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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Corp│B型企業

一家公司獲得B型企業認證，意義就相當於咖啡獲得公平貿易認證。任何尋求獲利的企業，要有明確的環保或社會使命以改變世界現狀，就可以獲得B型企業認證。一般的認知是，如果追求最大利潤會阻礙完成使命，B型企業就不會去做。要成為B型企業，必須通過一套認證流程，以證明公司是真心要達成使命。B型實驗室（B Lab）是一家全球性的非政府組織，2006年首次為企業提供B型企業認證，目前負責監督整套認證流程。在2015年之前，全球42國有逾1,400家B型企業，反映出新一代主張「做好事來把事做好」的創業者興起。在美國有越來越多州，企業可以更進一步設立「福利企業」以體現使命，並且實際獲得法律許可，無須追求最高利潤。

backwardation│逆價差

這是指某種大宗商品的現貨市場（在現貨市場中，當天就要交割）估值高於期貨市場（在期貨市場中，未來某個時點才要交割）。一般而言，因為有利息成本，期貨價格會高於現貨價格，除非市場預期商品的價格長期會下跌，可能是因為供給出現暫時性的瓶頸。反之，現貨價格低於期貨價格，稱為「正價差」（contango）。

balance of payment│國際收支平衡

這是指一個國家所有自國外流入的錢減去同一時期流出該國的錢之後的總額。這通常可以再細分為「經常帳」和「資本帳」。
經常帳包括：

▍有形貿易：在美國又稱為「商品貿易」，指實質商品的出口與進口
▍無形貿易：指提供服務，例如銀行服務、廣告、無形商品（例如著作權）等所收付的金額，以及跨境支付的股利和利息
▍私人移轉，例如海外工作者匯回家的錢
▍官方移轉，例如國際援助

資本帳包括：

▍長期資本流動：例如海外企業投資的錢，以及出售這些投資後匯回本國的利潤
▍短期資本流動：例如國際投機客投資他國貨幣的錢、跨國企業為了業務目的在全世界各地挪動的資金。短期資本流動很可能導致匯率劇烈波動。匯率和貨幣的正確價值並沒有太大關係（貨幣的價值是由基本價值指標，如購買力平價決定）。

欠債必須還錢，同樣的，一國的帳到最後必須平衡（但現實生活永遠無法做到這麼乾淨俐落，因此，通常會插入平衡調整項以修正不一致）。
「國際收支平衡危機」是充滿政治意涵的詞彙，一個國家可以在不損及經濟的前提下背負經常帳赤字多年，因為與國民所得和財富相比，這類赤字很可能不過是九牛一毛。確實，如果造成赤字的原因是因為企業從海外進口技術和其他資本財，提升生產力，經濟體可能因此受惠。比較麻煩的赤字，是公部門必須透過融資處理的赤字。倘若公部門在加稅、借貸上有所限制，或是少有金融準備，那更加麻煩。舉例來說，俄羅斯政府在1998年8月無力支付外債利息，無法從國際金融市場借到更多錢，也無法對正在崩解的經濟體加稅，在俄羅斯境內更找不到任何人願意借錢給政府──這是貨真價實的國際收支平衡危機。
在21世紀最初幾年，美國的經常帳赤字成長到國內生產毛額的5％以上，使得美國經濟越來越仰賴（也越來越讓某些經濟學家擔心）對外信貸，尤其是來自中國的資金。

balanced budget│預算平衡

在同一時期內，公部門的總支出等於稅收加公共服務費用的政府總收入時，即達成預算平衡。美國等國家的政治人物主張，政府應該要達成預算平衡，以維繫穩健的公共財政。然而，從經濟上來說，沒有任何理由指稱公部門借貸就一定是壞事。如果負債是投資於能夠提高經濟體成長率的事務上，例如基礎建設或教育，負債便有道理。而且政府借貸的成本通常低於比其他債務人。努力在完整的經濟週期間達成預算平衡，而不求每年平衡，在經濟上來說比較合理，因為公部門的赤字能在衰退時刺激經濟，結餘則能在景氣好時阻止過熱。

