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痛之一：派系傾軋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日本戰敗，十月，仍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僅僅一年四個月之後，「二二八」事件爆發。首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以及來台接收的國民黨各派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
陳儀，字公洽，又字公俠，浙江紹興人，日本陸軍大學第一期畢業，曾經擔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軍工署署長、行政院秘書長等職務。陳儀留日，娶日本妻子，從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起，擔任台灣對岸的福建省主席，主持省政前後長達十年，更曾在民國二十四年，渡海來台，參加日本台灣總督府舉辦的「始政四十年記念台灣博覽會」，對日治時期台灣的情形有了解，這種種條件，加上他本身的運作，終於使他成為抗戰勝利、收回台灣後的首任台灣行政長官。
以國民黨內的派系而論，陳儀屬於「政學系」成員。政學系是由前北洋政府官僚、學者出身的政治人物組成的鬆散同盟，沒有嚴格的組織或領導人物，但是他們大多嫻熟政務，政治手段也頗為高明，所以很得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重用。抗戰勝利以後，政學系人物一舉囊括了兩大勝利果實——東北與台灣，因此遭到黨內其他派系的嫉視。
國民黨內的其他派系，例如以黨務系統為大本營的「CC系」（領導人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以軍隊、各地警備司令部為重心的黃埔系（中央軍校前期畢業生）、以及在青年學生裡發展組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重要領導人物為書記長陳誠、幹事會處長蔣經國），此時也紛紛進入台灣。三青團到台時間最早，吸收了許多心向祖國的台灣青年，等到以「CC系」為主的台灣省黨部成立時，發現政治地盤已大半被占，就和三青團處處對立。另外，隨著「CC系」和黃埔系進入台灣的，還有隸屬國民黨的情報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以及由原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組的國防部保密局（簡稱「軍統」）。這些派系，各有盤算，和陳儀以原來福建省政府班底組成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不是同一回事；再加上內地來台人員和台灣本地菁英也有結盟、對抗關係，使得情況更為複雜。
陳儀本人頑固剛愎的性格，也是造成派系傾軋的原因之一。他雖然懂日文，會說日語，但是平日絕不使用日文；他和台灣仕紳之間，也很少交往應酬。陳儀本人廉潔儉樸，愛護後進，提拔任用了如嚴家淦、任顯群等日後對台灣建設有貢獻的官員，但是面對若干公署官員的貪污舞弊證據，卻往往視作敵對派系對他的攻訐，而採取包庇迴護的態度。這就使得長官公署的各個局處貪汙問題愈來愈嚴重，而陳儀在變亂發生的時候，幾乎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得不到任何支持。

傷痛之二：政經失序
雖然陳儀頗以「開明」、「進步」自詡，但是在他一年多管治之下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卻一步步走向失序騷亂、民怨沸騰的臨界點。
民怨累積的第一個層面，是經濟蕭條。首先是基礎建設的破損：大戰末期，盟軍空襲台灣，炸毀多處港口、鐵路、工廠，而戰後修復的速度卻很緩慢。其次，原來台灣的外銷貿易只能銷往日本，如今日本戰敗，一時之間難以找到替代市場。而上述兩者的結果，就是台灣原料、資金欠缺，產業生產力衰退。其四，台灣的物價，從戰爭末期（一九四四年）就開始浮動，通貨膨脹的趨勢，在戰後變本加厲。而長官公署還將大量農、礦產，比如鹽、糖、煤、水泥等運往大陸，更助長通膨壓力。最後，許多從南洋遣返的前台籍日本軍人（據統記，達當時全島人口的百分之五），在這樣大環境不景氣的情形下，難以就業，不但怨聲載道，更製造社會問題。
第二個層面，是長官公署採行的經濟統制政策。長官公署下設貿易局和專賣局，包辦壟斷菸酒、食鹽、樟腦、火柴等事業的產銷與進出口貿易，用意本在實現孫中山「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主張，卻招致許多「與民爭利」的負面批評。貿易局和專賣局，也成為若干不肖官員走私虧空的溫床、民怨的淵藪。例如專賣局所販售的酒類，清淡如水；香菸則品質拙劣，難以吸食，人們轉而購買走私洋菸洋酒。為了取締私貨，專賣局緝私幹員四出偵查，終於釀成「二二八」的導火線。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八月，中央「閩台區接收處理敵偽物資工作清查團」抵台，查出貿易局局長于百溪、主任祕書朱經霖兩人貪瀆不法，侵占公家財物，向國民政府聲請查辦。陳儀長官雖將兩人免職候審，但是此後一直有「陳長官干預司法審理」的傳言出現。于百溪的貪汙案，經過台北地方法院的審理，最後竟在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爆發「緝菸血案」的當天），獲得「不起訴」處分。長官公署的形象和陳儀的威信，也因為此案而受到重大的打擊。
