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羽翼未豐的龍
我在紫禁城中服務那幾年，能分成兩個時期。前一時期從一九一九年三月開始，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皇帝完婚；後一時期是從那以後，直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皇帝從他自幼生活的宮中被倉促地驅趕出去。
這樣畫分是為了便於標明皇上生活方式的轉變。皇上的結婚儀式是在他十七歲生日前不久舉行。直到那時，他都是個未成年的孩子。除一些小事外，他不能隨心所欲地行動。完婚後，他就被當作成年人了，雖然他仍不是個自由人，但只要他不過於嚮往紫禁城外的那個世界，他就能夠自己支配時間，用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
在婚前那段時期，他每天由人陪伴前往毓慶宮。毓慶宮多年來都被當作皇帝書房或教室。嘉慶皇帝被欽定為皇位繼承人後，毓慶宮曾做為皇儲的寢宮，宮中藏有他的墨跡。宮內有條路通向一座小庭院，院門左側的休息室專供師傅使用。有群專門侍候師傅的僕人（滿語稱之為「蘇拉」），隨時為他們送上預備好的茶水。宮中主殿坐西朝東，與休息室相對。師傅們均由神武門進入紫禁城。如果對他來說方便，也可以走東華門或西華門。汽車或馬車（我是唯一乘汽車而不乘馬車的師傅）停在門外後，會有人用肩輿抬著他穿過大門。一路上，他可以向肅立路旁的武裝衛兵點頭致意。師傅中可以偶爾換換方式騎馬進入紫禁城者，也只有我一個人。行至宮內景運門時，師傅走下肩輿，或從馬背上下來，然後徒步進入毓慶宮。
皇上駕到前，師傅就坐在休息室內用茶。皇上坐在一頂極大、覆蓋著黃綾的轎中，由十二名或以上的轎夫抬著。根據禮儀規定，轎子進入庭院時，師傅不用出去叩見皇上，但必須從座位上起身，站在休息室內（儘管他不會被皇帝看見），直到皇帝陛下進入教室。此時師傅才能重新落座，直至聽到主殿門邊的一名太監大喊一聲「叫」（這個字的意思是皇帝在叫他），而後，一位蘇拉又重複一遍。這就表明，皇帝陛下已準備好開始他的課業了。師傅馬上走進教室，向立在方桌北側的學生鞠個躬，然後，兩人同時坐下。皇上面南而坐，老師的座位在他右側。
我初次進入宮中，師傅們的上課時間為：每天清晨，陳寶琛首先進宮，夏季是在五點半，冬季則是六點。這與古代宮廷中的傳統相一致。那時，正式的覲見均在破曉時進行。大約七點半時，陳寶琛就起身告辭，除非他還要與某位同事商量事情或共進早餐。值得一提的是，為師傅準備的飯菜都是免費的，而且不論他們是否享用。飯菜由御膳房烹製，逕直送入師傅的休息室。這些最上等的中式精美食品，乃是出自精於此道，且不時能獲得豐厚外快的廚師之手。
大約八點半時，皇上由滿族老師伊克坦教習滿文。十點至十一點間，朱益藩取代伊克坦。下午一點半才輪到我，我的課通常要持續約兩小時。
我在毓慶宮任教末期（這個時期以皇上的大婚而結束），雖然規定之外的假日有增多的趨勢，但在此之前假日是不多的。夏季有一個月假期，過農曆年時放假三週，其中包括正月十三皇上的生日。除此外，只有端午節、中秋節以及清朝歷朝先帝每年的忌日，皇上才不以師生之禮與師傅們見面。在那些莊重的忌日到來時，皇上要禁食。但我發現，這並不表示他會餓著肚子入睡。