bank│銀行

一開始，銀行是保護你的錢的地方，後來則變成創造信用的主要源頭。自1980年代以降，越來越多債務人到金融市場，以及信用卡公司與消費信貸企業等非存款機構告貸，削弱了傳統銀行貸款的獲利能力，導致許多銀行涉足新的業務領域，例如銷售保險保單和共同基金。傳統銀行也開始推動證券化的流程，將自家的各種貸款包裝好後，拿到金融市場出售。隨著信用緊縮，銀行系統與金融市場雙雙遭到衝擊，2007年夏天這套流程嚴重崩壞，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後果。
就算在尚未發生信用緊縮問題之前，什麼方法能最有效率區分出同樣從事放款的銀行與其他機構，都有很多可討論之處。經濟學家們爭論不休，探討企業不靠銀行，反而倚重股票和債券市場來取得投資資金的經濟體（像美國），效能是否高於傳統上仍以銀行為企業主要資金來源的經濟體（像德國）。
銀行有各種形式，「商業銀行」也稱為「零售銀行」，直接為一般大眾服務，並貸款給企業（多半是中小企業）。過去，商業銀行多半透過分行網從事業務，但現在有越來越多事務交由自動櫃員機和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接手。「批發銀行」多半和其他銀行與金融機構進行交易。「投資銀行」也稱為「商人銀行」，著重於透過私人投資者或在金融市場裡為企業籌資，找到買方購買公司的股票與債券。全方位的銀行從事上述多數或全部項目，包括銀行保險業務（也就是利用銀行的經銷管道來銷售保險）。這類銀行長期以來是歐洲各經濟體的一項特色，但是在美國，〈葛拉斯—斯帝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等金融法律把不同形式的銀行業務切分開來，不讓銀行從事保險業務。這些法律在1999年正式廢除，但在這之前的幾十年，監理單位已經改變法律的適用方式，觸發銀行業更快速整合。即便如此，由於相關法律多年來禁止銀行業跨州經營，使得美國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多的貸款機構。2015年，美國有超過5,300家銀行（已經少於2000年時的逾8,000家），相較之下，德國不到1,800家，義大利約有700家，而法國則有約600家。
2007年開始出現信用緊縮，繼而則有2008年金融崩盤與大衰退，銀行系統普遍承受壓力，許多銀行倒閉或瀕臨倒閉，多國政府插手干預，試圖穩定金融體系。政府將動輒幾十億美元的資金注入銀行，協助他們達成法定的資本適足率。一流的投資銀行變成了商業銀行，接受更嚴格的監督，換取額外的政府援助。在許多國家（包括美國和英國），政府要求取得（至少暫時持有）一流銀行的股份，同時也引進更嚴格的規範，監督銀行的活動。新規範造成的立即性衝擊，就是使銀行大量避開承擔風險的活動，並使得所謂的「影子銀行」產業興起；後者所受的監督要少得多。這番戲劇性的變化到底造成的全面性結果是什麼，要等到多年後才會見分曉。

barrier to entry (or exit)│進入（或退出）障礙

這是企業阻止競爭的方法，也是一種重要的現存者優勢。障礙主要有四種：

▍企業擁有重要的資源（比方說油井）、獨家營運執照（比方說，可以用特定波長進行廣播），或者擁有某些智慧財產（例如專利）。
▍具備規模經濟的大企業也擁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因為與其他規模較小的對手相比，能用更低的成本大量產出。
▍既存公司可以投入大筆的沉沒成本，在諸如廣告等方面花大錢，任何對手若想有效競爭必須起而效尤，若競爭的企圖失敗，之前投入的這類成本將毫無價值。
▍強大的企業可以拉高退出成本，藉此阻礙他人進入，比方說，把長期聘僱變成業界慣例，使得解聘員工變成所費不貲的流程。

