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一、過去一般的惡評
對於明朝歷史地位的評價，當然不會有人再為推崇清朝的功德而抹殺明朝的顯著成就，如謝國楨所說的：壓縮或削減明朝的武功和疆域，輕視明代的學術思想，認為是極為膚淺，徒尚空論，著作諸書是「小說害事」。但惡評仍有不少：
（1）黑暗的時代：長期以來，明代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君主專制，宦官濫權，特務荼毒，朝士或熱中黨爭，或專心貪瀆；苛捐重稅，地主鄉官橫行鄉里，欺壓人民；士人苦悶，或逃於空談心性，或沉於奢靡淫逸。終致民變四起，國家滅亡，為滿清所乘；真乃「天崩地解」之「亡天下」。
（2）沒有多少特點的朝代：與秦漢隋唐宋相較，無論典章制度建設，還是文治武功，明代都缺少足以誇耀的成績，甚至顯得黯然失色。
（3）停滯的社會：長期停滯的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的晚期，本身卻無克服停滯性的能力。雖處於前近代走向近代的前夕，卻是造成近世中國沒落的關鍵。
二、近年來的共識：正面論述漸多
（1）漢民族為主所建立的最後一個傳統中國王朝，其支配體制與文化特質為清代所繼承，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及資本主義勢力入侵前，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最成熟，甚至是爛熟的階段。尤其明太祖開國規模及其典章制度，為後代論者所讚揚，順治皇帝就認為「歷代賢君莫如洪武」。但這些明太祖定下的制度，成為後代遵循不改的「祖制」，不能順應時代環境的變遷而修正；僵化的祖制是後世論者認為十五世紀以後中國逐漸落後西方的原因。
（2）與清朝共同奠定現代中國版圖。漢族人口大量向西南邊疆遷移，建立正式行政組織，真正把雲貴納入中國版圖，東北、蒙古、西藏也在帝國羈縻範圍之內。閩粵人民大量向南洋發展，國力重心南移，為近世中國開新基運。
（3）徹底確立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的體制。丞相廢除之後，外廷最高權力層消失，內廷的皇權及其代理人――宦官權力高漲。外廷若欲有為，必須與宦官合作；而有「權相」與「閹黨」出現。黃宗羲因此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明夷待訪錄．置相》）
（4）不論贊成明清社會是否有資本主義萌芽，論者都不再認為其社會與經濟是停滯的，都承認明代農業與手工業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內市場網路流通，海外貿易興盛，白銀大量因出超而流入；租稅朝納銀化發展，人身控制體制鬆懈，社會空前繁榮，社會風氣日漸僭奢，社會流動加速加大。
（5）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鎮興起，尤其庶民階層與商人階層地位日漸重要，識字人口增加，展現庶民文化面貌的小說、戲曲及實用科技大為發展；貼近百姓日用的王學，大行其道。可以說明代文化在綜合、普及和反傳統方面均有創造性的貢獻。
三、存在的歧見：評價問題
（一）針對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新停滯論
對於五十年代以來，盛極一時，向停滯論宣戰的資本主義萌芽論述，西方學者甚不以為然，而於1964年9月6-12日在英國南部Ditchley Park, Oxfordshire，由《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社主辦「中共史學研討會」（Conference o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iography），評論資本主義萌芽，其結論為大多數西方學者所認同。
不贊成傳統中國社會的明代有資本主義萌芽，幾乎成為西方史學界的共識，連美籍華人學者大多也持這種看法，黃仁宇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余英時也在〈關於中國歷史的一些特質的一些看法〉中說：若沒有西方的衝擊，中國社會仍會在自己的傳統內演變下去，產生不了「資本主義」。
原來不認為當時的社會與經濟是停滯的共識，就有了歧見，有的說法是中國社會經濟是「不發展的發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有的說中國社會經濟只有量變的「成長」（Growth），沒有質變的「發展」（Development）。七十年代伊懋可（Mark Elvin）更提出前近代中國農業雖高度發展，但其收益都被過多的人口所吞噬，造成「高水準均衡的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因此，只有引進新技術和投入更多的資金，才能打破這個停滯的恐怖均衡，跳出陷阱。在那個時代似乎靠自己的力量是辦不到的，只有採開放政策，引進外來的科學技術與外來的經濟制度，才有希望。無奈當時的中國自滿於內部的繁榮，對外採閉關政策；明清之際，基本上拒絕西方傳來的科學技術。
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明帝國，雖有商品經濟與啟蒙思想，但相較於西方自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與資本主義等近代文明新發展的歷程，明朝相對來說是停滯的，是沒有自力救濟能力的。這意味著傳統的內變是蒼白無力的，只有靠外力介入，輸入新科學、新技術、新的經濟體制，中國才可能擺脫傳統社會的束縛，進入近代社會。七十年代以來，這種新停滯論幾乎所向披靡，成為史學界的主流。臺灣中央研究院在1977年舉辦「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與會的中外學者幾乎一致為「高水準均衡的陷阱」喝彩和做註解。
甚至大陸學界在改革開放以後，資本主義萌芽論也逐漸退場，而由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取代。許多學者的論調似乎已逐漸向西方靠近，連撰述總結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吳承明，近年來似乎已不再提資本主義萌芽了。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對晚明社會轉型的集體研究專案，及明史學會張顯清會長主編的《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以「重新肯定明代後期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發，「從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個方面」研究明後期的社會變遷，並提出所謂「時代變遷史」的概念。
