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音

在此，我們稱他為T。
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的眼睛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從那雙眼睛看得出來，眼睛的主人發現了什麼不可思議的事物了！他終於看見了，但腦子卻還沒轉過來。那是一副始終驚訝，卻又伴隨著懷疑的表情，像是在期待著有人能夠立刻且隨時向他保證，這一切都是個錯誤，好重建他的信心，讓他的世界轉回正確的軌道。他說：「他們知道，他們一直都知道自己正在殘殺我們，但他們仍然持續這麼做」。他沒有看著我，而是望向介於裡與外之間的地方，他似乎被困在了那裡。
此刻，我正在他位於聖保羅都會區的家中，他說完這句話之後便沉默了。他的沉默讓人燠熱難當，雖然天氣一點也不熱；熾熱的，只有他的話語。起初我聽見時，聲音是很微弱的，但那噪音其實一直都在，如同蚊子嗡嗡的聲音一般，讓人不會立刻察覺，所以我充耳不聞。我尋覓著聲音的源頭，遠離他那雙飽受蹂躪的眼睛。雜音愈來愈大聲，突然間，我搞不懂之前為何沒有聽見。我的耳朵把自己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他的胸口。他穿著一件襯衫，雖然熨燙得很平整，但還是稍有些皺褶。
一時之間，我全神貫注地看著那件襯衫，竟感動不已。以前我看過其他人穿著這樣的襯衫，全都是些窮人的襯衫，大多是貧窮工人穿的，每件襯衫都承載了巨大的勞累，如同一整個人生般巨大。襯衫的剪裁很差，布料的品質挺好的，但卻印著過時的花樣。襯衫上可見到許多磨損，不過非常乾淨，顯然是深愛丈夫的妻子精心熨燙過的，好讓她的男人在記者面前看起來體面一點、可敬一些。最重要的是這麼一來，他看起來才會像他該有的樣子——一個擁有收入的勞工，終生待在同一家公司的勞工。
這件襯衫也傳達了一個窮人的恐懼——害怕被貼上不中用的標籤，不斷受到警察羞辱，永遠得證明自己不是小偷、沒殺過人、白天不睡懶覺、沒裝病蹺班、不是那個在錯誤時間出現的錯誤的人。日復一日，竭力證明自己的無辜，比規矩更規矩。他結婚時穿的鞋子也在說著類似的故事，那是雙黑色的尖頭鞋，穿在腳上顯得非常笨拙，那厚厚的鞋底注定就是要踩在工廠地板上的。然而，這雙鞋是適合現在這個場合的，泰半他的妻子這樣向他保證過。記者幾乎是權威的象徵，跟VIP貴賓沒兩樣。他一打開門，在他的雙眼回到正常位置之前（原先他的眼睛一直飄移著，彷彿受到驚嚇般），他又迅速走了回來，並拿出員工手冊遞給我。我的員工手冊鮮少離開抽屜，它從來不是帶給我驕傲的來源；但他的，這個貧窮工人的員工手冊卻是一種證明，而在一個讓他生來就備受懷疑的社會裡，更是保護他的盾牌。
我們依然站著。我伸出了手輕輕擋住那本藍皮本子，這個動作總是令我尷尬。「你不需要給我看，」我說，「我相信你，先生」。而他，顯然相當沮喪。他要我坐在雙人椅上，同時拉出一把藤椅自己坐下。我要求換個地方，解釋說我寧願坐直一點，這樣比較好寫字。他不太能理解，但還是同意了。然後，他把藍皮本子放在我們中間的茶几上，旁邊擺了一個插了塑膠玫瑰的花瓶、一張阿帕雷西達聖母（Nossa Senhora Aparecida）的照片，還有一個相框，裡頭是全家人站在婚禮蛋糕的前方笑著，蛋糕上裝飾了巨大的粉紅冰花（雛菊，或許吧？）與兩個小小的雕像（新郎與新娘）。他小心翼翼放下藍皮本子，彷彿自己那雙因為操作機械而變得粗糙的雙手會傷到它。然後，它就一直放在那裡，像座紀念碑般在那保護著他，免得被我給傷害了。