behavioural economics│行為經濟學

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重點放在解釋人們實際做出的經濟決策，特別著重和傳統經濟學理論預測的人類行為相牴觸的決策。行為學家借用心理學的決策模型，強化或取代傳統的經濟理性（即經濟人）思維。心理學家認為，對遺憾的恐懼會對人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常導致人為了避免輕微的失敗風險而放棄重大利益。人經常有「認知失調」的傾向，就算新證據和自己的信念不一致，也會堅持己見，因為他們長久以來就是這麼相信著。還有所謂的「錨定效應」，讓外界的建議造成過度的影響。人顯然也有「維持現狀偏誤」，會願意下重本以維持現狀。此外，人也會拖延。
傳統的效用理論假設，人會在大格局的脈絡下做個人層面的決策；但心理學家發現，一般來說，人通常用很表面的方式進行劃分。人也會在特定的心理狀態下做選擇，而不考慮這些事物在其他狀態下有什麼意義。許多證據指出，人會固執且不理性地抱持過度的信心。人也很容易受到「後見之明偏誤」的影響：當一件事情發生，就認定自己早就知道了。行為經濟學核心的展望理論，便掌握了以上的多項特色。
近幾年，越來越多人有興趣了解個人的行為偏誤如何加總成為大規模的群眾不理性，包括金融泡沫的形成。包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許多政府，都在使用行為經濟學設計政策，運用推力鼓勵人民表現出更好的行為（比方說，促進健康飲食或提高繳納應付稅額的比率）。

▍▍▍關於本書

本書的目的，是闡述經濟學和最重要的經濟學觀念，並揭開關鍵經濟學術語和概念的神祕面紗。本書意在做到實用，不打算針對經濟學理論提供全面性的概覽。書中重點放在影響工作、價格和貿易的經濟學上，不管是在董事會上或酒吧裡，不管是政治人物還是名嘴，這些問題都會讓大家爭得面紅耳赤。簡而言之，本書著重的是觸及與影響日常生活的經濟學。

接下來的內容，會按照英文字母順序來解釋相關術語、專有名詞和概念，也有一些一流經濟思想家的簡短生平介紹。需要對照參考不同條目時，會特別以粗體字標出詞彙。基於本書的性質，無可避免的，書中很多條目借用了許多人的心血，包括許多在《經濟學人》雜誌上發表過的文章，以及之前的經濟學導讀，特此感謝。我要感謝所有同事與同路人，他們對本書貢獻良多，在此特別感謝奧斯卡．曼德茲（Oscar Mendez），謝謝他寶貴的研究，為新版提供了強力支持。

前言│為什麼經濟學在我們的生活中越來越重要？

以經濟學而言，目前大概是最令人亢奮的時間點。雖然多數的經濟學家讓人避之唯恐不及，尤其是某些經濟學家，因為他們提出的想法促成了2008年的金融崩盤和之後的大衰退。但人們還是經常求教經濟學家，請他們提出見解和答案，詳細解釋影響生活各個面向的重大議題，包括地球如何永續存在。

時代快速變動，經常有人質疑人類社會將何去何從，如果你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以及該如何因應，對經濟學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是必要的。這本秉持《經濟學人》雜誌精神寫成的書，目的就是要協助非經濟專業出身的人更快速理解經濟學。

我們就從最基本的問題出發：何謂經濟學？

「經濟學就是經濟學家做的事。」雅各布．瓦伊納（Jacob Viner）如是說。他是21世紀一流的經濟學家，但他的答案並無太大幫助。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Regan）則說，經濟學家是一群超脫俗世的人，「他們看到實務上有些做法有用，然後就在想，理論是不是同樣也有用。」比較有用的定義是《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兩位作者從根本上提出的講法，他們說經濟學是在「研究誘因──人們如何得到他們想要的或需要的，尤其是在別人也想要或需要同樣的東西時。」

人常常會爭奪相同的東西，這一點或許點出了經濟學的最佳定義：經濟學是研究社會如何運用稀少的資源。或者，用比較掉書袋的方式來說，經濟學是一門「選擇的科學」。

不管是土地、勞力、原物料、資本、創業精神，還是時間，如果沒有「稀少」的問題，就不需要選擇如何運用這些資源創造最大效果，經濟學也就無用武之地了。在最好的情況下，經濟學可以在個人面上和集體面上幫助人們做出適當的選擇，並告訴人們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最有效率地運用稀有資源的方法是什麼。

目前，經濟學有三個面向最讓人熱血沸騰，每一項都亟需這一行裡最聰明的人注入新的想法。

首先是總體經濟，這門學問談的，是如何用最好的方法管理整個經濟體。儘管在事情發生之前，已經有人對金融崩盤和大衰退提出警告，但其力道之猛、幅度之深，還是讓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大感意外。多數國家的經濟復甦腳步也慢到出乎意料，讓預測會出現典型相對快速經濟反彈的傳統經濟學跌破眼鏡。

