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自在、安居的「身體–空間」（代序）
坐在客廳窗前，望著窗外即將完工的內湖捷運線，偶而還會看到奔馳在軌道上測試的電聯車。在捷運兩旁，各有一棟15層和17層的高樓公寓正在趕工，預計在今年底完工。再往前十幾公尺，20層高的公寓大樓牆上大剌剌地垂掛著其他建案的巨幅廣告，指引購屋民眾沿著捷運的方向，繼續前進。原本從家中即可遠眺的碧山巖和大埤湖，也因為鄰近大樓的興建，即將消失在我家客廳的窗景裡。往好處想，捷運和高樓的興建帶動了房價的上升，也讓我的資產水漲船高。至於被高樓遮蔽的窗景，只能自認倒楣，誰叫我無力負擔緊臨湖邊的景觀住宅。反正白天上班不在家，晚上外面又黑漆漆的，還是關心家裡的空間比較實在。可是，當我回頭望著家裡的空間，抬頭看到牆上母親的照片，馬上想到隨著捷運線的延伸和房地產的開發，會有越來越多和我家一樣的公寓大廈拔地而起，我的心不由自主地糾結起來。
我家是一間位於台北近郊某國宅社區裡的公寓住宅，三房兩廳的格局，室內面積30坪。整棟公寓樓高12層，裡面有96戶幾乎一模一樣的住宅單元；而整個國宅社區共有97棟5樓、7樓和12樓的公寓大樓，近2,000戶的公寓單元。社區周遭更有多到數不清的5樓、7樓、12樓，甚至16層樓以上的公寓大樓。放眼整個台灣地區，約有八成的家庭是住在公寓住宅裡；都市地區的公寓家庭比例，更高達95％以上。這些不論樓層高低、坪數大小、外觀新舊、或是內裝優劣的公寓住宅，都是過去三、四十年裡興建的現代住宅。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以三房兩廳為主，如同一個模子打造出來的標準平面。而且，客廳（L）、飯廳（D）和廚房（K）的面積和位置，幾乎是以一種等比級數、由前而後的降冪方式排列：例如，L：D：K＝8坪：4坪：2坪；或是L：D：K＝6坪：3坪：1坪。在樓地板面積原本就不大的前提之下，廚房的面積更是被壓縮到近乎窘迫的狀況：它是公寓住宅中，面積最小的室內活動（工作）空間。
這樣的住宅結構──集中都市的高樓集合住宅、標準化的平面模組、比例懸殊的空間配置──有什麼問題嗎？如果我們同意充裕的住宅供給是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重大前提之一，也是人民安身立命和維繫家庭關係的基本需求，那麼標準化設計、大規模興建的現代公寓不正是有效解決都市住宅問題的最佳方案嗎（如果售價再大幅降低的話！）？再者，寬敞、前置的客廳、飯廳和相對狹窄、退縮的廚房、浴廁，不也是服膺使用者需求和講求坪率的空間邏輯？這樣的住宅現代化歷程和成果（包括高房價和超過八成的自有住宅率），難道不是我們該引以自豪的台灣奇蹟？
十年前我或許還會天真地這麼認為，可我現在已經不再那麼肯定了。我甚至懷疑戰後迄今大量出現的公寓住宅裡潛藏著一股莫名的危機，正悄悄地吞噬台灣婦女的身心健康。而且，已經隨著廚房的排油煙管，送出一波波的求救警訊。
再對照歷年來高居台灣死亡原因首位的癌症死亡統計，我發現肺癌已經蟬連女性癌症死亡原因第一位多年，近五年平均每年奪走兩千多條婦女的性命，比乳癌和子宮頸癌的死亡人數相加還多。醫學界流傳著一種說法：每十個因肺癌死亡的女性當中，有一個是吸菸造成的，四個是二手菸受害者，另外五個則是「不明原因」。各項醫學研究也逐漸證實，所謂的「不明原因」，其實和日常生活裡的廚房油煙，關係密切。而廚房油煙又和公寓廚房狹小、封閉的空間特性，女主中饋的性別家務處境，以及華人偏好熱食和快炒的飲食習慣，息息相關。
「碰巧」的是，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城市等華人密集的地區，也是全世界女性肺癌罹患率最高的一級警戒區。這些地方和台灣一樣，有著公寓大樓密佈的住宅環境和喜歡熱火快炒的飲食文化；而受害最深的，莫過於長年蜷縮在公寓廚房裡面隨著爐火和油煙起舞的華人婦女。隨著改革開放腳步的加快和整體經濟的起飛，中國大陸這幾年也如火如荼地在各大城市興建公寓住宅。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會有更多的中國婦女陷入公寓廚房的危機，甚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也許，我們應該及早提出警訊，以免有越來越多的婦女遭受廚房油煙的威脅而不自覺。更重要的是，我們得設法解開「家庭毒氣室」的死結，讓公寓廚房和煮食家務不再是讓婦女聞之色變的「家務牢籠」（domestic prison）和「生活徒刑」（sentenced life）。