最後，大陸來台官員種種貪汙舞弊的不法行為，參雜原本台灣社會已經存在的省籍情結，使得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鴻溝更加擴大。台灣百姓因此將大陸來台的外省人，蔑稱為「阿山」。更可議的，是戰後從大陸凱旋返鄉的台籍人士。他們其中有不少人在接收日產過程中，趁機中飽私囊，搖身一變，成為政、商兩棲的新貴。這些有祖國經驗的台灣人，被稱作「半山」，意思就是「半個阿山」。陳儀政府選擇和「半山」集團合作，阻絕台灣本地政治菁英和國民黨其他派系的政治參與，結果，「半山」集團不能扮演溝通橋梁的功能，長官公署反而落入四面孤立的窘境。
到了民國三十六年年初，台灣全島，由上到下，已經漸成亂象。陳儀卻仍然感覺良好，認為台灣人民久經日本管制，具有守法精神，不至於起亂事，因此還將原來駐台的國軍（因裝備與軍紀問題，飽受台人責難）調回大陸，全台守軍只剩五千餘人。以自由主義立場聞名的上海《觀察》週刊，派駐台灣的特約記者，在這個時候發出一篇通信專題報導，題為〈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在報導裡，作者認為台灣行政長官權力龐大，和原日本台灣總督幾乎沒有差別，失業人口急遽增加，物價猖獗，購買力低微，「因而引起了一切社會的不安、貪汙、舞弊、搶劫、淫逸和走私等等問題。」台灣維持特殊的經濟統制政策，但是並沒有能解決問題。專賣局和貿易局的貪污，「至今將以不了了之」。最後：
據我在台灣的觀察，我直覺地感到，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這篇報導寫於二月中旬，到刊出時，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八日，二二八事件已然爆發。

傷痛之三：鎮壓捕殺
二月二十七日晚間，專賣局緝私幹員，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天馬茶房」前，取締女私菸販林江邁，將林婦身上的香菸、錢財全部沒收。林婦以家計困難，跪地苦苦哀懇，請求返還部分公菸，但幹員堅持不肯，還以槍托毆擊林江邁頭部，導致她當場血流如注。圍觀民眾群情激憤，包圍幹員，幹員逃離時，欲對空鳴槍示警，流彈卻意外誤傷圍觀的民眾陳文溪，隔日致死。陳文溪的兄長是當地著名的角頭流氓，憤怒的群眾當晚包圍警察局，要求懲辦兇手，另有人沿街敲鑼打鼓，號召聲援。二十八日上午，群眾衝擊肇事的專賣局台北分局（今彰化銀行台北分行），燒毀公物、菸酒、汽車，打死外省職員兩名；同時，大批請願民眾在長官公署前廣場（今中山南路、忠孝東路圓環），遭到公署衛兵開槍二十餘響示警，打死兩人，憤怒的民眾，開始四處追打外省人；下午，暴民佔領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向全台播送事變消息。
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四日，動亂蔓延全省。各縣市群眾攻擊警察和駐軍，搶奪武器彈藥，砸燒公家機關。台灣本省警察大多是日警改編，心理上傾向群眾，放任武器被奪。台人四處搜捕外省人，或沿路以台、日語盤問，毆打「阿山」，外省公教人員倉皇躲避，死傷上百，局勢全面失控，動盪混亂，難以收拾。省方駐軍不足，無法恢復秩序，於是，先是在台北市，由台灣本地仕紳和「半山」組成的「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登場；接著，在獲得陳儀長官的接見與善意回應後，調查委員會在三月二日改組為官民合作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
但是，正是這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卻成為悲劇的導火線。首先是各商會、工會、學生、政治團體，見到「處委會」能和官方平起平坐，於是紛紛謀求加入，所以「處委會」的代表人數激增，當中的派系和意見也愈來愈駁雜激烈，不但組織膨脹，設立二局八組，還在全省各縣市成立分會。三月七日，由省參議員、「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1901-1947）起草「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沒想到會場上各方代表紛紛加碼，又另外提出「十項要求」，裡面包括「處委會」有權改組長官公署、撤銷警備司令部、以台人充任台灣駐軍，不參加中國內戰等，無一不觸犯當局的大忌。有學者認為，「處委會」已遭官方特務滲透，故意提出這類要求，以做為將來鎮壓口實。
