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到處便為鄉」，友人阿鈍送給我的詩句，寫得真是驕傲、灑脫，有勇氣能把路過的地方當成家鄉去愛的人，便是有情人，便是精神青春者。這種青春的勇氣不可謂不大，因為你要去愛、去生活，便意味著你要認識和接受它的方方面面：那不止是華麗和享受的一面（這是觀光客可以輕易占有的），還包括它的瑣碎、複雜、苦澀。但是你要是用心品味的人，你必能在這苦中品出蜜來，而且，這是你自己獨特的體昧，和任何一本書上描述的都不同。
這句詩，阿鈍用來形容我，在他眼中，「浪遊者廖偉棠已經越島無數，讀萬卷書也行萬里路。」我卻把這句詩獻給我在不斷遷徙移動中遇到的無數同類。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註定是屬於遷徙的一代，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中國對城鄉流動的限製放寬、大學逐漸擴招，年輕人借著升學、工作的名義在一個個城市之間流動，而對於其中我等「波希米亞人」來說，根本不需要藉口，我們是文化流浪漢，逐精神上的水草而居。最關鍵的是我們都有把異鄉作故鄉的精神，有此精神的人便能得到他所「過處」給他的報償，他和他生命中經過的地方不是馬和驛站的關係，而是戀人之間的關係。
人，本天地間之羈旅者，百代中之過客。本來就沒有什麼地方可稱為真正的家鄉，尤其當一個人知曉了這命運，他便應該接受並且熱愛變動不居的生涯──那他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旅人。對於這一層次的浪遊者，旅遊是不純粹的，他要的是生活本身，他要求生命就是一場完全的盛宴；觀光是不徹底的，他要的是體驗本身，他要求他生命所經歷過的每一個地方都有愛有恨、在他的靈魂深處留下印痕。正如古人所謂「過處便有情」，愛上，便住下──倒過來講：要住下，怎能不愛上？愛不止是一夜眼神的勾連、繁花之間的擦肩，愛一個人怎麼能不完全體驗他／她？同樣，在世間流變中，一個有情的旅者，若愛上了一個偶遇的地方，又怎捨得不去融入它的生活、成為它的一部分？
對於我（和我的大多數朋友），北京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在我去北京居住之前，我已經在四個城市生活過：出生地粵西小城新興、少年移居珠海、求學地廣州、最後舉家移居香港，皆不出嶺南範圍。所以當一九九六年我第一次去北京時我就被鎮住了──或者說被她下了蠱。中國原來有這麼瘋狂灑脫的地方，而且吊詭的就在其偏偏又是歷史和政治的核心，我新認識的每個人都似乎在過著這樣一種生活：我原來只在《巴黎，一場流動的盛宴》、《流放者的歸來》、《伊甸園之門》的文字中想像過的生活，詩歌、搖滾、醉酒、愛情與決鬥，幾乎天天都在發生著。於是我日夜謀劃，年年去北京，二○○一年索性從香港搬到（美其名曰自我放逐）北京，一住就是五年。
關於香港，我曾經寫過這樣的句子：「在香港，一個異鄉權充了故鄉，最後仍是異鄉」。混雜的文化背景一度使我迷醉──他理應成為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但是還沒有，二十出頭的我年少氣盛，結果在遊戲規則過度完善的香港感到很不爽，這裡的藝術家、詩人們也太小心謹慎，許多只是把藝術視作上班之一種，而我渴望的是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看來當時只有北京這道烈酒能滿足我的胃口。在北京的五年，是我把自己徹底拋給偶然生活的五年，最初我和當時北京殘餘的「地下」藝術家們一樣，憑著激情過活：詩歌、搖滾、醉酒、愛情與決鬥……一個新鮮的自我也如青草萌生、瘋長。北京成全了飄泊的人，同樣飄泊的人也成全了北京如今風塵浮浪的氣質，這裡的青春大多數是遠離故鄉尋找機遇的青春，急欲找到停泊之處，又急欲找到自由的出海口，因此北京的散聚來得特別快，因此陳昇那首歌只能唱給北京。
更好玩的是，以北京為基地，我可以四處出遊，五年裡我去西南三次、西北三次、東北七八次、中原與江南更是無數次，然後就去台灣、歐洲與美洲。最難忘的是二○○二年春在台灣的環島鐵路漫遊和二○○四年冬在巴黎的浪蕩。台灣也是一個彷彿和我血緣相近的地方，每年不去一兩次心裡就發癢，如果說北京呼應了我性格中瘋狂的一面，台北則和我骨子裡的寂寞相呼應，在台灣我與一種清麗的寂寞惺惺相惜──不足為外人道也。而巴黎，那曾經在我少年時的閱讀中臆想過無數次的波希米亞精神之都，仍然沒有在全球化衝擊中變得讓人失望，主要是冬天的刹那風刹那雨，彷彿把所有曾經在巴黎流浪過的偉大鬼魂都召喚了出來與我同遊，結果成就了我最憂鬱的一本書《巴黎無題劇照》。然後我又回到最現實、最粗糙的今日波希米亞精神之都北京。
北京的粗糙、混亂其實是她最動人的一面，然而她在奧運之路上漸漸把自己規整（無論是形象還是精神上），敷了許多化妝品，漸漸令我失望。可是「我來了，我看見了，我生活了」，君子行在，從心所欲──北京到底鼓勵這種「雪夜訪戴」的精神：「吾本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何必見戴。」我輩新游牧民族亦如此，想去一個地方，連夜便去，這是自然；愛上一個地方，住它數年甚至一輩子，也是自然；若突然想離去了，便輕身獨然去，那更是自然。
先我離去的是詩人馬驊，他二○○三年赴雲南義教，從此隱身激流中不見。二○○五年，我北京的友人狀況大多如此：詩人高曉濤長駐西藏、畫家陸毅遠走印度、音樂家顏峻在甘南學習喉音，音樂家宋雨喆去了義大利，音樂家李鐵橋去了挪威……友人星散，而我說：「時光就是一襲隱身衫」。並且當時的中國正在「熱」起來，我寫道：「我的這個中國，即將賣做戲劇中那個中國」， 當我在北京漸漸找不到北京的時候，我已盡興，於是我又選擇了離去，回到漸漸冷下去的香港。
但是對於經歷過北京的我，香港又重新成為一個異鄉──如今異鄉正正成為故鄉的代名詞，他再也不是束縛我的地方，反而成為了我的一個新的「發射基地」。新的浪遊時代早已來臨，我和這些「失散」了的北京浪人們，總有將來不確定的某時、在不確定的某地相聚的一刻，生活正因未知而充滿可能。「青春到處便為鄉」，這既是一個贊許，也是一個要求，要求我們在尋找「生活的別處」的時候時刻保持青春的氣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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