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寫了《中國無法偉大的50個理由》而無法踏上中國土地的兩個西方人卡爾•拉克魯瓦和大衛•馬里奧特，這次的想法是：如果有機會在陰間採訪到毛澤東，那麼毛澤東會怎麼看待他自己的歷史地位？他又會對現在的中國提出什麼樣的批評與建議？如果也能採訪到那些因為中國共產黨而枉死的幽魂，不妨聽聽他們是怎麼看待毛澤東的？反正人都死了，反而更能夠暢所欲言吧？
以下摘錄毛主席採訪稿的第一段〈人死後會想起生前所有的失敗和錯誤〉，一九二八年被共產黨處死的國民黨籍江西省寧岡縣縣長張開陽的獨白，以及假如毛澤東為自己作傳〈我偉大的一生〉，他會怎麼為自己辯白。
〈人死後會想起生前所有的失敗和錯誤〉
他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張鋪了軟墊的綠色大扶手椅上，面對一扇大凸窗，房間裡的蕾絲窗簾掩上，但陽光仍在房裡添了些許暖意，兩張無扶手的座椅擺在他的左手邊。
他看上去就像六十、六十五歲時的模樣，熟悉的額前禿，一頭黑髮梳得整齊光亮，身穿白色襯衫和藍色的中號寬鬆長褲，沒打領帶，看起來心平氣和。
我們坐下來，有點緊張不安，堆著緊繃的微笑等著他開口，最後他終於發出穩健、柔和但氣勢十足的聲音……
毛：我是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
我不是神。不能算是個神，除了對中國人民以外。中國人民希望我當他們的神，所以很久以前我接受了人民對我的期望，畢竟與其死後才得以見到至高無上的存在，不如給人民一個神的人間代言人。
我來告訴兩位我對神的定義。
神應該具備三種能力。第一要能賦予生命。第二要能延續、延長生命，給予人食物、工作以及生命的意義。第三要能結束生命。
我認為真正的神必須具備這三種能力，而我，並不是真正的神，我只具備其中兩種能力。我可以延長一名同志的生命，給他住、給他吃、給他醫療照顧，保護他免受最近的政治紛擾。我也可以結束生命。
史書上當然早就記載了我這方面的能力，想當年我的權力達到顛峰的時候，一彈指就能要一個人的命。
生前，我就是中國人民的上帝，三分之二個上帝。但倘若我具有第三種能力，會不會少犯點錯？少點人死去呢？
你們看，中國現今已經有十三億人口，所以我不是個百分之百的上帝，對中國一點妨礙也沒有。
當然神要能掌握大權、施展大權。或者剛好相反：掌握大權能夠讓人變成神？
中國人民應該感謝我和黨讓他們變成無神論者。
無神論很好。我向中國人民證明了一件事：選擇我當他們唯一的神，最起碼會有一張中國人的臉陪伴他們到死後的世界。
問：選擇你？
毛：沒錯。他們可以選擇我或選擇死亡，死了之後，他們就可以見到自己的上帝。很多人選擇死亡這條路，我也無可奈何。
身為一個擁有至高權力的神，不管是類神、半神或假神，我都很照顧中國人民。
他緩緩轉過頭，詰問似地看著我們，或許是在等我們點頭表示認可。
我們問他，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你對會上的一些人說：「以便我見上帝的時候……」你還記得嗎？你後來見到上帝了沒？
毛：人死後會想起生前所有的失敗和錯誤。事實上，我見到很多神，各大宗教的神都有。我問西方的神，就是基督教的那個神，我問他為什麼大家要因為算在我頭上的人命而對我大加撻伐？
我問他，他是否曾經任由一名男孩在湖面結成的薄冰上溜冰，然後不慎掉進湖裡活活淹死？他說有。
我問他是否曾經眼睜睜看著一個小孩在房子裡被大火燒死？他說有。
我問他是否曾經讓一個新生兒呱呱墜地，卻因為沒有一個好母親照顧他而夭折？他也說有。
聽了他的答案，我就跟那個偉大的基督教上帝說，這些事我都沒做過，但如果他都做過了，那麼他肯定是個比我還糟糕的神。
基督教上帝接著說，是嗎？他說他從來沒有從這些孩子的死得到任何東西，什麼好處、利益或個人收穫都沒有。
他反問我，那麼我從算在我頭上的那些人命得到了什麼？
我老實回答他，我得到了權力、榮耀和名聲，這當然是我的個人看法。基督教上帝說我們的不同就在這兒，他什麼都沒得到，而我呢，卻得到了……領導權。你看看，好神、壞神，差別就在這兒！
毛哈哈大笑，然後話鋒一轉，回到我們原先問他的問題。
毛：沒有，當然沒有！我沒見到上帝。我又不信神，何必呢？
如果我是中國人民的神，卻還去跟其他神請益，那要中國人民的臉往哪兒擺，就算那些神想找我攀談也免談。
