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冰封的十二歲
父親指著我，用我能夠聽得見的聲音，告訴旁邊那些看守他的人：「這是我的小兒子，他將來會有出息的。」
除夕，忙亂歡樂的氣氛開始溫馨起來。
辦年貨的人買夠了，工作的人離開辦公室了，趕車的人也回到家了。四十多年前，台灣過年的氣氛還非常濃厚，除夕團圓是家家戶戶的大事。
住在我們寧波東街這個巷子的人，都不是什麼富裕人家。街頭巷尾，平時盡是孩子的天下，騎車、追逐、玩球，長年吵吵鬧鬧。這一刻，卻出奇地安靜，好像什麼聲音都沒有。
路上變得異常冷清。我獨自站在門前，一直看著巷口—爸爸會不會突然從那裡出現，回家吃年夜飯？
這一年，我十二歲；那一刻，全世界好像只剩下我一個人。巷子那一端，我的父親始終沒有出現，以後再也沒有出現。
黑夜迅速籠罩大地，和我的人生。
這世界多麼美好，而又無常
我是那種被稱為品學兼優的孩子。考試總在前三名，擔任班長、模範生，又常常代表參加各種比賽，演講、作文、繪畫…，每次都能拿回獎項。
而且，我彷彿自然就樂在其中，不覺吃力。
那時候小學只上半天課，中午回家後，我總是直奔書桌，開始做老師交代的功課。沒做完，幾乎連飯都不想吃。
暑假在家裡閒著沒事，看到牆上掛著一幅油畫，我隨手拿個凳子坐在它前面，拿起畫筆一遍又一遍畫著，幾乎忘記了時間。
偶爾我也會調皮，卻無傷大雅。有一年我當選模範生，到中山堂領獎。回到學校，一個同學想看領來的獎章，我不肯給，兩個人竟然在操場上追打起來，把一身釦子都扯掉了。這個同學叫做方力行，以後做了海洋生物博物館的館長。
這世界多麼美好！我只要付出就一定有所得。我從不懷疑，有一天世界將為我展開。
我不知道的是，這世界同時也多麼險惡無常，變化來臨的時候毫無預警。
那是敏感而緊張的年代。民國38年國民政府撤守來台，接著又發生二二八不幸事件，白色恐怖像一張無形的網，籠罩著那一段黯淡歲月。
一開始，一切好像離我們很遙遠，只是走在路上，斗大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匪諜自首，既往不究」標語，不時就會迎面撲來。
民國50年代初期，雷震事件發生之後，知識藝文圈開始牽扯其中。耳語不斷流傳著，哪個主編被抓走、哪個演員入獄、哪個人被供出來……。
那年秋天，我的父親「白克」赫然列名其中。陌生人的不幸故事，成為我們家的悲慘命運。
我是名導演「白克」的孩子
二次大戰後，日本投降，父親來台負責接收日本人留下的攝影器材。他隨後成立台灣第一個電影製片廠，並擔任第一任廠長。
父親多年的夢想實現了。
父親年輕的時候，戲劇就是他的最愛。廈門大學畢業後，他回到家鄉桂林從事藝文教育與推廣工作，並因導戲而結識出任女主角的母親。
那時電影產業剛剛興起，父親隨後去到上海涉獵電影製作。旋即，又考取廣西省政府的公費奨學金，準備到當時首屈一指的莫斯科電影學院深造。
那是一個年輕藝術家何等的夢想啊！
父親在上海等候蘇聯簽證，日本人卻在那年八月十三日發動松滬戰役，進攻上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父親像當時所有愛國青年一樣，滿腔熱血，毅然決定放棄留學，投入抗戰行列。
身為廣西人，他加入了由李宗仁將軍率領的五路軍團，在華中第五戰區迎戰日軍。戰爭最激烈的時候，父親身背相機投入會戰之中，做出第一手戰地報導。父親幾十晝夜沒有消息，母親卻在湖北老河口的戰地醫院待產，準備生下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漫長的八年抗戰，父親仍醉心戲劇文化宣傳。他曾回到桂林創辦國防藝術社，也曾在重慶推行戲劇運動。在戰爭後期，他做到白崇禧將軍的少將職新聞官。
台灣發生二二八事變，白崇禧將軍奉蔣介石命來台處理善後。父親因而擔任電影製片廠廠長，著手拍攝台灣第一部記錄片「美麗的寶島」。他走遍全台，用鏡頭為台灣說話，讓當時的人對台灣的面貌，重新有了認識。
父親有自己的電影理念，他雖來自外省，卻認為電影在台灣要有發展，就必需走入民間。因此，他主張拍台語片，並導演了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台語片「黃帝子孫」。之後，又導出了叫好又叫座的「瘋女十八年 」、「唐三藏救母」、「南海風雲」、「台南霧夜大血案」、「龍山寺之戀」等戲。海內外片商搶著找他拍片，他被稱為「台灣電影的開拓者」。
