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會飛
沒有什麼能毀掉下一代，除了上一代的嘴。
如果沒去過長城，不能說到過北京，那麼沒擠過北京早晚高峰的地鐵，不能說自己是北漂。初到北京那兩年，未來是將拆未拆的盲盒，充滿期待，然而最大的少年心氣，並不是取得事業上的成就，而是一個小小的發願，如果可以，不要再擠地鐵上下班了。
這本書落筆，我仍沒去過長城，但有幸擠過高峰期的地鐵，在車廂內，踮腳求過一絲還算乾淨的空氣，貼過別人的後背，見過搶位的爭吵，也聽見過情緒崩潰的號啕大哭。每一個地鐵站內，都像一個人性的收容所，乘客麻木地玩著手機，排隊站在閘門、電梯和等待的地鐵車門前，像傳送帶上的零件，源源不斷地輸送自己的能源。儘管體檢被查出脊椎變形，在正骨推拿店裡被按得嗷嗷叫，他們仍然保持埋頭的姿勢，不知道在忙碌什麼，但每天又有做不完的事。
這些年，在北京打拚的成果伴隨交通工具的變化，從地鐵到與人拼車，到一個人坐黑車，然後是出租車、專車。不再為日常出行發愁，只專注於自己的熱愛，好像過上了我想像中的生活。
在與命運的較量中，我不擅於還手，失之我命，對於那些不可得，很容易合理化，唯獨對已有的饋贈患得患失。那是隻身一人做過北漂，挨過長夜之後的創傷反應。
最近看的日劇《重啟人生》，主人公因為一次次意外從頭活過，在關鍵節點因為不同的選擇走向了不同人生。我很難想像自己重複四、五次的人生是何種模樣，不想再經歷一次高考，不想重蹈感情的覆轍，尤其已然成為想像生活的座上賓，實在不忍拱手相讓。
不想回到從前的原因，是對現在足夠滿意。
想起還沒出書的時候，我每天泡在微博上，發起了個話題叫「畫畫日記」。顧名思義，每天要發一則手寫的文字以及繪畫（還是太年輕，為什麼不起「畫畫週記」）。這個話題幾乎將日常焊死，在白天的工作間隙想一段文案，晚上到家謄寫在手寫板上，再畫一張圖。絞盡腦汁，時日久了，成了消耗。
碎片化的寫作容易分散靈感，原本可以寫進書裡的故事主題，也因為一百四十個字的高度概括，懶得再想。文學不比說話，說話是試圖讓自己和對方聽清楚，文學是一種曖昧，面對一朵花將採未採的試探，情感的綿延。
那時的暢銷書習慣兩段主情節後一定有漂亮的雞湯，變成短影音裡的熱門畫線、讀者摘抄的經典句子。當你的一句漂亮話成為閱讀的重心時，讀者往往只在乎最後的觀點，而你寫的故事如何，根本不重要。多少是有點投機的。
市場上這樣的東西多了之後，年輕的寫作者們需要靠很長的時間，來證明自己駕馭故事的能力。
這幾年出版的每本書，我都不只是寫作者本身，「惡魔之手」伸到了很多地方。圖書的印刷，封面設計，宣傳文案，甚至連銷售頁面的介紹，幾乎都是自己來的。
印象深刻的是二〇一七年，為了區別於同類作者，我們在暑假的簽售搞了個噱頭，叫「握手簽售會」。四十多個城市，每日一城，一坐就是一下午。左手與讀者握手，右手簽名，結束之後，在微博發布一條總結性質的長圖。長圖的文案是我自己寫的，一定要在簽售結束的一個小時內寫完，交給設計師趕圖，不能太晚發布，因為我的讀者學生居多，夜貓子們也扛不到深夜。
圍繞圖書的宣傳，我花了錢做動畫，拍微電影，請國際插畫師畫封面，總不想讓一本書潦草上架就結束了。但這些付出很難換得同等的回報，很多看書的人對此並不在意。前輩勸說，出版行業玩這些花拳繡腿沒用，花這些錢還不如多請幾個營銷號發發書裡的段子。為了讓更多人知道我出新書，我上過大大小小的媒體節目，穿著講究，以此證明作家的體面，消除刻板印象。但我名字旁的職業標籤，常會被錯誤地打上「歌手」或「演員」，為此又免不了幾輪溝通更正。
真的挺累的，卻也不知道在累什麼。明明努力過了，但收效甚微，那些大道理總勸你再堅持一下，就能走到最後，如果還沒有，就說明努力得不夠。可是終點到底在哪裡？
我那個做直播帶貨的朋友，每天說到後半夜，中午睡醒，繼續口乾舌燥地選品，終於聲帶長了結節，醫生讓他必須止語，否則後果會很嚴重。更嚴重的是，他如此忙碌一整年，幾乎沒賺到什麼錢，細算人工和場地成本，或許還倒貼了。不是所有趕上直播熱潮的人，都能輕輕鬆鬆一呼百應。
還有那些一次次考研失敗，仍然哭著挑燈夜戰，在浪中泅渡上岸的人；經歷過背叛，瘋狂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相信對方會回來的人；職場中努力為同事扛下工作，以為就能融入團體的人；在家人面前不斷證明自己的優秀，只為了求得一點話語權的人；即使身體無休止地呐喊，也要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只為了爭取與男性平等尊嚴的人。
即便內卷的說法不存在，我們也爭先恐後地從未放過自己。
我很少在公開場合聊努力這個話題，每個人都在修葺自己的舞臺，各有難處。就像我的職業，寫作是個抽筋剝皮的過程，不期待有人感同身受，多說無益。而那些在別處的努力，其實他人並不關心，說多了反倒顯得不務正業，還有既得利益者賣慘的嫌疑。主要是很多吃下的苦，弄得一身髒腥，也沒有結成果子。
不成功的努力，只是折騰。
在很多人眼中，我是個幸運兒，趕上新媒體的出現，仰仗一些得體的聰明，出的書有人看，就沒有然後了。
想起別人眼中的我，有幾件趣事分享。有一年，出版社新來的編輯帶我趕往寧夏簽售，車上他一路不語，到站已是深夜。他終於開口，第一句竟是彆彆扭扭的道歉，說當地沒有星巴克。我一愣，安慰他，沒關係呀，這麼晚不用喝咖啡。他面露難色，又說，可是明天也沒有星巴克。我疑惑不已，一個星巴克為什麼如此重要，問其原因，說是因為其他編輯交代了，我出行必須喝星巴克。
我攤手，又可笑又可氣，原來在別人印象中我有如此造作的氣質。我當場追問傳聞的來處。結果是前幾年最早帶我的營銷組長，怕我簽售犯睏，貼心準備了咖啡。這樣的好意流傳到他人口中，成了我咄咄逼人的要求。
暢銷作家，尤其是年輕的暢銷作家，自有原罪。就像某次接受群訪，一個媒體大姊在眾人面前給我難堪，說我這種九〇後寫的書不叫文學，外面排隊來看我的都是些小女生，問我怕不怕毀掉她們對文學的想像。我實在難忍，破罐子破摔，回她，沒有什麼能毀掉下一代，除了上一代的嘴。
你的畫像在別人眼中是固定的，沒有什麼能改變他人的看法，你唯一能做的，是少看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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