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心靈的昭告
裴在美
與其說這本書是關於文學、生活、藝術和電影的心得，或不如說它是有關人事、時間，以及小說的各種變形和滲透。
奈波爾在《抵達之謎》裡曾提到某人寫過的一本小說的梗概：「一個年輕女人對倫敦的社交圈子感到厭倦──二十世紀二○年代的時裝式樣為插圖提供了很多素材。她決定去非洲當一名傳教士。她與大家道別；被她遺棄的情人們痛苦程度不一。一條船；遼闊的海洋；非洲海岸；雨林中的一條大河。年輕的女傳教士被非洲土著逮住。在酋長的住所，她幻想會遭到強暴，也幻想著這裡的妻妾成群和被閹割的黑人奴僕。結果，她被用一口大鍋煮熟吃掉了。她在倫敦的一位情人發現，她唯一留在人世的遺物，是一套掛在木十字架上的二十年代式樣的時裝，像個稻草人。」（註一）
這個故事乍聽之下像個笑話；或某個不瞭解非洲的歐洲人幼稚狂野的幻想；更有可能是個屠夫型男性沙文主義者的野蠻遐思。但它卻讓我止不住一遍遍的回想。這不僅是部反殖民主義的小說，它同時也是反文明的──二十世紀二○年代的時裝尚且掛在木十字架上，時裝的女主人卻已被一群完全不識（更不在乎）西方文明的傢伙，當成肉食吃掉了。
這個小說講的還不止這些，它道出了個人的認知和現實的差距；自我與他我在價值判斷上巨大的對比；它不僅消遣了浪漫主義和宗教，更嘲諷了人世和生活：越是嚴肅、熱切地想要追索甚麼意義，其結果不是枉然便是虛無，還有可能變成荒謬的悲劇。最終了，它也沒忘悲觀地觀照女性自決的下場。
它唯一肯定的是：暴力和野蠻，世事無常，並向人宣告這是個多麼不可靠的世界。
但往往越是嚇人的東西，卻也越能得到讀者（觀眾）的青睞。畢卡索就曾說過他的作品便是要「迫使人瞭解他們活在一個頗詭異的世界；一個不可靠的世界；一個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的世界。」（註二）
藝術、文學不過是藉由某些極端的例子來告知我們這個世界不為人知的真相。真相，真實，乃至於真理，才是最終極的課題吧。法國新浪潮導演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曾寫過：「美與真理像是兩極：紀錄片與劇情片（紀實與虛構）。你可以隨便從哪一端出發。而我的起跑點是紀實，在那裡我試圖賦予虛構真理。」(註三) 「而整個新浪潮的某些部分，是可以用它與虛構和現實的新關係來界定的。」(註四)
每一個時代的創作，都曾是當時的當代作品。或許可以說，每個時代的創作都在對虛構和現實的關係做新的調整與詮釋；而所謂的當代性，便是由這種虛構和現實的新關係來界定的。
如高達所言，我們可以從美和真實的任何一端開始，走到盡頭，恍然發現自己到達另外的一端。在今天，虛構的東西想盡辦法真實化（雖然只有極少電影、小說能真實到觸及人心的地步）；而所有的真實，無論新聞、紀錄片、政治、時事、軼聞等，卻都無所不用其極地戲劇化。
還好這個倫敦女士被土人吃掉的故事只是一本小說，如果它是出現在報端的一則新聞，我敢打賭，立刻會成為焦點，人人爭相閱讀，趨之若鶩。
因此，並非人對小說（故事）的興趣有所削減，小說也並非無人眷顧。而是早在我們察覺之前，小說就已經變化著各種形態滲透到不同的事物中去了。甚至一向以抽象觀念行走的視覺藝術，近二、三十年來也有極大比例朝向個人敘事的方向行進。藝術∕作品與生活∕個人之間的界限從未像現在這樣地模糊過。
後現代以降，藝術文學走出了古典與現代主義的美學烏托邦，走向美學上的民粹主義，包容一切大眾化、通俗化、商品化與消費意識。藝術從不曾像現在這樣大量地參與各類社會議題，無論種族、階級、族群、政治、生態等等。它也不再像古典和現代主義時代那樣，屬於一種高雅的、不食人間煙火的事物。相反地，許多展出都如美國非洲裔的表演藝術家William Pope.L 那樣，「很敢，富刺激性，混合自傳與某種政治性的憤怒。以自虐手段與美學暴力來戳穿現行文化、價值、社會現實的偏差與虛矯。」（卷五〈當前藝術二、三例〉）。Hirshhorn 美術館長Dr. Rifkin 認為「當代藝術沒有對錯，也沒有好壞，它是當代社會的昭告。」
