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台灣最知名的譯本，就是「吳明實」譯的《湖濱散記》（Walden），一九六四年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發行。不過，這個「吳明實」並不是真名，真正的譯者是徐遲（1914-1996）。但「吳明實」也不是徐遲專用的假名。另一本今日世界的《小城故事》（Winesburg, Ohio），譯者也署名「吳明實」，譯者卻是吳岩（孫家晉，1918-2010）。事實上，今日世界出版社署名「吳明實」的譯本還有《夏日煙雲》、《傑佛遜新傳》、《浩浩前程—論民主》等書，都不是徐遲或吳岩所譯，因此「吳明實」可能是美新處內部編輯共用的假名。這不禁讓我們好奇，今日世界又不是台灣戒嚴期間的小出版社，而是直屬香港美新處，又不怕國民黨，為什麼他們也要用假名？說起來有點冤枉。《湖濱散記》和《小城故事》都屬於一九四九年上海晨光出版的「美國文學叢書」，而這套書原本就是上海美新處處長費正清（John Fairbank）籌畫的。根據趙家壁一九四九年的〈出版者言〉：
賴慈芸教授《翻譯偵探事務所》問世，對台灣翻譯史與翻譯研究史具有特殊的意義。全書以深入淺出、風趣幽默的筆法，娓娓道出台灣翻譯史上許多軼聞與逸事，化枯燥無味的史實為平易近人的故事，讓人在輕鬆閱讀間吸取有關台灣翻譯史的知識，可謂另類的科普或「譯普」，先前多篇文章在部落格刊登時廣受歡迎與肯定，榮獲二○一六年台灣部落格大賽「文化與藝術類」佳作。 在台灣翻譯學界，像賴教授這樣學經歷完整的學者屈指可數。她自幼喜愛閱讀，因為喜好中國文學而罕見地由台灣大學外文系轉到中文系，但依然以外文系為輔系，因此奠定了良好的中、英文基礎，培養了對中、英兩種語境與文化脈絡的知識（晚近為了研究需要，又修習日文）。就讀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時，在文學與翻譯高手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指導下，與同學分頭撰寫不同文類的美國文學在台灣的翻譯，她的碩士論文〈飄洋過海的繆思──美國詩作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1995），連同其他同學的碩士論文，經常為台灣翻譯史的研究者所查詢、徵引。之後她前往身為華人世界翻譯研究的領頭羊的香港取經，以研究金庸武俠小說英譯（Translating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Novels of Jin Yong, 1998），取得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研究系博士學位，指導教授就是以與霍克思（David Hawkes）共同英譯《紅樓夢》聞名的閔福德（John Minford）教授。返台後，多年任教於台灣的翻譯研究重鎮──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由助理教授、副教授而教授，並曾擔任所長，造就不少筆譯與口譯的新秀與學者。由此可見她不僅是翻譯研究科班出身，而且多年來研究與教學合一，作育眾多英才。 賴教授在翻譯（與）研究方面的表現多元而豐富。一直站在翻譯實踐最前線的她多年譯作不輟，去年剛出版了《愛麗絲鏡中奇遇》（Lewis Carroll,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台北：國語日報，2015〕）以慶祝《愛麗絲漫遊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出版一百五十週年（先前曾協助修訂趙元任翻譯的《愛麗絲漫遊奇境》〔台北：經典傳訊，2000〕，以期兼顧趙氏名譯與現代讀者的語言習慣），譯作《遜咖日記》（Jeff Kinney, Diary of a Wimpy Kid）自2008年起至今已出版十集，是台灣書市少見的現象。