可是我分心了，我試圖找到雜音，那個聲音引起我注意到他襯衫上的白色小鈕扣。在那些鈕扣底下，他的胸口痛苦而緩慢地起伏著。這會兒，那個聲音幾乎變成轟鳴了。為什麼我之前完全沒注意到呢？從那一刻起，我發覺自己總在正視著它，聆聽他的胸口上下起伏，彷彿他的肺想要趁每次呼吸多吸進一些空氣，卻次次徒勞無功。我想，就像離開水的魚試圖呼吸一樣的失敗。那是一尾下一刻就會死掉的魚，而他自己心知肚明。他那呆滯的目光，像極了魚被扔上岸的模樣，根本毫無準備就從自己熟悉的世界被丟了出來。
突然間，我尋覓這麼久的雜音籠罩了整個房間，而且當他繼續說話時，那個雜音似乎就快蓋過他的聲音了。沒多久我就受不了那個雜音，一度想要找出按鈕，好把它關掉，彷彿它是老戲劇裡法庭天花板上的電扇。我清楚地知道永遠擺脫不了這個雜音，就像我也擺脫不了那個表情一樣。此刻，他從呆愣中回神過來，並且盯著我：「你聽到了嗎？」他怎麼知道？我很尷尬。「某天晚上，我便再也無法和我太太跳舞了，那時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聲音。當時我們正在跳舞，每個人都知道我的舞步極佳，就在我準備好好秀一下時，旋轉了幾圈之後就不得不停下來，我喘不過氣來。」
我聽他說著，同時也聽著他胸口那斷斷續續的聲音。我想要逃走，但強迫著自己繼續坐在那兒。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我的不安。T想要傾訴，而我應該是想聽的；然而我卻只想逃離那個雜音，它也開始讓我感到窒息了。「我再也聽不見歌詞了。我只聽到身體裡發出的聲音，那東西偷走了我的空氣。」東西？我複述了一遍，輕聲質疑，就像精神分析師在診療間的無菌環境下打斷他的話。
「那東西，你知道的，就是石棉。」他再度看著我。他用大手輕輕揉了揉胸膛，他的中指因為某次受傷而扭曲了，或許是一場勞工事故。我在記事板上寫了下來，準備等一下問問他。「它就在我的身體裡。我即將死去，而它將會一直留在我的裡面。」他似乎再度陷入迷茫的狀態。
T說個沒停，彷彿他不是在對我說話，而是對某個只存在於他內心的人說。「當初工廠開張，每個人都想要一份工作。工廠規模很大，大家都覺得很棒，它代表進步與成長即將到來，而我們想要參與其中。我還年輕，家人從農村來到了城市，追求著更好的生活；我想，如果自己每件事都做對了，就可以跟著公司一起前進。你知道的，跟公司一起成長，那是我們當時的想法。我想，我確實進步了。」他在自己的屋子裡，用雙手做出向外橫掃的動作。當我透過他的眼睛去看時，這間簡單卻建得很好的磚房瞬間變大了。
我無法忘懷他此刻眼神中的黑暗。鋼筆從我手裡滾落到地上，這完全就是我慌亂時會出現的舉動。我靜靜地等待著，他的胸口上下起伏，就像一輛行駛在陡峭山壁的老車，還有雜音。我試著想像，他太太怎能忍受整夜聽著心愛男人胸口發出這種聲音，明明想要關掉它，卻知道聲音消失之時就是他的死期；她心知這個雜音永遠會是自己聽過最美妙的聲音，而且每一天都將愈來愈短促。我慌亂地看著她，還以為她聽見了我腦子裡的話語，因為她整個人沉坐進沙發裡，一副想要鑽進去的樣子。
