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從近代知識階級定義小販的方式，以及一般人對小販的稱呼可以看出，要將小販這個行業明確歸類是一件困難的事，而居有定所的人對小販的定義也相當模稜兩可。在法國，小販起初是指在鎮上穿梭、兜售圖畫與販賣未裝訂印刷品的人，之後經過語言的演變，小販成為那些為人熟知、巡迴鄉間的商人，這些商人又稱小販（petit mercier，即petty trader）、流動小販（porte-balle，即packman）或行商（marcelot或mercelot，即wandering trader）。原始意義的小販從事的是受到認可的商業活動──雖然不具重要性──之後衍生的小販卻成了「流浪乞食者」（tramp）或「騙子」（trickster）的別名。《百科全書》對照了英格蘭的狀況後表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些人是在城鎮間遊蕩的騙子，他們買賣銅和白鑞、陶器以及其他類似商品，這些東西理應只能在市集販售……在法國，這種人稱為流動小販（coureurs）、巡迴商人（itinerants）、行商（brocanteurs）或中古貨商（second-hand dealers）。」
到了十八世紀下半葉，農村小販才取得商人的身分；在一七六二年的《學院字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裡，小販已經歸類於「商人」的條目之下，而不僅僅是個「小販」。儘管如此，小販仍是令人不安的人物，他們處於社會邊緣，處處受到提防。所有的百科全書都提到專門對付小販的法律，連弗朗克蘭（Franklin）在十九世紀末編纂的《十八世紀以來巴黎的美術、工藝與職業史字典》（Dictionaire historique des Arts, métiers et professions exercées dans Paris depuis le XVIIIe siècle）也採取相同的分類方式及保留態度，他說：「同業公會總是以懷疑的眼光看著他們」，擔心「他們會以這種方式企圖出售來路不明的瑕疵品」。
在英格蘭，小販一詞的發展則完全相反。「販夫」（chapman或cheapman）原本是買賣商品者的總稱。這個詞的前面經常被冠上「小的」（petty）這個形容詞，藉以區別曼徹斯特及約克夏富商（駕車運送商品給郡內店家）兩者與底層小販（背上扛著貨物，奔走於各郡各村之間）的階層差異。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上半葉，對「小販夫」的描述不外乎「向批發商大筆買進貨物，然後以較高的價格零星小額賣出」。當店舖開始出現在城鎮與鄉村時，「販夫」逐漸等同於在市集間、挨家挨戶運送商品的人──即小販或叫賣者的同義詞。販夫這個名稱與小販一樣，帶有一種貶義：「沿街叫賣……源自鳥類或人類鬼鬼祟祟四處刺探的習癖，之後又衍生出強取豪奪的惡名。」
在西班牙，小販稱為Gabacho，指北方山區的粗人。在義大利，小販則稱為merciajuolo或merciajo；在提契諾（Ticino）地區，小販在法律文書中有著各種名稱，如mercante、girovagho、trafficante、pertegante、cromero。在日耳曼，每個城鎮都有各自的小販名稱；最一般的名稱是Hauserier，此外隨著兜售方式的不同，稱呼也不一樣：走路兜售的小販叫Gänger；街上叫賣的是Ausrufer；蹲坐在街邊的是Hockerer。在明斯特（Münster）地區，人們稱背上扛著貨物的小販為Kiepenkerle。有些小販販售小件奢侈品與非日常用品，因此稱為Tändler；或者乾脆稱他們為騙子，也就是Gaukler。
到十九世紀末為止，文學一直將小販描繪成騙徒或詐欺者，既是商人又是竊賊。小販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他販售日常用品，也販售夢想。他來自遠方，擁有一些神祕知識，他聰明的騙術足以掩蓋自身的惡行。莎士比亞如此描述英格蘭的小販：「我是經營被單生意的……我的父親為我取名為歐陶利克斯；他出生的時候和我一樣，水星照命，專門偷取一些別人不注意的小東西……我的生計是小偷。」 歐陶利克斯的角色，主要是騙徒而非小販。