先前的譯作《未來城》（James Trefil, A Scientist in the City〔台北：時報文化，1997〕）、《我絕對絕對不吃番茄》（Lauren Child, I Will Not Ever Never Eat a Tomato〔台北：經典傳訊，2002〕）與《當天使穿著黑衣出現》（Nathaniel Lachenmeyer, The Outsider〔台北：大塊文化，2003〕）分別獲得香港電台十本年度好書（1999）、聯合報讀書人最佳童書繪本類獎（2002）與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翻譯類獎（2003）等港、台具有代表性的獎項。 此外，賴教授也主持國立編譯館的研究計畫「建立國家中英文翻譯人才能力檢定考試『一般文件筆譯』命題及評分機制研究」（2007-2010），實際參與國家翻譯政策的擬定與執行。她所負責的國科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十九世紀英美小說翻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2010-2012）與「戒嚴時期的歐美小說翻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2012-2016），旨在兼顧台灣翻譯的歷史與品質研究。她的學術論文刊登於《編譯論叢》、《翻譯學研究期刊》、《英美文學評論》等代表性期刊，並獲邀為《中華民國發展史：文學與藝術》撰寫〈翻譯文學史〉，綜觀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來的翻譯文學史。〈還我名字！──尋找譯者的真名〉一文更榮獲香港中文大學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紀念獎「評判提名獎」（2014）。她的專書《譯者的養成：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台北：國立編譯館，2009）頗受學界重視，如其中一篇〈評韓南新譯「明朝愛情故事」〉（Patrick Hanan, 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原刊於《漢學研究》25卷1期〔2007年6月〕），2007年夏季我在哈佛大學與被評論的國際著名漢學家面談時，他對書評中的論點表示贊同，並要我轉致謝意。由此可見，她不僅翻譯實務經驗豐富，也參與政府的翻譯政策，既能深入研究個案，也具有翻譯史的廣闊視野，既能見樹，也能見林，既在象牙塔中登高望遠，也不時於十字街頭與網路行走，實為在翻譯實踐、研究、政策與教學多方位都有突出表現的學者。
凡是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樂於與人分享，否則就不會從事這種吃力不討好、報酬偏低、地位不高的苦差事。因此，賴教授除了從事嚴肅的翻譯研究之外，也積極利用網路平台分享她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奇聞軼事。有鑒於二次大戰後台灣翻譯界的許多奇冤怪案，她成立了部落格「翻譯偵探事務所」（http://tysharon.blogspot.tw/），旨在「致力於挖掘台灣各種翻譯作品的來龍去脈。一方面釐清戒嚴時期，大量使用大陸譯本，又『依法』更改姓名的事實，還譯者公道；另一方面，也回顧過去數十年來影響我們的各種翻譯作品。」以偵探自居的她，「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傅斯年名言），進行了許多超級任務，並把辦案的經過與結果，藉由靈活生動的文筆公諸於世，在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上，將嚴肅的學術成果普及於廣大的庶民社會，與她的研究計畫相輔相成，交互為用，這種研究過程與呈現方式在當今台灣尤其重要。先前筆者便在她的部落格閱讀過多篇，深知這一篇篇平易近人、不時透露出幽默風趣的文章，其實來自非常踏實綿密的偵察與推理功夫，每次相遇都戲稱她為「柯南」，並希望能早日結集出書，將研究成果分享廣大讀者，因此對於此書出版特別感到高興。 既然以名偵探「柯南」來形容她，當然就涉及辦案。