星期日及其他西方節日得不到任何承認，這自不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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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宮任教的最初幾星期，我不能獨自與皇上待在一起，總有一位太監默默站在一旁。此外伴隨我們的，不是一位中國師傅（通常是朱益藩），就是一名宮中大臣（通常是耆齡）。那位太監一動不動地面牆而立，老師或大臣則與我們同在一張桌前，向北而坐。中國師傅或大臣之所以要在場，據說是為了怕從未與洋人交談過的皇帝陛下會感到緊張或窘迫。但我從未發現皇上有過什麼緊張的跡象。其實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外國來的野蠻人，也許在其善良的外表包藏禍心，而陪伴者的職責，就是瞪大雙眼監視這個洋人。但我們的陪伴者幾乎每天都在打瞌睡。當他露出明顯睡意時，皇上從不試圖叫醒他，也不打算提醒他。
還不到兩個月後，據說皇上已不再像初見外國老師時那般緊張與窘迫，中國師傅或大臣便不再蒞臨作陪，但還是留下了那位太監。根據我的觀察，我的同事們教皇帝陛下讀書時，並無太監在場。很顯然，內務府仍然不打算讓天子完全受一個異族人的擺布。因為他們聽到可信的消息說，可怕的洋鬼子有吃小孩子心肝及用他們的眼珠做藥的嗜好。那位太監靜靜站在門內，半小時後就無聲無息地退出去，換另一位太監進來，同樣靜靜地站在他的位置上，然後又有第三個太監來替換他，每半小時換一次班。
直到我任教第二年（一九二○年）夏天，我和我的學生身邊那位寸步不離的太監才不見了。而在那之前，我已得出結論，假如這位皇上能有個同學，他的英語會進步得更快。我為他挑選了一位同學──他的堂弟溥佳，比他小兩歲。溥佳是皇上的叔父郡王載濤的長子。指定皇族的一名年輕成員在宮中做為「伴讀」，這早已是人們認可的習慣作法。我的建議並未引起任何人的訝異，但還是掀起了一點小波瀾。這是因為（當時我並不知道）醇親王與郡王載濤長期以來相互嫉妒。醇親王既是皇上的生父，又是當時的攝政王，我竟忽略了他的兒子（也就是皇上的弟弟），而選中了載濤的兒子，這使他頗為惱火。麻煩很快就過去了，但卻指定了兩名伴讀，一是載濤之子，做為英文伴讀；另一則是醇親王的次子，即皇上的弟弟，做為漢文伴讀。
當時皇上已經有一名漢文伴讀──十四歲的毓崇，是溥倫之子。人們或許還記得，袁世凱曾極力鼓動朝廷，讓這位王公在光緒皇帝死後繼承皇位。假如袁世凱能成就此事，這位毓崇或溥倫的哥哥溥儁，已經繼承皇位了。假如沒有那場革命，他或許已是當今中國的皇帝，因為他的父親溥倫早在數年前就去世了。
如上所述，袁世凱曾試圖將溥倫扶上皇帝的寶座。溥倫後來或是出於對袁世凱的感激，或出於其他動機，也曾支持袁世凱實現其稱帝的野心，並受託攫取皇上的玉璽（袁世凱之死阻止了他的行動）。袁世凱死後，溥倫在宮中遭到貶斥，但不久後，他又與皇室和好了（看來年輕皇帝沒有報復心）。「皇上伴讀」的榮耀居然給了溥倫的兒子，這也表明皇上已寬恕他了。
皇上的弟弟溥傑成了另一名伴讀。溥傑、溥佳及毓崇三個年輕人共同分享了這項很令世人羡慕的特權。溥佳是唯一的英文伴讀。由於他們所承擔的職責，在宮中也就有了官方的身分。宮門抄宣布了對他們的任命，也記載了：皇上賞給他們「在紫禁城內騎馬」的特權。