一五九六年於法國里昂出版的《行乞的波希米亞小販的富裕生活》（La Vie généreuse des mercelots gueux et bohémiens），該書從各種令人不安的差異中，描繪出小販的三種特性：小販使用神祕語言隱藏自己的行為，本書對此將有進一步的揭露；小販是不誠實的商人，「換句話說，我們用商品欺騙紳士、年輕男女、農婦與農夫」；小販也是徹頭徹尾的小偷，要入他們這行必須先念一段誓詞，「j’attrime au passeligourt」；換句話說，「有機會我就偷」。
西班牙黃金時代的文學同時提到，小販每到一個地方，就引起人們的蔑視。格維多（Francisco de Quevedo）將小販描寫成螞蟻、水蛭與蝨子，他們汲汲營營地獲利及聚財，這種態度冒犯了有頭有臉的人士，只要這兩種人不期而遇，故事就不會有好結果。
「三個法國人正越過比斯開（Biscay）山脈前往西班牙。其中一人脖子上掛著背籃，裡面放著剪刀與磨刀器，第二個人提著兩捆包袱，分別裝著風箱與捕鼠器，第三個人帶著托盤，裡面裝著梳子與髮夾。正當他們走到山路最陡峭的地方，眼前來了一個西班牙人，肩上披著披風，打算步行前往法國。這四個人坐在矮樹叢下休息，然後開始交談……西班牙人對於他們千辛萬苦地從法國帶著貨物，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越過如此險惡的山區，感到非常驚訝，因為他們可能會遭遇盜賊洗劫。那位磨刀匠，帶著一點卡斯提爾方言口音回答：『我已經去過西班牙三次，帶著背籃和簡單的磨刀器，而且在那裡揮霍了大把的西班牙金幣……你應該把磨刀匠視為陸上艦隊，他們磨亮的是銀塊而非刀刃……』」話一說完，他們就把西班牙人扔到山谷裡。
類似的主題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葛拉西安（Gracián）依據法國人對付西班牙人的行為以及西班牙征服者對付印第安人的行為，發現西班牙人對印第安人運用了相同的欺騙技倆。「對法國來說，西印度群島哪比得上西班牙？不需要維持艦隊，不需要發射子彈，不需要流血，不需要開採礦脈，不需要探勘洞穴，不需要損傷法國人的性命，不需要橫渡大洋……西班牙人就是你的印第安人，西班牙人甚至用他們的艦隊為你帶回精純的白銀，卻發現自己留下的是混充的銀錠──換句話說，他們被騙了。」與此同時發展的是，小販成了喜劇人物，他們遮蔽身上的行頭掩飾身分，提供鬧劇與諷刺劇串場的題材：這些角色多半取名為Gabacho、Pierre、Juan Francés、Gascón──表示他們出身山區或法國某處。
在十九世紀，當小販這個行業逐漸凋零之際，文學對於小販的表現方式也經歷劇烈的轉變。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知識階層眼中，小販不再扮演傳統上模稜兩可、令人不安的角色，他們搖身一變成為民族英雄，具體表現出保守鄉村的道德性格，與城市的腐敗形成對比。在法國，宗教文學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描述小販；一方面，他們代表邪惡的人物，是人們應該拒斥的誘惑象徵，或者相反地，由於他們的自由、謙卑與智慧，他們同時是代表基督的人物。
小販的歷史研究仰賴這些粗略的文字速寫，而這些文字大多以都市的視角寫成，同時仰賴我們所檢視的資料。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對山區的描寫同樣適用於小販：「這是一段動盪不定、難於追溯的歷史……一旦人們離開為歷史所捉摸不透的山區，就進入平原和城市，那裡擁有分門別類的檔案資料。下山的山民，不論初來乍到或經常往來，總是被人品頭論足，描繪成滑稽可笑的形象。」事實上，小販歷史所面臨的雙重限制就在這裡：對於山區居民與小販的書面描寫，是透過城市居民的角度與城市檔案所取得多重的角色。到目前為止，記載小販活動的資料有三種：政府對小販人數的調查，不過這方面的調查完全徒勞無功；鄉鎮之間的往來信件及店商（sedentary merchant）急欲驅逐小販的抗議書；最後，偶爾逮捕一、兩名小販的法院與治安官員的記錄。
