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序
一九六九年出版小說《第五號屠宰場》（Slaughterhouse Five）而享譽全球之後，馮內果便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畢業典禮演說來賓之一。其實對於六○年代那些渴望以新方式看待世界、替代現狀的年輕人而言，早在出版這本初期暢銷書之前，馮內果就已經是他們的地下英雄。甚至在他尚未因《第五號屠宰場》而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之前，他的《貓的搖籃》（Cat’sCradle）與《泰坦星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等早期小說平裝本，便已在大學生之間交相傳閱，被翻得破破爛爛。一九五○年代，馮內果開始在幾家頗受歡迎的週刊，諸如《科利爾》（Collier’s）和《週六晚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發表短篇小說，從那時起他的作品就很能打動年輕人，而這股魅力始終不曾消退。全美各地的高中大學都會教授他的小說、短文與短篇故事，誠如麻州大學波士頓分校的蕭恩．歐康諾教授所說：「要讓現在的學生讀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和貝婁（Saul Bellow, 1915-2005）已經很困難，但他們仍喜愛馮內果。」
出乎馮內果自己意外也令他感到懊惱的是，（說來諷刺）他分明是個「反反文化」的人，卻被擁立為六○年代年輕人的「代言人」兼反文化英雄。他在《君子》雜誌（Esquire）裡一篇名為〈是的，我們沒有涅槃〉的文章中，諷刺四處輕易許諾內心平靜與世界和平的瑪哈禮希．瑪赫西．優濟（Maharishi Mahesh Yogi, 1918-2008）。當修禪等東方冥想法蔚為風潮之際，馮內果主張我們西方有屬於自己的方法，同樣可以減緩心跳速度，讓心境平和，這個方法就是「閱讀短篇小說」，他稱之為「佛教式小歇」。然而，他並不像當代某些大人認為年輕人的文化一無可取。他曾經寫過「藝術家的任務就是讓人更加喜愛生命」，當被問到是否有誰做到了，他回答說：「有，披頭四就做到了。」
他也深愛藍調和爵士樂。他給一位與他友好的文學評論家的信中寫道：「我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度過的童年期間，當地的爵士樂手讓我感到興奮又快樂。」
他認為毒品起不了這樣的作用。在這本選集中的某篇演說裡，他告訴聽眾：「對於海洛英、古柯鹼、迷幻藥LSD等等，我一向很膽小。我確實和『死之華』合唱團（Grateful Dead）的傑瑞．賈西亞（Jerry Garcia, 1942-1995）抽過一根大麻菸，純粹只是為了交際應酬。抽完以後好像沒什麼感覺，不管是好是壞，所以後來再也沒有碰過。」
幾乎不像嬉皮會說的話。作家雷蒙． 夢果（Raymond Mungo, 1946-）是當時最出名的嬉皮之一，他邀請我和馮內果去參觀他在佛蒙特州布雷托波羅（Brattleboro）創辦的共同村，後來在他的回憶錄《全損農場》（Total Loss Farm）也曾提及。他告訴我們，他與友人之所以想創立共同村並學習以簡單的方式「靠土地生活」，就是因為「我們想成為地球上最後一群人」。馮內果說：「這種希望會不會有點狂妄？」
馮內果的談話與寫作當中，總會出現一些直截了當的詞句，是大家沒有說出口的心裡話，他會說出想法表達內在感覺，而這些想法會撼動原有的成見，讓人從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他就是那個指出房間裡有大象、看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人。
