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海耶克的學術遺產
1974年十月瑞典皇家科學院（Royal Academy of Science）宣佈該年之諾貝爾經濟學獎頒贈給繆達爾（Gunna Myrdal）教授與海耶克（F. A. Hayek）教授，因為二人「在貨幣與經濟波動的理論有原創性的著作以及他們對於經濟社會與制度現象之相互關係有深入而銳厲的分析。……自經濟學獎創立以來，二位經濟學的名字一直都在建議得獎者的名單之列。他們的研究都超越經濟科學的範域。……海耶克則將研究領域擴展到諸如經濟制度之法理結構與關於個人、組織及各種不同社會制度之運作問題。對於經濟政策有深厚的興趣，所以也研究我們社會中之組織的、制度的與法理的情況之變化。」
諾貝爾獎的頌詞
對於海耶克之在經濟理論方面的貢獻，該院認為「都是精深的原創性的。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所出版的科學論著曾引起廣大的熱烈的辯論。特別是他的經濟景氣循環理論與他的貨幣與信用所發生之影響的觀念曾吸引大家的注意，並激起深切的的討論。他設法對於經濟循環的機制作了比當時一般人所作的更為深進的分析。也許正由於這種更篤實的分析使他成為1929年秋天經濟大恐慌沒有爆發以前就能提出這種情形可能發生的少數幾位經濟學家之一。海耶克說明了因貸款超過自願儲蓄之數量而引起的貨幣增加可能會肇致資源的錯誤配置，特別是會影響資本的結構。這種將經濟循環理論與貨幣聯系起來是與戰後貨幣討論者共同的特性。科學院認為海耶克對於各種經濟制度的可能性之效率的分析是他在廣義的經濟研究上之最重要的貢獻。從三十年代中期起，他即從事中央計劃問題之深入研究。……他對於『社會主義計劃』中的基本困難提出新的意見，並研究各種不同形式的中央集權的『市場社會主義』之產生切實效果的可能性。當他比較各種制度時，採取的引導原則是要將所有分散在各人與各集團手中的知識與資訊能利用到怎樣的程度。他的結論是只有通過一個競爭的自由訂定價格的市場制度才可能將所有知識與資訊加以充分的利用。
海耶克的思想與他對於經濟制度之效率的分析曾於四十年代與五十年代刊登於一些著作中，這些著作對於『比較經濟制度』這一廣泛的且在增長中的研究範域無疑的提供了重大的推動力。」（注1）
以上這篇對海耶克所作的頌詞可以說將他畢生貢獻概括地表達了。但是，如果不是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贈他以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後恐怕很少人能瞭解海耶克是有如此巨大之成就的。海耶克自己就曾於他晚年某次向訪問他的人表達了這樣一段話：「我曾於凱恩斯（J. M. Keynes）逝世後向我的太太說，現在凱恩斯是逝世了，我恐怕是一個仍活著的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但是十天以後，這大概就不是真的了。就在那一時分，凱恩斯已成為偉大的人物，而我則逐漸被遺忘是一位經濟學家了。」（注2）
自由哲學原理的探索
儘管如此，他毫不氣餒，仍要堅持走他自己的路，要以經濟學為基礎擴大他所寫的範域，成為一位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於1949年在一篇「知識份子與社會主義」（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的論文中曾這樣說：「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必須從社會主義者之成長中學得一個重要的教訓，這就是他們有願作為烏托邦者的勇氣，這樣就會贏得知識份子的支持，隨而就能影響輿論，使目前看來似乎是遙遠不可及的事，會一天一天地成為可能，……除非我們能使一個自由社會的哲學基礎再度成為一個生動的哲學論題，同時它的實現也能成為我們中最有敏銳，頭腦者之創造力與想像力的挑戰，不然自由的前景的確是黯澹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再度掌握自由主義所最擅長的思想力量的信念，那麼戰局還沒有失利。自由主義之學術復活現已在世界許多地方展開了，這不正就是時候了嗎？」（注3）