或許可以說，無論滿族人或漢族人，都通行著一種為大家普遍認可的做法，即家族中屬於同一輩分的男孩，名字中都有某個字或偏旁部首是相同的。這樣，在所有皇族成員中，所有與皇上平輩者，名字中都有個「溥」字。皇上的名字叫溥儀，弟弟叫溥傑，堂弟叫溥佳，在其他仍然活著的這個家族的平輩人中，還有溥儒、溥佶、溥修及溥偉。溥倫當然也是這一輩人。
由此可見，把這位年號為宣統的皇帝稱之為「溥先生」（至少有家著名的英文報紙就是這樣稱呼），是失禮與不應該的，也是不當的，因為皇族許多成員的名字中都有這個字。
上述「溥」字輩成員之一的溥偉，即恭親王。他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寓居遼東半島多年。他的名字頻頻見諸報端，人們將其與最近在中國東北掀起的政治風暴聯繫在一起。中國的英文報紙常稱他為皇上的叔父，的確，從年齡上講他夠資格，但年齡並不重要，他與皇上同輩，屬於皇族旁系的一支，確切來說他是皇上的堂兄。
溥字輩上面的那一輩皇族成員，其姓名中同樣都有個「載」字。上一代皇帝光緒（從他去世起，更正確的做法是稱其廟號「德宗」）的名字叫載湉，弟弟叫載灃（即醇親王，皇上的父親）、載洵及載濤。載字輩之上是「奕」字輩，所以德宗皇帝的父親叫奕，此外還有奕和奕訢。比溥字輩小一輩的是「毓」字輩，如毓善、毓崇（那位伴讀）、毓森及毓朗等等。如果宣統皇帝有兒子，也都會把「毓」字做為名字中的第一個字。
也許還應該提一下姓──如果能夠這樣表達的話。滿族皇族的姓是「愛新覺羅」，在中國歷史記載中，除了在與滿族統治家族的崛起有關的資料中，通常很少見到這幾個字或聽到這幾個音。這個姓的滿語發音用「愛新覺羅」四個漢字來表示，北京人讀之為「愛新角羅」。由於滿語「愛新」一詞的意思是「金子」，許多愛新覺羅家族的人都以相應的漢字「金」做為他們的姓。如果他們願意，這會讓他們被當作漢人，因為「金」恰巧是漢人中一個常見的姓氏。
皇上在學習英文大約兩年後，要求我替他取個英文名字。他不是為了將這個英文名字置於其漢文或滿文名字前，而是為了在寫信、贈送照片或其他非漢文資料給我或其他歐洲人時，簽名之用。上文我已說明，對於皇帝的名字有所謂的避諱，因而他不能像外國人那樣用自己的名字。當他開始運用他所學的英文時，便發覺這很不方便。我為他開列了一些英國皇室的姓名，他從中選取了「亨利」這個名字。他從不打算把「亨利」與「溥儀」放在一起用。即使「溥儀」這個名字可以不遵從皇室避諱的習俗，他也不打算這樣做。因為，他和我一樣不喜歡那些摩登（或曰時髦）的作法。當時在學生們之間，頗為流行將南方「教名」置於漢文姓氏之前。近年來，報刊中日見增多地出現「亨利．溥儀」這個令人莫名其妙的混合名字。以此名稱呼皇上，不僅使人心中不快，而且像那個荒唐的稱呼「溥先生」一樣，是不正確的。皇上很少用亨利這個名字，更從未在正式場合用過。當他使用亨利一名時，也從不將其置於名字之前。
我同我的學生的關係，一開始就友善和諧，而且這種友善和諧與日俱增。我從他身上發現他最引人注意的品德：全面性的才華、坦誠、對中國乃至世界大事的強烈興趣；他感人的慷慨大度，他的藝術天賦，他對曾經傷害過他或與他家族為敵的人毫不記恨，他對苦難者的仁慈與同情，他在身臨險境時的勇氣，以及他的幽默感。我開始為他服務時，他完全不懂英文，也從未認真努力學習過。他對純語言的學習興趣不大。他最感興趣的是當今世界的大事（其中包括《凡爾賽和約》簽訂後發生於歐洲的重大事件）、地理學與旅行、基礎物理學（包括天文學）、政治學、英國法制史，以及我們耳聞目睹的中國國內政治舞臺上每日演出的一幕幕活劇。我們無拘無束地用漢語談論這些話題。無疑，這類交談占去了本應用於英文學習的時間。