實際上，他們對過去半世紀資本主義萌芽的爭論卻未能正面迎擊，並提出明確的定義與看法；這使書中雖有資本主義萌芽式的陳述，卻不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應有的辯證，未能產生重新肯定資本主義萌芽的預期結果。對於資本主義萌芽夭折的原因，一般仍以明清改朝換代來解釋，而歸咎於清朝的政策；這並沒有脫離過去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窠臼，也不能解決理論的弔詭：何以在晚明已出現的各種社會經濟發展的面向，經過清初的沉寂後，到清中後期還是重新展露新芽；似乎對否定資本主義萌芽的論調，強有力的反擊，至今尚未出現。
（二）明代後期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
黃仁宇是反對資本主義萌芽論的主要學者，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是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已經展開的情況下，挾著輪船和新式武器，才能夠以技術補助長距離之不及，以極緊湊的組織克服數目上的劣勢。黃仁宇認為中國主張資本主義萌芽論學者把資本主義誤解為「有好多人賺了很多錢」。似乎他認為明代社會與經濟沒有什麼新生事物；因此不能與西方近代文明相提並論，於是他進一步主張晚明是「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可是許多學者不以為然，認為黃仁宇的說法受「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c）的影響。晚近以來，傅衣凌、楊國楨與陳支平運用七十年代西方學者解釋工業革命前歐洲社會經濟的「原始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論，來檢驗明代的中國，認為儘管沒有顯現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卻也是一場中國式的「原始產業化」和「傳統內變」。另外，王國斌（Bin Wong）、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雖未直接而明白地觸及黃仁宇的理論，但他們想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努力，及主張工業革命之前，中國與歐洲的發展水準相差有限；意味著他們不會完全贊成黃氏的說法。
一些關注明代後期社會與文化的學者，則以具體的實證研究，闡明晚明社會的轉型與文化的發展；參與張顯清主編《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的九位作者之中，有七位從各個面向論述晚明的思想、文學、科技、文化與社會風氣、社會轉型的互動關係。
另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年學者盧興基，則以其三十年來研究晚明文學與藝術累積的成果，提出晚明的文明是「一段失落的文明」，是「失落的文藝復興」，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但他與許多研究明史的學者一樣，也把這個自「十六世紀開始的啟蒙，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中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能與西方同步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運動」，為什麼會夭折的原因，歸咎於清朝的統治。這似乎與長久以來的一些學者認為晚明發展的近代思維受挫於清朝入關後的文化政策，如島田虔次、溝口雄三的主張，前後相呼應。但這個解釋的有效性，似乎仍待進一步深入地探討。
四、結語
正如許多學術論爭的論題一樣，有各種不同意見是很正常的，論者常因時因地因人而採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評價。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空也可能採不同的看法，而有不同的評價。尤其像明代這麼複雜多元的轉型時代，新生與舊有的事物雜陳；對這個時代的歷史地位，更會產生許多不同的評價。
清朝初年，滿清統治者為鞏固其統治，強調其政權的正統性及得國之合理性，當然要貶低明朝。清末，革命黨人為推翻滿清，就強調明朝「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之功。民初，國人為圖富強，以為追求近代化，非與傳統割裂不可；於是晚明反傳統的思想家與文學家及其作品，倍受讚揚。國共鬥爭時，明朝政治又被賦予現實政治意義，被反國民黨人士視為特務政治之典型，朱元璋被視為蔣介石師法之典範，而為屠殺士人臣民之劊子手；張獻忠、李自成農民軍也因此被比附為中共紅軍。但中共建國時，毛澤東就提醒吳晗，不要只批判朱元璋，也要注重朱元璋的開國創建明朝，恢復生產力之功。
中共建國之初，為加強民族自信心，抵抗「美帝」的圍堵，而強調傳統中國即使「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沒有外力的幫助，仍可以自力更生，發展出具近代性的資本主義，雖然腳步可能緩慢一點；因為我們在明清時代，中國已有自己的資本主義萌芽了。而八十年代以來，尤其到本世紀初，一向看衰中國的西方學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繁榮，和平崛起，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漸看好看漲；於是，過去一直飽受惡評的明代翻了身，晚明的中國被認為是十六、十七世紀的世界經濟中心，那時候的江南，經濟發達、社會繁榮、文化優雅，是令今人嚮往的生活時空。
其實歷史還是歷史，事實還是事實，只因明代的多元與複雜，遂使不同時空的人，能夠各取所需，自圓其說，即使歷史學工作者也難例外。但歷史學工作者的職業倫理與常人不同，除堅持求實求真，不曲學阿世，不有意地斷章取義，不刻意誤解誤讀史料外，還得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客觀態度，要較全盤地瞭解史實。如能堅守這個歷史學工作者的職業倫理，減少時空氛圍所加的干擾，或許可以對明代，這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和「多元結構」的社會，在評價其歷史地位時，能有和而不同的共識，而得出不會因時、因人、因地而異的終極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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