至於官方的反應，並不是完全一致，比如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1908-1997），在事件一開始就主張武力鎮壓，而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的角色則更受爭議。有種看法是，陳儀一開始時的善意退讓，實是緩兵之計，目的只是在等待援軍開到；另種說法則認為，陳儀在事件爆發之初，未必沒有和平解決的想法，因為台灣在他的治下，不到兩年就發生亂事，對他的仕途畢竟是沉重一擊。而根據屬於「CC系」的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1896-1969）在幾年之後的追憶，認為陳儀：
素性顢頇，忽於事件之初馴擾如羊，橫逆之來，不形聲色。事件委員會以其弱而易欺也，益肆猖狂，得寸進尺，及至提及三十二條，亂罪已構，而國軍亦至，遂一反前之所為，大動殺機。
李翼中對於陳儀與「處委會」的評述，未必全都公允，但是陳儀在事件爆發之後，對長官公署在台的施政缺失毫無檢討之意，反而在向南京的報告裡，將事件描述成「共黨陰謀」所造成，則是不爭的事實。在三月六日呈給蔣中正的專函裡，陳儀更向中央請求，台灣至少需有「紀律嚴明、武器精良」之國軍兩師，才能維持秩序；必要時，並可派「大員來台協同辦理」。
這個時候，南京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依據他軍政生涯的經驗，以及各方呈送的情報研判，認為台灣事件，「實有叛國及奪取政權之重大陰謀」。雖然他接到的情報裡，對於陳儀的施政有強烈的批評，蔣氏本人也在日記裡埋怨陳儀，認為他「事先不預為之防，事發又不實報，乃至勢成燎原，乃始求援，深致憤惋」，但蔣中正仍然決定，先派出軍隊到台灣恢復秩序，再應台灣仕紳的要求，進行改革。
三月八日深夜，奉命來台增援的整編第二十一師在基隆上岸，秩序很快就告恢復，但是恐怖的暴力鎮壓、濫捕濫殺隨即展開。如果說，「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幾天，本省人毆打、追殺外省公教人員，是糾結著省籍和意識形態的各種情緒，那麼登陸增援的國軍部隊，同樣也存著報復的心態。雖然有若干部隊單位的紀律良好，與百姓相處堪稱平順，但是有更多的記載顯示，在三月八日到十七日這段時間裡，憲警、軍隊、要塞守備部隊不按法律程序，毫不遵照程序，甚至公報私仇，任意拘捕人民，暗中行刑處決。三月十日，「處委會」被強制解散，在官民交涉期間活躍的台灣精英首當其衝，立刻遭到捕殺。前面提到的王添灯，在三月十日被帶走，從此一去不復返。王添灯的兒子王政統，當時人不在台灣，他轉述家人的回憶：
三月十日，第一批來捉我父親的人，穿著私服，走進貴德街的茶行，就把父親捉走了。第二批來捉的人，是穿軍服的憲兵。來時，先是說「要捉王添灯父子。」家人氣憤的說：「父親早被捉走了。」他們改口說：「那就捉兒子。」
和王添灯為前後任《人民導報》社長，同時也是長官公署各局處裡惟一台籍副首長的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1903-1947），也約在同一時間被捕。他的兒子宋洪濤回憶父親被帶走的那一幕：
我親眼看到兩個便衣拿著短槍，把我父親架出門外。外頭有黑色轎車接應，門外還站著兩個或四個人，父親被押上車，立刻被他們用黑布蒙上雙眼。

恐怖鎮壓株連廣泛，並不只是社會經濟地位高的本土精英遇難，基層百姓也同罹大劫。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報復濫殺，可以舉幾乎發生在同時（三月十一日）的「八堵火車站事件」為例。先是在三月一日時，八堵火車站發生本省民眾毆打外省軍人的情形；三月十一日，有軍車載來三、四十名士兵，「入站即射殺七人」，並將三月一日當天值勤的十一位員工全數帶走。這些人被載走之後，便一去不回，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遭到株連殺害的人，生前固然都遭受到極大的折磨與痛苦；但是，他們的死亡，更留給活在世上的家人無窮無盡的煎熬與哀痛。被捕遇難者，大部分是男性，他們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對於祖國的管治，原先或抱持著參與的理想，或有不平之鳴，或甚至只是單純的盡忠職守，卻在鎮壓時期同成槍下亡魂。他們遇難遇害，對家屬心理造成的傷痛、恐懼和陰影，不但無法言喻，而且難以消解。家屬心中的悲痛怨恨，有如長期插進一把尖刀利刃，鮮血迸流，無法痊癒。前述「八堵火車站事件」裡，被帶走票務員周春賢的胞弟周秋金就如此說：
你們也許不能了解，發生這種事情，終我一生，我永遠無法原諒政府，永遠無法原諒國民黨。我大哥沒有做錯事，沒有任何犯法，他規規矩矩去上班，竟然在值勤時間被土匪兵在值勤地方抓走，從此下落不明，沒有起訴書，也沒有判決書。
二二八事件之後，我們家三餐不繼，母親以淚洗臉。小時候不懂事，看到母親早上哭，晚上也哭，很傷心，我在旁邊也跟著哭。母親怕我們發生危險，不准我們出門，她和大嫂兩個女人家整天出去找大哥的下落，一個是找兒子，一個是找丈夫，白天流著淚出門，晚上流著淚回家。其中的痛苦，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明白的。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我就不能原諒國民黨。
這個時候，全台各地人心惶惶，謠言四起，風聲鶴唳，許多人音訊杳然，生死未卜。此時的台灣局面，誠如白先勇所言，「是個極端敏感躁動的時刻，任何錯，可能火上加油。」而就在這個時候，國防部長白崇禧負責來台宣慰、承擔起這個關鍵時刻的重要使命。