他喜愛書法，能寫一手流利的漢字。很快，他寫起英文來也能令同齡的英國學生羡慕了。本章之末，錄有幾頁他英文筆跡的複製本。那是他在學習英文大約一年後寫下的，當時他十五歲。他抄寫的是我從一本儒家經典著作《孟子》中選取的三段眾所周知的文字，也是由我譯成英文。這幾段文字強烈地表明某種民主觀點。中國學生都知道，這些話曾激怒了明朝某位皇帝，這位皇帝為此曾打算取消孟子做為正統儒家先師之一的榮譽與資格，但未能成功。儒家為君之道中的這些民主內容，竟把明朝開國皇帝攪得如此心緒不寧，而我則特意將這些東西印入清朝末代皇帝的腦海中。
皇上思維敏捷、聰明過人，但性格中也有時而輕浮、時而嚴肅的一面。起初我把他那些無聊的舉動歸之為年輕人缺乏責任感，並以為隨著年齡增長，他會脫去身上的稚氣。可是後來，我總會在他身上察覺出某種不協調的跡象，這表明在他身上存有兩種相互衝突的性格。當他告別童年之後，我常與他坦率地討論這個問題。我常對他說，在他軀體內有「兩個皇上」，除非他能令好皇帝的那個角色占上風，讓壞皇帝永遠處於恭順的臣僕地位，否則，就絕不可能為他自己，也為他的列祖列宗，充分發揮他的聰明才智。
他始終愉快地接受我對他性格的批評與忠告，儘管這些批評與忠告並無法獲得我所期待的效果。我對於他的抱怨，他耐心與平靜地傾聽著，毫無不悅之情，的確是他個性中最鮮明、最有魅力的部分。可是，我的中國同事們卻常告訴我，皇上對於他們的規勸卻聽不進去。隨後，人們逐漸了解，在宮中，皇上對英文老師的勸告，比其他人的勸告都更有耐心傾聽。我也曾一再向他的漢文老師，也向他父親與叔父們提出，請他們直接對皇上說出自己的建議及主張。但他們對於讓皇上聽取自己的意見，已不抱任何期望。
但平靜聽取意見是一回事，按照那些意見去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我曾多次向皇上指出我所認為的他的過錯，而且，他從未顯露出絲毫的反感或煩躁。他常對我說，他知道自己錯了，也有心馬上開始一種新的生活。雖然他並無法成功且持久地改正自己的過錯，但他確實努力過。
他性格中被我不恰當地描述為「輕浮」的那一面，我的中國同事們也意識到了，尤其是陳寶琛。他從皇上六歲時就是他的師傅。對於皇上的這個缺點，他用「浮」字來形容。這個字有「飄動、遊蕩、飛散、空幻、稀疏、反覆無常、不穩固」之意。有時我想，皇上優秀氣質中的大部分，包括他的聰明才智，或許都遺傳自他母親（大家還記得，他母親是滿族總督榮祿的女兒），而他性格中輕浮或「浮」的特點，可能是遺傳自他父親醇親王。在某些小事上，他還異常的固執。我傾向於認為這也是遺傳自他父親。但很難說皇上性格中有哪些缺點應歸咎於遺傳因素，哪些應歸咎於那不益身心健康的皇宮中的氣氛。在那種氣氛與環境中，這個男孩度過了他的童年生活。假如遺傳而來的那部分缺點是不能改正的，那當他生活在更為健康的環境中時，他至少有機會能慢慢去掉後天為他造成的那些缺點。
我曾提到，他很有幽默感。有一次，我試圖用淺顯的語言解釋君主專制制度與君主立憲制度之間的區別時，他即展現出他的幽默感。我對他說，所謂不負責任的專制，就是君主可以因一時性起，就下令處死他的臣民，或把這種生殺予奪之權委託給他的寵臣。「那麼，我的列祖列宗就全都是專制君主了。」皇上說了這麼一句話。幾天後，我坐在我那遠離塵囂的中式庭院內時，有位僕人告訴我，門外來了一名宮中的太監，從皇上那裡帶來一封重要的信件，皇上命他交給我本人。在得到我的允許後，他遞給我一柄閃亮的手杖，再一看，杖中還藏有一把劍。太監漠然地對我說，「這劍是萬歲爺叫我送來的，他還叫我告訴您，他授予您先斬後奏的特權，您可以隨便殺人。」