為此，我試圖建構一個透視現代公寓住宅和女性家務處境的「廚房稜鏡」（the kitchen lens），讓隱藏在公寓住宅裡的生活風險得以現形；同時，也讓女性在家務工作上的默默付出，得到現身和發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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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算，本書從研究問題的發想到初稿完成，耗費了七年的時間。在這段不算短的日子裡，我曾經多次就所處研究歷程的關注重點，以及當時對這個議題的思考方式，在不同的學術研討會中提出報告。希望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現場意見交流以拓展本書的思考面向，盡可能完備理論和經驗分析的觀點。走筆至此，我也相當慶幸，經過長時間醞釀和多次研討會反芻，許多最初自以為是的褊狹念頭逐漸獲得釐清，整個「廚房之舞」的問題意識也變得較為宏觀和周延。
最早是在2003年7月中國地理學會所舉辦的「全球化與在地化──人口、環境、資源與生態、觀光、旅遊」研討會中，我和淡江大學建築系的劉欣蓉老師及長庚大學工業設計系的翁註重老師，在「流動、排除、日常生活與地方」的子題議程當中，共同以〈從風險社會與日常生活看廚房、煮食與母職的建構〉、〈三房兩廳一米八：核心家庭空間建構之初探〉、〈從大灶到瓦斯爐：戰後台灣地區廚房科技發展簡史〉等三種不同的觀點切入，試圖從性別角色、住宅空間和廚房科技之間的關係，勾勒出當代台灣婦女在廚房家務處境上的初步輪廓。這個時候距離我母親去世已經三年，我尚未從悲慟的情緒中平復下來，但已經可以用比較寬廣的視野來審視廚房油煙和婦女肺癌背後複雜糾結的各種問題，而不是只拘泥在公寓廚房狹小的實體空間和停留在批判建築設計的性別盲目上面。這個時期也是我整個研究歷程當中耗時最久的摸索階段。經過這次研討會的洗禮，也確立了我要從多重面向的整合觀點切入廚房議題的基本立場。在多方思考廚房議題的同時，我也試圖為這個糾結複雜的課題尋找一個適當的理論觀點。經過不斷地摸索，陸續「發現」一些有關日常生活的論述觀點，和我對於廚房議題的關注與思考相當貼近。又因為我的人文地理學背景，以及從博士研究以來對都市狀態的持續關注，因此，在理論層次上我嘗試建立一個身體–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以作為考察與批判現代都市社會生活狀態的切入角度。
2005年1月在文化研究學會「眾生／眾身」的年度研討會上，我以〈從歸納–演繹到辯證轉繹：一些日常生活論述的筆記〉為題，發表有關上述整合觀點的初步發現，也奠定了本書以「日常生活地理學」為核心的理論基礎。在文章中我從現代都市社會中零碎、異化的個人日常生活處境出發，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的問題意識，並且進一步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觀點，探討以日常生活作為理論視野的可能性。藉由一些核心概念的陳述，例如從空間生產到日常生活再生產的三元辯證、自然態度和身體主體的生活世界、戰術操作的消費者生產、辯證轉繹的創意邏輯等，逐步描繪出「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輪廓。
在2006年4月我即將正式展開經驗研究的田野工作之前，特地以〈廚房之舞，台北故事：都市日常生活中的性別、空間與科技〉（Kitchen Drama, Taipei Stories : Cooking Gender, Space, and Technology in Everyday Urban Life）為題，前往芝加哥參加美國地理學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AAG）所舉辦的年度研討會。報告的內容主要是從理論文獻的觀點回顧西方學術界如何探討母職的性別角色和廚房家務工作之間的關係，分析他們如何批判英美住宅的「男造環境」蘊含的性別歧視和設計盲點，以及從現代廚房科技的演進和西方飲食的工業化發展，呈現出當代婦女在工作和家務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且藉由日常生活的現代性批判和身體空間的客體化關係，提出一個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架構，作為統合上述性別角色、住宅空間、家電科技與飲食文化的廚房視野。此外，為了配合當時即將展開的田野工作，在研討會中我也試著將相關的抽象概念轉化為具體的觀察對象，並以在成功國宅觀察到的初步資料，讓其他國家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地理學者，有機會從台灣公寓廚房獨特的生活環境以及台灣婦女廚房生活的家務工作處境，反覘西方住宅空間和廚房生活的各種問題。這個時期的最大收穫就是確立日常生活地理學作為一個「大理論」（grand theory）的宏觀性，確定它在概念上足以用社會空間生產和日常身體再生產之間的結構化歷程，來貫穿性別、空間、科技與文化之間的糾雜關係；同時，透過這些不同理論之間的對話和相關概念的操作化，也讓我更明確地鎖定一些經驗觀察的具體對象，進而揭開台灣公寓廚房系統結構和女性廚房生活處境之間的複雜關係和動態過程。
