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毛澤東與當今中國社會 何與懷
一、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廣大民眾、中共思想理論界以及中共高級領導幹部，經歷十年「法西斯專制暴政」後，痛定思痛，熱切參與「撥亂反正」，體制外和體制內都出現了一股「評毛批毛」浪潮。
1976年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一夥被抓。消息傳出後，全中國民眾無不拍手稱快，為這場反文明、反人類、摧殘中華民族的大劫難的結束喜極而泣。當時人們把文革定性為極其殘酷的「十年法西斯專制暴政」，全國掀起一個鋪天蓋地的控訴、批判浪潮。在文學領域，出現「傷痕文學」，後來進而有「反思文學」。各式各樣的非官方刊物也像雨後春筍，紛紛問世。從1978年冬到1981年春，僅北京就有五十餘種出版，較著名的如《探索》、《四五論壇》、《中國人權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等。北京在1978年至1979年間還出現令人矚目的西單民主牆，每天群情洶湧，張貼許多不同政見的大字報。許多文章，包括文學藝術作品，以激烈悲憤之情，揭露、控訴江青、林彪兩個所謂「反革命集團」及其爪牙的罪行，這也是當局所需要的，可以堂而皇之進行，加之他們的種種罪行確實罄竹難書；而其中所透露的精神實質，是要肅清專制餘毒，要言論自由，要爭取人民權利，是呼喚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化，是評論、批判毛澤東（「評毛批毛」），找出罪惡的根源……這個「非毛化」浪潮，一時聲勢浩大，波及全國，儼然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被史家稱之為「北京之春」。中共當時要「撥亂反正」，所以領導人也給其以很高的評價。葉劍英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胡耀邦認為，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新的覺醒」。有一段時間，鄧小平對西單民主牆也是肯定的。1978年11月，他借接見日本客人的機會表示：「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這並不可怕。」在當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總結講話中，鄧小平更擲地有聲地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不同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如果說，歷經十年暴政的體制外廣大民眾通過地下刊物和民主牆自發評毛批毛，為民主、自由、人權大聲疾呼，並不足為奇，那麼，1979年1月18日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的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則可謂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理論界一件破天荒大事。在第一階段會上，體制內的思想理論界，首次公開出現大規模評毛批毛的壯舉。近兩百位與會者解放思想，爭相發言，痛快淋漓，會議氣氛非常活躍。
與會代表以「實踐標準」的精神廣泛地論及到1949年以來中共思想理論路線方針各個方面，指名道姓公開批評毛澤東，批判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批判他極左的思想、理論、指示和決策，諸如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全面專政理論、關於走資派―黨內資產階級的理論，等等。所有這些文革中被認為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貢獻、體現了「第三個里程碑」的寶貝，全都受到批判。與會代表對中共建國以後歷次政治運動提出質疑，認為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統統是毛澤東左傾路線的產物，造成的冤假錯案，都應該澈底平反。特別是文化大革命，被批得很凶。為「十七年」正名也得出「毛主席革命路線」就是極左路線的結論。
與會代表批判「兩個凡是」，全面否定中共十一大仍表示要堅持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會上很多人還主張：把西單民主牆變成一個常設的發揚民主的陣地，要給它建一個擋風避雨的場所，大家可以到那兒去自由發表意見。
在會上，王若水一馬當先，開公開評毛之先河，作了振聾發聵的長篇發言，題目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訓是必須反對個人迷信〉，整整講了一天，反應異常熱烈，被譽為評毛「第一炮」。哲學家王若水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得以參與高層意識形態工作的討論，因而對毛澤東的為人和毛澤東思想有深刻的研究和認識。在王若水看來，毛澤東總是犯左的錯誤，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惡性循環，越搞越亂，終於無法收拾。左在經濟上的表現是「大躍進」，這和毛的好大喜功有關；左在政治上的表現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又和毛的缺乏容人肚量和猜忌多疑有關。這裡是毛的個性起作用。毛澤東的這種個性之所以能不受抑制地發展，這就有制度的條件（高度集權體制），也有文化的原因（包括傳統文化和來自蘇聯的黨文化）。在這種體制下，加上意識形態方面的個人迷信，毛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王若水一針見血地指出：「個人迷信是文革能夠產生的重要條件。」
當時擔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洪林也在會上做了一個長篇發言，題為〈領袖和人民〉。他認為，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會忠於皇帝的標準去對待國家領袖，絕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求每個黨員都忠於黨的領袖，也顯然根本不符合共產主義政黨的綱領和組織原則。他說，從歷史觀來看，《國際歌》和《東方紅》就是不一致的。一個說「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一個說「他是人民大救星」。還有一首歌，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它把魚水關係完全弄顛倒了。如果黨是「水」，人民是「魚」，那麼1921年以前，幾萬萬人民豈不是都變成乾魚了嗎？他的結論是：「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
