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旗袍與滿漢融合
第一節 旗袍的產生及發展
旗袍滿語稱「衣介」，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紀。「旗」是指旗人，清太祖努爾哈赤統帥千軍萬馬，馳騁疆場，統一了女真各個部落，設立了軍中的黃、白、紅、藍四正旗，入關後又增添了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鑲旗，稱作「八旗」，以此來區分和統馭所屬軍民。滿族人都是八旗子弟。「袍」是指裁剪一體式的連身長褂。「旗人」穿的「袍」就是「旗袍」。
順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入關定都北京，統一了全國，隨著政權的穩定，開始強制實行服制改革，規定無論男女都要著袍。滿清統治者強迫漢族人改裝易服穿旗袍，引起不少漢族人的激烈反對，無數的漢族人因此人頭落地，有的地方漢族人與統治者為易服而形成了「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男性在活著的時候，穿著滿清旗人的服裝，而死了入殮的時候，穿著的壽衣則是明朝的服裝。男子必須穿著滿清的服裝，而女性則可以穿著明朝的服裝。）的對立局面。為此順治11年，清政府不得不接受了漢人「十從十不從」的建議，其結果為漢族男人穿長袍馬褂，漢族女子可以繼續穿著顯示本民族特色的上襖下裙。因此從清前期到中期，在愛新覺羅氏當政的近300年中，旗人女子著裝與漢族女子著裝一直保持著涇渭分明的界限。
清朝中後期，旗袍開始由宮廷傳入民間，首先是北京、天津一帶的婦女競相穿著，然後逐漸往南方流行。旗袍所選用的衣料大都是綢緞。清代中期，女袍袖子逐漸加寬至30到35釐米，稱「喇叭袖」；後期的袖子變得更加寬肥，出現了大挽袖，套花袖等款式。總之，旗袍的袖子歷經了由窄到寬的演變。領型經歷了由圓領到較低的立領，再到後期的「元寶領」的改變。「元寶領」最早是北京四馬路長三堂子中的倌人發明的。「元寶領」因領子正面看上去形似元寶而得名。領襯很硬，可蓋住腮幫甚至可以碰到耳朵，最高可達7寸，它以適宜的角度，斜斜地切過兩腮，不是瓜子臉也變成了瓜子臉，因此很受清末女子的歡迎。
清初，旗袍風格樸素自然，到了清末，旗袍極盡奢華。注重細節裝飾，色彩艷麗，對比度高，圖案複雜。到了咸豐、同治年間，袍服裝飾的繁複程度幾至登峰造極的境地。在旗袍的領、袖、襟、裾的邊沿部位都採用寬圖案花邊鑲滾。鑲邊最初是為了增加衣服的耐磨度，可清中期後，鑲邊的裝飾功能替代了實用功能，鑲滾嵌綉甚至可以覆蓋整件衣服，以至於原來的衣服幾乎都看不清。有的還用不同顏色的珠寶盤製成各種花朵，用剪刀挖空花邊，鏤出各種花紋。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舊式旗袍逐漸被摒棄，新式旗袍則在亂世妝扮中開始醞釀。1918年，從知識界傳出了服裝要返璞歸真的疾呼，提出「男子去長衫，女子去裙子」的口號，「文明新裝」由此誕生。上衣為腰身窄小的大襟衫襖，衣長不過臀，袖短及肘或是喇叭形的露腕7分袖，衣擺多為圓弧形，略有紋飾；與之相配的裙，初為黑色長裙，裙長及踝，後漸縮至小腿上部。這種裝束由上海、北京兩地的留日女學生和教會中的女學生最先倡導，之後蔓延至知識界女性，不久連家庭婦女，以至於社會名流，青樓女子等人紛扮作女學生模樣。不少學校還將它定為女生校服，所以這種「文明新裝」也被稱為「文明學生裝」。「文明新裝」與傳統旗袍比較來看服制變化不大，基本沿襲傳統款型，同時採用吸腰、裝袖和有省道的西式結構。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中葉，時裝流行中心已由蘇州、揚州移至上海。20年代初旗袍馬甲在上海出現並開始漸漸流行，這是一種在短襖外加罩一件長馬甲，以取代長裙的款式，這是海派旗袍的雛形。1926年，上海女性率先穿起了改良的馬甲旗袍，它將無袖的長馬甲與短襖合為一體，袖子改成倒大袖的樣式，省去了上身的重疊部分，一身寬鬆，線條平直，下擺至腳踝或小腿處。領、襟、擺等部位做鑲滾裝飾。這種旗袍與「文明新裝」的造型非常接近，只是在上下裝結構上存在分與合的差異。上海為近代旗袍的普及做了諸多貢獻，旗袍可以在新新、永安和安施等百貨公司直接選購。2007年6月8日，海派旗袍製作工藝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1929年，國民政府頒布了服飾制度條例，規定旗袍為「齊領，前襟右掩，長至膝與踝中點，與褲下端齊，倒大袖，袖長至肘與手脈中點，色藍，紐扣六，」此時旗袍開始收腰，條例確定了典型的旗袍式樣，在世風觀念的導向上給予新興著裝方式以肯定。
20世紀30、40年代是旗袍走向成熟的經典時期。30年代中期，旗袍長度加長，高開衩，腰身緊綳貼體。由於高跟鞋流行，這種「掃地旗袍」成為30年代中期的主要趨勢。30年代後期出現了改良旗袍，人們參照洋服連衣裙的造型方法，使得旗袍也出現了胸省和腰省，讓女性纖細的腰身襯托著高聳的乳房，同時出現了肩縫和裝袖，使旗袍的肩部和腋下造型更加貼身。墊肩獲得了廣泛的使用。改良旗袍的出現，使玲瓏有致的女性美成為一種社會時尚。