隨著正式田野工作和初步資料整理的完成，2007年6月我又以〈台北公寓廚房的生產與再生產：從政治經濟學到社會經濟學〉（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Apartment Kitchens in Taipei: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to the Social Economy）為題，參加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所舉辦的第二屆全球經濟地理學研討會（the Second Glob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Geography）。此行的最大目的是在會中提出結合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觀點以及當代台灣婦女廚房生活處境的社會議題，所碰撞出來的嶄新分析取徑──「身體–空間的社會經濟學」（the social economy of the body-space）。這個分析取徑的萌生，可以視為我的廚房研究在日常生活地理學之外的一大進展。我認為它具有兩項重大的意義。首先，「身體–空間的社會經濟學」的分析取徑讓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根基回歸到身體和空間的基本社會實體（social entities），以及二者之間的動態關係，使得原本相對侷限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得以延伸到整個社會科學的不同領域。其次，身體–空間的動態關係有效地彌補傳統政治經濟學分析重生產、輕消費，關懷人、卻不觸及生活的分析盲點。藉由奠基在身體–空間之上的日常生活地理學和社會經濟學的理論扣合，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後學科」（post-disciplinary）時代人文、自然與社會科學之間「反學科規訓」（anti-disciplinary）的整合潮流與實踐動力。
為了凸顯社會經濟學的重要性，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和向來倚重政治經濟學作為主要分析工具的經濟地理學者，直接對話；這樣的對話同時也是社會經濟學作為社會分析之關鍵取徑的最佳試金石。或許對於習慣處理區域經濟、全球發展等巨大空間尺度和國家政策、資本市場等強大結構力量的經濟地理學者而言，廚房空間和性別處境的議題太過細微（trivial）和軟弱（soft），因此並未發生如我所期待的「正面交鋒」的理論對話。不過，意外的收穫則是來自與會現場當中同樣具備華人背景的中國、新加坡學者，以及來自亞洲地區的印度、日本學者等，對於台灣公寓廚房和中式料理的熱烈回應，讓我警覺到「廚房之舞」的身體–空間社會經濟學議題，也是東方社會／亞洲文化對於西方現代文明沈默回應的重大歷史課題之一。
從北京回來之後，我開始進入密集的寫作階段。2007年3月本書草稿即將完成之際，我將書中的部份內容加以整理，以〈台北的婦女、煮食與公寓廚房：從政治經濟學到社會經濟學〉（Women, Cooking and the Apartment Kitchens in Taipei: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to the Social Economy）為題，到日本神戶學院大學參加第三屆亞洲全球研究學會（Asia Association for Global Studies, AAGS）的年度學術研討會，希望在本書完成之前有一個整體呈現的綜觀機會。由於大會的主題是「發展亞洲：過去、現在與未來」（Developing A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和本書所探究的當代台灣婦女廚房生活處境的性別家務歷程，相互呼應；這也是前一年在北京的全球經濟地理學研討會中的重要體認──應該從華人社會的區域與文化觀點，重新思考該如何改變當代台灣婦女廚房家務處境的可能性。
