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序
普通，然而貴重 黃麗群
散文似乎並不難？此處所謂「不難」的意識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是環境中某種暗默的、關於文類位階的排序，在這個排序中，散文常被置放於或許並非次等、但在典律中偏於一側的位置，因為它「似乎較為不難」。其二是「似乎較為不難」的內因：我不覺得散文比較簡單，但它確實是種就手的文類，語言更寬綽，量體更有彈性，結構的拿捏與體裁成立的條件更廣泛，我腦中總是有個畫面：原野上，許多拉繩的圈地，每塊圈地都是具備相對明確基本技術規則的文類，例如這一塊是小說、那一塊是詩、那一塊是劇本、那一塊是紀實與報導文學──在原野以內圈地之外的所有鴻蒙都能稱作散文。它普遍覆蓋，四通八達，它最終顯得普通。
但這就像是一個好說話的普通人發起脾氣特別可怕，正因這些「不難」，反而會回到它最困難的一面：什麼是散文？
「什麼是散文」的問題發散在各種方面。例如幾年前文學獎中發生的虛實之辯／辨（且直至二○二○年仍有餘波），即可部分肇因於散文一向不具有加法式的規格列表。由於沒有強硬的拉繩與框條，在台灣現代文學的場景它很大部分搭建於「寫作者與讀者的默契」之上，像《綠野仙蹤》的機器人，我們為它再造一個核心，而此默契或核心，或許為了模擬其他文類邊界所具有的不可取代與專屬性質，它長期被設定為「必須來自寫作者的貼身現實與真人真事」：因為私人經驗與內在敘事，同樣具有不可取代與專屬的氣質（只有某人才經歷過的發生與細節、只有某人才能透過文字展開的情感表現），或許這是為何以個人生命史為主軸的抒情散文，在這過程中持續居於領導地位。
然而散文的成立，僅是這樣包括口供式、和盤托出的「如實」嗎？（世間又有絕對的如實嗎？）一個散文寫作者對讀者最重要的承諾，原來不是技藝而是自剖嗎？或者，假使生命並不給一個人跌宕的經歷，他在散文寫作的路上注定輸在起跑點嗎？關於這些問題我總是偏向保留。可是散文的重大虛構完全沒有倫理問題嗎？或也未必。我認為畫在虛構與非虛構寫作中間的一線，在於處理材料時一道關鍵的工序：「關於現實感的說服」。「現實感的創造與說服」是虛構的技藝核心，而非虛構的內容得以跳過這道工序。報導文學或新聞或紀錄片的現實感近乎先驗。
從這個理解上延伸，或許能部分說明為什麼散文中重大的身世或事件虛構會引起爭議，因為這可謂托庇在散文目前依然存在的、「被認為更接近非虛構」的閱讀慣性底下，以虛構的內容，跳過「說服」與「建立現實感」的技藝，直接挪用散文文類的默契作為保護罩。多年前有部電影《波拉特》（Borat）是個很有趣的例子 ，我看了它兩次，第一次感到非常生硬糟糕，後來我得知裡面絕大多數人物均取材自「真人的真實反應」，第二次再看，馬上變得非常有趣。第一次的經驗說明了一個故事若被放在「虛構」的預期底下，一旦在敘事過程中缺乏或怠於使用說服的技藝，將會顯得多麼粗糙。但第二次當我攜帶了「非虛構」的理解，電影各環節與人物表現馬上不費吹灰之力地變得既真實又諷刺。這亦是散文的文類默契所能帶來的效果。對我而言，散文中重大虛構的倫理問題並非來自道德，而來自一名工匠對工法的規避。
散文成立條件的廣泛與模糊，在過去也產生另一種奇特的定義方式：透過載體（類似於多年前時行而如今近乎死語的「網路文學」），十多年前我在報社副刊工作，經常感到困惑：為什麼左邊版位出現的作品是散文、出現的名字是作家；右邊版位出現的僅是讀者與他們的投稿？邏輯是什麼？事實上許多年後若再重新攤開頁面，我們往往能夠平心靜氣也並不驚奇地發現：可能沒有什麼跟技藝有關的邏輯。就像當年不少所謂「讀者的投稿」，被置於「作家的散文」之側，未必落於下風，只是在過去的傳播生態中一切隱隱以菁英俱樂部的方式運作：一篇作品必須透過特定成員的同意、在特定的文學雜誌與特定的報紙版位出場，才被視為「散文」，同時也才有機會被納入各類選集的視野。
