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序
邱垂亮教授將五年來所發表的時論整理成書，這是他第五本中文著作。
流亡海外二十三年期間，常讀到邱教授的文章，感佩其立場嚴謹，條理清晰，為文精彩，很是動人，早成為其忠實的「愛讀者」。但沒有機會見面。一九九二年回台以後，才有機會在各種會議中認識，覺得「人如其文」或「文如其人」，他純樸踏實，誠懇磊落，頭腦清楚而不裝作。
在民進黨執政時，我任總統府資政，兼任「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秘書長，常到外國訪問或主持會議（算起來曾到過三十多國）。若是國際討論會，一定邀請邱教授參加，不只是因為他在澳洲大學任教多年，亦是因為他每發言不像些以「學院派」自居者，故作深奧，把一句話即能道破的，煞有介事的，轉彎抹角，弄得複雜不堪，為的是要炫耀博識，衒學浮誇。
我很欣賞邱教授，頗有資深學人的獨特風格，諤諤而談，直截了當，直搗問題的核心，清清楚楚，聽來深入而輕鬆。他一生好運，得到伶俐賢慧的夫人月琴女士的不少內助，應該特記。
此本書是邱教授在台灣現代政論史上所留下來不朽的重要足跡，能藉此短序，在其足跡上附上一輕微的手紋，深感榮幸。
2012年8月15日
前言
戰前生在苗栗鄉下公館，戰後在石油公司探勘處當電工領班的父親，從南洋回來被派去台南東山，我們一家搬去山裡，一住20多年。在深山裡長大，我的鄉土味根深蒂固。
1947爆發228事件，父親同事被抓，我幼小心靈感受到莫名的殺氣、恐懼，一生難忘。
父親在山上礦場爬電線桿、拉電線，雖然做得很好，但到退休，一直當工頭，沒被升等過。上面管他的主管、課長、主任，大多是外省（中國）人，台灣人沒份。他受日本教育，從日本時代就當領班，中國人來也一輩子只當領班。
我感覺不平，也感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從小，我書唸得很好，小學6年都第一名。嘉義中學畢業後，全校第7名，保送成功大學，沒去，參加聯考，考上台大外文系，想當文學家，作夢。
在台大，一開始就沒和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等搞《現代文學》的同學在一起，感覺他們離我的台灣土地、台灣人的心情很遠。
我和幾位台灣同學搞台灣同學會，並當第一屆會長。還選上班代表，要和國民黨推出的代表競選台大學生代聯會會長，被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老婆月琴阻擋，說是雞蛋碰石頭。
月琴的姐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被抓，關了快20年。她談「白」變色，怕國民黨政權怕死了，晚上都會做惡夢。她認為我有叛逆性格，留在台灣一定反國民黨，出問題，被抓、被殺。她「強迫」我台大畢業後去美國深造，並「威脅」，不去就不嫁給我。
在美國，我在加大（Riverside河邊）唸博士，月琴在南加大唸碩士。蔡同榮也在南加大唸博士，張燦鍙則已在附近的研究所當研究員。我和他們常見面，他們搞台獨，我贊同他們的理念，但沒參加他們的組織。
1971年初拿到博士，知道可能有人打我小報告，不敢回台工作。而且越來越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也不想回去。只好抓到機會來澳洲昆斯蘭大學教書，一教41年。
教的是亞洲政治，研究的是政治文化和民主化。一開始就塗鴉，主張台灣民主化，要求蔣家父子解除戒嚴統治、全面改選國會、總統直選，甚至曾在文章裡呼籲蔣家父子下台。
1970年初先在蔣經國支持的「革新保台」、「吹台青」的學者們辦的《人與社會》寫文章，轟動一時，並被請為社務執委。
《人與社會》由當年救國團主任李煥背後主導，招攬國內外學者鼓動改革。外省的張京育、關中、沈君山、丘宏達、張忠棟、陳長文、魏鏞、卲玉銘，本省的趙守博、施啟揚，都在裡面。
我文章敢寫、話敢說，被拉去打前鋒。很多後來都當國民黨的高官，只有張忠棟和我不知天高地厚，越罵越兇，留在黨外跟蔣家鬥到底。1999忠棟得癌死前，我倆還合作要對台灣的民主化做全盤的研究，提案被蔣經國基金會否決。