另外，行之有年的錄影帶藝術，其表演與紀錄性質開展了個人自傳與傳奇性的心靈探索。在文明科技競生層層包得密不透風的現實裡，人對（心靈）自由的渴望，變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高達曾經是我輩最尊崇也是最狂野的一個電影代表人物，他的主題永遠離不開性與剝削；工廠、不同的城市和鄉間；人與制度（合法的暴力）對抗；並且總是在充滿吵雜、紛亂、醜惡的現實之中；不時跳脫出一段清新尖銳卻不乏矛盾的內心獨白；或是不期然地湧上足以讓人落淚的、無邊的詩意。
在高達所寫雷諾（Renoir）的一篇影評中說：「這部影片不僅是藝術也是藝術理論；不僅是美，也包藏了美的祕密；是電影，更是電影的詮釋。」（註五）這幾句話，其實正是高達自己作品的寫照。
有些書、電影，以及生活中不斷冒出的現實，比如Richard Roud（他曾是紐約影展的主席）寫高達的這本書，是我在八○年代反覆閱讀過的。高達的影片《人人為己》（Slow Motion）紐約影展開幕時，在人潮不斷的推擠下，戴著黑框眼鏡的高達甚至一度幾乎被擠倒在我的身上。在卡納基電影院看他的Number Two，戲院經理特為這部電影的艱澀跑出來給我們警告和致歉。
在後現代主義中，時間被重新定義，時間只存在於當下，記憶或時間的延續似乎都不存在。此刻，整個後現代被劃上句點。我們重新被賦予定義時間的權利。時間，除了被重新發現、成為啟動創作的有機作用之外（卷三〈有關小說的幾件事〉）。於一再的測試之中，我確信它並沒有過去，更不曾消逝，說那是記憶其實並不妥貼，我情願相信，它只是被後來居上的時間遮蔽了。 *
回想十幾、二十歲的時候，心靈生活極度的蒼白貧弱。年輕的軀體加上貧瘠的心靈，不客氣地說，活得真的好像一頭動物。但我們不是動物，內心渴求某些東西，模糊地感到性別的自覺；但更迫切需要的是知識、自我發現或者一些更令人振奮的事物。彼時不僅沒有能力和管道，甚至不確知自己到底要找尋甚麼，只感到嚴重的匱乏。從回顧的角度，很清晰地看見那是一種對當代文化知識的渴望；渴求一些前衛性的東西；或任何一種當代性的聲音。而我們只能有如無頭蒼蠅般在當時那幾間所謂的前衛咖啡館、Pub 裡頭亂轉；震耳的搖滾樂、嬉皮、大麻、咖啡和啤酒卻只能讓心靈更加空洞迷惘。我們也去逛美展，讀存在主義的小說、泡圖書室或聽演講，但都不得要領，反而感到加倍虛無和不著邊際。畢竟，那與我們生活的世界有著無可跨越的距離卻沒有任何交集，我們像被拋進一個陌生迷霧的空間，除了四下兩茫茫，只有龐大的異置感。
在那個青澀而單薄的年輕歲月，以及其後更加漫長摸索創作的過程中，偶爾，會有一些驚喜或領悟，像是某本書、某部電影、某個創作者啟發性的作品或言行。除了巨大的欣喜之外，這些零星啟發性的事物也都成為彼時階段性的里程碑。
一直到今天，這種頓悟和啟發仍舊不時地發生。而現在，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有能力去發現、蒐集、探究並寫下那些有如流星般劃過黑夜天際的心靈和思索。在此，我想說的是──容我借用〈與安瑞的晚餐〉（卷四）中前言的形式：
我願意將這本書獻給所有的人，藝術家以及其他，女性或青年人，只要他們都曾像我那樣躑躅於路上的某一方，渴求自我發現和瞭解當代性的事物。渴望來自於一個與他們生活（或曾經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因此熟悉這裡的一切；用的是他們共通的語言、辭藻和方式；他們可以用聆聽故事的好奇和興趣（像《一千零一夜》那樣），來傾聽當代社會的心靈脈動以及種種敢於言說的昭告。
註釋：
註一： 《抵達之謎》頁三○九 ~ 三一○。鄒海侖、蔡曙光、張杰譯，浙江文藝出版社。
註二：Portrait of Picasso as a Young Man by Norman Mailler.
註三：Jean-Luc Godard by Richard Rou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age 8.
註四：高達評Renoir’s “Elena et les Hommes”. Jean-Luc Godard by Richard Rou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age 48.
註五：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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