此時的氣氛讓我不知所措，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動彈不得。我向來堅信，為了聽見他人的心聲，必須忍受這種沉默，但此刻我卻違反了這個信念，用了比平常更大的聲音提出了一個魯莽的問題。現在，我聽起來這麼像是一個記者——直接，客觀。你什麼時候發現石棉在殘害你的身體的？他嚇了一跳，似乎花了點時間來適應訪談節奏的改變。「什麼時候？」誰、什麼事、哪裡、何時、為什麼與如何——這是每個新聞系學生會在課堂上學到的六個問題，必須在報導的一開頭就給出正確答案，彷彿光用幾個句子就能回答這些問題，而這六個問題就能道盡事件的關鍵一樣。關鍵的是這個雜音，而它沒有變成文字。
「第一批生病的人出現了，但我們不知道這些事環環相扣，這可不像伊波拉病毒。病情進展緩慢，你先是喘不過氣、容易疲倦，直到後來，你甚至再也沒辦法去麵包店買麵包，也不能跳舞。」T說起話來像個機器人，我知道他正盡力回答，但他的心思似乎不在這裡。「你必須明白，」此時，他再度看向我，但依然像是沒在看著我。「這間工廠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就是這樣看待它的。它就像是一個大家庭。他們這樣告訴我們，而我們也當真了。在這座城市裡，能進工廠工作是很體面的事，我們都感到自豪。我簡直是把工廠抱在胸前不放，你知道嗎？」他停下來喘口氣。他是否意識到，此時自己確實把工廠抱在胸口裡？他確實心知肚明，我很快便發現了。「我們真的很自豪，我不能說謊，我很喜歡在那裡工作。我的一生都在那裡，我在那裡撫養孩子，當我帶著兒子們去工廠，說著自己在那裡工作時，我感到心滿意足。那是男人的工作。我怎會知道自己將以另一種方式，把工廠真的抱進胸口裡？」他回到呆滯無神的表情。
我搞錯了。T並不完全神遊至他處，而是同時存在於他處與當下。他仍然在講故事，儘管他知道這個故事永遠講不完。這有點像呼吸，即使愈來愈難吸到空氣，他依然設法吸進足夠的空氣，好讓自己活下來。每當他停下話語，不只是因為他回到了自己的恐懼裡，也是因為他喘不過氣來。T已經精疲力竭了，二十世紀背叛了他。
我面前這位衰弱的工人來自失敗的現代，社會進步與強大的幻想，隨著空氣消失。他的身體已經跨到了二十一世紀，像是一顆受到腐蝕的星球。然而，他是第一個付出代價的人。一開始他還以為是抽菸的關係。菸，沒有粉末——石棉粉。如今真相譴責了他，他失去的不只是本身具體的存在，而是他所相信的一切、他的本質，以及他過去所有的生活。這間工廠，一部非常真實而殘酷的機器，根本沒把他當成自己的孩子看待。那些工廠的老闆，那些遠方的紳士，擁有外國的名字，在他這類人身上只看見骨頭與肌肉。確實，名副其實的，正是他的身體造就了二十世紀最成功的產業之一。鎮上工廠啟用的那天，那些偉大的石棉皇帝很清楚，一旦這些人跨進工廠大門，手上自豪地抓著小藍皮本子，他們幾乎就已經注定踏上窒息而死的命運。再不然就是死於百分百致命的侵略型石棉癌——間皮瘤。進入工廠，就等於踏上通往死刑的第一步，而那些工廠老闆全都心知肚明。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相信他們其實都知道，我們全都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即使生病，即使喘不過氣，我們依然花了很長時間才相信事實竟是如此。」他說，再次開口的他聲音如此低沉，我不得不俯身向前才聽得見。你什麼時候開始相信的？我輕輕問道。他沒有回答，而是在杯子裡放了三勺糖，動作從容，彷彿正在內心某個檔案中尋找答案。
