，我截了下來，竟派上大用。
過去出門出差，有稿子要趕，就得哼哧哼哧背上電腦，重不說，機場安檢拿進拿出還得隨身攜帶，太麻煩，現在出門扯下幾張稿紙，對折，往包裡一塞，走哪寫哪，輕省簡便，對日益膨出的腰間盤都是個貼心的福利。最主要的，不必在電腦開機關機的諸般儀式上浪費時間，還可以避開我的一個壞毛病：每次打開電腦都要把寫好的部分從頭到尾看一遍。工作忙了，日常也諸事煩擾，經常前面的萬把字還沒梳理上一遍，事就來了；下次坐到電腦前，又要重新來過，于是一次次溫故卻不能知新，家人都看不下去了：你這哪是寫作，分明在複習迎考。
──那就稿紙，攤開來就寫，一頁六百字，再加兩三頁富餘的以備寫壞了撕掉，兩千字的短文帶五六張稿紙就足夠了。極大提高了我出門在外和忙得只能見縫插針地寫作的效率。
《王城如海》就是在一次次焦慮、無助、悲傷和恐懼平息之後，下一次焦慮、無助、悲傷和恐懼來臨之前的間隙裡，一頁一頁地寫出來的。也因為攜帶方便，這部小說跟我走了很多地方，出門我把它折好放在一個專用的文件袋裡，確保它平順和整潔。但在印度，這小說差點流了產。一月份去新德裡參加世界書展，從加爾各答飛德裡，小說稿和與它有關的寫作筆記，一個詳細記錄我的構思和點滴想法與部分細節的硬皮本，放在行李箱中托運，我人到了德裡，行李箱丟了。看著空蕩蕩的行李傳送帶咣噹一聲停下，我的汗刷地就下來了。我極少重寫，哪怕一篇短文，丟了就丟了；實在要重寫，也得找到一條全新的路徑，原樣拷貝在我看來只是考驗記憶力的體力活兒。還有那個硬皮筆記本，這小說構思了好幾年，零散的想法都記在上面；你讓我把筆記本合上，問裡面都記了些啥，對不起，五分之一的內容我都想不起來，只有看到了，一個關鍵詞我也能想起一大片的東西來。兩樣東西都丟不起，除非《王城如海》我不想要了。
與機場工作人員交涉。找不到。那也得繼續找。別人的行李都在，我的就沒理由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還是找不到。務請繼續找。迷路了也得讓我知道迷到哪條路上了。那天晚上工作人員快給我煩死了，從十一點一直忙到淩晨一點，來了消息：找到了。至今我也沒搞清在哪裡找到的、分揀行李時出了什麼岔子，顧不上了，千恩萬謝了一番，想的就是趕緊打開箱子，把小說稿和筆記本裝進隨身攜帶的雙肩包裡。走哪帶哪心裡才踏實。
我把《王城如海》的失而復得看作一個預言，在異國他鄉都沒丟掉，回到國內，在我手上更不能讓它丟了：決不半途而廢。疾病和壞消息席捲的幾個月裡，我的確多次感覺沒力氣把它寫完了，甚至只剩下最後不足一萬字時，我都動過撂挑子的念頭；這些時候我就回想德裡機場的那一夜，我執著地耗在行李傳送帶邊，跟工作人員理論，旁邊是一群寬慰和支持我的師友，他們陪著我直到柳暗花明的淩晨一點。在印度它沒丟，說明它不想丟，那就不該丟。既如此，凡事都得過去，凡事也都能過去──我深呼吸，喝濃茶，鋪紙握筆，繼續寫下去。
這是我幾個長篇小說中最短的一個，篇幅符合我的預期，我沒想把它寫長。尤其在四十余萬字的《耶路撒冷》之後，我想用一個短小的長篇緩衝一下，喘口氣；也想換一種寫法，看看自己對十來萬字的長篇小說的把控能力。《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這個小說我想嘗試做減法；《耶路撒冷》是放，這小說要收；《耶路撒冷》是悠遠的長調，《王城如海》當是急管繁弦的斷章。兩者相近處：一是結構要盡量有所匠心，形式上要有層次感；二是小說中處理的絕對時間，都沒有超過一周。
小說寫完了，除去一直都在進行的邊邊角角的細部修改，主體工程大約就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寫作過程中，覺得就小說有滿肚子話要說，寫完了，放一放，那些話竟然給放沒了。也好，表明都過去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

二○一六年七月十日，知春里一八零四

目次

1 剃鬚刀走到喉結處，第二塊坡璃的破碎聲響起
2 他完全想像得到那四個記者會問些什麼
3 所有孩子都戴著口罩進幼兒園
4 工作室門窗緊閉，助理和四個記者都在
5 終於能坐到飄窗前喝口水，羅冬雨抱著她的大臉貓瓷杯子
6 孩子一生病，家裡的氣氛就不對了
7 問題不大。霍大夫給余果號了脈
8 五點半不到，所有主創人員都來齊了
9 你發誓，咱們的談話你不會告訴任何人
10 羅龍河找到一本書，像《聖經》一樣厚
11 大風已到張家口，這一回千真萬確
12 剛起床就犯睏，這在過去沒有過

後記

王城如海

王城如海（二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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