我再度進宮時，皇上立即問我太監是否執行了他的命令，我告訴他，太監已圓滿完成任務。大約十年後，我們又回憶起這段小插曲時，皇上（當時他已是新的「滿洲國」政府的元首了）詢問我，他授予我的這項特權我使用過幾次。他饒有興致地得知，但到那時為止，那柄劍上還沒有沾上任何人的血。
與人們想像的不同，他並不容易被阿諛奉承之詞所打動。在他十五、六歲時，他對存在於紫禁城內的腐敗與罪惡已有相當深刻的了解。但他對其廷臣的了解卻很少。如果諂媚者是他所信任與欽佩者，他就不會像他或許本來可以做到的那樣，認真對待他們的阿諛奉承了。
那些諂媚之詞，有些出自奴顏婢膝的太監與內務府官員之口；有些更為精巧的，則是出自誠實質樸者們心中良好的信念。但對穩定年輕皇上的個性來說，後者比前者來得有害。「真龍之與凡人不同」這幾個字與這種信念，被用來表達人們對皇上那半迷信的敬畏與尊崇。雖然皇上的中國師傅們並不如此對待皇上，因為他們非常清楚，他只是個孩子；但對宮中許多忠誠的僕人來說，抬頭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忠誠猶如一種宗教信仰，在他們心目中，他仍舊是天子。這些人獨自來到北京，以能夠匍匐於皇上腳下為滿足，其中許多人還至死都以此為榮。令人費解的是，這些由衷表達出忠誠情感的人們，卻把他們崇拜的偶像隨意置於那種不健康的環境中。
但我還是很有把握，皇上對於他的真正身分並未產生誤解。他從不認為，他的帝位繼承人身分已賦予他不同於或優越於普通人的天性。對於他不得不參加的那些盛大儀式，他是那麼不感興趣。每當他離開乾清宮寶座後，第一件事就是儘快脫去身上的龍袍。除非身著最樸素的中式服裝，否則他極不願讓別人，尤其是外國人見到他。本書收入了一張他坐在皇帝寶座上的照片。我相信，那是他允許別人拍攝的唯一一張這類照片。我為此特地提出請求，他是很不情願的。
我曾談到，他精通漢文書法。他所受的那套教育，要求他花許多時間練習書法。他幾位祖先在這門藝術上造詣頗深。中國歷朝皇帝有個習慣，會把他們親筆寫就的大字賜給他所賞識的官員，其字跡被複製在油漆與描金的匾額上，有時也賜給寺廟或懸掛在著名的建築上。許多人期望我的學生能效法他的列祖列宗，故他也經常把自己的墨跡贈送給宮中要員、朝廷舊臣及民國政府中喜好書法的官員，做為新年、生日或其他重大紀念日的禮品。皇帝的墨跡會蓋有一方或多方皇帝專用的印章以資證明。我的學生的印章上通常刻有「宣統御筆」四個字。
無論是皇上，還是他同樣聰明的弟弟溥傑，都在年幼時就展露出他們在藝術上的天賦。他們的字體以其內在美而博得人們的交口稱譽。他們無疑都是書法方面的天才。皇上的幽默感還常讓他畫出構思巧妙的漫畫來。我藏有不少他的這類作品，多是他隨便用手邊小紙片，當著我的面幾筆畫出的。其內容常是解釋某件傳聞軼事，或報紙上的一段文字，或某段故事情節。這為他平淡的宮中生活帶來不少樂趣。
他的中國師傅都會寫詩，他很早就從他的師傅們那裡學會了寫漢文詩的技巧，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間，他曾用筆名投稿給北京的幾家報刊，特別是為《益世報》（音譯）撰寫詩文。詩人所署的假名「鄧炯麟」是他自己取的。「鄧」是中國人中常見的姓氏，「炯麟」也許能解釋為「閃光的麒麟」。《益世報》編輯刊用了這隻「閃光的麒麟」寄給他的每份稿件。儘管他好幾次想要搞清楚這位詩人到底是誰，到直至最終仍不知其真實姓名。我當然知道他曾寫過許多詩文，幾乎所有讀過書的中國人都會這樣做。但直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他才向我透露這個祕密，並給我看一些已發表過的詩作。