其次，個體經濟學發動了一場革命，傳統經濟學結合更符合實際人類行為模式，將焦點轉向如何改善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這包括創新的商業模式（如Uber和Airbnb開發的手機應用程式），以及運用所謂的「推力」鼓勵人們，導引他們以自身（以及社會）的最大利益行事（若缺乏誘因，他們可能會做出次佳選擇），藉此增進政府的效能。

第三，大衰退的嚴重性，以及氣候變遷與日俱增的威脅等等，激盪出迫切的辯證，討論經濟與社會之間、組織與個人目標之間的關係。一味地追求經濟成長，人們將背負超出能力範圍的債務，因此在經濟走下坡時變得極為脆弱，從而做出種種威脅環境永續生存的行為，難道我們不應該以更好的目標導引經濟走向，比方說「社會進步指數」或不丹模式的「國民幸福毛額」？

▍金融崩盤之後的總體經濟學

打從自由市場的自由放任經濟學，結合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edman）的重貨幣論出頭，取代1970年末期、1980年代初期大政府、自由支出的正統凱因斯學派以來，今天，關於總體經濟學的辯證比任何時候都沸沸揚揚。

2008年金融崩盤與隨之而來的大衰退，摧毀了以下這種主張的可信度：世界經濟已經進入「大緩和」階段，通膨與失業率恆低。這場戰役持續延燒，需要發展出總體經濟政策的新範式。這股需求很緊急，尤其是，政治人物絕少觸及經濟稀少性的現實，大力鼓吹民粹主義，他們吸引的是想要因應現在的經濟問題、但又不想做出艱難選擇的選民，讓情況更是火上加油。

2008年金融崩盤，引發大衰退，凸顯了過去傳統總體經濟思維的嚴重錯誤。各國的央行與財政部等總體經濟決策重鎮匯聚了滿室的經濟學家，但這些人大部分都未偵測出金融體系即將毀壞，低估了損害的程度。受創的不只是金融業，更波及經濟體的其他面向。（民間的經濟學家表現也好不到哪去，只有末日博士諾瑞爾．羅比尼﹝Nouriel Roubini﹞預測總體經濟將出現末日。）提出大緩和概念的，正是這些人。他們也確信，由於採用了以尖端金融經濟理論為基礎的風險管理系統，金融體系有能力控管更高的債務。

投資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台後，接著的是前所未見的金融崩盤，並出現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深重的全球經濟衰退。主流經濟學家至少有一點值得喝采，因為他們協助政府從大蕭條中學到最重要的一課：他們需要趕快撐起金融體系，提供某種財政刺激方案，以避免出現大蕭條2.0版。

即便如此，對於是什麼理由引發危機，以及該應用哪些適當的政策因應，經濟學家們莫衷一是，到目前為止仍是如此。（雖然這麼說，但經濟學家們何時達成共識過了？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開過一個有名的玩笑，他是這麼說的：「光是叫所有經濟學家躺下來頭腳相接，他們也得不出結論要朝哪個方向。」）

有些經濟學家主張，崩盤過後，最佳的總體經濟政策是樽節政府的支出與借貸，至少在公部門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比例高的國家是如此。隨著名目利率逼近零，有些國家的央行藉由購買銀行的債務，試圖強化銀行體系，改善經濟體制，這樣的政策稱為「量化寬鬆」。此舉雖然看來有正面效果，至少短期先在美國收效，繼而在歐元區發酵，但是長期可能造成哪些後果仍是經濟學家之間激烈爭辯的主題。

讓很多人訝異的是，催生出大衰退的環境，是一個將通膨視為最大經濟威脅的世界，但大衰退卻導引出新的焦點，讓世人關注起價格下跌造成的重大危險，會不會演變成通貨緊縮，以及如何防範這件事發生。

由於金融崩盤與大衰退，使得某些既有的全球總體經濟斷層面更加惡化。歐盟努力建置新的單一貨幣──歐元，但就多數會員國而言，即便在金融崩壞之前，還未遭遇主權債務危機毀壞金融體系，經濟也還在成長之時，這件事就已經很吃力。

