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半載
我出生在台灣東北部的偏僻鄉下，一歲半以前的生活空間，正值日本統治末期。
所有對日據時代的認知，幾乎全來自長輩們口述，外加長大後讀到的書本及報刊。就一個姓名曾經短時間登錄日本戶籍冊頁者而言，對那個時代的了解，也只能從這些途徑去領略感受。
我出生的村莊，位於宜蘭平原靠海的壯圍鄉下，它同時是我生長了大半輩子的天地，鄉人大都種田或做工。
如果有人想離開這塊平原，往南走可經蘇花公路到花蓮、台東，那片比宜蘭更荒僻的後山。而朝北走可以到台北大都會，但必須在大山裡繞得暈頭轉向；或者搭硬板凳的火車，穿行一座座黑忽忽地隧道。
在我小學畢業以前，絕大多數鄉親不曾離開過這個三面被高聳連綿山脈環抱，一邊滑落太平洋的平原。
地處窮鄉僻壤，鄉人想活下去，除了吃苦耐勞，就是撐滿肚子苦水自得其樂。這種子民，正是統治者眼中的順民、良民。
當然，有少數腦筋奸巧的，會竭盡所能去巴結諂媚日本人，搶先把自己和家人姓名改得像日本人，自以為從此高人一等。
我的家族繁衍到父親那一代，他是唯一讀完小學懂得看書寫字的，不改名不改姓地到日本人經營的二結製糖會社工作，在載運甘蔗小火車的「二萬五車站」（現今宜蘭縣三星鄉萬富村），擔任原料蔗甜度抽檢工作，結婚後回到離家較近的壯圍庄役場（即壯圍鄉公所前身）當辦事員。
日本主管好意勸他，說如果改個日本姓名，對職務升遷與物資配給都有好處。縱算顧及親友鄙夷，不好將自己改名換姓，照說不難幫我這個剛出生的長子，取個日本味名字。例如：吳太郎、吳一郎，或叫一雄、正一、健一之類，但父親並未這麼做。
後來我進小學，曾羡慕取這類名字的童伴，他們名字用閩南語喊起來，比敏顯兩個字響亮得多，用漢字寫出來筆劃也簡單多了，不像我動不動就會把手腳伸出練習簿的格子外，稍加克制，則緊縮成一團糾纏打結的線球。
在那個男尊女卑年代，連女孩子取名都有類似傾向，身邊不乏取名月子、美子、惠子、秋子、春子、梅子、芳子的童伴。子字日語發音「課」，直到台灣光復好些年，鄉間四處還聽到這個課那個課地課來課去，叫喚彼此。
除了更改名姓，日本人對台灣民間信仰也施加緊箍咒。我先祖從福建漳州金浦渡海到宜蘭開墾，比日本人早了幾十年，這是我識字後從祖宗牌位上知曉的。鄉下人即使全家文盲，仍舊不忘在客廳設置祖宗牌位，供神像。
父親說，日本警察為了推動皇民化，經常挨家挨戶巡查，沒收神明雕像和祖宗牌位。所以我們家祖宗牌位，曾經潛伏客廳樓拱上很多年。所謂樓拱，就是貼近紅瓦屋頂下方非常簡陋的半截天花板。至於祖先從唐山捧來三山國王當中的三王公和秀才爺兩尊木雕神像，早經警察登記在案，只能乖乖交出，任憑處理。
鄉下田野開闊，視線無礙。家人眼睜睜地看著警察把神像扔進不遠處的大水溝，卻不敢跟著去撿回來。因為日本警察腰間隨時佩掛武士刀，看來頂嚇人。任何人瞧見警察身影，都會趕緊走避。避過鋒頭，再設法遂行自己意圖。
所幸那文武兩尊落難神像，似乎曉得如何護佑自己，順著水流漂浮一天一夜之後，教溝底的水草牢牢纏住，才沒繼續流進太平洋，讓沿溝岸徒步搜尋的祖母，將祂們捧回家，跟我家祖宗牌位一起擠在樓拱臥薪嚐膽。