據我所知，北京民眾從不知道，以「炯麟」此名寫過並發表過詩作的詩人，正是清朝的皇帝，而我此刻道破這個事實，也許會讓中外人士感到驚訝。
雖然皇上對新文化運動有強烈興趣，但流行的自由體白話詩卻未能吸引他。所以他的詩總是遵守古詩的格律。在中國詩人中，他喜愛唐朝的白居易、韓愈及李白。此外，他也非常崇拜他的先祖高宗皇帝寫的詩（這並非僅是出於孝道）。這位高宗皇帝就是外國人所熟知的乾隆皇帝。
下面抄錄了他的三首詩，均刊登在一九二二年的《益世報》上，我曾將它們譯成英文。第一首詩共計四十字，是首共有八行的五言詩，題目叫做《鸚鵡》；第二首是首七言詩，分上下兩闋，每闋四行，題目為《皓月》；最後一首詩題為《荷月》，是首八行的七言詩。
在寫這些詩句時（原詩優美的韻味，在我的譯文中已無影無蹤了），皇帝十六歲。他確實已到了詩情開始橫溢的年齡，而且不獨在中國才是如此。
當讀者得知我在這位皇帝學生身上發現了吸引人、可愛的品格時，他們大概不會感到意外吧。我和他一同度過的日子，就像我日後回想起時一樣地令人愉快。
他並不具備成功獨裁君主所必須具備的所有品格，謊稱他具備這些品格並不明智。許多年中，他極為仰慕墨索里尼這位帶給義大利新生活的偉大政治家。墨索里尼曾從羅馬寄給他一幀簽有自己姓名的照片，並經由義大利駐北京公使轉交給他，他非常高興。但我認為，他清楚地知道，他與墨索里尼在本質上完全不同。
無論外國人或中國人，都常直截了當地問我：假如他接受要他重登皇位，做個現代進步國家的立憲君主的請求，你認為他是否具備那時他所需要的品格？我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他具備那些品格，只要他再也不要去理睬宮中那些可惡的官員，他就具備那些品格。宮中那群可惡的傢伙，在其權力所及的範圍內，想方設法使老舊的管理系統復原。這套腐敗的系統是清王朝統治崩潰的主因，而內務府就是這套腐敗系統的具體代表。
在被任命為「少年皇帝」或「天子」（或其他此類稱謂）的英文老師後，我獨一無二的經歷吸引了某些中國報紙的注意。北京與中國北方報紙的態度大都是禮貌、友善的；廣州及南方的報紙則傾向譏諷與猜疑。不久就有雪片般的中文信件朝我飛來。儘管我收到的許多信都是匿名的，很快就被我處理掉了，但它們還是為我帶來相當的負擔。寫信人中，有些人就我應如何教育我的學生提出忠告；有些人則請求我為他們或其親屬在宮中謀取職位；有些人將其所謂在東北或其他地方帝制運動的祕密消息告訴我；有些人寄來呈給皇上的奏摺，要求我親自將它們送達皇帝陛下手中；有些人在信中控告與嘲罵宮中官員；有些人請我協助讓他們能面見皇上，因為他們有至關重要的機密消息要稟告他；還有人（匿名者）指控我陰謀危害民國，並奉勸我立即放棄這一職位，免遭不測。到一九二三年，我開始公然受到暗殺的威脅。有幾位家長懇請我讓他們的兒子站在我身旁，為我捧硯臺（硯臺用石料刻成，是用來研磨中國墨的），這會讓他們的孩子享有「師事天子之師」的殊榮。