在神戶的研討會中，與會學者有三個有趣的回應，讓我覺得深受啟發。第一個回應是一位加拿大籍的文化人類學者，她認為探究當代婦女性別家務處境和整個現代公寓住宅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婦女如何利用各種方式來協商身體空間的社會鏈結，就人類學的角度而言，是一項深具意義的事情。她強調，這種著眼於當代社會和地方生活的「自家人類學」（anthropology at home），也是文化人類學近年來積極發展的主要方向之一。這樣的肯定，對我這些年來對廚房研究的投入，是一項很大的鼓舞。
其次，有兩位印尼學者提到，在印尼，靠近住宅外側的廚房不但是家中的公共空間，也是招待賓客和會見朋友的重要場所，所以他們非常「同情」台灣婦女狹小、封閉和孤立的廚房處境。從他們自身的文化經驗來看，他們也覺得高樓大廈的公寓廚房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對於同處亞洲區域，但是要設法從西方公寓廚房的空間框架中解放出來的台灣社會，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發性。它讓我們體認到，西方的現代文明未必是邁向美好家庭與和諧社會的唯一途徑；而且，現代化不只是原封不動地複製西方文明的內容和形式。更重要的是，必須掌握生活文化的基本內涵，並以此作為根本，善用西方的科技文明，那樣才有可能創造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現代文明。
第三個回應，是一位目前在日本任教，但是曾經在台灣待過一年多的美國學者所提出的問題。最巧的是，她剛到台北的時候，就是和朋友合租一間位於成功國宅（也就是我的研究案例）的公寓，所以她可以深刻體會台灣公寓廚房的狹小、封閉和孤立。但是，她更關心除了理論批判和實證分析之外，對於公寓廚房的問題，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解決對策？是開放廚房的住宅空間重整，社區餐廳與合作食堂的公共服務，還是結合辦公室與家庭的「公家」（office-home）方案？這個問題引起了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我相信同樣的問題，必然也是許多讀者心中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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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住宅空間和家庭生活一直被視為政治與經濟難以干涉的私人領域，女性的無給家務工作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性別分工。不過，這樣的假設因為廚房油煙和婦女肺癌的生活風險，暴露出現代性的共同危機：環境問題的最初根源和最終後果都必須追溯和回歸到日常生活的具體脈絡，從社會永續和環境永續的再生產關係中加以探求。這也是「風險社會」（risk society）和「反身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的基本精神。換言之，潛藏在現代社會與生活環境中的身體–空間異化，包括廚房油煙和女性肺癌背後的一連串問題，是亟待社會關注和國家介入的公共議題。
因此，我試圖透過「廚房稜鏡」的理論／經驗界面來梳理廚房空間的脈絡性（contextuality）和還原廚房生活的動態性（dynamism），亦即將公寓廚房視為「埋藏」（embed）多重社會關係的「活現空間」（lived spaces），並將婦女的廚房生活視為「體現」（embody）性別化家務處境的「活歷身體」（lived bodies）。那麼我們就可以清楚地勾勒出構成「家庭毒氣室」生產與再生產的結構化歷程，包括公寓廚房空間生產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以及婦女廚房生活再生產的社會經濟過程。也因為找出這些現代居家風險的結構縫隙和生活皺褶，我們就有可能鬆動公寓廚房的「家務牢籠」和改變婦女煮食家務的「生活徒刑」，進而建構出讓所有家庭類型／成員都覺得自在、安居的「生活廚房」（the living kitchen for all）。
有鑑於台灣住宅的現代化歷程是源自西方集合住宅的規劃理念和營造技術，而當代台灣婦女的家務處境又和西方自工業革命以降的工業生產模式及核心家庭的社會性別分工，息息相關，所以，在文獻回顧部份我特別著重於西方社會在住宅現代化和家庭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如何形塑出女性主義學者口中所描述的「男造居家環境」（‘man-made’dwelling environment）和「女性家務處境」（woman-lived domestic situation），尤其針對（一）女性在家務工作中的性別角色，（二）以男性和男性觀點為主的住宅設計歧視，（三）廚房與家電科技所帶來的「家庭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home），以及（四）從家庭廚房到工廠廚房的飲食工業化（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uisine）趨勢等面向，逐一探討造成現代「男造居家環境／女性家務處境」的歷史社會根源，並以此作為進一步考察台灣當代公寓住宅環境和女性家務生活處境的理論脈絡。