公開評毛批毛的思潮甚至發展到中共領導幹部大會上。1980年秋，中共黨內四千高級幹部（中央機關約一千人，地方、省軍級幹部三千人）加上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一千五百多名學員，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進行了一次大討論。史家認為，如果說理論務虛會是理論界的思想解放，那麼，這次討論會就可以說是黨內高層幹部的一次思想解放。
當時會議簡報刊登許多精彩的發言。例如：中共元老、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在發言中列舉了毛澤東的片面性和十大錯誤：不熟悉科學社會主義；不熟悉產業工人和資本家；不熟悉工業；不懂政治經濟學；不研究經濟規律；對知識分子按世界觀劃階級，主張「外行領導內行」，批「臭老九」；搞農民平均主義，1958年搞「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發作；在需要「外為中用」時，大批國際修正主義，把「自力更生」變成「閉關自守」；196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1966年又開始搞四個大破壞；鑽進線裝書，搞他的「古為今用」。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李頡伯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說，毛澤東後來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論，認為個人意志可以創造一切，可改變客觀經濟規律，改變黨和國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變歷史發展的趨勢，走上追求絕對權勢和個人意志的王國、唯我主義的道路，實際上是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胡克實舉例說毛出爾反爾的事情很多。他說，毛的問題「只有觸及本質問題，才能解釋。不能用（草稿中的）驕傲情緒、主觀上要反修防修來概括，否則群眾不滿意，我們這些正統派也不誠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張香山說：毛澤東的錯誤太大、太多。因此，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著名作家、對外友協副會長夏衍概括毛澤東的錯誤是十六個字：「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裡藏針。」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則言簡意賅地概括毛澤東的性格特徵是翻雲覆雨、任性生變的「權變」謀略。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張愛萍上將說，毛是「言必稱秦始皇」。著名經濟學家、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孫冶方說，毛「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中紀委駐農機部紀檢組第一副組長宋敏之說，毛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面」。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說得更直白，他認為毛澤東是歷史上最大的暴君，連朱元璋也不如他。
許多參與討論者反對把毛澤東「同林彪、四人幫區別開來」。他們強調，1949年中共執政後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不能回避，毛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最後，許多參會人員要求重新撰寫〈決議〉這個文件。在重新寫的過程中，應該解放思想，要擺脫一些人為的思想障礙。要明確毛澤東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或者把毛澤東的錯誤思想說成不屬毛澤東思想這個說法對不對。再則，〈決議（草案）〉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幫區別開來，而說什麼存在的路線一條是「極左」（林、四），一條只是「左傾」（毛），這種通過文字遊戲來區別兩者的論斷顯得太勉強了。還有，把明明是毛澤東個人的錯誤寫成是全黨的錯誤……等等。大家認為，草稿講「我們黨在大部分時間執行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這個估計顯然與事實不符，以這種錯誤估計來寫這段歷史，不能不處處文過飾非，為毛的錯誤路線及其造成的災難後果開脫。
這些中共領導幹部，以其幾十年的親身經歷，對毛澤東的思想、品性、行為及其在各個階段引發的後果，深有體會，切膚之痛難以忘懷。他們所發表的言論，固然由於時代局限、自身局限，未必具有理論深度具有系統性，但句句實情，句句中的。
在那幾年的撥亂反正、思想解放運動中，當時先後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書記處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胡耀邦功勳至偉。他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非凡膽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開始並完成了中共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平反冤假錯案，給右派摘帽，基本解決了殃及一億人的問題。他斬釘截鐵地強調：所有冤假錯案，即使是毛主席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還悄悄地取消了以「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為代表的賤民群體背了三十年的恥辱桎拷。他這個貢獻堪比解放黑奴的美國林肯總統。在意識形態方面，胡耀邦頂著來自各方面甚至是最高層的政治壓力，一步步推進那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特別是，他毅然決然破除「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由此，那場此後被反復追憶、讚譽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全面鋪開。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馬立誠在其《交鋒三十年》一書中評論道：如此重大的舉動，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屬膽大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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