以當時的大環境而言，台灣受到二次大戰後政治因素與戒嚴時期的影響，「投匪」或「陷匪」的譯者之作不能在光天化日下出現，加上語言與文化政策造成的青黃不接，有能力從事中文翻譯的人才不多，出版社或基於文化使命、文學喜好，或在商言商、有利可圖，於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將舊譯易容改裝、借殼上市，雖然不免風險，但畢竟相對較小，並可省卻找人重譯成本高昂、曠日廢時且品質沒有把握的情況，以致仿冒者眾，流風所及，出版界習以為常，除了少數明眼人之外，絕大多數讀者都遭矇騙而不自知。這種翻譯界的怪現象固然為當時台灣的文化荒漠注入一些活水，後遺症則是使得台灣翻譯史成了一筆糊塗帳，埋名隱姓、化名出版、冒名頂替、「謀殺譯者」的情況比比皆是，時間一久就沉寃莫白了。 這些不幸的譯者因為當時台灣當局的文化政策，以致譯作遭到禁止，「毀屍滅跡」，不見天日，雖然在出版社的變通下得以偷天換日，「借屍還魂」，卻是匿名、甚至為他人所冒名，其中固然有少數出版社是出於善意（如美國新聞處為了保護身陷中國大陸的譯者，避免他們受「美帝」牽連而遭遇不測），卻不脫「二度謀殺」之嫌（相對於禁書之首度謀殺）。因此，賴「柯南」的使命便是追根究柢，讓這些譯作得以認祖歸宗，譯者得以洗雪冤情，「還我真名」。因此這本深入淺出的書固然可以讓深者見其深，見識到作者在翻譯史料上所下的驚人工夫，以及其中或隱或顯的路數，而一般讀者也可由各篇文章了解當時的情境。換言之，作者藉由史料的考掘與鋪陳，試圖讓改名換姓、銷聲匿跡的譯者重見天日、重新發聲。就翻譯研究而言，這本書充分反映了皮姆在《翻譯史的方法》（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8〕）中所強調的四個原則：翻譯史「應該解釋譯作在特定社會時空出現的原因」；其「中心對象應為譯者」；必須聚焦於譯者置身的「社會脈絡」；從事翻譯史研究是「為了表達、面對並嘗試解決影響我們當前處境的問題」（ix-xi）。而這正是晚近翻譯研究的典範轉移：由以作者與原作為導向，轉為以譯者與譯作為導向。就《翻譯偵探事務所》而言，便是藉由有心人追根究柢，針對一例例個案加以處理，根據一塊塊碎片逐漸拼湊出大時代下的台灣翻譯史拼圖。 要成為一名傑出的偵探，至少必須具備底下幾個條件：（一）敏銳力：在不疑處起疑，在習以為常處覺察出異常；（二）觀察力：明察秋毫，「譯者」藏在細節裡；（三）活動力：腳到手到，四處蒐證；（四）想像力：竭盡所能納入各種可能性；（五）推理力：根據線索抽絲剝繭，順藤摸瓜；（六）意志力：鍥而不捨，使命必達；（七）敘事力：真相大白後，排比線索，說明始末。要兼具這些條件頗為困難，而賴教授也是在多年的翻譯理論、實務與教學中，逐漸強化這些能力，面對真偽雜陳、混沌不清的台灣翻譯史，根據縱橫糾葛、千絲萬縷的線索，逐一核實確認，多年努力終至有成，並不吝與讀者分享。所以本文標題〈柯南與克難〉可分為兩半三解：前半是佩服賴教授發揮名偵探柯南般的精神、技巧與績效；後半「克難」可有兩解，一是在研究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四處奔走，努力偵察，另一則是克服種種困難，衝破重重迷障，揭開台灣翻譯史上荒謬時代的面紗。 除了以幽默風趣的文字呈現嚴峻荒誕的史實之外，全書搭配了作者上下求索、千辛萬苦找到的許多珍貴圖片，以圖文並茂的方式來佐證內容的真實無訛。書中出現的一些圖表，也是多方耙梳經年累月的資料而來，不宜等閒視之。
台灣戒嚴時期的翻譯現象實在光怪陸離，五花八門，所以全書內容豐富多元，分為五篇，每篇十文，總共五十文。「獨裁秘辛之卷」呈現的是戒嚴時代翻譯與政治、權力、禁忌的關係，基本上依時間順序排列，揭露反共年代短命的編譯機構（台灣省編譯館），遭逢白色恐怖的春明書店與啟明書局，官方禁書政策下（如警總頒佈《查禁圖書目錄》）民間出版社的作為／作「偽」，美新處為了保護「投匪」或「陷匪」譯者而成為偽造譯者的始作俑者，台灣如何為了反共而偽譯（《南海血書》）或炮製不同的譯本（蔣介石閱讀的《荒漠甘泉》與國防部出版的《伊索寓言新解》），如何透過翻譯來看統治者蔣介石（從日文中譯的《蔣總統秘錄》）或中國大陸（從英文中譯的《天讎：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今年易名為《從前從前有個紅衛兵》重新出版〕），以及戒嚴時期的禁書於解嚴後出現了一書兩譯的中文譯本與台語譯本（《一桶蚵仔》）。 