然而，只專注在概念化西方現代住宅與性別家務的結構特性──亦即聚焦在工業資本主義造成產業生產空間和家庭消費空間的時空分離，以及隨之而來的「分離領域」（separate spheres）概念和「女性本分」（woman’s sphere）迷思──雖然有助於我們掌握國家和產業在形塑現代「家庭毒氣室」的政治經濟學脈絡，卻忽略了一個沈默無聲的事實：個別家庭和單一婦女獨特與零散的因應策略，也在不斷地鬆動和化解這些框限婦女生命與廚房生活的結構性力量。如果沒有這些個人和「臺面下」的因應之道，婦女們所受到的身心煎熬可能不只數倍於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家庭毒氣室」，而這正是從身體空間和使用過程出發的社會經濟學觀點重要之處。它不是為了反駁空間結構的政治經濟學觀點所投靠的微觀行動論點。相反地，它是為了完備空間生產／社會再生產的理論脈絡與妥適連結社會問題的根源與後果所發展出來的動態觀點。換言之，唯有結合公寓廚房空間生產的政治經濟病理學分析和女性身體再生產的社會經濟生理學分析，我們才能從公寓廚房的「家庭毒氣室」重新出發，解除纏繞在台灣婦女身上的家務宿命，進而打造出兩性皆能自主且自在的家庭生活空間。
為了闡述上述男造居家環境和女性家務處境之間的廚房生活危機，但是又礙於基礎理論的不夠完備，於是我在書中試圖另外建構一個「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架構，從身體／空間的客體化關係／主體化過程（objectivation/subjectivation）、生產和再生產的動態連結，以及結構和行動的雙元性關係（duality of structure and agency），提出一個社會空間生產／日常身體再生產的雙三元辯證（double-trialectics），用以探究公寓廚房的「男造」空間生產過程，以及婦女在異化的廚房處境之下用身體再現和縫合的「女用」空間。而日常生活地理學所揭櫫的「身體–空間」視野，包括「身處空間」（body-in-space）和「身為空間」（body-as-space）的主、客體關係及結構、行動鏈結，也開啟了一個微地理學的宏觀尺度。
在社會空間生產的辯證批判上面，我主要是延續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社會學家昂西．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對資本主義社會空間生產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路線，建構出我們身處「男造」居家空間的病理學分析。透過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s）、空間表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代表性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所交織出來的「活現空間」，亦即「空間性」（spatiality）的三元辯證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代表台灣當代都市住宅型態的公寓廚房是如何生產出來的。不過，空間生產的政治經濟病理學分析只能說明「身處空間」的結構特性及其背後的意識型態，卻不足以解釋「身為空間」（body-as-space）的形構力量，包括個人的主體性、能動性，以及不同個人和不同生活構面之間彼此牽連所產生的空間修補作用。這種「空間利用」（appropriation of space）的實踐力量，當它與「空間生產」的空間實踐和空間表述相互呼應時，將會強化與擴大既有空間組構的結構特性。然而，如果建築在日常生活和「身為空間」基礎之上的「空間利用」和當下的空間實踐和空間表述相互扞格時，情節輕微時是以調適心情、改變行為和局部調整空間來做修補；情況嚴重的話，無數個別行動所累積和匯聚的群體力量有可能因此阻斷和顛覆既有「空間生產」的常規模式。換言之，空間結構本身並非單純的物體特性而已，而是社會關係的總成：「活現空間」是同時涉及空間生產和身體再生產的情境體現過程／結果。
