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和老師不見了
班上率先不見的是帕維，因為冬天快來了，老師提說帕維可能感冒了在家休息，可是隔天或隔週他都沒來，這時我們開始明白永遠不會再來了。不久以後，我們看到傑內和日比卡坐的第一排座位空了，我們很難過，因為他們兩個開的玩笑最好笑，所以老師才會安排他們兩個坐在最前面，以便就近看管。其他班級的孩子一樣消失不見，而且越來越頻繁，很快的就沒有人再問為什麼他們沒來，或者他們到哪裡去了，學校變得空空盪盪的。放學後我們依舊玩棍球、捉迷藏和打球，可是情況有異，球變得沉重，捉迷藏時，也沒人想要跑得快一些，而在玩棍球時，每個人都用老手法揮動棍子，搞怪的爭論和激烈的纏鬥一下子就洩了氣，之後每個人都走了，氣呼呼、悶悶不樂或者無精打采。
有天我們的老師也不見了，大家一如往常的在八點以前到校，鐘聲響過後，在我們都坐到座位上時，校長魯柏崴基先生出現在教室門口，「孩子們，」他說：「回家去，明天再來，你們會有位新老師，一位女士。」打從父親離開後，我首度感覺到心臟一陣緊縮，他們為什麼要帶走我們的老師？他一直都很緊張，經常往窗外探看，他會說：「啊，孩子們，孩子們，」同時搖著頭，一直那樣的嚴肅，又好像非常憂鬱，他對我們很好，要是學生在讀列寧的書時結結巴巴的，他也不會大吼大叫，甚至還露出淺淺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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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亞美尼亞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對亞塞拜然人來說，同盟就是相信納戈爾諾─加拉巴赫不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是敵人。
這些情況的極端和結果真是非同凡響，不只是在亞美尼亞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塞拜然人是對的，」或者在亞塞拜然人中不能說：「我相信亞美尼亞人是對的。」這樣的態度絕無可能出現，因為兩邊都會馬上仇恨你並殺了你！在錯誤的地方，或是置身在錯誤的人群當中，甚至只是說：「那兒有問題」（或是「那兒沒有問題」）都足夠置一個人於被勒死、吊死、石頭丟死、用火燒死的風險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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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一個站在公車站的女孩如何到火車站去。「我帶你去！」她提議。雖然這是市中心，泥巴卻深及腳踝。今天是陰天；冷冽的寒風呼呼吹著。
頓內次克是烏克蘭煤區的中心；在某些社區裡頭，一堆堆的煤炭和煤渣就直接堆在路上。牆上都是黑黑的煤灰；許多外型相似的建築物，一棟接一棟地延伸了好幾公里，營造出黑色的條紋，灰色的水漬，褐色的鏽狀地衣。
「你喜歡頓內次克嗎？」女孩怯生生的問我。大家對這類問題都很敏感，如果說了一些批評的話語，恐怕會傷害感情。我開始竭力找些正面的字眼來描述這個城市，但口氣似乎少了真誠，因為我停頓下來的時候，女孩便用堅定又近乎驕傲的口吻回應我：「但在夏天，我們的城市會開滿玫瑰花。一百萬朵。你可以想像嗎？一百萬朵玫瑰花耶。」
晚上有一半的時間被我花在頓內次克車站等火車。傍晚時刻，這裡所有的店都已經打烊：包括賣甜茶的唯一一家酒吧、報攤，以及售票亭。大廳裡的燈光昏暗，乘客或相依而坐或躺下來，睡在木頭長條椅上。經過旅途的奔波和漫長的等待，疲倦的他們睡姿都異於平常，像是精神分裂似的，包著披肩和頭巾、裹著大外套、戴著禦寒耳罩，從遠處看來，好像一排排鼓脹的綑包、背包、包裹，一動也不動。
這裡寂靜無聲，窒悶得一點風都沒有，而且黑暗無光。
突然間，在大廳的一個角落，從這些行李之一看不見的深處傳來尖叫聲，一名婦人跳起來繞著大廳轉，無助的跳著。「Vory！Vory！（小偷！小偷！）」她絕望的大叫，大概是醒過來發現皮包不見了，她在長椅間找了好一陣子，嘴上不斷哀嘆：為什麼，為什麼是她的皮包？她向上帝乞求幫助。但是大家毫無動靜，她只好再來回尋找，最後她頭髮凌亂，一臉倦容地回到位子上坐了下來，蜷起身子來，陷入沉默。
然而一會兒之後，又從另一個角落出現同樣可怕恐怖的叫聲，「小偷！小偷！」另一位婦人在我們之間找來找去，讓我們看她雙手空空，但是人人依舊視若無睹；照樣縮著身體藏起來，蜷成了一團。
只有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老奶奶稍稍睜開眼睛，或許是對我，也或許是對她自己說：「Zyt掇trashno（生活太可怕了！）」邊說邊把她的油布袋子抱得更緊，再度回到她警醒的淺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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