白崇禧奉命宣慰
白崇禧，字健生，清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出生在廣西桂林南鄉山尾村，一個回民家庭。白崇禧是「新桂系」的第二號人物，以戰陣之上足智多謀，號稱「小諸葛」，又和李宗仁（1891-1969）、黃旭初（1892-1975）合稱「三傑」。白氏的軍政生涯，起於他以學生軍的身分，參與肇建民國的武昌起義。在保定軍校畢業之後，一路由基層軍官作起，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白崇禧以三十三歲的年紀，出任北伐軍副總參謀長，實際代行總參謀長職權，此後長期擔任蔣中正的最高軍事幕僚。除此之外，白崇禧還善於指揮大兵團作戰。北伐時，與李宗仁、何應欽等人齊心協力，在龍潭擊退「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反撲；八年對日抗戰前期，先是與李宗仁合作，締造「台兒莊大捷」，後來又統籌各軍，在崑崙關一役攻堅克敵，大獲全勝；後期，他則擔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內戰硝煙又起，白氏奉命到東北督師，在第二次四平街會戰時，重創由林彪所指揮的「東北民主聯軍」，本來欲展開全面追擊，但受限於蔣中正三次停戰令而止。民國三十五年六月，白崇禧以軍事方面的崇隆聲望，出任國防部成立之後的第一任部長。
至於，白崇禧之所以會成為奉派到台灣宣慰的中央大員，則必須由他和蔣中正的關係、當時中國的局勢、以及蔣氏處理「二二八」事件的作法，三方面來解釋。蔣白兩人有多年的合作經驗，蔣中正對於白崇禧的能力和見識，也有十分清楚的認識、信任，可以部分授權，對蔣中正來說，很不容易。據齊錫生教授指出，以蔣氏凡事皆「事必躬親」的性格，能夠在四平街會戰時，放手讓白氏指揮其「黃埔嫡系」的精銳部隊，正是蔣尊重白的軍事才能、兩人能充分合作的最有力表示。但是，白崇禧具有桂系第二號人物的身分，因此在涉及政治考量時，就會成為蔣白關係的干擾因素，而兩人的關係，也終因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白崇禧為李宗仁輔選副總統，而宣告破裂。

關鍵十六天
——代序
白先勇

我是一九五二年從香港到台灣來的，離開二二八事件不過五年，當時我十五歲，在建國中學讀書。可是我在念中學以至上大學的年份裡，我常常遇到老一輩的台灣本省人士對我這樣說：
當時要不是你父親到台灣來，台灣人更不得了啦！
他們指的是一九四七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蔣中正特派父親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到台灣宣慰，處理二二八善後問題。父親在關鍵的十六天中，從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當時台灣人對父親一直銘感於心。那些台灣父老對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都壓低了聲音，似乎餘悸猶存，二二八，在戒嚴時代，還是一大禁忌，不能隨便談論的。
一九四七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不僅是台灣史上，亦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個大悲劇。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台灣人民是這場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最大受害者。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戰爭，中國人民喪失三千萬生命，亦是最大的受害者。而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迫害的兩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殘殺起來，留下巨大創傷，難以彌補的裂痕。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複雜原因，許多學者專家從各種不同角度作過詳盡分析，但從二戰後全盤歷史的發展看來，二二八恐怕並非偶然，類似衝突，難以避免。二戰日本投降來得突然，接收工作，國民政府措手不及，東北、華北平津一帶、華東京滬區，是接收計畫重中之重，一流軍隊人才都遣派前往。台灣在當時接收計畫中，重要性排名後段，來接收的軍隊以及人員當然也屬二、三流了。事後證明，國民政府接收東北、平津、京滬一一失敗，這也是國府失去大陸的主因之一，台灣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情況更加複雜。台灣接收，未能順利，爆發二二八，並不意外。而事件發生的時間點，亦正是國共內戰的尖銳時刻，中國大陸從東北到華北，遍地烽火。蔣中正正忙於調動胡宗南部攻打延安，剿共是國民政府當時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標，同時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其嚴重性及後座力，政府未能及時作出正確判斷，直到事態發展不可收拾，只得派兵鎮壓，全島沸騰，蔣中正才命令父親到台灣宣慰，滅火善後。