《人與社會》後替老康（寧祥）的《台灣政論》寫文章。1975年底終於爆發《台灣政論》事件。國民黨用我的文章《兩種心向》把《台灣政論》關掉，說我「涉嫌煽動叛亂」。我被列入黑名單，不准回國。1976一月我闖關回去，在機場被阻，原機遣返。
1978年在史丹佛大學客座，突然接到李煥的信，告知「問題」處理好了，歡迎我回國訪問。那時他已因1977中壢事件下台。1978夏天，我回去，他親自到機場接我，還請我去吃了牛排午餐。
《台灣政論》事件後，繼續在老康的《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鄭南榕的《自由時代》等黨外雜誌寫文章，寫很多批判國民黨專制獨裁、鼓吹自由民主、支持台灣主權獨立的論述。寫很多，文章火氣也很大。
1980年代還在台灣的《中國時報》、《聯合報》、《民眾日報》、《自立晚報》、《首都早報》、《台灣日報》、《自由時報》、香港的《中報》、《展望》、《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美國的《北美日報》等報章雜誌發表政論著作。一直寫到現在，整整40年。
我有壞脾氣、壞習慣，文章寫了就忘，不去想它。文章寫多少，沒記錄、也沒留下。現在想起來，迷迷茫茫，猜想，大概沒幾千、也近千篇吧！
不過，到1989，我還是出了4本文集：《民主政治與台灣前途》（1976）、《亞洲的政治文化 ─ 日本、台灣與中國》（1984）、《民主台灣與中國》（1987）、《台灣與中國 ─ 走上不同政治路》（1989）。
這裡不提我的英文寫作，只點出兩本英文學術著作，一是《Maoism in Ac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4)，二是《Democratizing Oriental Despotism》(1995)。前者分析老毛的文革，指出中國專制政治的頑固本性。後者從文化與制度決定論的不同角度，解說民主化在中國失敗、在台灣成功的理由，基本上論述了我對民主發展的看法。
1989後，20多年間寫的文章一定比之前的20年要多。但沒再結集出書，原因、藉口很多。生性懶惰是理由之一，但不是主因。主因是，文章寫越多越感覺自己才疏學淺，再努力也達不到文豪、哲人的崇高境界，不能立言流傳後世。
1970出道，開始寫政論文章時，是有發揮所學要人讀我書、希望影響人心的雄心大志。但寫多了，寫來寫去還是在人權正義、民主自由、主權獨立、反獨裁專制等普世價值的思想、理論範圍內轉來轉去，轉不出已有的典範限制，達不到「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突破，推不出更高層次的理念論述。
連自己寫得都越來越覺得乏味、汗顏。後來變成寫文章不是為了發揚理念、啟發人性、引領風潮，而是為了自我心靈、智慧、情緒的發洩。寫了、發洩了就好，不僅不去想別人看不看，連自己都懶得、甚至不想再看。要把一大堆的舊文章細心整理、編輯、出書，實在提不起興趣、找不到勁頭。就這樣一拖再拖，一拖就是20多年沒出專集。
有點不可思議，這種心情發洩的心理作用，大概也是刺激我不停寫作的動力。
還有，更深層的心理挫折，則是中國六四天安門症候群引起的深沈無力、無奈感。我文章寫得再多、民主吶喊的聲音再大，面對東方專制（Oriental despotism）文化、制度的根深蒂固，有如狗吠火車，沒人聽到、聽懂，沒有影響、作用。
1980年代，我文章寫得很多的時候，台灣的民主化風起雲湧，大步向前邁進，中國也文革後推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導致「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的自由化可喜現象。
那些年我常去中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政治學所、北京、人民、杭州、復旦等大學講學，講西方民主化的理論，也講台灣正快速民主化的經驗。
因而認識了方勵之（剛死於2012.04.06）、嚴家其、包遵信（死於2007.10.28）、蘇紹智、王軍濤、蘇曉康、遠志明等改革派學者和很多北大、人大的學生。