張愛玲在其〈更衣記〉裡，精闢地指出了服裝與社會思潮的關係：「時裝的日新月異並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於其他活動範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裡去，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只能夠創造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個人住在個人的衣服裡」。1945年抗戰勝利後，舊上海的奢華達到頂峰，考究華美的旗袍再度盛行，各種考究的滾鑲也捲土重來，當時其他時髦服裝能用的配件，旗袍幾乎都做了嘗試，在布料上廣泛採用鏤空、花邊、珠片、亮片等做裝飾。旗袍外加披風，披肩，戴西式的帽子等等，也成了時興的裝扮。西式服裝的另一種重要構件―拉鍊，自40年代中期，也開始在旗袍上使用。
40年代末期，海派旗袍已經基本普及了，它一直是中國城市女性和鄉村知識階層女性著裝的基本形制。由於物資匱乏，此時旗袍更具功能性，一改旗袍奢華、艷麗、嫵媚的特質，轉而流行簡潔、質樸之風，領高減低，袍身縮短，取消了袖子。1950年7月，上海召開第一次文代會，與會者都是男著中山裝，女著列寧服，只有獨坐於後排的張愛玲穿著一件深灰色的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白色的網眼絨線衫，「眾芳搖落獨暄妍」，在一片中山裝和列寧服中，分外地顯眼，也分外地格格不入，這大概就是旗袍的絕唱了。50年代中後期，受意識形態導向變化的影響，旗袍被歸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遭唾棄並迅速消亡。
50年代和60年代旗袍的繁榮則繼續在香港譜寫著神話。在此時的西方人眼中，香港與一個並非真實存在的女人緊緊相連，這個女人就是「蘇絲黃」。「蘇絲黃」是1957年英國作家李察‧梅遜（Richard Mason）在其小說《蘇絲黃的世界》（The Warld of Suzie Wong）中塑造的一名女性角色。小說描寫一位英國畫家來香港尋找繪畫靈感，在天星碼頭的渡輪上邂逅身穿旗袍的美麗妓女蘇絲黃，展開了一段白人男子與東方女子的奇異愛情歷程。穿著高開衩超短緊身旗袍的蘇絲黃，呈現出了中國女性性感、神祕和妖嬈之美，寄托了當時西方人對香港的所有想像和嚮往，成為香港一個重要的文化標誌。代表著上世紀香港一種獨有的東方風情，成為半個多世紀以來香港殖民地風味的符號代表。香港人在認同中華傳統的同時，對西方文化也有著相當的認同甚至羡慕。香港女性一方面感受著與西方世界完全同步的流行時尚，一方面則希望以完全不同的裝扮來吸引西方人。而「蘇絲黃」旗袍正成了既擁有中國情調，又符合西方審美心理的服裝，成為中西雙重審美關照下的混血產物。「蘇絲黃」旗袍突出三圍落差的款式特點，幾乎與50年代由迪奧（DIOR）獨裁之下的西方時尚女裝一脈相承。「蘇絲黃」旗袍及膝甚至更短的長度，則是60年代西裙超短風貌在中國旗袍上的一次嫁接應用。
直至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推行與深入，海派旗袍在中國大陸再度復興。此時的旗袍以及膝的短款旗袍、齊踝的長款旗袍和無袖設計為主。進入90年代，旗袍作為民族的象徵符號，成為婚禮、聚會等重大慶典的禮服，和各種服務行業的制服。此時的款式除了冬季會選擇長袖和掃地旗袍外，夏季仍然延續了80年代的款式，但是顏色以紅色為主。
2001年之後旗袍以唐裝的形式出現。2001年在中國召開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各經濟體領導人身著「唐裝」一時間引起國人的轟動和自豪，在民間也掀起了穿著唐裝的熱潮。西方國家稱海外的「中華街」為「china town」英文發音很像「唐」於是被音譯為「唐人街」。《明史‧外國真臘傳》言：「唐人者，諸番（外國人）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盡然。」而華僑自稱唐人，正由於自古以來唐朝是讓中國人為之驕傲的朝代，隨著絲綢之路的重新開通，東西交流進一步深入，中華文明也由此傳到歐洲。外國人進一步將華人所穿的中式服裝稱為唐裝。唐裝將傳統滿族旗人服裝中的立領、對襟、右衽、盤扣、刺綉、團龍等元素注入現代服裝中，它是由滿清旗人馬褂的服裝演化而來的，即傳統意義上的旗袍，而不是唐朝的服裝。它以立領、對襟為主要的男性款式，以立領、右衽的馬甲為主要的女性款式，以盤扣作為裝飾。
之後唐裝的流行逐漸被「中國風」的服裝所代替。「中國風」的服裝是以當代人的審美觀念，對傳統服裝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進、提煉和運用，把傳統造型的方法與表現形式運用到當代服裝設計中來，使其在富有時代特色的同時，既體現出民族本性，又反映出厚實的文化傳統的服裝。它是在中國傳統服飾與民族文化心理，及各種藝術相互交叉、滲透、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由於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由56個民族組成，各個民族都有自己富有特色的民族服飾和文化，因此中華民族的服裝符號不應該是單一的滿族服裝，或者漢族服裝，而應該是廣泛吸收和保存各民族文化精華的文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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