因此在今年的編選過程中，我有些不自量力地想嘗試回應這至今仍有餘緒的現象，（當然，回應這個說法恐怕也是過度高估自己），其一是自始便決定選錄的範圍不限報紙副刊、文學獎與文學雜誌，也盡量納入臉書與網路媒體。在年度文選收錄原生於數位環境的作品這件事，似乎令一些人訝異，然而我訝異的反而是：為什麼不呢？當代有這麼多閱讀、這麼多表達、這麼多注意力與這麼多心靈活動在此處發生，若一方面擔憂所有人終將離開文學，一方面卻又將關於文學的想像隔離於大多數人日常關注之外，這是很矛盾的。
同時我必須有意識地克制自己在審美上的偏食與意見，避免最終產生風格高度近似的組合，對我而言，一篇好散文未必需要講究結構的無比穩定，修辭未必非要華麗也未必非要極簡，但它必然具備一種層層推進與自我翻新的韻律與意圖，推進的動力可能來自核心的事件、可能來自語言的表現、更關鍵的是來自寫作者一層一層的內在叩問與思想轉進，時高時低，時自信時自疑，這些能讓散文流動起來，有了發電的能量；散文若終要被視為「與作者最如實」的表達，這種叩問與轉進，是我認為真正可貴的貼近方式；而在三百六十六天裡合於這一標準的佳構，數量當然遠超一本書所能負荷，但年度文選，既屬於文，亦屬於年，在我的理解中它並非一場比賽的結果，我也不是裁判，而是以讀者的角度，透過散文的群像推敲出此年的景象（當然這終將不免盲點也不免疏漏，一切是我個人的能力侷限），這景象的構成包括議題與事件的各種發生、包括人與萬物與歷史的記錄與紀念，包括情感與哲思，以及包括一代人如何表述這一切，而最終形成的所謂時代氣氛。我像是幸運受到邀請，看見滿山無量之花，然後走進山裡，盡量謹慎地留下完整的季節。
二○二○是現象級的一年，在大疫的巨響與震動中一切相形啞然，整年的閱讀過程共同隱伏著強烈的壓抑感，歌無眉黛舞無腰，彷彿沒有純粹的安寧歡欣，即使安寧歡欣也好像受之有愧，花果書茶與灑掃勞作的日常不曾這麼難得，或者應該說，在過去各種大敘事的義正辭嚴之下，直到如今才非得因恐懼與殘酷的進逼，認出了平素之事的鄭重面目。每年的文選一向不乏勾勒日常靈妙縫隙的小品，或如煙塵中見蘊藉，或如寶刃偶然出鞘，精光四射隨即藏鋒，這類書寫的存在往往需要整個環境的心理餘裕，今年這餘裕空間顯得較小，不過這次的選集中仍有林薇晨〈花園／玩興〉、劉靜娟〈一支麻竹筍／一領花仔衫〉、離畢華〈買一尾詩集〉、小令〈山與木頭人〉與邵慧怡〈嶄新生活〉，甜淨有之、樸雅有之、清遠有之、瀟灑有之，是大氣都不敢喘的這一年裡輕巧的呼吸。
往年總是不乏各種移動（未必是旅遊）的熱鬧，今年也晏息了，所幸還有徐振輔〈藏戲〉與王盛弘〈黑色是豐饒的顏色〉，兩人世代與風格各異，不過同樣是觀察天地與異地的練家子。轉向本地地景有劉沛林〈棋盤上〉、 陳姵穎〈水鹿沙拉〉與賴舒亞〈山與海之間〉。而時間的重返也是一種移動，黃崇凱〈但不能想起太多〉整理新世紀二十年充滿細節的青春（記性怎能那麼好？），胡子丹〈牢房趣事〉題名一派輕鬆，內裡驚險四伏。也有風物的韻律，林銘亮〈防空論字〉談書法與物質； 石明謹〈你說我們下了那幾年的棋到底能幹嘛？〉從平凡人的象棋說起，抵達身為平凡人的意義。
散文不離人，人離不開關係，關係離不開距離，圍繞人物展開的散文中，我私心喜愛將體己之人寫遠寫淡、以及將未必體己之人看近看親的調度方式，這兩種調度方式帶來曖昧夭矯的平衡感，我視Apyang Imiq〈你那填滿Bhring的槍射向我〉、鍾怡雯〈別再大掃除〉、 王文美〈媽媽在某處〉、周芬伶〈雨客與花客〉、鄭雨光〈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為前者，林青霞〈高跟鞋與平底鞋〉與范俊奇〈致我們終將逝去的〉為後者，前者展現一種克己意志與高度筆觸控制力，後者展現創作者亦必擁有的、無端的熱情，這些作品各有各章法技藝，各有各百轉衷腸，令人愛不忍釋，若僅將其劃入僵硬的「述憶」或「家族親情」分類，我感到是種辜負，其中目前尚就讀台東女中的羅菩兒〈教堂〉更是超級可觀的後浪。李蘋芬〈毛〉、馬尼尼為〈我公公進醫院了〉、木匠〈老祖〉與黃信恩〈長照森林〉，當中有性命相見的困難課題，在這些課題的處理上，我十分贊成他們的內斂質地。