蔣中正任命父親到台灣宣慰，基於父親當時職位是國防部長，對軍警人員有管束權，父親因抗日軍功，成為一代名將，在民間有足夠的聲望，而蔣對父親處理危機的能力亦是充分信任的。當時父親正在華北巡視各綏靖區，三月七日飛抵山西太原，即接到命令，緊急返回南京。三月十七日，父親赴台展開宣慰，展開停損善後工作，當時，二二八已發生兩個多星期，三月八日深夜，奉命來台的整編第二十一師主力在基隆上岸，其後一個星期，暴力鎮壓，濫捕濫殺，隨即展開，有不少台籍菁英份子以及基層百姓，在這個期間喪命。父親本來計畫三月十二日來台，後受阻於陳儀向蔣中正的建議，遲來數日。父親抵台時，面臨的情況，十分複雜敏感。當時全島人心惶惶，台灣人民陷於極端恐慌狀態，任何處理不當，即有火上加油、災情擴大的可能。父親是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親自任命的特派大員，可以說手上掌握生殺大權，他的態度及措施攸關善後工作的成敗。
據父親回憶錄自述，他處理二二八的基本態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他對二二八受難者，無論本省或外省人士，都心存哀矜，希望息事寧人。事實上他未赴台前，已聽取各方的情報，因此他對於台灣情況，是有所了解的。父親行事，一向深謀遠慮，高瞻遠矚，但行動卻劍及履及，當機立斷。雖然他治軍嚴格，但賞罰分明。尤其人命關天的案子，父親宅心仁厚，謹慎判斷。抗戰期間，日本空軍空襲成都，我空軍成都軍區司令張有谷，令第五大隊隊長呂天龍率領十六架飛機避往天水，因為國軍飛機裝備比日機差一大截，無法正面迎戰。呂天龍臥病，由副隊長余平享帶隊，降落天水機場時遭日機突襲，全軍盡墨。蔣委員長震怒，將張、呂、余押至重慶槍決。蔣命父親任軍法審判長，父親對蔣說：「軍法審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下，若當斃而不斃，則我不做，若不當斃而斃，我亦不能作。」後來父親將三人免除死刑，為空軍保留了幾位優秀人員。他對因二二八而涉案的人，亦是持同一態度。他顯然認為因二二八遭捕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無辜的，尤其是青年學生，即使有所觸犯，也應罪不至死。所以他來台宣慰，基本上是採取寬大懷柔的政策，免除許多人的死刑。
事實上當時台灣的氣氛相當肅殺，陳儀手下有一派人，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為首，主張嚴厲制裁，大開殺戒。父親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重要記載：父親召開清鄉會議，柯遠芬在會上慷慨發言：
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此等暴民淆亂地方，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
柯遠芬還引用列寧的話：
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志殘酷。
父親當場嚴加駁斥：
我糾正他，有罪者殺一懲百為適當，但古人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今後對於犯案人民要公開逮捕，公開審訊，公開法辦，若暗中逮捕處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懷疑為冤枉。
二二八事件中，濫捕濫殺，柯遠芬扮演重要角色。父親回到南京，即向蔣中正彈劾柯遠芬：
處事操切，濫用職權，對此次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悛改，擬請予以撤職處分，以示懲戒，而平民忿。
可見父親對柯遠芬濫殺鎮壓的主張，完全不能認同，徹底反對。他以國防部長的身分，三番四次下令「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父親寬大處理的措施，對於穩定人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軍警情治單位由此收斂，許多已判死刑犯人，得以免死，判徒刑者，或減刑，或釋放。設若父親當時的態度稍顯躊躇，未能及時制止柯遠芬等人，恐怕二二八冤死的人數就遠不止現在這些數目了。
父親一到台灣便馬上積極展開宣慰工作。三月十七日，下飛機後，當晚六時半便在中山堂向全省廣播，宣布政府對二二八善後從寬處理的原則。吳濁流在《無花果》中記載：
白崇禧將軍在廣播中發表處理方針。於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復了。
父親在台灣十六天，從北到南，到處廣播演講，宣揚政策：
廣播五次，對長官公署全體職員及警備總部全體官兵訓話各一次；對省市各級公務員、民意機關代表、民意代表訓話共十六次；對高山族代表訓話二次；對駐臺陸、海、空軍及要塞部隊訓話五次。對青年學生演講廣播二次。