為了掌握「身為空間」和「空間利用」的再生產性，我在日常生活實踐的辯證批判上則是提出身體再生產的社會經濟學論點：從身體出發，以使用為依歸的「女用」居家空間生理學分析。透過重大住宅決策的生命戰略（life strategies）、例行反覆的當下身體戰鬥（live body combats）和居間協調因應的生活戰術（living tactics）三者共同體現的「活歷身體」，亦即「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三元辯證關係，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在「男造」居家環境下所體現的日常身體處境／生活情境／生命意境。這樣的動態連結正是空間生產的「活現空間」得以活靈活現的關鍵環節，卻也是傳統政治經濟學疏於關照的社會經濟面向。換言之，社會經濟學的重要性是奠基在「活歷身體」之上的「人性尺度」（the human scale），以及因此牽引出來的各種「制度網絡」（institutional webs），而這正是社會科學作為一門「人性科學」（the human science）的基本前提。
有了「活現空間」的政治經濟學和「活歷身體」的社會經濟學所共構而成的日常生活地理學，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檢視台灣在戰後迄今短短的五、六十年間，逐步生產出公寓廚房的「家庭毒氣室」，同時也可以深入了解當代婦女如何善用各種生活智慧，設法化解這些令人窒息甚至致命的廚房家務處境。不過，日常生活地理學所揭櫫的「活現空間」和「活歷身體」等概念，畢竟是比較抽象的理論觀點，未必適合用來直接分析經驗世界的真實現象。所以，本書又進一步從日常生活地理學的方法論啟發出發，結合前述性別角色、住宅空間、廚房科技和飲食文化等廚房生活的理論脈絡／經驗內涵，發展出「廚房劇場」（the kitchen drama）的分析架構，並提列出舞台／背景、佈景／道具、演員／角色、故事／劇本等戲劇元素，作為連結理論觀點和經驗現象的敘事架構。同時，我也特別選定位於台北市區的成功國宅社區作為經驗研究的對象。透過密集的田野觀察、投信、問卷和深入訪談，我們蒐集了許多公寓廚房的生活故事，作為打破「家庭毒氣室」秘辛的敲門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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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戰後台灣家庭與都市住宅的現代化過程，會發現包括傳統農村三合院的大家庭生活、現代初期長形街屋和店舖公寓的住商混合，以及「半公社」性質的軍公教眷村和宿舍，其實都具有結合工作與家庭的整合特性，同時也顯現出日常生活多元、混雜的整體性，絕對有別於西方集合住宅在時間和空間尺度上遠離生產工作的「分離領域」思維，因而蘊藏著為家庭與住宅現代化另辟蹊徑的無限潛力。然而，或許是承襲自清末民初以來對於西方文明的懾服，以及國共內戰失敗後退守台灣的信心危機，總之，戰後台灣選擇了一條追隨西方發展模式的現代化道路：以工業資本主義的經濟現代化、核心家庭的人口現代化，以及公寓國宅的住宅現代化，作為台灣現代化的主要途徑。在這樣的政經結構和社會氛圍之下，原本在家庭中就處於弱勢地位的台灣婦女非但沒有因此跳脫傳統農業社會和東方家庭文化裡的性別窠臼，反而因為公寓住宅的空間結構和熱食／快炒的飲食需求，被迫面對台灣經濟、家庭與住宅現代化歷程中各時期最嚴峻的家務挑戰。
從1960年代開始，台灣的人口明顯朝向都市集中，也開啟了公寓集合住宅發展的序幕。隨著都市人口的增加、土地成本的高漲和營建技術的提升，都市地區的住宅越蓋越密，也越蓋越高。不過，限於資金和技術，這個時期的公寓住宅還是以五樓以下的樓梯公寓為主。1970年代中期之後，政府確立了廣建國民住宅的政策目標，加上節制生育和核心家庭的人口政策，以及隨著經濟成長吸引更多的農村青壯人口到都市落地生根，公寓住宅興建的規模和數量，開始進入躍升的階段。1980年代之後，公寓住宅更朝向電梯大樓和社區化的方向發展。除了政府興建的國民住宅之外，民間的建築業者更是在建設公司和代銷公司所聯手打造的預售屋制度下，掀起一波波搶建和搶購的熱潮。這樣的房地產趨勢在1980年代後期到達最高點：政府解除外匯管制並採取浮動匯率造成熱絡的證券市場，進而帶動房地產的投資／投機，使得房價不斷向上攀升，讓真正有住宅需求的薪資家庭負擔不起，造成想買的買不起，想賣又賣不掉的市場窘境。1990年代之後，由於都市土地的稀有性導致房屋成本過高，以及房地產市場的投資／投機特性，房價依然居高不下，於是房地產市場逐漸轉向數量龐大的中古屋市場，進入住宅流通的飽和階段。