「偷天換日之卷」是作者從已發現的一千四百多種抄襲的譯本中，選擇精采案例來說明張冠李戴、冒名頂替（受害者包括大名鼎鼎的林語堂、以翻譯俄國文學享有盛譽的耿濟之、譯作《茶花女》風行台灣的生物學家夏康農、譯作《魯濱遜飄流記》成為台灣主流譯本的吳鶴聲），同書異譯、一書多譯、抽樑換柱、魚目混珠的現象（三本《紅與黑》、十本《茵夢湖》），罕為人知的多位莎劇譯者（除了著名的梁實秋與朱生豪之外，還有曹禺、曹未風、方平、方重、章益、楊周翰等人）， 追根溯源（直接譯自阿拉伯文的《新譯一千○一夜》），在台灣翻譯史上「功過難論」的遠景出版社，甚至舉證推測朱光潛翻譯過勞倫斯的名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高手雲集之卷」從個案中凸顯大時代的滄桑與個別譯者的命運，讀來往往令人不勝噓唏：如尋譯者（鍾憲民）不遇，因國共對抗、兩岸分隔而不得相見的父子（英千里與英若誠）與怨偶（沈櫻與梁宗岱），「逃避婚姻的天主教」女譯者張秀亞與蘇雪林，以創辦《文學雜誌》、培養出白先勇等作家聞名的文學教育者與反共譯者夏濟安，自由主義先驅、夾譯夾論的殷海光，父未竟譯作由子續完的郁達夫與郁飛，多產譯者卻因血案入獄的馮作民，白色恐怖下的受害譯者許昭榮、姚一葦、張時、糜文開、柏陽、朱傳譽、紀裕常、盧兆麟、方振淵、胡子丹、詹天增等人，以及雖分隔兩岸未能謀面、卻因《柴可夫斯基書簡集》結緣且惺惺相惜的愛樂者吳心柳（張繼高）與陳原。 「追憶再啟之卷」從作者本人的經驗出發，記錄與形塑我們這一世代的翻譯記憶，頗能引起讀者共鳴。討論的對象包括從原本無語到中譯有話的美國漫畫《小亨利》，歷三十多年不衰的日本漫畫《千面女郎》，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自日譯本轉譯的美國作品《小公子》與《小公主》（因刻意隱瞞以致日譯者隱形），同一年出現七個中譯本的《天地一沙鷗》，美國名將麥克阿瑟的〈為子祈禱文〉（《天》與〈為〉後來都編入部頒教科書），三毛譯自西班牙文的漫畫集《娃娃看天下》，始譯自林語堂、以何凡最持久、繼之以茅及詮、終於黃驤的美國時事諷刺翻譯《包可華專欄》，崔文瑜與張時翻譯的西洋羅曼史《米蘭夫人》與《彭莊新娘》，甚至自德文翻譯的〈搖籃曲〉，自英文翻譯的驪歌，自英文、日文翻譯的流行歌曲。 最末的「娛韻繞樑之卷」分享作者在辦案過程中發現的一些有趣現象，以博讀者一粲，如台日對照、做為學習台語之用、台灣最早的《伊索寓言》（1901），台灣最早的莎士比亞故事〈丹麥太子〉（即〈哈姆雷特〉，1906），最早的安徒生童話中譯其實是台灣出版的〈某候好衣〉（即〈國王的新衣〉，1906），把名盜亞森羅蘋的犯案現場移到高雄的《黃金假面》（1960），《拾穗》出版的香艷大膽蕾絲邊譯作《女營韻事》（1963），譯者邊譯邊貶作者的《紫金城的黃昏》（1965），《畢業生》的七本中譯因「違反善良風俗」而遭禁（1971），使徒保羅由希臘文、經英文轉譯為中文聖經和合本、再譜為曲的〈愛的真諦〉（1973），把作者誤認為柯南道爾或其好友華生的《最後的難題》（1975），以及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由譯者成為作者而撰寫的充滿東方（主義）遐思的神探狄仁傑（1982）。 以上簡述全書大要，便足以一窺辦案者觸角之敏銳與範圍之寬廣，欲知詳情必須閱讀內文。總之，在有關台灣翻譯史的著作中，範圍如此廣闊、功夫如此扎實、內容如此深入、文筆如此風趣的作品可謂絕無僅有。讀者閱讀時可根據個人的興趣與經驗自行感受。至於癡長賴教授十幾歲的我，在閱讀中也能感受到彼此經驗的異同，如國語書店「世界名作全集」裡的《黑奴魂》、《孤星淚》、《斬龍遇仙》、《神箭手威廉泰爾》等可能都是我們共同讀過的版本。我大學時曾目睹台北公館書攤上海鷗滿天飛（《天地一沙鷗》）的盛況，也在政大的大一英文讀本讀過麥克阿瑟的〈為子祈禱文〉，然而這兩個充滿勵志或父愛的文本成為部頒教科書的教材，則余生也早，無緣體驗。至於宗教歌曲〈愛的真諦〉是在基督徒的團聚或婚禮中聽到，雖對「〔愛是〕不作害羞的事」有些起疑，但就當成全篇道德勸誡的一部分，未如作者般尋根探源，比對晚近的中文譯本，找到更貼切原文的字眼。類似的例子眾多，相信讀者在閱讀時當會找到與自己相應的經驗。