比寫信者更令人厭煩的，是那些執意要來拜訪我的陌生人。我的看門人是個稱職的滿族人，他將大多數人都拒之門外，但我還是常被未能如願的來訪者攔住。他們被拒之門外後就等在那裡，直到我開車外出或從車上下來時，再攔住我。其中有位堅持要見我的人，是個腳穿黃靴、身著中式長袍、頭戴一頂美式帽子的年輕人，白皙的臉上長著粉刺。他向我解釋（那時他已成功地迫使我會見他了），他是基督教復臨安息日會的會員。他來找我，是受了某種不可名狀的力量所驅使。他認為皇帝應該改信真正的信仰，臂下還挾著一疊傳單與小冊子，並向我保證，如果我答應將它們送給皇帝陛下，這些傳單與小冊子就會照亮他的靈魂，讓他獲得拯救。這些東西究竟照亮過什麼樣的黑暗靈魂，我不知道，但它們絕對不可能照亮黃昏中的紫禁城。
落在我身上的一項職責，是處理皇上的國外信件。西方人寫給他的信件，都按北京郵政當局的安排直接送到我手中。我必須承認，其中大部分信件的旅程也就到此為止了。信件內容五花八門，並非全對皇上有益。有幾位不知名的女性來信提出建議，盼望能廁身於皇上的嬪妃之中。許多信件並無惡意，只是索取皇上的親筆簽名。有位男人來信，在信中解釋說，他是合法、正統的俄國沙皇，目前流亡於美國。他說，他有心建立一個前君主聯盟，並協助他們恢復王位。他勸告我的學生成為這個構想中聯盟的終身成員。我將此信拿給皇帝陛下看。建立一個由前君主組成的聯盟，這個主意馬上喚起了他的幽默感。他提出，如果每位前君主都學會演奏一種樂器，組成一支樂隊，將會為世界增添許多歡樂；而它的成員均是曾戴過皇冠的領袖人物。紫禁城皇家花園中的牡丹頗有名氣，我們一致認為，可以用一朵朵的牡丹花來代替那失去的皇冠。他會從鑼、鐘、鼓及石磬中挑選自己的樂器。乾清宮中舉行正式慶典時的樂曲，就是用這些樂器演奏的。皇家樂師們聯合奏出的「中和韶樂」，實際上可能並不動聽，但與管弦樂隊演奏的樂曲相比，其效果似乎不會更不和諧。對於管弦樂隊，皇帝陛下透過學習歷史課已有所了解，他知道什麼是「歐洲音樂會」。我提了一個建議並立即獲得批准：由頭戴牡丹花皇冠的前君主們所組成的愛好音樂聯盟，最好退往某座無人居住的小島上，並形成他們自己的政權。假如這群退位的統治者們採納共和制的政府形式，並選出總統，那該是件何等有趣的事！
對於這座神祕的紫禁城，我依然是唯一了解其內幕的歐洲人。在紫禁城生活期間，我寫過無數信件及許多筆記。它們記錄了我對其間發生的種種事件之印象與評論。我初進紫禁城幾個月間寫下兩封信，或許有助於說明本章的內容。我在本章及此前幾章中曾談及紫禁城內的各種醜惡現象，及應當為皇上尋找一處更健康的環境。這兩封信將表明，我的這些觀點很早就形成了。
在我任職後約兩個月，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我寫道：
對我來說，就宮中改革提出任何正式的建議為時尚早。但我堅持認為，皇上如能擺脫他目前的生活環境，在頤和園內暫住一段時間，會對他的身體、精神及智力均有所裨益。可是若不能對內務府進行徹底變革，上述做法也就無濟於事。而且我認為不應允許太監在皇上的新住所陪伴他。頤和園內有許多房舍，足夠供皇上需要的侍從人員、皇室官員及他的師傅們使用。數日前，我曾與郡王載濤就此問題有過長談，我們都同意，亟須進行某種改革，而且不必指望現在的內務府會去實現這些改革。
兩個月後，準確地說是在七月十七日，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一位非常關心皇上、會講英語的中國友人。下面是此信的摘錄：
