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新聞業 在新聞內容中性化、新聞業務自主化和新聞運營產業化三方面都取得顯著進步。新聞報導從一個單純的國家宣傳機器，逐步發展為一個繁榮的傳媒產業。新聞記者的自主報導空間越來越大，國家已經很少介入新聞機構的一般性報導活動，甚至鼓勵新聞業積極從事包括批評性報導在內的輿論監督活動。進入21世紀後，中國傳媒的娛樂內容明顯增加，甚至在最主流的報紙、雜誌和電視上也充斥了大量以「法制」、「教育」面目出現的中性社會新聞。大眾也樂於看到越來越多樣化、非意識形態導向的新聞產品。作為娛樂消費的重要對象和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媒介已經深深嵌入到國家日常活動與大眾生活當中。
但顯而易見，中國新聞業雖然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仍始終呈現出國家力量一元獨大的強勢局面。在政治特性上，它依然屬於國家宣傳機器，依然被國家強有力地掌握——國家牢牢地操縱著大眾輿論，新聞界日益自覺地為國家服務，甚至有學者將其稱為「黨的公關公司」（He，1998）。根據學者們（潘忠黨、陳韜文，2006；郭鎮之，1999；孫五三，2003）的調查，記者們雖然不認同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但新聞專業主義、「同人辦報」卻也沒有建立，中國的新聞記者處於一個職業倫理的真空狀態。在產業運營方面，儘管主流傳播理論認為政治宣傳對公眾不會有吸引力，但恰恰是以往不受歡迎的政治宣傳反而成為中國電視新聞業收視率最高、最掙錢的支柱性部類。根據對中央電視臺1990年以來的收入結構調查（楊曉民、周翼虎：306-307，1999），中國新聞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持續繁榮的直接原因是與政治性相關的新聞報導帶來的廣告收入。種種現象表明，中國新聞媒體雖然經濟上日益獨立，但對國家的政治依賴性反而更強。中國新聞業推陳出新的新型政治宣傳，改變了以往的傳媒理論的預測，產生了以下與主流理論相悖的不解之謎。
（1）國家對新聞記者越軌行為的懲戒方式越來越寬鬆，但對輿論的調控能力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增強。例如在「非典」時期、伊拉克戰爭時期、全國大學生反美遊行時，以及處理各類重大事件和社會熱點時，國家都顯示了超凡的輿論調控能力。在新聞產業規模急劇擴張、市場力量日益強大的環境下，國家對新聞業一元化、集權化的領導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日益加強。
（2）30年來，在國家對新聞嚴密控制的背景下，儘管記者各類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打擦邊球」話語挑戰策略幾乎無處不在，但是從整體上看整個新聞業卻沒有像西方學者所預測的那樣越來越走向反抗，相反記者卻日益自覺地為國家服務，「幫忙不添亂，鼓勁不洩氣」的大局意識、陣地意識已經越來越內化為記者的職業自覺。按照一般觀點，國家對新聞的管制即使不激發新聞記者的反抗，也至少會導致從業人員積極性下降，但在實際觀察中他們的積極性反而上升。以筆者的從業經歷看，中國電視新聞記者是中國最疲勞的職業群體之一，平均每天至少工作10個小時以上，經常達到14甚至15個小時。
（3）按照新自由主義邏輯，政府對新聞業的所有權管制和內容管制會導致產業經濟效益下降。但是事實上中國新聞業競爭反而越來越激烈，效益越來越上升，從全額財政撥款轉變成向國家納稅的重要財源。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新聞傳媒業迅猛成長為每年超過1000億元的產業，利稅超過煙草業，一躍成為中國第四大利稅行業 。以非贏利事業單位中央電視臺為例，2002年中央電視臺向國家上繳利稅12億元，2006年位居北京地區納稅單位排行榜首位，屬於全國聞名的利稅大戶。
（4）按照新聞學原理，被管制的新聞報導將難以為百姓所喜聞樂見，但事實是新聞產品目前越來越多樣化，群眾看到的產品數量和質量都明顯提高。截止到2005年，中國一共有2381家報紙，9000種期刊，3000多個電視頻道，2301個廣播頻率，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傳媒大國 。
從以上事實看，中國新聞改革離政府的滿意目標最近，與飽受詬議的教育、醫療改革相比，似乎是最為成功的公共部門改革；卻與新自由主義、管制理論、新聞傳播理論和社會運動理論等現有主流思潮的基本邏輯相去甚遠。
傳統西方觀點認為，嚴密的政治控制是中國新聞業的致命傷。嚴密的政治控制與上升的成本一直是中國政府的兩難選擇。首先，宣傳是保持政治控制的基本工具，政府必須盡可能擴大宣傳規模、增加宣傳力度，將全民牢固置於其宣傳的資訊鳥籠之中。這種宣傳事業擴張需要雄厚財力才能維持。但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財政匱乏，無法為宣傳事業擴張提供有效的經費保障，只能通過從市場上獲取額外的收入來養活日益龐大的新聞業。由於中國新聞業不具備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所認為的「客觀性」，民眾沒有興趣去看「假」新聞，因此，中國新聞業將既不能從市場上得到類似西方商業電視臺的廣告回報，也不能從國家那裏得到有力的財政支持，這種無藥可救的經濟危機將使中國新聞業陷入絕境。國家引入市場經濟發展出一個規模越來越大的新聞產業後，隨著新聞記者「打擦邊球」活動的日益活躍，國家將因為海量資訊的不斷湧入下而失去對政權的控制 。
根據以上邏輯，在嚴密的政治控制和市場經濟改革的雙重作用下，中國新聞業的結果只有一個：既是失敗的宣傳，又是失敗的經濟。
這就造成了理論上非常困惑的問題：為什麼新聞記者在微觀層面獲得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大，國家在宏觀上輿論調控能力反而愈發強勁？為什麼新聞記者一邊抱怨過度的行政管制，一邊卻越來越主動接受國家指揮的主旋律大合唱？為什麼在西方傳播學中屬於貶義的「宣傳」活動，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能獲得如此豐厚的經濟效益？為什麼國家一直強有力地保持輿論控制，公眾還能享受到如此多樣性的新聞資訊？是什麼機制使中國新聞業在政治控制、職業操守與商業利益這三個貌似不相容的體制性矛盾中發展出一個繁榮的傳媒產業？
本書將以新聞業與國家圍繞業務自主權展開的體制內博弈為主線，描述中國新聞業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演化路徑，並對上述四個相互衝突的特徵做一個統一解釋。由於長期的保密制度和新聞政策，一般人難以理解隱藏在中國新聞業高速發展現象背後推動體制變革的力量。本書認為，核心機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權力與新聞專業力量長達30年的意志博弈的延續、深化和演進。中國新聞業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這場變革早在30年前就已經開始，迄今遠未結束，以上列舉的新聞業發展之謎都與這場深刻的變革密切關聯。下面，本書將進一步闡述這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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