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山坡】
吳濁流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由祖父牽著主人翁的手，走過春天的山坡，明媚地開場。
山坡頂處，昔日常有土匪強盜出沒，林相險惡，人們常以穿龍頸稱之。祖父在這兒給孫子講了年輕時候遇蛇的鬼怪經驗，整本小說第一句對白，由祖父開了口：「一切都改變了！」
在那個春天，陽光照在背上暖和，即便山路走得汗濕，涼風吹進衣衫也讓人覺得爽快。青草與林木氣味隨處可聞，兩三隻不知名小鳥，鳴叫著飛過樹枝。人在如此大自然，仍屬簡單而渺小，狐狸與松鼠在樹林裡大搖大擺跳現，動物凶猛，即使是大膽的漢子，日暮天暗，也不見得敢隻身經過。
然而，如同老者的預感，一切即將改變。這趟春之旅，是祖父帶著愛孫—這日後的亞細亞孤兒，遭逢時代扭曲，四處惶然難以安置，終了不得不崩潰瘋狂的人—要去拜會祖父同窗彭秀才，請求啟蒙的日子。
越過穿龍頸，視野一開，山下茶園新綠，茶女山歌遙遙可聞。孩子覺得新奇，老人卻對山歌忌如蛇蠍。村郊廣場植有榕樹，對面就是雲梯書院。祖孫倆由明亮戶外走進暗室，見筆筒插幾枝朱筆，牆上掛了張孔子像，昔日在同儕間被公認為出色拔尖的彭秀才，正落寞陰沉地躺在床上吸鴉片，這時，聽人恭敬喊上一聲：「彭先生！」
他張開眼睛，看清來人，隨即振作起來，整理儀容，把屋外讀書嬉鬧的孩子給喝斥安靜，轉過去和照顧他的胡老人，謅言謅語說起話來。
兩個老人，一個孩子，暮色帶著希望來。彭秀才曾志向舉人或進士，更上一層樓，誰知天年一改，人生前半盡付流水。他心裡的屈委抑鬱因老友來訪得了點安慰，告辭時，彭秀才且在太明頸項掛了一串銅錢。不過，當這群最後的私墊孩子長大之後，他們以新語言、新文體所寫的小說裡，如彭秀才這般滿腹詩墨卻喪失現實舞台的人，依舊難逃被寫成斜陽沒落的命運，甚者，不分青紅皂白扣上舊帽，堆成時代灰燼。相對而言，《亞細亞的孤兒》，開場的祖父倒是留下了一個明智練達的形象。
這位祖父，對古之輝煌懷有憧憬，面對西潮驚奇，亦能身段柔軟，擇良木而棲，在家族鄉里具鎮守力，臨事判斷不誤，簡直是完美的角色。留在孫輩記憶裡的自家祖父，彷彿被童年的糖衣包裹著，留下了一個溫好典型。呂赫若小說〈清秋〉裡的祖父，可說是這個形象的高點。任憑時代進退，白雲蒼狗，祖父依舊植菊為樂，在書房裡看古書，像是那已經被摧毀了的過去所留下的少數資產。「我覺得家裡的長輩都很了不起，每天持續地忍受平凡的日子。」面對掌握不住的現代生活，決戰期的苦悶，許多台灣青年或許開始懷念那個童年的胡太明，渴望回到春天的山坡，讓祖父找塊石頭坐下來歇腳，氣定神閑拿出愛用的竹煙管來裝菸絲，點上火，說出一個又一個使人對天地心生嚮往的故事來。
不過，話說回頭，其實，翻過那個春天的山嶺，翌年春節，胡太明及其祖父，這對情感篤真的祖孫，又在黃昏時分一起出了門。這次為的是去看元宵節花燈。不料，那晚，在一片擠著爭睹藝妓的混亂人群裡，老祖父不巧挨上了警察的棒棍，一個踉蹌，還是跌進了驚惶的時代。
【熱帶果樹】
夏日炎炎，熱帶島國，惟五顏六色甜蜜果實以解暑。荔枝、龍眼、鳳梨、芒果、木瓜、蓮霧都屬台灣特有物種，閱讀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經常也可聞見這些水果香氣，或做景致，或寓他意，台灣作家對這些果物的取材，除了偏愛或細膩，幾乎讓人懷疑另有居心。