神明和老祖宗固然寂寞，活著的人也只能自得其樂。
早年沒電視、電影，人們會利用竹枝削製簫笛、大殼弦，拿木片竹片裁製響板等樂器，市面商家出現留聲機收音機之後，鄉下也僅零星幾戶有錢人家購置。多數人農作餘暇消遣，會自組戲班唱唱歌仔戲，或四處去看別人唱戲演戲。
根據民俗學者研究，台灣歌仔戲就是於民國初年在宜蘭興起的，風行各地並且很快跨過台灣海峽，在福建漳州廈門等地也頗受歡迎。
到了抗戰期間，日本官方說它傷風敗俗而明令禁止，要演只能演皇民戲。所謂皇民戲，連包公、關公都穿上日本服飾、粘兩撇仁丹鬍子，出口的台詞歌詞台語日語夾雜，看來聽來全是不倫不類，無法持續吸引民眾觀賞，戲班也就無法維持而不得不逐一解散。
福建方面發現在各地受歡迎的歌仔戲，源自日據下的台灣，便在日本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之際，同樣把它查禁，此舉幾乎使歌仔戲斷了香火。幸虧有福建老藝人將其略加改良後，重新在閩南薌江流域演出，稱作「薌劇」持續流傳，並吸引部分台灣藝人渡海前往加入行列。像一九四九年兩岸阻隔而未及返台的老藝人陳瑪玲，便擔任過漳州薌劇團團長。
歌仔戲從台灣民間消失後，直到日本侵略戰爭末期，應該是我出生那年，才意外地重燃生機。
當時日軍為了就近殲滅太平洋中的美國艦隊，在宜蘭市南邊闢建神風特攻隊自殺飛機起降基地，除調派民工和中學生勞動服務，主要人力來自台北、基隆、宜蘭監獄的受刑人。警察先在受刑人腰間綑綁繩索，再以幾條兩三公尺長的繩索連接其他受刑人，幾個人成一串施工隊伍，便於管理防止逃脫。
這些民工或受刑人，工作粗重又吃不飽、睡不好，難免脾氣暴躁，動輒相互鬥毆打群架。逼使監督機場建造的日本警方，不得不聽從地方士紳建議，找回解散的戲班，在機場跑道工地兩端各搭一座戲台，每星期固定演出兩場不同戲碼，抒發大家情緒。
我在所寫的《老宜蘭的版圖》一書中，就直截了當地表示，神風特攻隊沒能挽救日本頹敗，卻讓台灣歌仔戲死而復生。
統治者盤點人民腦袋瓜信仰和喜樂之外，必須約束人民肚皮。二次大戰末期，日本國力走下坡，無論在其國內或各殖民地的經濟都相當吃緊，民眾生活所需物資採行配給制，包括鄉下農民自己生產的稻米、布匹、家畜肉類等日常所需，皆列入管制。
我母親和村中婦女，得靠「跑野米」貼補家用。野米是私貨的日語發音，跑野米說的是走私。走私過程，是每隔幾天便有三兩個或五六個婦女互相邀約，用棉布縫製的揹巾揹著嬰兒，走一個鐘頭石子路，前往礁溪四城火車站，搭慢車到台北縣端芳站。
母親解釋，早年農家子女成群，婦女揹負嬰幼兒出門並不希奇。所以她們揹著嬰兒方便欺敵和窩藏私貨，每個嬰兒左右腋下各塞進一隻宰殺後煮熟的雞，腰腿間還各夾一包自己椿好的白米。嬰兒外圍以包袱巾包住，只露出可愛的小腦袋，好騙過車站和車廂的警察。
這些白米和雞隻，帶到端芳車站附近賣給大盤商，立刻有錢入袋；大盤則以更高價格賣到台北、基隆的有錢人家。日本警察管制得越嚴，這些「野米」越搶手。連家中沒嬰兒可做掩護的，都忍不住冒險將雞隻和米包直接偽裝成嬰兒形狀揹著闖關，無奈途中走動難免導致「嬰兒」變形而敗露行跡，物品被沒收還遭罰錢。