然後，他的聲音就像刀子一樣，劃破了我的白日夢，把我的注意力帶回了當下。「我唯一確定的是，當他們敲上了這扇門，」他指著自家大門，「給我錢，要我在一張紙上簽名，上面聲明我放棄控告公司的權利。」你簽了嗎？我打斷他的話，我的焦慮用錯了地方。他看著我，而我第一次在他的眼神裡看見恨意，那裡面如此黑暗，令我坐立難安，像是椅子坐起來很不舒服似的。後來，他們告訴我他的眼睛是藍色的，但我並不相信；他們向我保證絕對是藍色的，但我所見的並非如此。那雙眼睛裡沒有天堂，只有地獄。
他太太把手放在他的膝蓋上，好像在安慰他；再一次，他似乎沒有注意到。然而，他從我的手上迅速把筆搶過去，抓著筆說：「不，我絕對不簽，我也永遠不會就此了事。他們必須承認自己謀殺了我們，法庭將迫使他們承認對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就要死了，但全世界都會知道他們是殺人犯。」
我沒等他停下來喘口氣，就直接插嘴。如果世上沒有正義呢？我知道自己很殘忍，他的爆發是一種力量的最高呈現，也是他最終極的嘗試——試著死得像個人樣。但我得提這個問題，因為我知道正義並不存在；至少，在他的有生之年不會有，或許永遠也不會有。他也明白自己會敗訴，但正義是他擁有的一切希望，我沒有權利動搖如此脆弱的幻想。當時的我還不夠成熟，面對如此接近死亡的人類性命，我不知道如何碰觸這種微妙而脆弱的生命。即使如此，他似乎沒在聽我說話。他胸口的轟鳴聲咆哮出莎士比亞戲劇的憤怒。
「這裡的一切都是石棉。我的房子是石棉。他們給我石棉，跟水泥混在一起，就可以拿來在我們的院子裡蓋牆和石板。我的屋頂裡面有石棉，我的蓄水池是用石棉做的。他們給我石棉，而我感謝他們！還有，你想知道的話，我不羞愧地說，就連我的內褲都是用石棉袋子做的，還染成了藍色。」
他說話時臉孔扭曲變形，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臉頰凹陷了，他渾身灰白，簡直就像個骷髏人，外面只覆蓋了一層薄到幾乎透明的皮膚。「我帶孩子們在灰色的粉塵裡玩耍，他們覺得那些粉塵很美。那是快樂的一天，我們全都不知情。或許我已經判了自己的孩子死刑，我親生的孩子。然而，我並不知道。」他的黑眼睛第一次蓄滿了淚水。但他沒停下來，此時他說著話就如河水般川流不息。「我的太太終其一生都在盆裡清洗我那些浸透了石棉的衣服，她可能會是下一個。我是個罪孽深重的男人，我害慘了自己的家人，你懂嗎？」我了解，但無法洞悉明白，永遠也做不到。「對他們來說結果可能更糟，他們可能得石棉癌，那個病叫什麼？」間皮瘤，我低聲說道，彷彿這可怕的疾病可能成形，在我們之間化為實體。
T又坐了下來。我以為他會回到那個介於外面與內裡的地方，但他沒有。他說：「把這件事寫下來。」我本能地坐直了身體。然後他宣布，用他那雙黑色的眼睛盯著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是用石棉做的。」
他把手放在胸前。此時他的太太輕聲地哭了，她撿起破掉的杯子碎片，上面的小花摔得粉碎。在這間房子裡，就連沒有生命的花也逃不了滅亡的命運。我點了點頭，沉默不語。那東西，那個他體內的東西，我熟知的石棉，過去我曾經研究過，一旦人吸入石棉纖維就會沉澱在肺裡面，無法排除。沉澱在裡面，不——石棉像樁子一樣把自己豎立在肺裡，產生病變。身體為了自癒而有所反應。但石棉纖維繼續損害肺，而身體繼續嘗試自癒。久而久之，年復一年，肺就變得疤痕累累，再也無法發揮正常功能，無法吸氣與呼氣。慢慢地，漸漸地，這就是我面前這個男人身上發生的事，而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T正接近那個時刻——他的肺會被疤痕組織阻塞，自己窒息。他們稱之為「石肺」。然後，T會死於恐懼中，他的大腦命令身體吸進空氣，但他的肺卻無法起伏。接著，一切都會結束。