從戰後迄今的五、六十年間，公寓住宅幾乎完全取代合院、街屋和眷舍，成為台灣最重要的都市住宅地景。由於發展的速度太快，興建的規模太大，這種大量營造，量產量販的公寓住宅造就出非常呆板、單調的居住環境。不僅外觀相似度極高，內部格局更是如出一轍：以三房兩廳為主，區隔客廳、飯廳和廚房（L-D-K）的「標準平面」。這種標準化的住宅單元只適合人口簡單、生活單純的核心小家庭，卻難以滿足不同家庭類型、不同家庭生命週期階段，以及特殊家庭處境的多樣化需求。再者，在「標準平面」的空間安排下，廚房的面積比起客廳、飯廳、臥房甚至浴廁等其他室內空間的面積，顯得特別狹促和封閉；這使得煮食工作更順理成章地繼續成為婦女必須單獨面對的家務負擔，即使大多數的婦女早已和男性一樣出外工作賺錢。
在必須兼顧工作與家務和公寓廚房的生活現實與時空壓力下，台灣婦女也發展出一套因應、協商的生活智慧：大至影響全家生活範疇和路徑的購屋決策與住宅空間的調整改造，小到廚具設備的擺放位置和烹調飲食的操作方式，甚至重新啟動母女和婆媳之間的家務合作關係，以及善用各種加工食品、熟食和外食的替代方案，也因而再現和挪移了既有公寓住宅和女性身體的生活關係。這個以女性身體為軸心和以家務操作為半徑的社會再生產過程，不僅突破和修補了戰後國家住宅政策和民間住宅市場所設定的廚房生活框架，同時也展現出當代台灣婦女柔韌和堅強的生命意境：它讓威脅婦女身心健康的性別家務處境透過不同「身體–空間」關係的縮放和挪移，轉化為各種居家情境的「生活蒙太奇」。這些做法雖然未能完全化解「家庭毒氣室」的風險，卻也大幅超越公寓廚房所宣判的婦女命運。
其中有些婦女幸運地暫時躲過「家庭毒氣室」的荼毒，有些不幸在奮鬥的過程中罹患了致命的肺癌；但是，這些在台灣住宅現代化歷程中默默奉獻、犧牲的妻子與母親們，永遠是令我們感激與敬佩的摯愛親人。尤其是這群在二戰前後出生，現年七十歲上下的台灣婦女，更是值得記述與稱頌的「生活鬥士」。她們在年幼時見證了1930、1940年代養女／童養媳世代重男輕女的差別待遇和戰亂時期的物質匱乏，甚至還承擔了殖民時期被統治者的族群不平等地位；年輕時歷經了1950和1960年代家庭主婦困頓、孤立的「無名難題」；中年時又體驗到1970和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時職業婦女在家庭和工作兩頭奔波的「協商難題」。到了可以退休、頤養天年的1990年代之後，她們又在兒女和孫子輩的親情壓力之下，由「老媽」變身為「老媽子」，一肩扛起兩家三代的家務工作。她們的生活故事，尤其是圍繞在煮食家務的廚房生活和身心處境，訴說著台灣當代婦女如何在國家、產業與社會共同形構的父權家庭和男造環境下，善用時間、空間、器物、身體和事件的各種結構縫隙和生活皺褶，再現出一個女性修補的「母體環境」（matrix）。我認為，這個在「男造環境」與現實生活當中被壓擠、變形，但是不斷轉進、突圍的「母體環境」，才是充分展現「人性尺度」和「制度網絡」關係的生活空間。或許，這個由女性活歷身體所體現的生活空間才是名符其實的「好」空間。
當全球經濟陷入連鎖金融風暴，台灣政治與社會氣氛正值低迷，同時婦女運動在理論和行動上似乎也遭遇到瓶頸的此時此刻，我們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如何將女性對於居家生活的「身體協商」和「空間修補」變成空間規劃和建築設計的基本前提，進而從身體–空間的基本向度連結到家庭、社區、城市、區域等不同的空間尺度和社會關係，甚至連結到整個自然環境的大地之母，以修補「男造環境」所造成的身心異化和生活風險。要成功地啟動此一有如女媧補天般的「社會與人性工程」（Social and Human Engineering, SHE），必須在觀念上和行動上先從自我和兩性的身體關係出發，以家庭生活和住宅環境的營造和維護作為協商、整合的平台。除了透過融入性別意識的「好住宅」和「好家政」運動加以推廣、發揚之外，我們也應將此一涉及「身體政治」的敏感議題提升到國會政治改革的層次，給予佔總人口半數的女性在所有立法上應有的代表性，讓女性關懷、維護、協商、合作的思維模式能夠逐步消弭過去父權價值和男造環境所造成的異化處境。那麼，美國當代婦女運動先驅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所預言的婦女運動的「第二階段」──以家作為協商領域的「性別角色革命」，以及女性主義建築暨規劃學者桃樂絲．海頓（Dolores Hayden）所提倡的「偉大家務革命」（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重新整合住家、工作與家庭生活，才有可能逐步落實在日常的居家生活當中。然後，要解除「家庭毒氣室」的女性魔咒，找回自在、安居的「身體–空間」，也是指日可待的必然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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