母親常笑我說，我在周歲前後，已經對家中經濟改善有不小貢獻。我倒覺得，自己在出生後那一年半載，參與了抗日哩！
在經過日本統治四十幾年後的偏僻鄉下，人們能稱之為反抗的行動，大概也只能堅持不改名換姓，繼續偷偷地祭拜祖宗牌位，繼續去把沒被燒掉或丟到溪溝裡的木雕神像撿回來供奉，繼續唱唱歌仔戲，繼續由媽媽揹著搭火車去「跑野米」吧！
可惜那個年代鄉下沒有照相機、錄影機，為日常生活留下影像，更少有人懂得書寫文字去記載，僅有的記憶全賴長輩口耳相傳，當然流失得快。
不管如何，為了和長輩們聯手反抗統治者壓制，我這個周歲上下的奶娃，總算使出一些吃奶力氣。
牙仙寶盒
1
人身上的髮膚肌肉筋骨，牙齒算最禁得起歲月磨蹭蹂躪的零件。日常生活中大家總是忘了它的存在，往往要等牙齦腫痛流血，整顆牙站不住腳，開始搖晃、崩裂甚至脫落時，才會想到它。
可想到的，竟然是──如何儘快擺脫它。
說擺脫，按照宜蘭鄉下流傳的習俗，小孩子掉了乳牙不能隨便丟棄。屬於下排牙齒，必須用力拋上屋頂；從上排掉落的，則往床鋪底下丟。
早年家戶住屋全屬低矮瓦房，睡覺的木板曠床、竹編床鋪，床板距離地面足有五六十公分，施行這些規矩，難不倒六、七歲孩童。
何況這儀式傳了好幾代人，你看我我看你，根本不用刻意去教去學，更不用大人叮嚀和監督。常被提醒的規矩是不可以嬉皮笑臉。臉部肌肉必須繃緊，神情必須嚴肅，最好能像學校訓導主任那樣板起面孔。
要把乳牙拋上屋頂，第一個動作是背對房子站好，像敬拜神明也像阿兵哥出基本教練站好立正姿勢，兩腿併攏，嘴裡大聲唸出吉祥話：「雙腳站齊齊，狗齒換金牙！」後，即把握有乳牙的那隻手臂，由下方向前向上輪轉，在手臂伸至最高點時，鬆開手掌朝身後方奮力拋擲，好教乳牙飛上屋頂。
如果鬆開手掌時機不對，拋擲力道不足，牙齒不是立刻掉落地面，便是被身後方牆壁或門板彈了回來。有時候力氣夠了，牙齒落點正巧在屋頂上，萬沒想到它只顧頑皮地在瓦槽溝裡崎崎咯咯翻滾戲耍，隨即躍下地面。先前的動作，就得重新來過。
所以整個過程進行期間，身心反應必須相當靈活。當手臂由前向後上方揮動那一瞬間，身體馬上要調轉一百八十度，視線才有辦法及時捕捉到那顆牙齒的動向，盯著它從屋頂順勢滾落的行止，能否恰好卡在瓦槽溝中途。
萬一它煞車失靈，一路朝下翻滾掉落地面，更要看清楚它究竟掉落什麼地方，才有機會撿回重新拋擲。所幸這項老規矩寛宏大量，並不忌諱拋擲多少次，不像現代人啟動金融帳戶或保險櫃密碼，接連弄錯三次即被鎖死。
如今回想，只有遇到新建瓦房，或颱風過後剛翻修尚未孳生蘚苔的瓦片，才會欠缺阻力任那牙齒宛如玻璃彈珠，嘎啦嘎啦一路打滾蹦跳，然後俯衝墜落。
最容易招惹的困擾反倒是，早年屋前空地或道路路面大多以細碎石子鋪設，小小一顆乳牙掉落其間，想撿回來實在得花一番工夫。有時候耙梳翻攪半天，仍然不見蹤影，只好騙騙自己，挑個形似的細石子混充。
問題是，老規矩教人把下排乳牙往屋頂拋，用意在祈望未來接替的恆齒順利朝上長。而今弄個冒牌貨上陣，要那石頭怎麼長？當然容易蹦出差錯。
據說，很多孩子長大後齒列東倒西歪，真正原因就在這裡。
2
若作比較，處理脫落的上排乳牙相對單純。它們只須朝自己睡覺的床鋪下方丟擲，交由「眠床母」保管即可。