散文亦不離塵，在這每一秒都有事件與議題此起彼落的時代，關於文學如何介入時事、寫作者如何實踐其政治主張（政治主張在此當然不僅指稱選舉與黨派），不時都有討論，然而我也以為未必只有即時對主題的追擊與鋪陳才叫實踐（有時可能只是一種自我聲張），過去這一年裡，扣緊時事的評論與創作不少見，我選入香港作家韓麗珠的〈報仇〉、言叔夏的書評〈今天什麼都沒有發生〉，前者置身鐵與血與火的中央，帶著貼地與肉身的「當下」潛入更深沉的思境，後者以閱讀與文本不僭越地委婉回應時空，兩者所居的不同位置，形塑了不同取徑，我意識到它們的對照能夠提出幽微的寫作倫理思考。此外，選入了伊森的〈讓錦鯉鬆綁〉，在全球為covid-19病毒封鎖邊境、國際的人員交通近乎停擺時刻，飛行員駕駛著一個乘客都沒有，只是滿載嬌貴錦鯉的飛機航向他方，既冷靜又惶然，既孤獨又不棄盼望，表現出文學能如何聰明地以側面切入直取核心。
二○二○同樣有重迎歷史與為其送行的時刻，這一年是張愛玲與柏楊的百年冥誕，他們對台灣半世紀文化場景的影響極深，張小虹〈張愛玲否寫1949〉、季季〈張愛玲為什麼那麼紅？〉與郭本城〈在綠島，追憶父親柏楊〉，各有洞見與情切；陳素芳〈那些字條和那把椅子〉漫談多年與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共事的工作細節，李靜宜〈最後一篇總統文稿〉則追記前總統李登輝卸任前，總統府所擬的最後一篇文稿，說的都是公事，但也都是不可取代的私人情感與歷史鱗爪，而女性談論其專業領域的寫作於我而言也十分重要。去年逝世的楊牧寫〈家書四封〉，是詩人在SARS期間給予親人的信件，相隔多年發表，貼身親和，在日常絮語中偶一閃出詩的光線。
及人、及事、及史之外還有各種無以名狀的靈思穿梭，它們各有情感，但未必屬於抒情。每個時代的散文大約都有各自的抒情慣性，外者包括常用的辭彙組合、分段方式、句式節奏，內者包括什麼樣的事物值得抒寫？甚至包括什麼樣的事物「應該」以什麼樣的情感對應、而這些對應又「應該」用什麼樣的語言風格展現……因此我總是特別注意那些或多或少破開以上慣性的作品，例如一向清癯的張讓〈光的重量〉、 林俊頴〈一個人的神聖時間〉、湯舒雯〈杜甫他不知道恐龍曾經存在〉 、羅任玲〈光音之塵〉、陳雨航〈羊事〉，彷彿隨想隨寫，結構散淡，不事情緒渲染，也未必談了什麼明確工整的人與事，但寫作者的涵蘊與心智亮度躍然紙上，這是「怎麼說遠比說什麼更有意義」的優美示範。
就此延伸而出的還包括楊雨樵〈幾種標點符號的感情結束方式〉，像在指尖變戲法，把玩字與字、話與話的倒勾或呼氣，看上去詼諧冷靜，看進去彆扭奇情。張惠菁〈敘事的意志／頻率〉與汪正翔〈這大概就是代溝：為什麼我一直不想談IG攝影〉，兩篇作品一則來自作者的個人臉書，一則來自網路媒體，對我而言從形式到內容都是另一種入世的觀察，前者涉及寫作與語言，後者關於影像與觀看，它們共同捕捉到一種富有當代感性的頻率。李政亮〈電影廣告百年物語〉寫日治時代台北城電影館的競爭與風習，是引人入勝的知識寫作；至於唐捐論散文的〈無所不談？〉，短短一篇輕騎取勝，文中的觀點儘管與我個人所持頗不同，然而他說得那麼好。
本年度散文獎得主是袁瓊瓊的〈普通人結弦的神話〉，袁女士以小說名世，近年耕織散文，創作力精敏不衰，這是一篇揮手成雲的作品，結構自在，文辭有呼吸，情感深納於各式細密資料的展開，我被文末此言深深打動：「一個普通人，按照普通的法則，便可以出人頭地。」這段淡然卻意志洞明的按語，對我而言，像是給散文一句最好的說話，也是我們此刻回看台灣如何走過二○二○之時，一句最好的說話，普通的人，普通的事，普通的法則與生活，普通，然而貴重。
最後，感謝今年的每一篇創作，好文章實在太多，我一定有讀漏、想漏、思之不足與畫地自限之處，必須祈請大家的諒察。感謝每位應允收錄的作者，是諸位抑揚頓挫的清音完成了這本選集；也感謝幾位未蒙其惠許的作者，能在這一年裡讀到這些作品，即無遺憾。並謹以此序向甫於二○二○年遠行的九歌創辦人蔡文甫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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