一九七○年接待我和馮內果參觀共同村的那個夢果，最近讀了我剛剛編輯完的馮內果書信集，給我寫了一封電子郵件說道：「無論從前或現在，馮內果都是重要作家，等我們全都作古之後，他的作品仍會繼續流傳」。二○○五年，馮內果上強．史都華（Jon Stewart）主持的〈每日秀〉（The Daily Show）節目向他新一代的書迷引介新書《沒有國家的人》（A Man Without a Country），直到今日，他的短篇小說《哈里森．布吉朗》（Harrison Bergeron）依然是高中的教材，也依然能感動青少年。
馮內果不會為了迎合讀者而寫得膚淺，也不會試圖賣弄智慧讓人一頭霧水。他風趣中不失深度，而且就是用這樣的風格與精神對畢業生演說。他並未因為他們年輕，而將他們視為不同的、較低等的族類，他向來鄙視將一整個世代概化的言論。他曾經對某一群畢業生說：「⋯⋯有些人想讓我們以為我們分屬於不同世代，就像愛斯基摩人和澳洲原住民那麼不同，其實不然。就時間上而言，我們是那麼地接近，甚至應該視彼此為兄弟姊妹⋯⋯每當孩子向我抱怨地球如何如何，我都會說：『閉嘴！我自己也才剛來不久。』」（馮內果有三名親生子女，另外又領養了四個，其中包括與第二任妻子吉兒．克雷曼茲﹝Jill Krementz, 1940-〕所生的么女莉莉。）
儘管是熱門的畢業典禮演說來賓，馮內果本身卻從未取得大學文憑。第二次大戰時，他離開康乃爾大學去從軍，軍方送他進巴特勒大學（Butler University）修細菌學，又到卡內基技術學校（Carnegie Tech）與田納西大學（University of Tennessee）修機械工程，然後將他分派至步兵師，並給他一把步槍。在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中，他擔任一○六步兵師的先遣偵察兵，遭德軍俘虜後被送往德勒斯登戰俘營。德勒斯登受到轟炸之際，他因為躲在一個名叫「第五號屠宰場」的地下肉類儲藏室而逃過一劫。戰後返家，他又到芝加哥大學研讀人類學，專攻「美國軍人權利法案」，並在芝城新聞社（Chicago News Bureau）當記者。雖然修完了碩士學位的所有學分，他提出的論文題目卻被否決了，他只得轉而接受奇異公司的公關工作。數年後他成名了，該校才頒給他一個榮譽學位。
「事情就是這樣⋯⋯」
馮內果直到四十七歲才成為知名作家。在此之前他拚命苦撐，勉勉強強養活一大家子─不只有妻子和他們自己的三個小孩，還有他姊姊留下的三個孩子；他姊姊死於癌症，享年四十一歲，而就在她去世前一天，丈夫也在通勤火車墜橋的意外中喪生。為五○年代暢銷週刊撰寫短篇小說的酬勞，讓馮內果得以辭去奇異公司的工作，但隨著電視的出現，這些雜誌社陸續倒閉，使得他幾乎三餐難以為繼。他未能說服襯衫公司接受他發想的新式蝴蝶領結，想設計新的桌上遊戲也沒能成功，代理銷售的紳寶汽車當時在國內幾乎還鮮為人知，汽車生意失敗後便通勤到波士頓為一家廣告公司寫文案；他去應徵鱈魚角社區大學（Cape Cod community college）的英語教職遭拒，後來到一家專收問題少年的學校任教，又沒能申請到古根漢獎學金，儘管一路坎坷卻始終筆耕不綴。他於二○○七年去世，享年八十四歲，臨終前依然還在寫。
年輕人若來徵詢他的建議，他不會傳授一夕成名的廉價公式，也不會說一些不切實際的陳腔濫調。
畢業典禮的演說者多半都會準備一篇固定講稿，只將校名加以更動，馮內果卻不然，他會帶來全新內容，會想出新的觀點、新的故事、新的詼諧妙語與發人省思的新刺激。然而，也有某些主題他格外重視，會想方設法穿插入絕大多數的演說中，例如感念師恩，例如要留意並珍惜日常生活中美好的片段時刻，就像他叔叔艾利克斯（Alex Vonnegut, 1888-1975）教他的，要不時停下來告訴自己：「如果這世界不好，什麼才叫好？」他傳遞給畢業生的訊息絕不只有美好與光明，一定都還包括他對於地球毀滅的絕望、他對於政客為了保障自己老年的地位而將人民送上戰場的不齒，還有我們對龐大家族與成年禮的需求，這是昔日社會的力量來源，而今日我們的社會也正是因為少了這些才災禍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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