我當時應該保持沉默，原諒自己，然後離開。但我不知道怎麼離開，而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不知怎麼地，我也被困住了，拚命想掩蓋那奄奄一息的肺發出的聲音。接著我做了不可饒恕的事，我重複問了那個不該問的問題，一錯再錯：「如果沒有正義呢？」他茫然地看著我，彷彿聽不懂這個問題。他的太太打斷了對話，試圖為我們解套：「想來點新鮮的咖啡嗎？」她擠出微笑。我差點擁抱了她。「我可以馬上煮杯咖啡。」她起身，帶著裙子上的花園離開，留下我們頹喪凋萎。
他再度盯著我，此刻的表情傷心不已。他的悲傷比他的恨意更加打擊我。我開口問了其他問題，甚至聊起天氣，問著是不是要下雨了，但他示意我安靜，並說：「如果世上沒有正義，我就沒法像個人般的死去。」
「那會像什麼？」我問道。
「我將如螻蟻般死去。」
我沒問為什麼是螞蟻，他想表達的感受超過了字面上的意思。跋涉數十公里之後，我回到了家，卻仍舊繼續聽見那個雜音。我在這裡寫下的所有詞彙全都失敗了，這些文字只透露了描述他的呼吸聲是多不可能的事，其餘什麼都沒表達。恐懼拒絕被說出來。

† † †

三年後。
T已經戴上氧氣罩一百天了。石棉跨國公司的代表帶著一份文件來醫院給他簽名。如果他不簽，他的家人就連一毛錢的賠償金都拿不到。如果他們簽了字，拿到的金額不到一萬一千美元。「這幾乎是我們之前付給你們的三倍」，那個人說，「你拿到的錢會比你的同事還多」。T正經歷最後的痛苦。我很想知道，那個西裝筆挺的傢伙站在他面前遞出紙筆之際，是否聽見他胸口發出的聲音。T簽了名。
支票結清的那天晚上，雜音停息了。

前言

在不同的世界之間

身為記者，或者該說如我這般的記者，意味著得要成為一個雙面人；而對向的那一面便是母語的世界，那個人們初生而至的世界。這本書所描寫的人物，生來就都說著巴西語，這種語言源自殖民者的葡萄牙語，摻雜了過去巴西原住民的腔調，還有當年來到此地的各種非洲黑奴腔調；他們的發聲方式已不純正，提高聲調的眾多方式裡混雜了主人的母音與子音。他們的主體語言受到了影響，在葡萄牙殖民者脅迫下必須稜角分明、尖銳劃分之處，他們留下了婉轉的聲線。他們在過去鞭子抽打之處創造著音樂。我所說的「巴西語」（或「巴西葡萄牙語」）是一種反抗的語言。這是我的語言，也是書中所有巴西人的語言。
這些以不屈服的語言所述說的真實故事，於此首度以英文呈現。本書的夢想之一，是期望此番的交會不要成為某種帶有暴力意味的行為，而是帶來一種可能性。出版之際，有些國家正努力築起更高的圍牆，用以防止叛亂的語言入侵他們自認純粹的正統；他們害怕的，是受到其他現有體驗的汙染。如此說來，這本書將我那語言的革命性質帶進了英語中，而這也是書所應該做的——書應當對世人當頭棒喝，打破屏障。如果你翻開了它，翻開這本由一個巴西記者撰寫的書，那麼肯定你也不喜歡那些藩籬。
每當我造訪英語系國家都會發覺，巴西對於多數人而言並非真實存在；巴西只存在於嘉年華與足球的刻板印象中，還有貧民窟、光屁股與暴力，近年來則又多了政治腐敗。在本世紀的頭十年，巴西吸引了全球的注目，因為金屬加工工人出身的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不僅當選總統，更施展魔法，在不撼動富人特權的狀況下，成功減少了貧窮人口。