記得曾在我的旅館房間，和包遵信、王軍濤、蘇曉康、遠志明等人談民主談到天亮，吸了他們一整夜的煙塵。也和嚴家其在他的辦公室談民主化談了好幾小時，後來在李怡的《九十年代》發表長文，指出嚴講「人道主義高於馬克斯主義」的話，害他被社科院的「領導請去交代」並寫「自我檢討」。也去過方勵之、蘇紹智家作客，後來還邀請他兩人來澳洲訪問。我陪著方勵之在雪梨、墨爾本各地演講一個月，掀起風潮。
在北大演講台灣的民主化，很轟動，講堂裡、外都擠滿人潮。講後學生們送我很多小禮物（北大的T杉、筆記本、原子筆等），讓我感動。
1989，他們很多捲入天安門的民主運動，被關的被關，逃亡的逃亡，下場淒涼。中國曇花一現的「北京之春」悲情落幕。到今天，中國的民主化，在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下奄奄一息，看不到願景、希望。
1990在淡江大學客座，並在老康的《首都早報》當主筆、總主筆，幾乎每天都寫政論，寫很多急就章，有點亂寫，不夠深入、嚴謹。
1990年3月台灣爆發野百合學生反「老賊」（終身國代和立委）的民主示威運動。我也去中正紀念堂靜坐，支持學生們。
3月底，李登輝（阿輝伯）被國民大會選上連任，要組新閣，換掉行政院長李煥。李煥請老康和我去圓山飯店吃牛排，希望我們支持他能被阿輝伯提名為副總統。
第二天我寫一篇專論，勸李煥不要爭大位，說台灣政局已丕變，應讓台灣人出頭天，他的時代已過去，跟阿輝伯爭權他必敗。之後，他就不再理我。
1990年代，我也在《民眾》、《自立》等報寫很多政論文章。稿費賺很多，但老實講文章寫得馬馬虎虎，對自己並不滿意。文章寫後也就不太理睬。所以，雖有朋友一再鼓勵，10年中都沒想要出論文集。
2000陳水扁打敗連戰，贏得總統大位。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民主化成功邁進一大步，被很多人認為是台灣經濟之外的政治奇蹟。
我2001再回去淡大客座，一「坐」5年。教書外被副總統呂秀蓮拉去幫忙創立台灣心會，並被阿扁叫去當總統府無給職國策顧問（2002）。2003經呂秀蓮推薦改為有給職，我婉拒，被改為總統府顧問。
有了這個「官位」，我常被請去上電視台的call-in節目（民視、TVBS、東森、公視、客家等），也常被國安會、僑委會、外交部請去開會、演講，並被派出國訪問、開會、政策宣導、與他國學界、政界對話。以心會理事長之名，也數度帶龐大樂團去美國、日本演出，推動文化外交。
另外，有幸被彭明敏教授看重，跟著他全球走透透，參加由他主持的亞洲民主聯盟的會議，和很多國家學界、政界人士交流。和彭教授一起打拼，是我人生一大榮譽和快樂，受益匪淺。
那些年很忙，但活得多采多姿，文章也不停地寫，大多登在《自由》、《台日》等報紙。不過一樣寫得太輕快、太浮淺一點，讀讀可以，要結集成書，有欠論述深度。
2004阿扁連任成功，台灣民主化進入鞏固之門。雖仍根基薄弱，但令人感覺前途樂觀。
2006年回澳洲隱退，《自由》的言論版政策改變，我的文章不再適用。我也落伍了，寫累了，寫不出、也不想再寫報紙即時時事評論文章。
我當然還是關心台灣，每天一早一定坐在電腦前看internet的台灣、澳洲、美國及其他世界主要報紙，一看4個小時。看了當然有感想，手會養，想寫東西。
沈澱一段時間後，思考很久，決定雖然已從大學退休，不必再做嚴謹的學術工作、寫枯燥的學術論文，但還是不忘情做學問的嚴謹思考、邏輯理論分析人間事物、尤其是政治人物的是是非非。
所以，還是想寫文章，但不要為寫而寫，趕時髦、趕時效、趕發表，而是靜下來把問題研究透澈，論述理路想清楚，再慢慢、嚴謹、細緻寫出有思想理論、實際作用、又平易近人的文字。
同時網路時代到來，突飛猛進，線上（online）刊物如雨後春筍，澎湃發展。發覺在這新媒體上，可以盡情發揮，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寫多長就寫多長，可以用心慢慢寫，滿意再登，隨時可登、可改，自由自在。
還有，在《民眾》寫專欄時就認識的邱國禎，在李哲朗把《民眾》賣給東森的王令麟後辦了《南方快報》，平面報紙沒辦成功，線上電子報卻辦得多采多姿，在海外頗受歡迎。
我就開始在《南方快報》（www.southnews.com.tw）寫專欄。國禎讓我盡情發揮。一寫5年，寫得不亦樂乎。