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台灣最知名的譯本，就是「吳明實」譯的《湖濱散記》（Walden），一九六四年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發行。不過，這個「吳明實」並不是真名，真正的譯者是徐遲（1914-1996）。但「吳明實」也不是徐遲專用的假名。另一本今日世界的《小城故事》（Winesburg, Ohio），譯者也署名「吳明實」，譯者卻是吳岩（孫家晉，1918-2010）。事實上，今日世界出版社署名「吳明實」的譯本還有《夏日煙雲》、《傑佛遜新傳》、《浩浩前程—論民主》等書，都不是徐遲或吳岩所譯，因此「吳明實」可能是美新處內部編輯共用的假名。這不禁讓我們好奇，今日世界又不是台灣戒嚴期間的小出版社，而是直屬香港美新處，又不怕國民黨，為什麼他們也要用假名？說起來有點冤枉。《湖濱散記》和《小城故事》都屬於一九四九年上海晨光出版的「美國文學叢書」，而這套書原本就是上海美新處處長費正清（John Fairbank）籌畫的。根據趙家壁一九四九年的〈出版者言〉：
賴慈芸教授《翻譯偵探事務所》問世，對台灣翻譯史與翻譯研究史具有特殊的意義。全書以深入淺出、風趣幽默的筆法，娓娓道出台灣翻譯史上許多軼聞與逸事，化枯燥無味的史實為平易近人的故事，讓人在輕鬆閱讀間吸取有關台灣翻譯史的知識，可謂另類的科普或「譯普」，先前多篇文章在部落格刊登時廣受歡迎與肯定，榮獲二○一六年台灣部落格大賽「文化與藝術類」佳作。 在台灣翻譯學界，像賴教授這樣學經歷完整的學者屈指可數。她自幼喜愛閱讀，因為喜好中國文學而罕見地由台灣大學外文系轉到中文系，但依然以外文系為輔系，因此奠定了良好的中、英文基礎，培養了對中、英兩種語境與文化脈絡的知識（晚近為了研究需要，又修習日文）。就讀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時，在文學與翻譯高手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指導下，與同學分頭撰寫不同文類的美國文學在台灣的翻譯，她的碩士論文〈飄洋過海的繆思──美國詩作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1995），連同其他同學的碩士論文，經常為台灣翻譯史的研究者所查詢、徵引。之後她前往身為華人世界翻譯研究的領頭羊的香港取經，以研究金庸武俠小說英譯（Translating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Novels of Jin Yong, 1998），取得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研究系博士學位，指導教授就是以與霍克思（David Hawkes）共同英譯《紅樓夢》聞名的閔福德（John Minford）教授。返台後，多年任教於台灣的翻譯研究重鎮──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由助理教授、副教授而教授，並曾擔任所長，造就不少筆譯與口譯的新秀與學者。由此可見她不僅是翻譯研究科班出身，而且多年來研究與教學合一，作育眾多英才。 賴教授在翻譯（與）研究方面的表現多元而豐富。一直站在翻譯實踐最前線的她多年譯作不輟，去年剛出版了《愛麗絲鏡中奇遇》（Lewis Carroll,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台北：國語日報，2015〕）以慶祝《愛麗絲漫遊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出版一百五十週年（先前曾協助修訂趙元任翻譯的《愛麗絲漫遊奇境》〔台北：經典傳訊，2000〕，以期兼顧趙氏名譯與現代讀者的語言習慣），譯作《遜咖日記》（Jeff Kinney, Diary of a Wimpy Kid）自2008年起至今已出版十集，是台灣書市少見的現象。