所謂的「第一世界」特別喜歡這種魔法，因為它，地球上地緣政治中明顯的不平等，差異變小了，儘管這種不平等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此外，這種魔法人人滿意，因為沒有人必須為了達到最低社會公正標準而失去任何東西。但幾年之後還是證實了，世上不存在魔法。既然巴西沒能施展魔法，自然就回歸到了原先的處境，繼續存在於「富裕」世界想像的背景中。如果有人說財富必須重新分配，好讓那些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不再死於飢餓與子彈，那他肯定不會是個受歡迎的人物。
二○一八年，巴西重回世界矚目的鎂光燈下，因為雅伊爾．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當選了總統，他提倡酷刑並為施加酷刑的人辯護，他侮辱黑人、女性與同性戀，他宣稱少數族群必須消失，而他的政敵則注定要流亡或入獄。二○一○年代的尾聲，巴西加入了某些選民行為矛盾的國家陣營裡，人民藉由投票（選出獨裁者）反抗著民主。再一次，在字裡行間堅守與眾不同與獨特的反叛，以及日常的小小革命，成為在此文化淪喪之際得以讓生活堅定不移的必須。
巴西是個僅以複數存在的國家，即巴西人民。若只是單數，一切都將不可能。既然我們是複數的巴西人民而非單數，自然也就有許多巴西的聲音存在。我身為記者的挑戰是聆聽這些迥異的聲音，將之轉換成文字，並禁絕遺漏其中蘊含的訊息，盡量完整呈現他們訴說的世界。然而，這是一種我在嘗試的同時就已經失敗了的挑戰。
在全球最大的這片熱帶雨林，巴西占有其中最廣的一部分；在這個人為導致氣候變遷的世界，熱帶雨林成了一種策略財富。當人類不再害怕災難或擔心他們恐懼的災難成真，雨林就成了一種力量。自從一九九八年以來，我便頻繁探訪亞馬遜雨林，傾聽著關於人們、樹群與動物的故事。撰寫這篇前言時，我已經在阿爾塔米拉（Altamira）住了一年了，這座城市就位於亞馬遜雨林欣古河（Xingu River）河畔。
這本書從一場雨林中的誕生開始寫起，結束於聖保羅都會區（Greater São Paulo）周邊的一場死亡。聖保羅是巴西最大的都會區，也是全球十大都會區之一，人口多於兩千萬，超過葡萄牙與荷蘭等國。我不住在亞馬遜雨林的時候，就會住在這座建築荒漠中；河流在這裡交會，覆蓋在混凝土墳墓之下，每當我們行經其上往往快步走過。我把自己的身體當成橋樑，置身於這些形形色色的巴西人民之間。
本書收錄的故事，來自我人生中的兩段記者生涯。較短的專題報導寫於一九九九年，當時的我任職於巴西南部的報紙媒體《零時刻》（Zero Hora），那裡也是我的出生地；我負責的是名為〈無人見著的生活〉（The Life No One Sees）的專欄撰文，每週六刊出。在這個一整版的頁面中，我寫著那些一般被定義為「平常人」的生活。他們不是報紙上的那種新聞人物，他們的生與死被縮減寫成一小則短文，好比註腳一般，無足輕重到幾乎在頁面上一閃即過。我撰寫這個專欄的目的是為了告訴人們，世上沒有所謂平常的生活，只有受到馴化的眼睛，而這樣的眼睛無法洞見每個生活其實都是由不平凡轉化而來的。
若我們的眼睛不想被馴化，便要知曉每個個人生活所具有的獨特性，而這正是我將每一則小小的報導編織起來的原因。這些「未發生的事」（unhappenings，這是我造的詞，用以描述我所進行的報導工作）背後的政治意涵，就是沒人能被取代。因此，某些人的生活並不比其他人的還要有價值。累積了幾年，這些報導集結出版，並有幸獲得了巴西最大的報導文學獎。