從上文中我們已看出海耶克實際上已不想只做一位狹隘的專業經濟學家，而要超越這一界限作為一位有廣博淵深修養的哲人。這時他正想離開倫敦而到美國去發展。結果終獲芝加哥大學的延聘，但不是其中的經濟學系，而是成立不久的社會思想委員會，名義是「社會與道德科學教授」，不是經濟教授。這是多少也可以說是受他出版「到奴役之路」的影響。但以海氏當時的志趣論可以說正是他所樂予承負的一種工作。因為從此他就可以涉及除經濟理論與政策以外的其他有關政治與社會哲學、法理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科。正如他在此階段所作的一部「自由的憲章」（Constitution of Liberty）名著中所說，「雖然我仍認為自己主要是一位經濟學家，我已日益感到對於許多我們當前所面臨的迫切的社會問題的答案，最終是可以在專業經濟學或任何其他單一學科的範域之外的原理中找到。雖然我在開始時所關心的原本是一些經濟政策的問題，我卻逐漸被引導到一個充滿著雄心的也是膽大妄為的工作，想要通過自由哲學的基本原理之重建中來求取它們的解決。」（注4）
他在芝加哥大學執教了十二年之後，為了取得一份較為豐厚的退休金，他就於1962年轉到德國自由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任職。這時他的名義是政治經濟學教授，主講經濟政策，這樣就如他自己所說「我又再成為一位經濟學家」。（注5）但是，儘管如此，就他在該校服務期間所發表之主要著作論，除了寫了一些關於通貨膨脹與失業的論文外，其他則都是有關政治哲學方面的論著。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的《法律立法與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一書。
意外的收穫
到了1974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卻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相贈，這不要說是出於全世界整個經濟學界意料之外，就是海耶克自己也有同感。他以為諾貝爾獎委員會一定會認為他是「太老了，已不在競選之列。」他「不認為諾貝爾獎應該頒贈給那些過去很久以前曾完成了一些著作。」『應該給一些在不久以前有特定成就的人。』他承認自己隨著職務的變動已離開了專業經濟學。他還說：「我從沒望能獲得諾貝爾獎，它的來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為我不認為凱恩斯主義已經喪失了它在學術與專業界的榮譽。我確定這不是真正的原因。」（注6）
但是，諾貝爾獎委員會還是將經濟學獎頒贈給他，這是何故呢？費利曼（Milton Friedman）曾寫了一封短信給海氏，他寫道「親愛的Fritz：我不能告訴你我是如何地欣喜這些瑞典人終於充分地克服了他們的政治偏見，能夠承認你的貢獻。這對他們來說是延得太久了，甚至就是那時，他們還是只能走到半途（意謂海耶克還不能獨得，而要與繆達爾對分──著者按）。不過，這已超過了我對他們的期望。」後來費利曼又說，「當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時，諾貝爾獎委員會就有一規定，這就是不能在五年內將之贈給瑞典人。現在已是第六年了，他們極想將之贈給繆達爾，但繆爾是太偏左了──這是我的設想，我不能提出書面證據－－他們想這樣做會引起激烈的批評，所以他們決定將繆達爾與海耶克連接起來，以左派配以右派，以避免批評。」費利曼說這段話時態度很謹慎，認為只是他的「設想」，不能提出證據。但就此點而論，海耶克自己似乎也能同意。他也曾說「瑞典諾貝爾委員會會似乎急於要在不同的意見之間保持相當的平衡，因此就選了怪異的一對，而我是其中之一。」（注7）這樣的結果當時就流行著這樣一句笑話：海耶克感到驚奇自己怎麼會得到這種獎，繆達爾則感到驚奇自己怎麼必須與他人分享！（注8）
這裡我要為瑞典諾貝爾委員會說句公道話。他們每年在決定得獎者的人選時自不免會如一般人一樣都有個人主觀上的意見，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客觀的學術上的標準。因為海耶克是第一位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得到這種殊榮，隔二年（1976）費利曼自己也得到了。以後陸續得獎的就有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布肯納（James Buchanan），奧利（Mauies Allasis），寇斯（Ronald Coase）與貝克（Gary Becker）。他們都是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都是蒙柏崙學會的會員，而且除奧利是法國人，其他各位都與芝加哥大學有密切關係。何以致此呢？這就是費利曼所謂「潮流是在轉變了。」當時海耶克自己覺得得獎是意外，其所持的理由如上所述是認為那時凱恩斯主義還沒有喪失各界的信仰，但是他這種看法是錯誤了。到197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確已有許多人懷疑了。就這一點論，瑞典諾貝爾委員會對歷屆得獎者的決定還相當能配合潮流的發展。
