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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增訂部份
一、從三個名詞的微觀角度透視辛亥革命
前言
辛亥革命中的三個名詞：中華民國、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皆源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後。九十年來，已成為家喻戶曉、耳熟能詳最流行的觀念。但此三個名詞的產生，並非一躍而就，而是有其複雜的過程與背景，與中國傳統、時代潮流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對辛亥革命運動之作用與影響，至為深遠。本文將以微觀的角度，來檢視這三個名詞產生的過程和背景，藉以透視辛亥革命的意義和性質。
中華民國
自八○年代兩岸三地學者頻繁交流以來，對於學術研究，也帶來新的刺激。使之過去許多不是問題的問題，經過討論或爭論，便有了問題而須重新思考了。而此三個名詞問題，亦正如此。即以「中華民國」一詞而言，一九八一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日本學者為促進兩岸學者交流，發起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希望兩岸學者參加，此盛事也。其時臺灣方面尚未「開放」，既怕「統戰」，但又不甘「示弱」，乃在日本演了「對臺戲」。大陸學者會於東京，來自臺灣中華民國學者會於橫濱。其時日本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有的學者對「中華民國」國號不免質疑。會中有一日本學者提問：中華民國國號創自何時、何地、何人？此乃不成問題之問題也。但來自中華民國的學者不免為之一楞。幸筆者對《孫文學說》第八章有深刻之印象，乃即席答之曰：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孫中山創之於東京也。其文曰：
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按即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吾（孫中山自稱）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1]
此答案精確否？如用微觀透視之，即有問題了。經遍查一九○五年孫中山之著述及同盟會有關文獻，以及當時報刊如《民報》等之文字，找不出「中華民國」這一名詞。一直到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孫中山在《民報》週年紀念會的演講詞中，始三次提到「中華民國憲法」[2]。章炳麟慶祝詞中亦有「中華民國萬歲」之口號。[3]此時孫中山制訂《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中有云：「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並謂「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4]
「中華民國」名詞之確立，乃是經過長時期的演進。早在一九○三年孫中山在東京青山成立軍事學校時，學生入學誓詞有「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詞句，一九○五年的同盟會會員入會誓詞因之。這是「中華」和「民國」的出現。連在一起，便是「中華民國」了。惟多年來流行的「中華民國」英文名詞（Republic of China ,ROC）則先於中文名詞的出現。一九○四年秋孫中山在紐約發表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英文本中，即提到「把這個不合時宜的韃靼帝國，要改造為中華民國」。其英文原文為：Transformation of this out-of date Tartar Monarchy into a Republic of China。[5]早期的譯本，譯為「改良滿洲往日專制政體，變為支那共和之政體」。[6]則失其真。在同盟會正式成立的一周之前，即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孫中山對東京留學生演講詞中，尚用「大共和國」名詞也。[7]
「中華民國」一詞，依章炳麟（太炎）在《民報》發表〈中華民國解〉，極富中國傳統意義。其文云：
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為同地，於華陽則為同州，用為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云、夏云、漢云，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謚。[8]
「中華民國」一詞之意義，依《同盟會革命方略》〈軍政府宣言〉所列「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兩綱之說明，則具傳統與現代之雙重性。其文曰：
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
建立民國：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依前之說明，「中華」意義，實具「漢賊不兩立」之傳統性；「民國」意義，則具現代性，行民主而反傳統帝制。[9]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初稱三大主義，首次公諸於世時，見於孫中山所撰〈民報發刊詞〉，載於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東京出刊的同盟會《民報》第一號。其文有云：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
繼述三者在歐美進化之過程與世界之潮流，遂即指出中國之迫切的需要：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10]
至於何時習稱「三民主義」？馮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中指出是在《民報》出版後，在其主持之香港《中國日報》刊登廣告，介紹《民報》，以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冗長不便，乃簡略之為「三民主義」。孫中山亦以為適合而採用之。[11]
今按孫中山有關著述，一直到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的演講詞中，始用三民主義一詞。[12]在此之前，皆用「三大主義」也。[13]
「三大主義」的提出，是以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問題。中國問題之解決，不能自外於世界。這一進步的觀念，是其十年以上在國外觀察研究所得，構成此一結論。[14]但如進一步的去考察，仍以中國傳統為基礎。例如講到民族主義，中山曾謂：「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15]講到民權主義，則云：「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16]「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立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於歐美。」[17]就民生主義言，則曰：「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環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18]