以美國來說，在血腥的南北戰爭之後，美元成美國的單一貨幣；但是在歐洲，推出歐元時，歐盟尚未針對如何處理歐洲貨幣聯盟造成的某些棘手政經問題達成協議，包括如何支援在歐元單一匯率之下失去競爭力的國家。德國在改用歐元之後，受惠於較低的匯率，國家經濟優於使用德國馬克時。但希臘經濟在新制下競爭力更弱，不比使用希臘貨幣德拉克馬時。在金融與經濟危機當中還要試著解決這些問題，有時候看來是把歐元帶向解體邊緣。像德國人和希臘人就特別水火不容。要設計出一套能帶動歐盟繼續向前邁進的總體經濟政策，是一項現實又迫切的挑戰。

在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眼見他們亟欲效法的富裕國家危機一發不可收拾，如何發展本國經濟，也引發新的辯論。他們再度提問，究竟該讓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以及國家等等扮演何種角色。他們另闢不同於西方已開發國家模式的蹊徑，在崩盤之後大力奉行，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認真的時候。但是，富裕經濟體走下坡，對於新興市場也造成了負面影響。仰賴銷售大宗商品的國家，比方說巴西，必須因應需求大幅下滑。至於中國等靠著出口商品到富裕國家的經濟體，則必須重新調整經濟的重點，轉向服務內部的消費者需求；但現在證明，這比在海外市場開疆拓土更困難。同樣的，假設新興市場不會跟著淪陷，那麼，他們如何設法再度興起？當中仍有許多無解的經濟問題待處理。

千年以來，經濟強權的起落一向是引發嚴重經濟與地理政治壓力的源頭，後果通常包括了國際衝突，以及戰爭。當中國興起，美國歷經相對的衰退之時，究竟會引發多大的地理政治風險，經濟學家未有定論。

即便在大衰退之前，中國等經濟體日趨壯大的影響力也已引發種種問題，例如，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制度下的各機構是否合宜？這些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設立於二次大戰之後，用意在於管控全球經濟。金融崩盤之後，國際貨幣基金在終結危機上扮演重要角色，完全說明了為什麼需要這類機構。但是，把全球經濟交給這些機構（它們仍受制於美國、法國等國家）監督，越來越顯得無力。控管全球經濟的制度需要全面性的改造，讓新的經濟強權，如中國、印度（隨著這些國家不斷成長，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還會不斷升高）等能適度發聲，但這股需求到目前仍未獲得滿足。

迫切性最高的幾件要項如下：我們需要新的系統以管理匯兌，因為美元身為全球準備貨幣的地位受到人民幣的威脅，或許歐元也造成了影響。

氣候變遷引發的破壞性威脅，更加深我們需要更好的辦法來管理全球經濟的必要性。要將全世界的碳排放成長量限制在可永續發展的水準，必定得結合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力量。如何跨越國界，在國際間醞釀出這股協作的力量，仍是有待討論的問題。

技術的快步變遷，也使得經濟學家質疑起傳統的總體經濟學概念。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機器學習興起，以及精密機器人、自動駕駛汽車等的發展，是否會取代現在的許多工作？這些趨勢會不會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推進，快到我們根本來不及創造出新職務來取代舊工作？如果是這樣，多數人能做些什麼？又要如何才能賺到足夠的錢以維持生計？先進經濟體已經歷連續幾波的技術性工作消失潮，從勞力密集的農業轉入大量製造、再轉入服務業，每一次的轉變，都比之前創造出更好、數量也更多的工作。但是，一些最受敬重的經濟學家擔心，這一次情況不同了。

以總體經濟學來說，有一個面向看來已經凝聚共識：總體經濟學模型需要升級，以精準反映經濟體各個部分如何運作，尤其是在經濟條件惡化之際。這包括了要了解銀行、企業和監督單位的內部流程，以及個人的決策過程。

金融崩盤與大衰退透露出幾項訊息，例如，各國的央行不太清楚各家銀行是否會將低利率移轉到企業與消費者身上，以及會移轉到何種程度，也因此，他們並未預測出許多銀行並未調降給客戶的利率，反而是利用更便宜的資金來強化自家的資產負債表。

決策者沒想到的則是，在經濟嚴重下滑之際，消費者比較傾向於將因減稅而多得的可支配資金存下來，而不是如決策者的盤算，把錢花掉，刺激經濟。

這些聚焦在特定面向，而非整體經濟的主題，是個體經濟學的範疇。要解決現今最重大的總體經濟問題，有一部分必須從個體經濟學的洞見當中去找。個體經濟學也同樣也在變遷。

▍新個體經濟學誕生

在總體經濟學一團混亂、亟需新思維之際，個體經濟學則發生了兩場智性上的革命，帶動了復興，讓人感到熱血沸騰。

第一場革命是最近一波科技創新的結果，尤其是資訊科技。這場革命創造出更多數據，可供經濟學家分析，也開始催生出創新的商業模式，以新的方法運用人們早已熟知的經濟原理，大大衝擊工作面和消費面。