這動作簡單，但同樣有制式步驟。先是畢恭畢敬站立床前，雙手合十鞠躬唸完換金牙口訣，再曲膝蹲下，甩手將乳牙儘量朝床底下丟去。
多數孩子求好心切，使起力氣難免過猛，導致丟出去的牙齒打到牆壁或床腳後彈回來，等於跟「眠床母」打棒球，被擊出高飛界外球。
這些高飛球和滾彈珠的場面，每每令圍觀童伴和長輩爆笑不已。主角瞧著身邊觀眾笑得開懷，卻也只能閉攏缺了牙齒而嘶嘶漏風的嘴巴，鄭重其事地把儀式重新來過。
萬一連自己都忍不住爆笑，結果會怎樣？答案心知肚明，將來新長的恆齒，肯定扭腰伸怪！或許正是這些突發狀況，才造成不少孩子隨後長出恆齒時，彷如遭遇強風吹颳的籬笆，有拚命朝外蹦開歪斜，有急著往口腔逃避閃躲。
孩童處理脫落的乳牙必須如此慎重，為什麼極少看到大人比照？答案很簡單，因為大人滿嘴恆齒，蛀掉一顆少一顆，縱使求仙拜佛日行一善，也長不出新牙。於是「狗齒換金牙」的口訣，被大人們挑了另外一個角度去註解。
換句話說，大人壞掉牙齒想換金牙並非全無指望，尤其那些開碾米廠、開雜貨店的有錢人，還有經營腳踏車店、小吃店的老闆，只要捨得花錢，到城市裡請齒模師傅或牙醫師裝幾顆金光閃閃的假牙，即刻保證他們笑口常開。再不擠事，鑲幾顆一樣閃著亮光的銀牙，也不錯。
那個年月，村裡確實不乏這樣的叔伯這樣的公公婆婆。彼此見面縱使無需對話，也會咧開大嘴笑著，令人無法逃避嘴裡那閃亮的金色銀色光點。
3
鄉下人認為，牙齒長得牢靠必定長命百歲，甚至活到一百二。對人的看法如此，對其他牲畜像耕牛像豬狗的健康體能檢測，皆採相同標準。
只是大家仍然揣摩不出該如何讓牙齒潔白漂亮，而且長得牢靠，僅有極少數人懂得每天大清早沾坨粗粒鹽巴刷牙，其餘多數人照舊敷衍了事。總要等到牙齦腫痛，才驚覺其嚴重性。
早在一甲子前，我姑丈就幫人治療牙痛，拔牙技術更是遠近馳名。這項診治牙痛和拔牙技術，全從老師傅那兒學來。由於姑丈住家靠近宜蘭打馬煙海邊，便常有老一輩長者猜他是馬偕博士的徒子徒孫。大家都聽說過馬偕曾數度到打馬煙傳教，還幫當地居民拔除病牙，極可能因此產生赤腳醫生。
其實在那個大多數鄉下人打赤腳的年代，我姑丈已經穿著一雙牛皮縫製的皮鞋，鞋面外觀滿佈泥垢及磨損刮痕，印證了他確實勤於四處奔波，幫人們祛除口腔裡的苦難。
姑丈幫人治療牙疾，主要靠一大把金屬鉗子、鑿子、錘子，以及一台裝著轉輪的機器。
平日裡鄉下看不到什麼機器，除了鄉公所的收音機、大掛鐘，路上偶爾駛過的公路局客車，就屬土礱間的機組。土礱間碾米時，幾條長短不一的履帶拉動大大小小輪軸，輾轉即碾出糙米、白米和粗糠。姑丈那台機器某些零件很像碾米機組縮小版，同樣俱備轉動輪軸與帶動它的履帶。它和所有器材一起裝進木箱，被牢牢地綁在腳踏車後座，伴隨姑丈巡迴各個村莊。
只要姑丈的腳踏車停到哪家庭院竹圍下，不用宣傳廣告，很快會有一群老老小小眦牙咧嘴地圍攏過來。
姑丈用腳踩著機器下方一塊踏板，就能夠迅速轉動圓輪，讓他手上一根軸心跟著不停地旋轉，那筆芯式尖端，專門鑽進牙縫去清除牙垢；有時則更換一枚小錢幣般的齒輪，以磨平鋸銼已經崩塌半邊的鱷魚尖牙。
小小筆芯或齒輪看來全不起眼，一旦伸進任何人口腔，可都是狠毒暗器，隨便兜幾下即等同黑暗牢獄裡一場酷刑，等於被坦克車轟隆轟隆砰砰碰碰地闖進門。患者若是孩童，早就嚎啕大哭，大人個個臉色慘白，更有婦女嚇得昏厥。