先前的譯作《未來城》（James Trefil, A Scientist in the City〔台北：時報文化，1997〕）、《我絕對絕對不吃番茄》（Lauren Child, I Will Not Ever Never Eat a Tomato〔台北：經典傳訊，2002〕）與《當天使穿著黑衣出現》（Nathaniel Lachenmeyer, The Outsider〔台北：大塊文化，2003〕）分別獲得香港電台十本年度好書（1999）、聯合報讀書人最佳童書繪本類獎（2002）與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翻譯類獎（2003）等港、台具有代表性的獎項。 此外，賴教授也主持國立編譯館的研究計畫「建立國家中英文翻譯人才能力檢定考試『一般文件筆譯』命題及評分機制研究」（2007-2010），實際參與國家翻譯政策的擬定與執行。她所負責的國科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十九世紀英美小說翻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2010-2012）與「戒嚴時期的歐美小說翻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2012-2016），旨在兼顧台灣翻譯的歷史與品質研究。她的學術論文刊登於《編譯論叢》、《翻譯學研究期刊》、《英美文學評論》等代表性期刊，並獲邀為《中華民國發展史：文學與藝術》撰寫〈翻譯文學史〉，綜觀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來的翻譯文學史。〈還我名字！──尋找譯者的真名〉一文更榮獲香港中文大學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紀念獎「評判提名獎」（2014）。她的專書《譯者的養成：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台北：國立編譯館，2009）頗受學界重視，如其中一篇〈評韓南新譯「明朝愛情故事」〉（Patrick Hanan, 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原刊於《漢學研究》25卷1期〔2007年6月〕），2007年夏季我在哈佛大學與被評論的國際著名漢學家面談時，他對書評中的論點表示贊同，並要我轉致謝意。由此可見，她不僅翻譯實務經驗豐富，也參與政府的翻譯政策，既能深入研究個案，也具有翻譯史的廣闊視野，既能見樹，也能見林，既在象牙塔中登高望遠，也不時於十字街頭與網路行走，實為在翻譯實踐、研究、政策與教學多方位都有突出表現的學者。
凡是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樂於與人分享，否則就不會從事這種吃力不討好、報酬偏低、地位不高的苦差事。因此，賴教授除了從事嚴肅的翻譯研究之外，也積極利用網路平台分享她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奇聞軼事。有鑒於二次大戰後台灣翻譯界的許多奇冤怪案，她成立了部落格「翻譯偵探事務所」（http://tysharon.blogspot.tw/），旨在「致力於挖掘台灣各種翻譯作品的來龍去脈。一方面釐清戒嚴時期，大量使用大陸譯本，又『依法』更改姓名的事實，還譯者公道；另一方面，也回顧過去數十年來影響我們的各種翻譯作品。」以偵探自居的她，「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傅斯年名言），進行了許多超級任務，並把辦案的經過與結果，藉由靈活生動的文筆公諸於世，在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上，將嚴肅的學術成果普及於廣大的庶民社會，與她的研究計畫相輔相成，交互為用，這種研究過程與呈現方式在當今台灣尤其重要。先前筆者便在她的部落格閱讀過多篇，深知這一篇篇平易近人、不時透露出幽默風趣的文章，其實來自非常踏實綿密的偵察與推理功夫，每次相遇都戲稱她為「柯南」，並希望能早日結集出書，將研究成果分享廣大讀者，因此對於此書出版特別感到高興。 既然以名偵探「柯南」來形容她，當然就涉及辦案。