第二場革命，則是「行為經濟學」蔚為流行。這門學科運用心理學以更深入了解人類的經濟決策，得出某些與傳統經濟學模型大不相同的結果。

智慧型手機在全球快速普及，也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如Uber與Airbnb等企業開發應用程式，讓供給與需求這兩股基本經濟動力互動起來比過去更有效率，影響範圍廣及各大產業（汽車服務與旅館住宿是其中兩種成長最快速的產業）。這改變了各種經濟活動的走向，轉入即時的隨選模式，有時也稱作「共享經濟」。共享經濟能提高實體資產（例如車子和房子）的利用率，大幅降低某些服務的成本，此外，還大量增加自由業性質的職務，可能永遠改變許多工作的本質（至少在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完全取代人力之前）。

「應用程式經濟學」已經萌芽，雖然我們大可安心地說這要對經濟的運作產生重大的衝擊還有待時間發酵，但其中一種可能性讓研究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十分興奮，那就是：智慧型手機在世界上某些最貧困的角落逐漸普及，是否會讓他們比過去更快脫離貧窮？（持平而論，優質的經濟政策已大幅減少全世界生活在極貧困條件下的人口比例，1990年時為36％，到了2015年已經不到10％。）從銀行業務到福利津貼支付、從教育到醫療保健，在先進經濟體當中，政府和其他各種服務可以透過應用程式提供，效率會高於傳統方式，若是如此，開發中國家將能三級跳超越已開發國家，至少在某些層面上辦得到。

數位革命在經濟上造成的結果，在其他面向上也逐漸明朗。3D列印等創新對於商業模式和消費型態將造成哪些影響（或許是在家裡就能列印出更多產品）？新型態的數位貨幣，比方說比特幣，以及背後的區塊鏈技術，會不會讓經濟體中的金融與中介機構改頭換面？當然，數位經濟產生的大量數據，也就是所謂的「大數據」，將替經濟學家帶來前所未見的機會，讓他們能設計並驗證和經濟行為每一個面向相關的新理論。透過數據，已經讓很多的創新冒出頭，包括利用個人在Facebook的朋友資訊來判斷此人償還貸款的機率。

從數據中得到的資訊，強化了個體經濟學中的第二股潮流：將更實際的人類行為納入經濟模型當中。經濟學家通常把智人的思考過程描述成《星際爭霸戰》（Star Trek）裡半個瓦肯、半個人類的史巴克（Spock）：完全理性，將重點放在為定義明確的目標，而且顯然不會受到情緒或非理性的不穩定影響。然而，我們比較習慣的情境，卻是在充滿著不確定與經常犯錯的情況下設法應付過去。當然，人類行為中有一大部分符合經濟學家鍾愛的理性，但也有很多並非如此。

經濟學家正在覺醒，面對前述事實。改變的風潮，將這些人性面吹回了孕育經濟學理論的象牙塔。有一批經濟學家善用實驗心理學家找到的眾多行為特質，正面迎擊人類（包括個人與整體）大致上會理性行事的概念。舉例來說，各種泡沫和危機看來是人們受到群眾心理左右的結果，而非謹慎、理性的決策。另一門運用神經科學的更新興經濟學，讓行為經濟學更是如虎添翼，那就是「神經經濟學」。神經經濟學運用腦部掃描的實驗，進一步探問經濟學設定「理性經濟人」的傳統，是否有用。

隨著新的行為學派進入主流，關於政府要如何和公民互動，也激發出一些以經濟學為基礎的新變革。哪些屬於政府的領域、哪些又該歸為個人在市場中的選擇，經濟學家過去的態度是要在兩者之間畫出一條楚河漢界。幾十年來，經濟學家不斷爭辯這條線到底該畫在哪裡，有時候是主張大政府的一群占優勢，有時候則是力倡小政府、支持市場經濟的一方帶頭向前衝。行為經濟學則開出了第三條路，過去這稱為「自由父權主義」，因為當中結合了自由市場與父權主義。