為了克服純都市的觀點，必須先將城鎮拋諸腦後，捨棄小販四處漂泊的概念，致力於尋找小販定居的根源（不管有多細微難尋）──畢竟，這些無根之人必定生於某處。我的目標是重新挖掘出這些遭定居人口邊緣化的人群的根源，藉此瞭解排他化與邊緣化的形成過程。在這些往返於歐洲南北、名不見經傳的小販背後，隱約可見廣大的山區。我執意相信，這些「製人工廠」（factories of men，布勞岱爾珍視的主題）蘊含值得挖掘的歷史，只有藉由研究這些遷徙者原本居住的村鎮，我們才能瞭解，為什麼幾世紀以來，這些村鎮接二連三地派遣他們，帶著城鎮的貨品來到鄉村。因此，我追溯這些行商（migrant merchant）的發源地──山區村落──為的是要將每個人的發源地與其所屬的社會與人際架構連結起來。於是，小販史顯示出兩種面向：位於山區的家鄉以及小販賴以發展的邊緣地區，這兩者密不可分。
因此，本書將以日趨重要的山區及不斷增加的山區人口為起點，描述最早的叫賣模式（第一章）；而後，追溯十八世紀小販的發展方式（第二與第三章）；描述充滿彈性的小販類型學（第四章）；回到村落，理解奠基於商人遷徙與借貸鎖鏈（超越每日移動的限制，連結不同地區的人）之上的社會獨特性；分析這些鎖鏈如何崩解（第五與第六章）；從崩解中產生完全不同的叫賣結構（第七章）。最後，透過人與貨物的流通，不同地區與文化間的往來，以及行商、定居買家和銷售貨物之間曖昧不明的相遇（既令人期待，又不免產生衝突），人們創造了獨特的文化與認同（第八章）；最後改變了他們造訪的社群的文化實踐。
我們應該先說明設定本書整體架構時所面臨的限制。一方面，有關遷徙移動的研究如此零碎：小販的經濟組織從未獲得史學家的青睞。另一方面，走上遷徙一途的人被視為是一種「脫離」，更進一步地說，他們離開整個山區村落。遷徙可視為一種調節過多人口的系統，是山區村落的氧氣瓶，同時意味著社群的萎縮。結果，史學家寫出兩種同時並行的山區村落歷史：留在村落的人的高尚故事，與不夠體面的離村人口故事。我無法認同這種二元對立，我認為相關歷史還需要加以建構。另一方面，關於遷徙在村落社群生活組織中扮演的整體角色的研究也相當缺乏。換句話說，就目前的研究資料來看，要對歐洲小販的移動進行比較史研究是不可能的任務。儘管如此，現在似乎已經到了要為這段歷史注入新生命的時刻，我們要為小販的發展建立模式，並以多菲內阿爾卑斯山脈（Dauphiné alps）為起點，與其他地點進行概略的比較。藉由思考各地區步伐不一的發展或出發點（取決於小販前往何處與來自何處）的重大差異，得以對既有模式的細節提出質疑。這麼做，是希望這些初步比較能激勵其他人，嘗試對歐洲行商社群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
本書企圖以整個歐洲為範圍，從長期角度解釋這個現象──至今這方面的研究仍然零碎片斷。這是個大膽而冒險的嘗試。在企圖挖掘小販運作的機制與動力的過程中，我的研究顯示，小販這個行業與從事小販活動的人不像傳統所想的那樣，在經濟與社會上被邊緣化。其引發的問題與使用的方法論也已超越巡迴商業本身，而與經濟、社會與文化史學家提出的問題產生交集。
因此，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為止，商人遷徙在歐洲商業扮演的核心角色與店商商業的發展一樣，兩者都對新產品（如菸草與書籍）的廣泛流通發揮了一定作用，並且成為消費社會形成史的重要環節。圍繞在販賣行為四周的儀式交換，也是一種文化接觸。透過旅行，小販讓三種文化力量面對面碰撞在一起：從邊緣地區來的人，將城裡最新的物品流通到鄉村。他們如何將既有文化運用於商業目的？他們如何透過商品販售影響他們遭遇到的家族風俗變遷與文化實踐？反過來說，這種商業活動又對從事商業的遷徙者文化產生什麼影響？
這種商業以遷徙及信貸為基礎，並且以能運用一切制度化的自由形式及能在法律邊緣運作的結構為根據；透過研究這種商業活動讓我們瞭解商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在商業網路中，信貸與國家扮演的角色。這方面的研究也能讓我們打破經常用來研究遷出、遷入，同時過於化約的二元對立學說，並且讓某些概念（如流動性、認同感以及相互依存）更加細膩。
最後，小販的沿街叫賣提供了進入窮鄉僻壤的管道，鄉村獨特的社會結構建立在大家庭以及與風俗相互依存的樞紐關係上，這種模式至今仍存在於許多地方，主要（並非全部）分布在歐洲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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