以當時的大環境而言，台灣受到二次大戰後政治因素與戒嚴時期的影響，「投匪」或「陷匪」的譯者之作不能在光天化日下出現，加上語言與文化政策造成的青黃不接，有能力從事中文翻譯的人才不多，出版社或基於文化使命、文學喜好，或在商言商、有利可圖，於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將舊譯易容改裝、借殼上市，雖然不免風險，但畢竟相對較小，並可省卻找人重譯成本高昂、曠日廢時且品質沒有把握的情況，以致仿冒者眾，流風所及，出版界習以為常，除了少數明眼人之外，絕大多數讀者都遭矇騙而不自知。這種翻譯界的怪現象固然為當時台灣的文化荒漠注入一些活水，後遺症則是使得台灣翻譯史成了一筆糊塗帳，埋名隱姓、化名出版、冒名頂替、「謀殺譯者」的情況比比皆是，時間一久就沉寃莫白了。 這些不幸的譯者因為當時台灣當局的文化政策，以致譯作遭到禁止，「毀屍滅跡」，不見天日，雖然在出版社的變通下得以偷天換日，「借屍還魂」，卻是匿名、甚至為他人所冒名，其中固然有少數出版社是出於善意（如美國新聞處為了保護身陷中國大陸的譯者，避免他們受「美帝」牽連而遭遇不測），卻不脫「二度謀殺」之嫌（相對於禁書之首度謀殺）。因此，賴「柯南」的使命便是追根究柢，讓這些譯作得以認祖歸宗，譯者得以洗雪冤情，「還我真名」。因此這本深入淺出的書固然可以讓深者見其深，見識到作者在翻譯史料上所下的驚人工夫，以及其中或隱或顯的路數，而一般讀者也可由各篇文章了解當時的情境。換言之，作者藉由史料的考掘與鋪陳，試圖讓改名換姓、銷聲匿跡的譯者重見天日、重新發聲。就翻譯研究而言，這本書充分反映了皮姆在《翻譯史的方法》（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8〕）中所強調的四個原則：翻譯史「應該解釋譯作在特定社會時空出現的原因」；其「中心對象應為譯者」；必須聚焦於譯者置身的「社會脈絡」；從事翻譯史研究是「為了表達、面對並嘗試解決影響我們當前處境的問題」（ix-xi）。而這正是晚近翻譯研究的典範轉移：由以作者與原作為導向，轉為以譯者與譯作為導向。就《翻譯偵探事務所》而言，便是藉由有心人追根究柢，針對一例例個案加以處理，根據一塊塊碎片逐漸拼湊出大時代下的台灣翻譯史拼圖。 要成為一名傑出的偵探，至少必須具備底下幾個條件：（一）敏銳力：在不疑處起疑，在習以為常處覺察出異常；（二）觀察力：明察秋毫，「譯者」藏在細節裡；（三）活動力：腳到手到，四處蒐證；（四）想像力：竭盡所能納入各種可能性；（五）推理力：根據線索抽絲剝繭，順藤摸瓜；（六）意志力：鍥而不捨，使命必達；（七）敘事力：真相大白後，排比線索，說明始末。要兼具這些條件頗為困難，而賴教授也是在多年的翻譯理論、實務與教學中，逐漸強化這些能力，面對真偽雜陳、混沌不清的台灣翻譯史，根據縱橫糾葛、千絲萬縷的線索，逐一核實確認，多年努力終至有成，並不吝與讀者分享。所以本文標題〈柯南與克難〉可分為兩半三解：前半是佩服賴教授發揮名偵探柯南般的精神、技巧與績效；後半「克難」可有兩解，一是在研究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四處奔走，努力偵察，另一則是克服種種困難，衝破重重迷障，揭開台灣翻譯史上荒謬時代的面紗。 除了以幽默風趣的文字呈現嚴峻荒誕的史實之外，全書搭配了作者上下求索、千辛萬苦找到的許多珍貴圖片，以圖文並茂的方式來佐證內容的真實無訛。書中出現的一些圖表，也是多方耙梳經年累月的資料而來，不宜等閒視之。
台灣戒嚴時期的翻譯現象實在光怪陸離，五花八門，所以全書內容豐富多元，分為五篇，每篇十文，總共五十文。「獨裁秘辛之卷」呈現的是戒嚴時代翻譯與政治、權力、禁忌的關係，基本上依時間順序排列，揭露反共年代短命的編譯機構（台灣省編譯館），遭逢白色恐怖的春明書店與啟明書局，官方禁書政策下（如警總頒佈《查禁圖書目錄》）民間出版社的作為／作「偽」，美新處為了保護「投匪」或「陷匪」譯者而成為偽造譯者的始作俑者，台灣如何為了反共而偽譯（《南海血書》）或炮製不同的譯本（蔣介石閱讀的《荒漠甘泉》與國防部出版的《伊索寓言新解》），如何透過翻譯來看統治者蔣介石（從日文中譯的《蔣總統秘錄》）或中國大陸（從英文中譯的《天讎：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今年易名為《從前從前有個紅衛兵》重新出版〕），以及戒嚴時期的禁書於解嚴後出現了一書兩譯的中文譯本與台語譯本（《一桶蚵仔》）。 