除了在片場執導演筒，父親同時也是位學者。他研究「蒙太奇」手法，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電影技巧，並著有《電影導演》一書。他還創辦了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現台灣藝術學院前身）影劇系，親自教授「電影導演」這門課。
他不導戲的時候，也以白克為名，經常在各大報發表影評，廣受歡迎。資深影評人黃仁，在著作中稱他為「台灣影評的創始人」。
因此，我們家客廳除了常有親戚、朋友、學生來訪之外，也少不了明星、導演、製片人，和想找父親提拔的俊男美女。
身為導演的孩子，我跟著享有許多「特權」---到片場看試映會，看到的電影總比同學早一步。看電影不必買票，打個招呼就可入場。甚至父親每個月在美而廉和影劇人士的雅聚，也會帶我去聆聽大人們的高談闊論。
還有維也納合唱團、白雪溜冰團、寶塚歌舞團、馬戲特技團等，都有招待券讓我們一飽眼福。這些事，讓我在兒時同伴面前總是無比驕傲。
不過，父親經常外出拍片，在家裡的時候並不多。即使在，也很少說話。通常吃過晚飯，他就埋進客廳裡的單人沙發，拿起用舊報紙層層包裹的洗衣板，架在把手上當桌面。然後打開收音機，一面聽廣播，一面投入寫作的天地。只見他或者閉目沉思，或者振筆疾書，一篇篇影評、論述，傾瀉而出。
我尊敬他的世界。而我最快樂的時間，是有時候父親會讓我踩在他腳上，抱著他半個身驅，帶著我在客廳裡一面聽廣播，一面緩緩打轉。我喜歡這種靠近他的感覺，我覺得安全極了。
而且，父親寫完評論之後，不時會要我負責謄寫一遍，再給我一塊錢做工資。我緊盯著他的手稿，一字一字謹慎抄寫。有時報社派來家裡拿稿的人，為趕截稿就在門口等待，我抄完稿父親看過就立即送報社。這一刻，我心中得意極了。
可是，這一切突然都凍結了。
那一夜之後，我再沒見過父親
九月，六年級剛開學沒多久，中秋節的前一天，我下課回家。意外的，家裡竟然空無一人。
念初中的姊姊放學回來，我才知道，爸媽白天被帶去一個叫「警備總部」的地方。他們隨身沒帶什麼東西，那麼，晚上應該就會回來了吧，我心裡想。
那個晚上，我們的希望落空了。一天又一天過去，我和姊姊持續等著，每一天都以為，那一天他們應該會回來了。我們不安地祈禱，焦急地等待，不時開門出去看爸媽回來了沒，心裡愈來愈害怕—他們會不會出事了？
那時哥哥正在軍中服兵役，姊姊打電話向親友求助。唯一的阿姨來了一個多禮拜，也不得不放下我們，因為她自己也有六個孩子要照顧。
父母親毫無音訊，我本能地意識到，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但在老師和同學面前，還得故作鎮定。一向名列前矛的我，成績因此大幅滑落，老師來做家庭訪視，姊姊和我只能異口同聲：「爸媽到香港去，要一段時間才能回來。」
三個多月後，過舊曆年之前，突然有一個晚上，好幾輛車在家門口停了下來。
車門打開，「是媽媽！」我在心裡歡呼。她身前身後跟著許多人，不過，我找不到父親。只見這群陌生人進門翻箱倒櫃，把家裡上上下下全搜過一遍，帶走了父親的日記，只留下一屋子的凌亂和驚恐。
突如其來的事件，頓時冰封了我們的人生。我們不會知道，那一天之後，這個家裡將像一座死城，沒有歡笑，沒有哭泣，沒有人問為什麼。
在家裡被搜的同時，姊姊和我獲准去看父親。坐在黑頭車裡，沒有人敢出聲，我甚至沒有意識到那晚姊姊在我身旁。我們被帶進一個很大的房子裡，屋裡很暗，我看見父親坐在那裡，旁邊還圍了許多人。我只能遠遠看著，竟然不敢上前。
父親是一個知名導演，在我的印象中，他總是那樣英氣勃發又沉穩自信。但那晚的他，卻逕自沉默著，不發一語。然後，他指著我，用我能夠聽得見的聲音，告訴旁邊那些看守他的人：「這是我的小兒子，他將來會有出息的。」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在那巨大的恐懼裡，我只直覺的意識到：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最後一次聽他說話了。
我真的再也沒見過父親。隔年，他被處以極刑，三顆子彈穿胸而過。
而我，也從此展開我的生之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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