父親這些講話，起了穩定民情、約束軍警的效應。除了「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影響了許多個人及家庭的命運之外，他宣布的其他幾項原則方針，也有重大意義：

涉事青年學生，免究既往
捲入二二八事件中的青年學生，不在少數，因恐懼報復，不敢上學。父親最關心這些學生的安危，特別頒布命令，保證學生安全：「凡參加事件之青年學生，准予復課，並准免繳特別保證書及照片，只需由家中父兄領回，即予免究。」三月二十日下午六時半，父親向全省青年學生廣播，除了保證復學學生人身安全外，並呼籲學生：
切望你們放大眼光，不要歧視外省人，破除地域觀念，……。我們要本親愛精誠，如手如足，互助合作。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父親赴台灣大學法商學院廣場，對台大及中等學校學生約八千人演講，再次保證學生安全：
一切曾被脅迫盲從之青年學生，均應盡速覺悟，返校復課，可由家長保證悔過自新，當予不究既往。余已飭令軍、警不許擅自逮捕，並將絕對保證青年學生之安全。
父親再三的命令保證學生安全，當時應該有大批涉案的學生，獲得赦免，恢復上課，繼續他們的學業。

安撫外省公務員
二二八事件中，頭一個星期，全省有不少外省人，尤其是公教人員，受到毆打，有的甚至喪失生命。因此公教人員紛紛攜眷離開台灣，父親於三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在長官公署大禮堂（今行政院），召集台北公務員講話，其間特別安撫外省公務員：
余今仍盼諸君繼續留台工作，勿稍灰心。須知中國不能離開台灣，台灣亦不能離開中國，諸君留台服務，實與前往內地服務無異。且台灣乃新收復之領土，即就教育而言，吾人之工作必須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日前侮辱諸君以及傷害諸君者，僅為極少數之不良份子，極大多數之台胞仍極愛國，且願與諸君精誠合作，二二八事件，純係意外之偶然事件，余信今後決不致再有此事，余並保證今後中央亦絕不容許再有此事

有部分涉案原住民，事後攜兵器逃避山中，父親於三月二十六日晚間七時，於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原住民同胞廣播，勸令逃避山中原住民交械歸來，既往不咎。並接見協助政府的原住民領袖馬智禮、南志信等人，善加勉勵。

父親在台十六天密集旋風式的宣慰工作，穩定民心、恢復秩序，有止痛療傷的正面巨大效果，對二二八事件的後續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近年來，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以及史料蒐輯，官方及民間都下了不少工夫，出版為數甚多的書籍，可是令人訝異的是，父親宣慰台灣，十六天中所作的重大措施及其影響效果，官方文獻，或者按下不表，或者一筆帶過。閱讀台灣官方出版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告，無論主導者為行政院、省政府，或中央研究院，幾乎都看不出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善後停損工作所扮演的角色。而民間學者專家的論述，也甚少論到這一節，更無一書全面探討。只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黃嘉謨兩位教授，各自撰寫過一篇論文，記錄父親來台宣慰的始末。父親二二八宣慰史實被官方以及民間學者所忽略，細究其因，並非偶然。
父親自從一九四八年，因副總統選舉支持李宗仁，與蔣中正產生嫌隙，更因徐蚌會戰，兩人衝突更為尖銳。此役國軍大敗，蔣中正隨之下野，期間父親曾發〈亥敬〉、〈亥全〉兩電，建議美國出面調停。蔣須下野，才能和談。兩封電報，觸怒蔣中正，蔣對父親一直頗不諒解。一九四九年底，父親入台，本意與中華民國共存亡，可是蔣中正卻派情治人員，對父親嚴加監控，在台十七年，二十四小時有特務跟蹤。事實上父親入台後只任閒職，並無兵權政權，而父親言行謹慎，與海外桂系勢力並無聯絡，對蔣中正政權，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當局對父親實在不需如此防範。惟一的原因，恐怕是跟二二八有關。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後來台宣慰，實行了不少德政，亦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台灣人民感念其恩，在台灣民間，當時國民黨官員中，父親德望甚高。多位台灣仕紳，一直與父親保持來往。這，就犯了當局的大忌。雷震一案，就因雷震與台籍人士李萬居等過往太密，企圖組織反對黨所致。有聲望的外省人士與台灣仕紳「勾結」，是當局的「夢靨」，必須阻止。
我閱讀蔣中正在台灣時期的日記，發現蔣對父親的確猜疑甚深，處處防範。當局對付父親的策略，是將父親的歷史，如北伐、抗日的軍功，當然也包括二二八時來台宣慰的成績，消滅抹煞；企圖將父親在民間的聲望，在民國史上的地位，撼搖更改。例如官方出版惟一一本有關抗戰著名戰役「台兒莊大捷」的書籍，登載國軍將領照片，卻獨缺白崇禧、李宗仁兩位桂系主帥。另一方面，國民黨宣傳機構自徐蚌會戰失敗、因而失去大陸之後，一直宣傳：華中白崇禧按兵不動，見死不救，徐蚌會戰乃敗。這項中傷謠言，一直持續，滲透到國軍軍中，迄今不散。
