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樂意推介此書，是因為我在閱讀後「感到受用」而親嚐了喜樂感。
喜樂之一是它幫助我解開了對「教育理論與教育實際關係」的疑惑：到花師任教六、七年後，一個現象引起我的關注，也常困擾我，那就是畢業同學的抱怨聲：「學那麼多的教育理論與觀念，但對實際的教學似乎沒有多少幫助？」於是教育理論與教育實際落差的問題，從此進入我的意識。有關這個問題造成的原因、運作的機制及其解決之道，就一直糾纏我。在經過二十餘年的探索後，直到將孕育所得，寫成《新教育學的建構――教育知識創新的經驗》（台北學富）一書出版，才讓我心稍微安歇。而在這漫長尋覓的過程中，我從Carr與Kemmis所著Becoming critical這本書得到很大的亮光，因書中對三大教育典範（或取向）之教育理論與實際關係所主張的內涵及其推衍過程與其適用範圍和侷限性皆作了系統性的解析，讓我對科學典範為何是主張理論優位，詮釋典範為何是主張實際優位，及批判典範為何是主張理性優位，產生了「不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之悟，於是我揭示了教育實踐者能正視自己身為自由人之身分，是解決教育理論與實際落差這個課題的關鍵，因為「自覺為自由人的教育者」能讓自己更靈活地善用三大典範之思考資源進行創造，而使自己所面對獨特的教育處境問題得到更有效妥適地因應。
喜樂之二是它幫助我平靜了對「怎樣系統論述新主張」門徑的猶疑：雖然自1978年剛成爲教育研究社群之一員時，我就有點心志要爲教育學加入一絲絲新成分。不過有心不一定就會立即如願，是直到完成博士學位之前兩年即1987年，因著《現代教育》雜誌「教育學發展趨勢」專題徵稿之需要，發表了〈移植式教育學的超越〉一文，提出「教育學一個新研究領域的初步構想」，這才流露出我對教育研究創新之一點點具體跡象。但認真地去釐清我真正關心的教育研究課題到底為何，則又隔了十餘年，即在1999年因著參加師大教育系所合辦的「教育科學：本土化與國際化」研討會，我寫了一篇〈一個夢之追尋：建構植基於教育實踐者經驗之教育學體系〉的論文，嘗試提出建構「教育學新形貌」的夢想及初探心得，這才算有了較明確努力的焦點。不過對這個新取向教育學更深刻的實質內涵，則尚未作更專精的與更系統的解析，於是難免給人「我僅提出體系架構」之印象。這確實是個缺憾，當然非我所樂見，也希望有所補足。於是怎樣將此體系架構寫成一本書，以更完整的論證鋪陳之，而讓教育研究社群更能認可，就成了我的挑戰。那麼其門徑在哪裡呢？我當時想到的門徑是：可從設想新教育學果真是值得提倡及可能證立，那麼有哪幾個核心問題是必須回應與解決的？而整本書之鋪陳就可扣緊這些問題而展開。儘管已打算如此行，但心總是還存有猶疑，會偶發性地浮現類似「這樣行真的是妥當嗎？」的自疑。後來讀到Carr與Kemmis合著的這本書，知道他們也是意圖論證所提出的教育研究新取向――批判典範，是值得倡導與可成立而寫。於是我再更深入地閱讀，發現他們採取的門徑與我所思考方向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才讓我更能篤定地依所認知的門徑前行。如兩書皆有章節書寫了如下系列問題:一是怎樣的形勢激發了他們的創新意圖?二是他們如何透過與既有研究傳統對話，以為自己倡導的新主張找到更穩固之立足點?三是新主張所包括的探究問題及核心概念之內涵為何?四是新主張落實在具體研究上，其彰顯的研究方法與實例樣貌為何?五是新主張未來在研究上與實用上尚有哪些可能課題待拓展?
綜合上述說明，可知：我是在使用此書中品味出它的價值與功用，盼你也能如我一樣，在閱讀後也同嘗受用帶給你的喜樂。
最後還想對此書與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老師結緣的經過稍作補述，也許可加增你的閱讀興趣。會注意到這本書的存在，主要是因著教育博士班教育學方法論授課之需，起初這門課是由劉錫麒教授和我合開，我們基於教育研究主體和客體的關係及教育理論和實際的關係是教育學方法論的兩大中心課題，於是他選了較系統論述主客體關係的The nature of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nquiry: Empiricism versus interpretation這書（John K. Smith著），我則選了較系統論述理論與實際關係的Becoming crit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action research這書（Wilfred Carr & Stephen Kemmis合著），這是我與此書英文版產生連結的開始，經過了這麼多年，直到去年才因著有王采薇與劉唯玉兩位教授所帶領的翻譯團隊熱情投入，使此書之中文版終能問世，真的很感謝他/她們的用心，受惠的對象除了博士班的學生外，也將廣及教育社群有志探索教育新知的朋友。
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榮譽教授
吳家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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