「偷天換日之卷」是作者從已發現的一千四百多種抄襲的譯本中，選擇精采案例來說明張冠李戴、冒名頂替（受害者包括大名鼎鼎的林語堂、以翻譯俄國文學享有盛譽的耿濟之、譯作《茶花女》風行台灣的生物學家夏康農、譯作《魯濱遜飄流記》成為台灣主流譯本的吳鶴聲），同書異譯、一書多譯、抽樑換柱、魚目混珠的現象（三本《紅與黑》、十本《茵夢湖》），罕為人知的多位莎劇譯者（除了著名的梁實秋與朱生豪之外，還有曹禺、曹未風、方平、方重、章益、楊周翰等人）， 追根溯源（直接譯自阿拉伯文的《新譯一千○一夜》），在台灣翻譯史上「功過難論」的遠景出版社，甚至舉證推測朱光潛翻譯過勞倫斯的名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高手雲集之卷」從個案中凸顯大時代的滄桑與個別譯者的命運，讀來往往令人不勝噓唏：如尋譯者（鍾憲民）不遇，因國共對抗、兩岸分隔而不得相見的父子（英千里與英若誠）與怨偶（沈櫻與梁宗岱），「逃避婚姻的天主教」女譯者張秀亞與蘇雪林，以創辦《文學雜誌》、培養出白先勇等作家聞名的文學教育者與反共譯者夏濟安，自由主義先驅、夾譯夾論的殷海光，父未竟譯作由子續完的郁達夫與郁飛，多產譯者卻因血案入獄的馮作民，白色恐怖下的受害譯者許昭榮、姚一葦、張時、糜文開、柏陽、朱傳譽、紀裕常、盧兆麟、方振淵、胡子丹、詹天增等人，以及雖分隔兩岸未能謀面、卻因《柴可夫斯基書簡集》結緣且惺惺相惜的愛樂者吳心柳（張繼高）與陳原。 「追憶再啟之卷」從作者本人的經驗出發，記錄與形塑我們這一世代的翻譯記憶，頗能引起讀者共鳴。討論的對象包括從原本無語到中譯有話的美國漫畫《小亨利》，歷三十多年不衰的日本漫畫《千面女郎》，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自日譯本轉譯的美國作品《小公子》與《小公主》（因刻意隱瞞以致日譯者隱形），同一年出現七個中譯本的《天地一沙鷗》，美國名將麥克阿瑟的〈為子祈禱文〉（《天》與〈為〉後來都編入部頒教科書），三毛譯自西班牙文的漫畫集《娃娃看天下》，始譯自林語堂、以何凡最持久、繼之以茅及詮、終於黃驤的美國時事諷刺翻譯《包可華專欄》，崔文瑜與張時翻譯的西洋羅曼史《米蘭夫人》與《彭莊新娘》，甚至自德文翻譯的〈搖籃曲〉，自英文翻譯的驪歌，自英文、日文翻譯的流行歌曲。 最末的「娛韻繞樑之卷」分享作者在辦案過程中發現的一些有趣現象，以博讀者一粲，如台日對照、做為學習台語之用、台灣最早的《伊索寓言》（1901），台灣最早的莎士比亞故事〈丹麥太子〉（即〈哈姆雷特〉，1906），最早的安徒生童話中譯其實是台灣出版的〈某候好衣〉（即〈國王的新衣〉，1906），把名盜亞森羅蘋的犯案現場移到高雄的《黃金假面》（1960），《拾穗》出版的香艷大膽蕾絲邊譯作《女營韻事》（1963），譯者邊譯邊貶作者的《紫金城的黃昏》（1965），《畢業生》的七本中譯因「違反善良風俗」而遭禁（1971），使徒保羅由希臘文、經英文轉譯為中文聖經和合本、再譜為曲的〈愛的真諦〉（1973），把作者誤認為柯南道爾或其好友華生的《最後的難題》（1975），以及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由譯者成為作者而撰寫的充滿東方（主義）遐思的神探狄仁傑（1982）。 以上簡述全書大要，便足以一窺辦案者觸角之敏銳與範圍之寬廣，欲知詳情必須閱讀內文。總之，在有關台灣翻譯史的著作中，範圍如此廣闊、功夫如此扎實、內容如此深入、文筆如此風趣的作品可謂絕無僅有。讀者閱讀時可根據個人的興趣與經驗自行感受。至於癡長賴教授十幾歲的我，在閱讀中也能感受到彼此經驗的異同，如國語書店「世界名作全集」裡的《黑奴魂》、《孤星淚》、《斬龍遇仙》、《神箭手威廉泰爾》等可能都是我們共同讀過的版本。我大學時曾目睹台北公館書攤上海鷗滿天飛（《天地一沙鷗》）的盛況，也在政大的大一英文讀本讀過麥克阿瑟的〈為子祈禱文〉，然而這兩個充滿勵志或父愛的文本成為部頒教科書的教材，則余生也早，無緣體驗。至於宗教歌曲〈愛的真諦〉是在基督徒的團聚或婚禮中聽到，雖對「〔愛是〕不作害羞的事」有些起疑，但就當成全篇道德勸誡的一部分，未如作者般尋根探源，比對晚近的中文譯本，找到更貼切原文的字眼。類似的例子眾多，相信讀者在閱讀時當會找到與自己相應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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