二二八整個事件中，父親來台宣慰，停損善後，算是國民黨政府官員所做的一項具有正面意義的措施，按理政府應當宣揚，以彰史實，平衡民怨。但因為當局對父親在台灣民間的聲望，「耿耿於懷」，當然，有關他二二八善後的德政，也最好不提。台灣歷屆政府，基本上也繼承這個態度，所以官方文獻上，父親關鍵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多半語焉不詳，糢糊帶過。至於民間學者專家的著作，對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中的角色，多持批判態度。父親既是蔣中正特派到台灣宣慰的大員，當然也是國民黨的一員，要給父親的宣慰工作一個公平全面的評價，則需有古史官齊太史、晉董狐的勇氣與良知了。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喪失生命，多少心靈受到創傷，多少家庭遭遇不幸。而其政治效應，無限擴大，迄今未戢。對待如此嚴重的歷史事件，當務之急，是把當年的歷史真相，原原本本，徹底還原。只有還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後達到諒解，這座島嶼上的人民，不管其不同背景，只能有一個共同命運，那就是與台灣共存亡。如果這個島上兩千三百萬人，還因為六十七年前發生的一項不幸歷史悲劇，彼此繼續猜疑仇視，那麼台灣的命運前途，將是坎坷的。寬容諒解，是唯一的選擇。
父親當年來台宣慰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悲劇發生後，能夠止痛療傷，這也是這本書《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出版的由來，希望能在二二八歷史真相的拼圖上，填滿一角空白。這也是我醞釀多年的心願。雖然我因為撰寫父親傳記，涉獵過不少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但我本身未受過史學訓練，蒐集資料，取捨分析，對我來說，是一件吃重而不討好的工作。幸虧我找到合作對象，青年歷史學者廖彥博。彥博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曾就讀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博士班，專治民國史，曾以〈陳誠在國共內戰中的角色〉（Chen Cheng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也曾參與國史館《二二八事件辭典》條目撰寫。《父親與民國》出版時，國家圖書館及中山堂曾舉辦父親生平照片展，文字說明由彥博擔任。因此，他對父親的一生事業是熟悉的。此外彥博還翻譯、著述多本與歷史有關的書籍。彥博閱讀甚廣，用功甚勤，民國史，他頗有獨到見解，他對還原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有高度的熱情。我們合作，十分愉快。
書中長文〈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事件〉由彥博執筆，我僅提供意見。彥博將父親在台宣慰十六天，由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每天行程，所作所為，巨細無遺，通通詳盡記錄、分析，把父親那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做了一個全面完整的敘述。因為他參照的資料：文獻、檔案、報章雜誌，極為豐富多元，父親的宣慰工作，因此有了具體而有深度的面貌。此外，彥博又以歷史學者的眼光與高度，將父親來台宣慰，所做出的貢獻功績、他所處極端複雜艱難的情境、他所受到的侷限與掣肘、他未能達成救人一命的個案、造成的遺憾、尤其他與陳儀、柯遠芬諸人你來我往，極為複雜的互動、他與林獻堂、丘念台密商會談得到的訊息與幫助，都給予極為公平可信的論述分析。
廖彥博這篇長達一百六十餘頁的論文，考核詳實，觀照全面，有諸多前人未有的論點，有更多發掘出來的珍貴資料，是迄今為止對父親來台宣慰這段關鍵歷史最完整的一則文獻，具有高度的學術參考價值。
書中第二部分是口述訪問，由我親自主導。我一共訪問了六位人士，蕭錦文、陳永壽、楊照、白崇亮、彭芳谷、粟明德，六位受訪者從各種角度切入，讓父親宣慰台灣這段歷史不僅只存於文獻紀載，也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有血有肉，有其延續不斷的生命。
進行這些訪問時，我才深深感受到二二八的悲劇對受難者及其家屬所造成的傷痕，有多深、多痛。六位先生都不憚其煩，接受我的訪問，在此，我由衷表示感激，我想他們與我一樣，也希望為尋找二二八真相，盡一己之力。
父親來台宣慰，所做得多項工作中，當然拯救人命是最有意義又影響深遠的功德，父親一到台灣便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向全省軍警情治人員發布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對於當時被囚禁在監獄裡，被關在警察局的拘留室中，甚至在被綁往刑場路上，許許多多命懸一線的人犯，父親這道命令，如同救命符。父親恐怕自己也沒料到，他發布這道命令，會改變多少人的一生，以及他們家屬的命運。