對於潮流變化的預測基本上是不容易的。再以海耶克論，他原本就以為戰後世界經濟的繁榮在凱恩斯主義風行之下最多只能維持五年，但事實上已超過了十年，他反而還認為仍可維持下去。再如他認為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不可能存在長久的，但是蘇聯由於天然資源的豐富卻能支持了七十多年。這些都是他推測的錯誤，但這些錯誤卻也可證明他所持之理論的正確。他認對社會事象的發展不能作「特定的預測」（specific prediction），只能作「形態的預測」（pattern prediction）──一種大致情形的原則性的預測，因為社會現象太複雜了（注9），所以從這一理論來說，海耶克對於二件事的預測也就都沒有錯了。
現在話說回來，海耶克是得獎了，這對於他發生什麼影響呢？除了經濟上對他有許多援助外，他卻再度成為世界名人。前一次是當他在1944年出版「到奴役之路」時發生的，但已是三十年以前事，是一時的轟動，許多人都已忘記。甚至費利曼都會這樣說，「在1970年的早期，他（海耶克）在某種程度上是從默默聞中走了出來。……這完全是由於得到了諾貝爾獎。」（注10）是的，如果沒有得到這一獎確有許多人不知道他的成就與貢獻。
但是他並不自滿，他在1978年對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的訪問中曾如此表示，「自從我得到諾貝爾獎以後，必定會使我得到相當多的榮譽博士學位，但是沒有一個是來自你所稱為卓著聲望的大學，這些聲望卓著的大學仍視我為反動份子，我是被視為在學術上並不卓越的。」（注11）不過，在政治上，如果他沒有得至諾貝爾獎，他是否能獲得英國1980年代的首相佘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公開推崇，認為他是她的主要哲學導師，結果使他成為當時英國最享榮譽的人物，也許是可疑的。但是這一切對海耶克而言都不是重要的，他在上述的那次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的訪問中又說，「只要我深信我所作的工作最後必會被視為重要的，就是一時沒有得到公眾的體認，我還是會繼續做下去，不會成為主要的阻礙。」（注12）
學術遺產
關於他畢生所作的是那些工作，在上述瑞典諾貝爾獎委員會對他的頌詞已經說明得相當詳盡。但要了解其全部學術遺產，我要作以下之補充：
第一，儘管他一生著作種類繁多，他早期所完成的純粹經濟理論的著作自可與後來在法理學，心理學，社會與政治哲學等方面的著作整合成為一個「體系」，這一政治經濟學的「體系」一部份是十八世紀亞當斯密與休謨（David Hume）之自由政治經濟學的重建，但同時也將現代社會科學中許多有價值的論著融合進去，特別是1870年代邊際革命所產生的奧國學派的經濟理論，因而也使今天仍有一個非奧國人的奧國學派的存在。
第二，他為使古典的自由主義得以復興，還於1947年集合少數志同道合的學人組織了一個蒙柏崙學會每年都有集會，從事有關議題的研討。到今天會員已達四百多人，來自世界各地。因此自由主義的現狀也就遠較他創立時為亮麗，而其未來發展自亦有堅實的憑藉。
第三，由於一般政治哲學家對於經濟學上的論題大都沒有適切的重視，海耶克能從經濟學的角度對政治哲學加以闡揚，自可增加其內涵，同時，在另一方面，由於現時一般經濟學對於政治哲學的瞭解亦相當貧乏，現經海氏將之納入經濟分析之中，自可擴展經濟學家的視野。如果海氏的著述能發生上述之二方面的影響，則其在學術上的貢獻自更宏著。
第四，他畢生從事學術生涯所追求的是個和平生活的世界的出現。他認為「對隱藏於開放社會的理想關係特別重大的是同樣的規則可以應用於所有的人。我希望我們都能連續逐漸邁往這一理想。因為這在我看來是一個普遍的和平秩序所不可或缺的條件。」（注13）這應該是他最希望得到大家的共鳴而共同努力以求其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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