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花 第39期/2012

不動聲色的政治宣言
／盧勁馳
請容許我以下以一種螞蟻爬過桌面般不動聲色而心情非常焦急的口吻向你陳述這番話，不動聲色的原因是由於今期埋版日趕稿寫這篇字花語時，正值黑暗中對話與人山人海舉行第三年的《暗中作樂》聲演會，我因抵受不住能獲時薪達七十多元且包兩餐飯盒的有薪勞動機會，犧牲了平日等應召開工在家寫稿時的閒散心情，且得一連四天朝十晚十的上班。於是，我唯有在每場趁著林二汶介紹了視障工作人員至散場的一段閒散時間，伴著那聲演會一言不差的台詞和歌曲，用點字機偷空讀著今期的內容和寫下這篇稿子。
而心情焦急不過受了一點在場過份優質音效的影響──當我第十次聽到PINK FLOYD的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我腦海再沒有浮現任本來十分期待但根本不會出現的罷課場面，只因有位我仍然無法記得他名字的主持在呼籲全場說記得要去投票時叫我立刻全身打了個為時不短的寒顫。試想想，在這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場館內，最能引起共鳴的竟不是音樂而是高喊反對國民教育的口號。對不起，諸位友好！如果大家還記得阿圖塞所說意識形態就是重複的說法，就明白這項社會企業所研發的一種創新慈善音樂會，對我來說，也可能是跟國民教育不相上下的洗腦過程！
當然我也不認為投票這件事有任何政治不正確之處，反之問題就是由於它實在太政治正確而拒絕一切思考的可能。選舉月臨近，各組織皆著力宣傳其立場理念，或訴諸高尚道德價值、或利誘、或恐嚇──無論健全或傷殘，各人則憑其自由意志投下神聖一票就可了事，在此我也不用引用當下的政治理論學者如何重新評價勒弗爾（Claude Lefort）對現代民主形式的界定，問題實在不辯自明──我們再不能分辨選舉工程跟潮流文化的分別了，populism不就是今天的popular culture嗎？
是的，像我這樣一個庇護工場員工當然沒有資格像那些文化人一般以批判popular culture為名而大做文章，況且我的居心不過是要一提這期字花的專題「靜默的政治」。如果你讀下去就會明白，看看我們文學人熟悉的小說家，他們那以選舉現象為題材的作品多半都是對選舉制度的評述和譏嘲；而一些正在積極尋求社會變革的知識青年們多不會把改革的焦點放在議會裡，我認為這兩個面向並非基於任何政治冷感或犬儒主義，反倒像近年備受注意的左翼哲學家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的名言：民主（制度）不是政治的真理，但民主是追尋政治真理的其中一種手段。至於我們應將如何在這次立法會選舉中尋獲真理的碎片呢？我希望你讀過這期專題後，將會有更大的發現。
不過，這一刻能夠真正讓我暫時無視於當下九展表演場地的嚴酷（音響與冷氣）的勞役，讓我一次又一次能撐到完場不至入睡的精神支柱，就是這期裡的幾個新點子──李維怡的最新連載──繼前兩期《鬼母雙身記》好評如潮後，今期正式開始連載的〈地獄精神〉系列，又讓我可以打發了兩場的時間。
更叫我心醉目迷的，當然就是評論版特意為黃碧雲新作《烈佬傳》的出版，而作的作家小輯。接著就是從早前前進進新文本戲劇節《西夏旅館》衍生的關於改編台灣小說作品引發對本土身份的思考，尤其是潘國靈那篇如刺繡般細緻的分析，令我打消對這份埋沒志氣工作的反感以至盲信於現下自己所承受的一切鬱悶也不過是云云香港人不易的存在實況。

啟首語
／ 黃靜
我們把琴都掛到柳樹上，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人要我們唱歌。
──《詩篇》137: 2-3
選舉應是政治辭彙裡，愛好風格、文藝的人最抗拒投入、難以感興趣的課題。
如今固是發颷、表決、宣示立場的時代，吶喊掩蓋沉思與猶豫；選舉更是聲音的極致。縱然法國政治史家追溯歷至1789年法國大革命，提出選舉乃是人民擺脫被社會關係定義政治權利的一場「平等的革命」，然而，投胎轉世至今，代議政制為資本主義運行的一部分，合法化所有權力運作，投票無論從美學、充權、個人意願上皆似已成為落伍、失真的行為。
走在掙脫現實政治的軌跡上，我們有時沉默、厭煩、甚至否定。我們難以體現心目中理想的政治與價值。今年九月，作為香港三重選舉（區選、特首選舉、立會選舉）的終章，議會席次增加，競爭劇烈，資金流竄，又決定了所謂普選夢之出路。而在另一平行線上，市民過著「星期日上街式」的政治生活，民間社會正在質變。文學不應被視作避世之途，在「我們」和真理的迷思面前，在近乎失語的邊緣，偏偏唱起歌來，效果會是如何。
專題中，小說家胡晴舫寫下一則黑色喜劇〈花生醬〉。要數選舉娛樂的先祖，首推台灣。裹腹與政治糾纏，磨蝕出對立與怨恨：以醬料代血刃，譏諷直迫深淵，在她筆下，平等也可以是一層扭曲。陳飴的〈宣傳〉看準了意識形態流竄之心臟——西洋菜街。數碼、速度、感官、廣告、性、網絡以至選情在氣溫、分貝、光度、風向等底下，成為難以脫身的巨網……敘事者以冷眼趕這淌渾水，結果渾身濕透。
而在古希臘哲學家的說法裡，代議政制是社會變大後的大勢所趨，政治體的原形在於小社會直接政治：參與、想像、調解歧異。白雙全是恆常的能量轉化者，從現實的選舉場景裡挖掘，生產出他心目中較理想的政治形態、正面的能量。另有九位行走在求變前沿的市民，併出政治生命的群像。有沙田模式出身的派飯者，有怕被斬死又寧做巴勒斯坦人盾、與敵共存的社會運動者，有香港公民上身之內地詩人，有連接樸素農作與高端科研者，有催化基層自我文化表達者……香港一直有個別的人和群體，拒絕犬儒地否定政治，他們正積極創造「小社會」的狀態，在議會的喧囂旁，平靜地實踐日常的政治。
兩篇評論則嘗試將選舉和近期的批鬥喧亂還原到更大的脈絡中去檢視，包括語言、文學的座標。馬國明藉十九世紀俄國革命失敗後文學、思潮遍地開花的景象，為當下時空虛弱的狀態進言。而李智良以神話「鏡中魚」裡囚於鏡中的人向鏡外人反撲成魚的故事，以及中譯本的誤譯，辯論香港認同政治的核心議程，勾勒出「香港人」在政治運動裡錯認的畫面。
李智良把我們落在浮在城市裡各種噪音的注視，一下子捲回波赫斯文本翻譯者的潛意識裡：原來政治在寂靜的表達的深處。由踏實的日常實踐、創造，到符號的、文本的省思，在如今沒有重量的喧鬧裡，主流政治的他者，在社會裡隱然成為一頭靜默的獸。這或許正是我們決定把樹上的琴拿間下來撩撥一番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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