很久以前國禎就建議把《南方》專欄的文章結集出書，我一直沒興趣。理由還是，我是為自己、不是為讀者寫文章。我的文章像我人生，寫了就「塵埃歸塵埃」（Dust to dust），很快就煙消雲散，不值錢，不值留言、留名。
日前（2012.05.04）被月琴催開始考慮出版文集，為了了解一些過去的人事關係，才第一次在Google打上「邱垂亮」找資料。一打開竟冒出40多頁一千七百多條有關我的報導，讓我傻眼。我的文章外，還有很多評我、罵我、讚我的報導，看得我眼花撩亂。
以前，別人臭罵我、讚美我，我不聽、不看、不知。知道了，也都一笑置之，從不回應。
去年（2011.04.23）台灣國際研究學會辦了一場評論我的「民主理論與社會實踐」的研討會，由我的高足范盛保發表論文，後來也出書。我有聽說，但一直沒去關心。日前查Google，才第一次看了Youtube的紀錄。
2004阿扁連任成功，我就應該自我感覺良好，功成身退，不再沾鍋，不再涉入台灣民主發展的漩渦。但就是放不下，2008還是關心、插手。謝長廷大敗，還是滿心傷痛。
2008大敗，因為阿扁留下一個難分難解的爛攤子，可以理解。2012小英（蔡英文）該贏沒贏，主因是馬英九、國民黨用盡奧步、還聯中（國）打台（灣），用「一中」經濟恐嚇牌嚇壞選民，最後不敢投小英的票。
馬英九統治4年，台灣的國家主權流失，民主自由人權倒退嚕，人民生活也大不如前，台灣人民還讓他連任。小英該贏沒贏，我非常失望，深感憤憤不平，對台灣的國家前途、民主前景因而看壞，悲觀。
對台灣人的民主政治素養的不足，那麼容易被馬英九騙得團團轉，更感失望、無奈。當然，對自己40年來宣揚民主的用心努力，卻似空谷足音、憨人說憨話，沒人聽懂，沒有改善台灣人的政治心態和行為，更是大失所望，傷心透頂。
2012大選後滿懷鬱卒，回澳洲後沈思良久，想到自已身心老朽，沒路用了。江郎才盡，對台灣的主權立國、民主鞏固發展已無能為力，決定退隱昆大河邊小屋，不再管事，不再牽扯台灣的政治事物。
說真心話，40年來該說、能說的話也說完了，該寫、能寫的文章也寫完了。正如阿輝伯講的，我的腦袋已「鞏固力」，再也想不出、寫不出新的、好的東西。
大學追女朋友的時候，很會寫甜言蜜語的情書，寫很多、騙很多，鍛鍊了後來寫政論文章的功力。還曾向月琴誇下海口，說將來要寫出一部台灣的《戰爭與和平》。50多年來，她從來沒讓我忘記當年誇下的狂言。
這些年來，她知道《戰爭與和平》無望，但還是嘮叨，不過把目標大肆調降，沒事就要我寫回憶錄。她說我一生還活得滿精彩的，可以寫回憶錄。我總是回應，我的人生「塵埃歸塵埃」，只能留下一堆塵土，風一吹就無踨無跡，那能留下痕記。
2012年3月，我過了老人的生日，我們也過了48週年的結婚紀念日。她又嘮叨，我無奈，忽然答應，把過去5年的文章看一遍，如還可以，出一本專輯好了。她雖不滿意，但還是高興地抓住不放，「你說的了！不能賴帳！」
就這樣，我把6年來寫的40萬字再讀一遍，感覺也許可以。自我感覺良好的理由有3：1是，這些都是比較能暢所欲言、要寫什麼就寫什麼、卻又想得比較清楚、寫的比較細緻、周全的文章；2是，它們雖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卻也維持一定學術標準，還有一定思想理論脈搏貫穿其間；3是，雖非純粹記史、論史的著作，它們還是我對馬英九兩次贏得政權、決策方向、執政得失的歷史評斷。雖有我的偏見，但也有我的歷史見證。
反正也沒事做，也沒非寫不可的文章，就開始整理6年來寫給《南方》的文字，由許建榮（Mattel）和出版界朋友討論，決定篩選20多萬字分成兩本書出版。
一本取名《空谷足音的南方論述 ─ 台灣2006-2012》，評析台灣政治發展，主題包括主權、民主、人權和馬英九。
另一本討論台灣的國際關係，取名《走不出門的國家 ─ 馬英九的台灣》，顧名思義，內容不言可喻。
都絕不是《戰爭與和平》，但希望能是空谷足音。
非常榮幸得到彭教授寫代序。月琴最高興，說「有了彭教授的序文，你的文章爛也就罷了！」，快樂接收了我的空谷足音。
2012.08.20（小孫女Caitlin逸嵐出生）
寫於澳洲布里斯本河邊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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