或可從異國情趣來理解。清朝李鴻章將台灣形容為「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想藉以打消日本人侵占之心，但在日本的殖民帝國實驗室裡，台灣可是第一個綿延至熱帶的新領土，注定得以生態新奇與民俗殊異來取勝。諸多關於台灣的文獻軼聞，島上的自然生態、人們洗不洗澡或食不食內臟料理之類的生活行事，若非被描繪得十分離奇可笑，就是以一作百的刻板印象。
我們的作家，固然不可能滿足於這類說故事的方法，不過，浪漫營造異國情調，實在也是個前進中央文壇的便利方法。故鄉，到底該怎麼寫呢？是要描實還是裝飾？
右偏一點，是仿了外地文學的腔勢，左傾些，則隨時可能拉政治警報，文字若非被刪就是塗黑，真個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動輒得咎。於是有些台灣寫手挪用熱帶的風光水影、鄉野傳奇，找到一個巧妙折衷，這其中當然存有故鄉情思之抒懷，但某程度來說，何嘗不是打入殖民母國文壇的獨門招式，特別是三○年代日本中央文壇逐漸面臨瓶頸的時候，來自殖民地的風土情趣，成了一個新鮮的出口。
因此，那些小說，讀起來，往往特意展示著一種南國風情：故事頻繁上演於傳統宅院，各式各樣熱帶植物的芳香與樹影被提點出來，陪伴小說人物記憶幸福或無言地在困境中徘徊。這種借物造情的技巧，以龍瑛宗最為周知，他亦不避諱直接使用植物來題名，如〈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有蓮霧的庭院〉；木瓜樹累累結實，暗喻了（物質拖垮精神的）生活的艱難；而蓮霧樹下的大石頭上，生於台灣的日本少年藤崎，正以口琴吹奏著遙遠的〈荒城之月〉。
混雜的人，混雜的生活，各式各樣接枝混生的植物果實，物換星移。戰後傳唱歌謠〈美麗島〉裡的植物意象，原出詩人陳秀喜：「稻草，榕樹，香蕉，玉蘭花」，解嚴後呂赫若次子呂芳雄追憶父親，提到了家中荔枝園。
呂赫若老家在潭子，據說台灣引入黑葉荔枝，最早就是在那兒。不過，一九四九年，他變賣了潭子家產，北上開設印刷廠，不久，即涉入《光明報》事件。呂赫若開始逃亡，留給妻子最後幾句話：「如果人家問妳，就說（我）到日本去了。」
如果他是真到日本去了，那也很好。可惜無人知曉。呂赫若就此失蹤。留在豐原娘家的妻小，開始草木驚惶的生活。妻子把丈夫的藏書與手稿，一疊一疊整理綑綁起來，兩個十來歲的兒子，於「家中前面的荔枝園，挖了坑，把父親所留下來的手稿及書籍全部埋掉。埋好之後，還在上面潑了幾桶水。父親的手稿，寫好尚未發表的〈星星〉以及收藏的書籍，從此化作一堆塵土。」
讀到這裡，環繞著美人形象、被形容為翠玉般晶瑩剔透、甜美的荔枝，忽然，起了點苦澀的滋味。
【鳳凰花一九四六】
一九四五年夏，戰事頹喪瘋狂，盟軍密集轟炸台灣各地，台北城四處烈火熊熊。他結束了《台灣新報》的工作，混跡許許多多疏散避難人潮之間，回到新竹山村老家，家家戶戶關緊了門窗，捻熄了燈，躲空襲過日子。外街不時傳來警察吆喝，壯丁團的跑步聲，黑黝黝的夜色，他憤慨而哀愁地與悶熱對峙著，沒法子讀書，亦不知道敵機什麼時候要來。
不多久，他在報上看到短短一則消息：原子彈投下廣島。他大吃一驚，他不是全無時代預感，知道大勢已去，但這災禍簡直超出想像。村裡有些低低的交談，恁多憂患亦心寬，日子難過，但也許就快結束了。他極端敏感於周遭的氣氛，卻又不敢做什麼確定打算。這樣的時局，誰知道下一秒鐘自己是否遭逢不測。他得撐過才算數。