在我動身（去遊覽西山）之前，我想我應當預先通知你，在我看來，皇上所過的那種極為不自然的生活，必定會損害他的身心健康與智力發展。為他著想，我真誠地希望想出某種辦法，讓他能夠生活得更自然、更合理。他雖然是位帝王（一位名義上的帝王），但也是個孩子。假如忽視這個事實，尤其是在今後三四年中忽視這個事實，對他來說，後果將會極為嚴重。首先我確信，他周圍的氣氛與環境亟須獲得改變。他若能將他所有的書籍丟開兩個月，到海邊或名山大川遊歷一番，將受益匪淺。他在途中或許會遭遇重大的困難，其中可能還會有政治上的困難，但他應該面對這些困難。在北京中心地區的皇宮中，他既呼吸不到新鮮的空氣，又得不到適當的鍛煉。把一個孩子關在這樣的宮中是很殘忍的。
我完全理解，你和其他忠誠的中國人是將他視為皇帝。但對我來說，他是個人，是個孩子。讓他重登皇位是絕不可能的。與其做這方面的努力，還不如照顧好他的身心健康，這才更重要。即便他是事實上的皇帝，或有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恢復皇位，在有關他所受教育及所處環境等問題上，我依然堅持我現在的看法。在西方，君主的生活應與一般人的生活嚴格分開，及君主應被視為神聖之人與平民百姓完全不同的理論，早就成為無稽之談被拋棄了。也許西班牙是例外，但該國的君權根本不穩固，革命力量遍布全國。在當今世界上，君主制度的黃金時期早已消逝了。如果有某種形式的君主統治能夠在這個革命的年代中繼續維持，我想，就是英國式的君主統治了。當然，昔日「君權神授」的君主制度，已屬於那已然逝去的歲月。威爾士親王在牛津大學就讀時，他的生活與我那時在牛津大學中的生活大致一樣。戰爭期間，他因身為年輕英國軍官而獲得榮譽，卻也失去了他的威嚴。對於今日西方的慣例，你的年輕皇帝知道很多。我經常給他看些印有插圖的雜誌，其中包括我們王室許多成員在人民中隨易活動的照片。我曾力圖讓他了解現代有關君主地位觀的一些基本準則。事實上，教他理解這些觀念並不困難。與向他講述孟子思想相比，我幾乎不必做任何準備。在中國，「民為貴而君為輕」思想的產生，要比西方早很多。因此，我不必講任何與中國古代聖賢教導相悖的話。
我要強調，在這種方式的培養下，無論他未來會是什麼樣子，無論他將應國家的要求成為立憲君主重登皇位，還是被迫放棄所剩不多的皇帝尊嚴，成為四萬萬中國人中的普通一員，他都沒有理由責備那些曾負責教育、撫養他的人。我認為，若有必要，為了不讓他的身心健康受到傷害，可以犧牲一切。假如繼續把他視為在本質上與一般人完全不同的人來對待，那麼，他身為人，幾乎可以肯定將會是失敗的，而且也很難相信，他會成為一位成功的君主。假如伴隨他成長的完全是對於王位的憧憬，那當他恢復王位的最後一線希望不見時，就很難指望他有能力在這世上發揮人的作用。但假如他被培養成為一位思想解放的愛國者與教養良好的中國紳士──一個真正的「君子」，他就能將歷史要求他應該扮演的角色──無論是君王或普通人扮演好。
毋庸吾言，如果皇室能夠徹底改革，並遣散那些多餘的官吏、僕役及太監，將能省下大筆的開支，也許還可以提高辦事效率。但我此時尚不願就此一問題多說什麼。在任何情況下，這都很難成為我職責範圍內的事。
以上是我兩封信的摘錄。我在寫這些信時，並未像日後那般意識到，無論是誰，若想革除紫禁城內的種種弊端，擺在他面前的任務，即使不是無法完成的，至少也是極為艱鉅的。我也完全沒想到，我建議皇上依照「優待條件」第三款，將皇宮由紫禁城移往頤和園，會引起那麼強烈的反對。這些都是我需要去好好了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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