不管姑丈走到那個村子，都堪稱是教人害怕卻又不得不有求於他的重要人物。某一天中午，他正巧路過我家時留下來用餐。吃著吃著，他突然擱下碗筷，聚精會神地盯住我門牙看，也不管我滿嘴嚼著飯菜，馬上要我張開嘴巴讓他瞧個仔細。
餐間隨機看診的結論是，我那兩顆時時刻刻想朝外開溜的門牙，肯定是換牙後喜歡伸舌頭頂弄它們所導致。他安慰我父母說，男孩子相貌醜不礙事，機運來了照樣升官發財，歷史上醜巴怪做皇帝多的是，何況這孩子嘴巴大，包得住門牙，不漏財。
姑丈說完這番話，特地睜大兩隻眼睛，像探照燈般朝我父母、弟弟、妹妹的嘴形照射一遍，然後點點頭鬆口氣說道，我那門牙長相絕非祖傳，不必擔心它會傳給下一代。
平心而論，姑丈是位很認真且頗具研究精神的赤腳醫生，可惜上了年紀後，不再四處去幫人拔牙也不幫人治療牙痛，那整大木箱像是魔術師變把戲使用的器材，大概就任其朽壞鏽蝕了。
現今回想，我姑丈幾十年所拔下來的牙齒，若弄個麻布袋裝起來，恐怕不輸土壟間碾出的一大袋白米吧！
4
我家三個孩子換牙期間，居所已從鄉下搬進市區，同時由單層瓦房變成兩層樓。好在樓層不高，勉強還能比照鄉下老規矩辦事。
可等到孫子輩換牙時，他們住在十幾層高樓，縱使再大本事也丟不上豎著避雷針的樓頂。至於上排乳牙，大概也只能勉強塞擠彈簧床墊下面。
面對這種環境，迫使我想到西洋人傳說中專門收藏小孩乳牙的牙仙。孩子把脫落的乳牙塞到枕頭底下，牙仙便乘孩子睡著時跑來取走那顆牙齒，留下糖果或錢幣做為獎賞。
苦惱的是，忙完白天職場工作和廚房家事的牙仙，蒐集孩子那些乳牙之後又該藏到哪個角落？實在找不出標準答案。我讓孫子們發揮想像力去胡亂瞎猜，有猜牙仙會將那些乳牙串成項鍊和手環送給虎姑婆，一旦虎姑婆想使壞，那項鍊便朝她脖子搔癢或掐她手腕；有猜牙仙把乳牙撒向天空，一到晚上即變成閃亮的星星；也有猜牙仙以乳牙作為種子撒播在花園裡，等春天到來就開滿花朵。
在我們這個地處亞熱帶的島嶼，蔗糖製品種類繁多售價便宜，卻粒粒是牙齒的大敵，更容易招來成群的蟑螂螞蟻，教那些父母或阿公阿嬤裝扮的牙仙，誰都不敢隨便散發糖果。
可看到原本藏在嘴裡那一粒粒小小玉石般的寶貝，一旦脫離原本固守的疆界，現代人竟然棄之如敝屣，連個落腳處都找不到，心裡畢竟不踏實。
於是，我找出早年玩相機留下的底片盒子，送給孫子們收藏乳牙，騙說是牙仙派我轉送給他們的寶盒。他們每隔一陣子想起來，便會把頂蓋掀開，查看收藏在裡面的牙齒，是否抽長長壯。要不然就將盒子舉到耳畔，充當鈴鐺般搖晃，向牙仙叩門，找牙仙跟自己對話或歌唱。
我想，如果兒孫們搬家次數少些，那些個牙仙寶盒就不用從宜蘭帶到桃園，不用從桃園帶到新竹，更不必由新竹帶到新加坡，不必從新加坡帶到阿姆斯特丹，繞過大半個地球遊逛，肯定能夠持續收藏在身邊。
可經過這麼頻繁地搬遷，教我都不敢探問，他們那些個牙仙寶盒如今還在不在？
──原載2017年月日《聯合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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