本書後段收錄的八則短篇報導，則道盡了驅使我成為記者的動機。每個人赤裸裸出生，如何從擁有甚少，直至最終創造出一整個人生，這種種一切都令我著迷不已。這個動機也是帶領我們經歷這麼多世界與這麼多語言的關鍵。我想從這些執著的人身上學習如何賦予意義、創造人類的存在。生活就是我們創作的第一部小說。這部小說，我們稱為「現實」，就是我報導的實質內容。
一篇報導很短簡，卻需要大量的調查。我相信新聞報導，那是每日歷史的文字記錄，如實地記下生活傳述的訊息，就像是見證一般。我進行新聞工作時嚴謹以對、追求切實、重視用詞準確。但我也確信，現實的脈絡複雜不只由文字交織而成，其中還有質感、氣味、色彩、手勢。汙點、失落、暴行、各種細微差別，以及靜默、毀滅，也都錯綜融合成為現實。
我個人對新聞報導的看法是過去三十年建立起來的，我的人生幾乎每天都致力於接觸陌生的世界——不僅我看他們陌生，他們看我也很陌生。大家常說，你得上街踏破鐵鞋才找得到新聞，但新聞不只存在街上。一則報導還需要最原始的基進運動：跨越你自己這道鴻溝。或許這才是最深刻也最艱難的行動，它要求你跳脫自我，融入他人，融入那個他方的世界。唯有打開所有的感官去傾聽，才能做到這一點。那種傾聽裡，沒說的話與說出口的一樣重要，聲音和迴響也與寂靜一樣重要，家具的質感與選擇貼在牆上的畫一樣重要。氣味與缺席，否認、驚嚇與猶豫，咬指甲的痕跡、選擇或遺忘的機巧，分歧，還有被遺留的一切。
既是新聞報導，意味著我們得脫掉自己的衣服，套上他人的穿著。也就是說，我們得屏除自己的偏見、判斷、世界觀，這麼做是為了讓世人得知在這個星球上還有其他的存在經驗，且不僅只存在，而是那麼的獨一無二。然後，再走過漫長的路回來孕育文字，寫下這篇文章傳述的訊息，而這一切皆由這具從當地返回傳播新聞的身體交織而成。透過這一系列寫作報導的傳遞動作，他方成了彼與此。
透過這種姿態，我才能為那些報導沒有寫到的人們達到上述境界。身為記者，我發現自己常常遇上以口述方式創作文學的文盲；他們所給予我的滋養，重要性並不亞於圖書館架上的知名作家。拄著鋤頭靠在石頭上，或把釣魚竿放進獨木舟的男男女女，以充滿詩意的散文述說自己的生活，而這一切均源自世上獨一無二的人生經驗。他們大方分享自己的故事，沒有意識到在述說的同時，他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宇宙。經過三十年，如今這些人成了一群對我影響深刻入骨的人。而這種與他人真實交集的過程是無害的。
書中收錄較長的九篇報導，其中七篇寫於本世紀頭十年，從二○○○年到二○○八年，我任職於聖保羅的新聞週刊《新時代》（Época）；而這些篇章也收錄在另一本書《街頭之眼：尋找真實人生文學的記者》（Olho da Rua— uma repórter em busca da literatura da vida real）裡。這些文章展現了我在新聞報導中絕不妥協的行事風格。在〈雨林裡的接生婆〉中，我試著放下自己的定見（過去的經驗積累而成的），在整個報導過程裡頭，我最主要的工具便是傾聽。
做為記者（以及身為一個人），我一直認為，知道如何聆聽，比知道如何提問更重要。如果可能，我甚至不希望自己開口去提出第一個問題。我總覺得所謂的第一個問題，其實與我自身比較有干係，遠勝於我想了解的對象。此外，第一個問題還會向受訪者洩漏了採訪者的期望。第一個問題相當於一種控制形式，而身為稱職的傾聽者，我必須放棄控制，所以我只會說：「告訴我……」。你永遠不知道人們訴說自己的故事會從哪裡切入。