在某些國家，包括美國和英國，政府以所謂的「推力」做實驗，鼓勵人民改變行為，轉向國家、社會樂見的結果。推力，簡單的做法如用不同的方式撰寫公文，以改變讀者的回應，。這可以廣泛用來達成各種目標，比方說，讓民眾付清欠稅、減少用電量、促成健康飲食等等。經濟學家也開始發展出能自動達成樂見結果的智慧型契約，例如事先承諾當所得提高時要多存點錢。行為經濟學家指出，如果放任人民自由選擇，將無法達成此一目的。這些新方法帶來的成果能否持續下去，仍有待觀察，但早期的成效已經很不錯，未來幾年應該還會出現更多的推力。

▍經濟學的未來使命

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蘇格蘭作家，他對經濟學的描述後來成了一句名言，他說這是一門「憂鬱的科學」，特別指經濟學把一切化約成「商店櫃檯的買賣法則」。他繼續問道：「除了可以寫進現金分類帳裡的東西之外，難道人性裡沒有任何其他價值？」

學院派的經濟學，普遍都是以只想追求最高貨幣所得與財富的「理性經濟人」為模型，剛好契合卡萊爾的悲觀言語。國家經濟活動的主要目標應為追求最高國內生產毛額、國民所得，這項由政治人物大力傳揚、經濟學家奮力鼓動的主張，也有同樣的效果。

現在，經濟學家開始嚴正面對一件事，那就是人的生活（甚至工作）目標有可能遠遠超越追求最高所得。至少，一般人都同意，當傳統經濟學家說到經濟人是追求自身最高效用的理性人時，並不一定把效用和金錢畫上等號。會因為助人而得到滿足的經濟人，可能會盡可能為善，理性地追求自身的最高效用。也因此，當今的經濟學家安心地探索各種議題，例如愛、爭權、宗教信仰與慈善。

對於職場上和職場外的人來說，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事，行為經濟學和神經經濟學有更多的想法，這很可能導引出新的模型，告訴我們怎麼做才是激勵人類的最好方法，並認可目標更廣泛的新商業模式，例如最近發展出來的B企業架構，就在企業的DNA裡套入了一項事實：企業可以訂下社會與環保的目標，就像他們渴望賺錢一樣。

從總體經濟面來說，有更多人開始探討如何使用其他指標來反映更廣義的目標，不再僅是追求最高所得和國內生產毛額。先有人類發展指數，後來又加上社會進步指數，接下來是將不丹國王倡導的國民幸福毛額指標套用到其他國家。長期下來，這些指標可以奠下基礎，讓我們更周延地了解一個國家國內生產毛額如果提高了，廣義來說是否真的能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經濟學家很可能扮演要角，努力改善各種非經濟性進步指標的品質，例如環境的永續性、天然資本估值與社會影響力。

另一個重要的相關研究與辯證主題，是所得與財富不均日漸擴大的性質與理由，還有可能的解決方案是什麼。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意外暢銷，這本書衝擊了各種經濟與政治的辯證，書中強調前1％最富有的人與其他人的財富落差不斷擴大，未來幾年將持續有感。當然，對經濟學家來說這不是新主題，19世紀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寫出來的作品，至今仍有影響力。也有經濟學家持續主張，把焦點放在所得與財富的不平等上是錯誤的，他們說，更好的政策是確保機會的平等，而不是結果。

在二次大戰後的幾十年裡，機會的平等與結果的平等看來是同向移動，至少當經濟體在金錢上成長時是如此，但這樣的日子遠去了。如今，整個局面變得更微妙，開發中世界裡千百萬人民找到方法脫貧，但許多先進經濟體的一般家庭實質所得卻停滯不動，甚至下降。同時，多數國家金字塔最頂端的人們擁有的所得和財富，成長速度遠快過其他人。這當中有很多讓經濟學家情緒激動的問題。

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經期待能看到一個時代，那個時候，經濟學家會是和牙醫師一樣謙遜、稱職的技術專家。或許，某一天經濟問題真的會變得百般無聊，但絕非現在。對經濟學家而言，未來幾年將會精采得不得了。

前言│為什麼經濟學在我們生活中越來越重要？
　　　金融崩盤之後的總體經濟學
　　　新個體經濟學誕生
　　　經濟學的未來使命
　　　關於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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