到底父親救過多少人的性命，並沒有確實數字，但從現有的口述訪問資料，大致情況，可以推測出來。以蕭錦文先生的遭遇為例：蕭先生在二二八時是《大明報》的實習記者，時年二十一歲。《大明報》對陳儀政府時有批評，社長鄧進益是蕭先生的舅舅、也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委員。軍警要逮捕鄧社長，鄧聞訊躲避，當天蕭錦文到報社值班，被刑警帶走。在延平南路的警局裡，蕭被嚴刑拷打，灌水逼問鄧社長行蹤。他遭囚禁的警局地下室裡，同室牢友共有一、二十人。一天，蕭錦文被拉出去，五花大綁，眼睛蒙布，身後插上「驗明正身」的木條名牌，他被推到大卡車上，同車的有四、五人，一齊載往刑場槍決。可是卡車走到一半，又折回頭，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過一劫。
蕭錦文後來出獄後，舅舅鄧社長告知，是父親那道「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千鈞一髮，即時趕到，救了他一命。我訪問蕭錦文時，他已八十八歲，提到這段往事，仍十分激動，他緊握住我的手，顫聲說道：「是你父親那道命令，讓我多活了六十六年！」說著掉下淚來。蕭錦文說，前一天拉出去的一批人，大概通通遭槍決了，而與他同車的四、五人，卻都逃過死劫，關在地下室的其他人，也應該免刑了。可見父親的命令，不僅是針對單獨個案，而是整批豁免的。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案件中。如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中，王大中案。
王大中（原名王源趕），原是高雄警察，莫名遭到逮捕後，判了死刑，心驚膽跳過日子，直到父親來台，王大中才獲赦免，改為徒刑。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白崇禧先生過世時，那時我隱名王雲平，也前往祭拜，包了五百塊的奠儀，其家人不知我是誰。
王大中在廣場等候宣判時，另有一群被執者同時一起豁免，這也是個集體案件，免除死刑的人，人數大概不少。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記載：基隆市民朱麗水，二十一歲，被抓進基隆市警察局，送拘留所監禁：
基隆市警察局當時有十多間「牢房」，每天晚上都約有五、六人被捉出去，然後聽到一陣槍聲，出去的人就沒有再回來。直至白崇禧來台後，我們才被放出來，我釋放後未曾再被找過麻煩。
十幾間牢房，大概關了不少人，父親來台後，都釋放了。父親制止濫捕濫殺的命令，是通令，全省適用。當時關在牢裡的死刑犯，一定有可觀的人數，免於死劫者，可能有數百人之多。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二月，父親簽呈蔣中正主席，稱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受軍法審判的人犯十三案，共三十四人，當中原判死刑者十八人，經過國防部覆核之後，全部減為無期或有期徒刑，經蔣中正批示，「姑准如擬辦理」。這份重要文件（本書第一七四頁）現存國史館。對那十八名死刑犯來說，父親這道簽呈，又是一張救命符了。父親回返南京，一心還是牽掛台灣二二八那些涉案囚犯。
因二二八被判徒刑，因父親的命令而減刑或釋放的，就更多了。我的第二位受訪者陳永壽先生，父親陳長庚先生是台中地方法院的書記官，二二八時與法院其它文職人員，均以「叛亂」罪名逮捕，入獄半年後釋放。陳永壽先生認為，是父親命令的影響，陳長庚先生得以釋放。訪問時，陳永壽先生攜帶他全家還有姐姐陳昭惠女士一家，前來向我致意，他們是主動來找我的，就是要表達對父親的感激。
我的第六位受訪人是粟明德先生。粟明德是廣西同鄉，他的祖父、父親與我父親關係密切，父親晚年，粟明德經常陪伴父親聊天，談話中，父親也透露了一些埋藏多年的心思。粟明德證實了我的看法：父親在台灣受到嚴密監控，是因為他二二八宣慰善後處置得當，救了許多人的性命，在台灣民眾間，有崇高的聲望，由此犯了當局大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親心臟病突發歸真，追悼會上來祭悼者上千人，其中有許多台籍人士扶老攜幼前來追念父親。大部分人與我們並不相識，由他們眾多輓聯、輓詩看來，他們都藉此表達感念父親在二二八後來台宣慰留下的恩澤。台灣書法家、櫟社成員莊幼岳先生的輓聯可作代表：
憶當年蓬瀛事件微將軍及時趕到台民早已成冤鬼
痛此日禹甸淪胥正王師準備反攻天上漢河殞巨星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二日

【序】
【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事件
【口述訪談】
【史料選輯】
【參考書目】

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

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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