一旦我們臣服於故事，任它由外而內澈底顛覆我們，記者這份工作帶來的就只有喜悅。如果我走一遭阿馬帕州（Amapá）或聖保羅地區，回來卻毫無改變的話，我就會放棄報導了。身為記者，意味著每篇報導都會帶來一次重生，以及自我的重新創造。當然，最好是透過自然分娩。
如果你是個像是聆聽音樂般的閱讀者，你將發現《剩餘靈魂的收藏者》收錄的每篇報導自有其詞彙、節奏與布局；要是並非如此，將對我產生重大的影響。即使我穿越整個巴西，穿梭於每個巴西人內在的巴西世界，我依然沒有真正離開自己的家。倘若我無法洞悉他人的語言，沒有聽懂不同地區蘊含的每一種人生所傳遞的訊息節奏，那麼，我寫的不過就是我自己，以及我那受限的語言。即使擁有其他人名或所謂的其他故事，我也只是個寫著新故事、觀點卻單一的寫作者而已。
我的挑戰在於必須維持局外人的立場，這麼做是為了保有好奇的雙眼，倘若我想看透奪目的表象，這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必須注意，絕不能讓觀光客的觀點汙染了自己，因為觀光客總是透過自己的偏見或想像來看待現實，他們只看自己想見的，只相信自己認定的真相——若是如此，你根本不需要離開家門。
記者相當於貼近隱私的外來者。每當進入他人的世界，我都必須搞清楚一件關鍵的事：別人向我引介自己的世界時，她會呈現什麼給我看，還有，她不讓我看見的又是什麼？她會引我踏上什麼樣的路？她會用什麼樣的詞彙來為自己的領土命名，包括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為什麼她選擇這些詞彙？
經過三十年的報導生涯，死者始終縈繞在我心中，他們的生命不會因為我的譴責而有所改變。我一直在尋找詞彙，試圖用最合適的文字描述他們的故事，好讓世人聽見；我尋思著究竟要怎麼做，才能讓這些已經入土的人成為回憶，不致連他們的聲音都被埋葬了。而我花了些時間才明白，欠缺的不是文字或聲音，而是耳朵。
我不太了解自己。每當我覺得稍微了解一點了，就又會揭露更多自己的另一面，然後逃離自己。或許，我唯一確定的是自己是個記者。靈魂進駐一具又一具的身體，將不同體驗轉化成文字，是構成我本質的決定性因素，而這已融入骨子裡了。我對無限荒謬的現實擁有不成比例的愛，而這份愛影響了我所有的世界觀。瓜拉尼蓋約瓦族（Guarani-Kaiowá）好幾個世紀以來遭到各式各樣的謀殺，儘管如此，他們依然抵抗不屈。我跟他們學到了另一個字：ñe’ẽ，這個字指的是「文字」與「靈魂」同時存在。正是在這他者的語言中（既非我的，亦非你的），我找到了足以定義自己這番追尋的詞彙。在兩個世界之間的漩渦裡，我想要成為能夠產生作用的文字。
在這本書中，一如在人生裡，我能獻上的唯有自己。我希望這樣就足夠了。

阿爾塔米拉，巴西，二○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前言：在不同的世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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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禁
餵養孩子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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