然後，彷彿只是瞬間的靜止，八月十五日，聽人說天皇玉音放送，家裡連收音機也無，只好跑到朋友家聆聽。電波沙沙，傳出沉緩的漢文訓讀體，無法立即明白內容，可是，那確實是人的聲音。幾個人你看我，我看你。這是天皇？終戰？他感覺到自己的心跳，幾年的徬徨忍耐，這時似乎全都圍繞過來。日本真的戰敗了？他與朋友
雖然曾經這樣料想，可是，現在？接下來呢？我們會變得怎麼樣？
很多年後，他在電視上再次目睹當年情景，成千上萬民眾伏身遍地，啜泣拭淚。
「爾之衷情，朕善知之。」他的心情依然不能平靜，彷彿他是其中一人，但又不是，確確實實不是，那個朕再如何善知也絕不可能理解他的衷情，但為什麼那畫面卻有一股強烈哀戚傳達到他身上—光復，光復，光復。他回到台北。售柴的，售菜的，售龍眼的，售荔枝的，人人湧生一股簡單興奮。朋友葉君形容：光復後的每一個日子都是奇異的日子，每天都有新奇的經驗。他雖處在失業狀態，但面對所謂勝利氣勢，人生至此常被壓抑的浪漫習性，便十分竄鬧起來。思量之前未及實現的理想，那自處女作以來總覺伸展不開的文學之路，現在，應該會有一個全新的轉機吧？
他那被戰事拖累以致出版夢碎的小說集，也許可以再加設法？眼前這樣荒蕪亟須重建的時勢，應該有很多事務是他可以從事的吧？他東想西想，腦子裡轉著各式各樣新奇雀躍的念頭。
那是個夢的夏天，戰爭傷痕累累，他發熱般地寫作，從夏天寫到冬天，筆下語氣變得具體而積極，他邊寫也覺得納悶，為何忽然放棄過去在乎的氣氛色彩，任憑種種材料直向奔流而來，民族主義、青天白日旗、汕頭來的男子……
回想起來，儘管短暫，但他的確曾經改變過。他走出了與自己作為一悲哀浪漫主義者的垂憐相對，然而，是他一下燒過了火？抑或他總是太快看到事情的暗面？他感到那些樂觀激動彷彿海市蜃樓，揉個眼，忽然找不著了。他準備好起跑，工作卻始終沒有著落。戰前和他一起在報社當編輯員的王君和呂君，繼續提著熱情奔走新時代，他雖跟隨參與過一些，但又好像不在其中。漫遊大街，霓虹冶豔，對比戰時薄暮禁燈，墓場般的死寂，恍若隔世。眼前山珍海味，他卻阮囊羞澀，空著肚子走回家，看路旁有些日本人低頭變賣家具書籍，秋風寂涼，他漸漸故態復萌，起了憂鬱。
不久之前，與晴子會面，她的神色是黯然的。這青春的情感，一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純潔情愫，到底要以什麼形式才得安頓呢？他不斷思索男女之間是否有友誼的存在？他們依舊守禮地重視彼此，奢想年華老去，仍有可憑恃過活的回憶。漫步淡水河邊，眼見隨夕照隱沒的大屯山、觀音山，河面古樸的帆船姿影，漸趨漸暗。戰爭結束了。他與晴子默默無語地走著。
過完一個深冬，愈來愈多朋友被遣送回日本，別離的傷感深深攫住了他。他伏在桌前，給晴子寫一封告別的短簡。為追逐生計，他要離開台北到台南去。妻與孩子們正在收拾衣物發出細細碎碎的聲響。他想起昔日搭乘台糖板車去到南投的情景，以為有天有地的年少志向，還有花蓮夜以繼日、寂寞無比的海浪聲。人生至此，似乎總在為一口飯遷徙，苦惱於精神與現實的雙重逼迫，白日為五斗米唯唯諾諾折腰，夜裡則因文學的饑渴而簌簌流淚。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