就「三大主義」之各別名詞產生的過程而言，民族主義名詞出現最早，最為普遍；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兩名詞在後，則較稀少。[19]
孫中山自〈民報發刊詞〉始，雖已使用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名詞，但亦同時使用革命誓詞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以代民族主義；「創立民國」以代民權主義；「平均地權」以代民生主義。例如一九○六年冬制定之《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所列之四綱，標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詞，繼列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次序。而無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字樣。雖提「中華民國」，則是輕描淡寫。此實美中之不足也。此外，《方略》及宣言的制定，並未經過黨內會議的討論，乃孫中山個人之「創作」。自難得到同志普遍的認同和支持，故其效果就會大為減低了。如胡漢民在其《自傳》中所云：「先生（稱孫中山）更為革命方略，以授黨人」；「此具體之方案，惟先生能創之。傾覆滿清，實祇為先生半部方略之作用，亦正恨吾人不全依先生之方略，以致不能收其成功耳。」[20]
一九二三到二四年間，擔任孫中山顧問的俄人鮑羅廷（M. M. Borodin）在研究孫中山革命屢遭挫敗的原因，認為孫之革命黨缺乏健全的綱領、章程及組織機構，它偶爾發布由孫中山簽署的諸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等一般性的宣言，根本不涉及當前的事件，不對它們作出解釋，也不利用這些事件來發展和鞏固黨。這些宣言作趣聞被刊登在幾家報紙上，然後國民黨沉睡一年又一年。[21]鮑之批評，雖嫌過火，但也並非虛言。
國民革命
辛亥革命究竟是什麼革命？多年來兩岸學者的觀點頗有分歧。1982年春，兩岸三地學者在芝加哥舉行的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中，大陸學者章開沅和臺灣學者張玉法各有針鋒相對論文的提出，前者認為辛亥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後者認為是「全民革命」。以後兩人續有論文就此問題有所爭論。[22]筆者當年雖未參與此一盛會，事後細讀兩人論文，留有深刻印象。忽然想起「余致力」，不曰「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乎？此乃孫中山遺囑之「開場白」也。孫中山遺囑撰於一九二五年，上推四十年，當為一八八五年。是年為乙酉中法戰爭中國戰敗之年，《孫文學說》第八章有云：「予自乙酉（一八八五）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云云。[23]故辛亥革命，亦應名為「國民革命」也。此一名詞之確立，見於《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其文曰：
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祇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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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孫中山《孫文學說》第八章，1919年出版。見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第一冊，451頁。
[2]孫中山《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1906年12月2日演講。《國父全集》，第三冊，13-14頁。
[3]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等增訂《國父年譜》，近代中國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四次增訂本，上冊，297頁。
[4] 《同盟會革命方略》。《國父全集》，第一冊，234頁。
[5]孫中山＜中國問題的真解決＞（譯文），1904年秋。《國父全集》，第二冊，250頁。英文原文見同集第十冊，94頁。
[6]見同上集「附錄」：＜支那問題真解＞，255頁。
[7]孫中山＜中國應建設共和國＞，1905年8月13日。《國父全集》，第三冊，4頁、7頁。
[8]太炎（章炳麟）＜中華民國解＞。《民報》，第十五號。1907年7月，東京發行。
[9] 《同盟會革命方略》。《國父全集》，第一冊，233-234頁。
[10]孫中山〈民報發刊詞〉，1905年11月26日。《國父全集》，第二冊，256-257頁。
[11]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141-142頁。
[12]孫中山〈提倡民生主義之真義〉，1912年4月3日講詞。《國父全集》，第三冊，32頁。
[13] 1912年4月1日孫中山〈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講詞尚用「三大主義」。見同前《全集》，26頁。又1906年12月2日紀念《民報》週年演講題為〈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為後人編者所訂。講詞中仍用「三大主義」一詞，見同前《全集》，8頁。
[14]左舜生《中國近代史四講》，香港，友聯出版社，1926年。295-296頁。
[15]孫中山《中國革命史》，1923年。《國父全集》，第二冊，355頁。
[16]孫中山〈中國必革命而後能達共和主義〉，1897年8月與宮崎寅藏等談話。《國父全集》，第二冊，398頁。
[17] 《中國革命史》，《國父全集》，第二冊，355頁。
[18] 〈民報發刊詞〉。《國父全集》，第二冊257頁。
[19]使用「民族主義」一詞最早者，可能為梁啟超在《清議報》第九十五期（1901年9月11日出版）所刊〈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孫中山使用此詞最早者見1904年在舊金山之〈重訂致公堂新章要義〉。考訂見拙著《孫中山與中國革命》，（2000年，國史館發行），95-96頁。「民權主義」早期多稱「共和主義」。「民權」一詞，孫中山1903年曾使用之。同前拙著，100-101頁。「民生主義」早期多稱「社會主義」。「民生主義」一詞，有記為1904年春在舊金山時即定之。（同前拙著，137-138頁）。
[20]胡漢民《自傳》。《胡漢民先生文集》，1978年，國民黨黨史會編輯出版。第二冊，22-23頁。
[21]蔣永敬〈鮑羅廷與改組國民黨〉。《中山先生與莫斯科》（與楊奎松合著）。臺灣，臺灣書店印行，2001年5月。83頁。
[22]章開沅〈就辛亥革命性質答臺北學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一期。章、張爭論要點參見汪敬虞〈中國近代社會，近代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革命〉，《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上冊，26-27頁。
[23] 《孫文學說》第八章。《國父全集》，第一冊，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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