就因為中國人不信神，現在才有機會躍升為世界第一大國，他們用不著浪費感情心力去相信別的，只要相信黨就夠了。
美國人、英國人甚至日本人要同時把心力分給神和金錢，但現今的中國人只要專注在金錢上就行了，所以我們國家才會突飛猛進、一日千里。
問：你怎麼看待法輪功這類團體？還有很多地下教會或地下寺院？
毛：法輪功是反馬克思主義者，這些人不走也不想走馬列主義的道路，轉而追求其他政治策略來彌補自己心智上的脆弱。法輪功的出現正好對西方媒體的胃口，西方世界的新聞記者以為法輪功是一種要求信仰自由的呼聲，但是眼睛雪亮的中國人早就看清，法輪功不過是在經濟上敗給真正的共產主義的輸家。
要怎麼證明我對西方媒體的觀察是對的？想想上一次你在紐約時報也好時代雜誌也罷，看到法輪功的報導是什麼時候的事？法輪功早就遠離西方媒體的矚目範圍了。
地下教會打破了中國人民的律法，有些反叛分子想竊占黨的領導地位——讓西方的白人上帝統治中國是嗎？警察有責任掃蕩這些散播個人救贖思想的人。
個人救贖完全是西方人的玩意兒，中國共產黨相信的是全人類的救贖。上帝拯救個人，黨拯救全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神。
沒想到毛主席跟我們的對談竟然從上帝拉開序幕。談話至此，我們都感覺到第一場訪談差不多到了尾聲。雖然繼續追問毛主席對上帝的看法也並無不可，但我們都覺得該讓他自己說，讓他指定想談的話題。
我們有很多問題想問毛主席，但也有其他人想說說話，談談他們因為毛澤東而轉變的人生，比方張開陽。
〈張開陽的獨白〉
張開陽是江西省寧岡縣的縣長，早期生平鮮為人知。縣長一般由國民黨的省級高官選派，工作包括治理地方事務、指派地方官，當然還有處理糾紛。
公開處死被俘的張開陽，不僅能滿足毛的權力慾，還能向支持者證明他說話算話。
一九二八年二月，毛第一次指揮作戰就攻下寧岡縣。之後毛差人把縣長張開陽押來，把他綁在木樁上，眾人手拿梭鏢一刀接一刀把張捅死，毛在旁觀看行刑的過程。
張開陽：停火之後有人來辦公室把我押過去，當時我就猜到，我會成為毛成功攻下寧岡的祭品。我從沒見過毛澤東本人，也沒看過他的照片。我們這裡有幾個士兵說見過他，還描述過他的長相，晚上也會圍著篝火講他的事蹟。
衣衫襤褸的革命黨人把我拖到木樁前的時候，我看見一個男人站在那裡，我想那應該就是毛澤東。他身上的制服乾乾淨淨，額頭上一滴汗也沒有。
我看著他的眼睛，心想著他會不會轉頭看我，但他沒有看我，也許是沒辦法，所以我想他應該不是要殺我的人。
我看見一根木樁立在一片空地上，好幾百個縣民站在那裡，我認得其中一些面孔，以前在會議上講話時看過。
大多人低著眼睛，別過臉，我不怪他們。毛的軍隊手法殘酷，或許會叫全縣的人都來看我受刑。
他們把我的手綁在木樁上時，我就覺得腳濕濕的，低頭一看，原來泥土早就泡在血泊裡，有人先我一步走了。我不知道是誰，或許是某個大人物，或許只是某個被抓來練習行刑的無名小卒。
時值年初，當時天空一片清澈，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陽光。
我在辦公室被捕之後就跟太太小孩失去了聯繫。我在人群中尋找他們但到處不見他們的人影，有一刻我閉上眼睛，只有那一次，他們出現在我的眼前。
我看見士兵走過來，揮舞著手上的梭鏢，那是一種鋒利的雙面刃，插在長矛上固定。
大約一年前，毛才在呈給上海的考察報告上寫道，這種梭鏢是「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刀器。他說的沒錯。現在我懂了，原來毛對處決犯人所使用的刑具和那對犯人帶來痛苦，存有某程度的執迷。
我的胸口喘個不停，眼睛一定瞪得很大，眼神一定很可怕。我又看往毛的方向，我知道只有他能下達最後的命令。
我看見毛把頭一點，示意士兵開始行刑，接著我看見了一件奇怪的事：毛揚起頭，下巴抬高，表情簡直像高高在上的帝王。
他直接下達指令將我處死，而且以此為樂。
第一刀其實就快要了我的命，之後好幾刀我完全沒有感覺。這一次我的頭頂跟腳底一樣，沾滿了鮮血——我自己的血。
剩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的思緒轉到了毛的身上。我最後一次轉頭看他，心裡想：這個人會是中國的未來嗎？
然後我就斷了氣。
◎早年生活
我在一八九三年出生於湖南省韶山沖的農家。雖然是農家，但經濟情況比附近很多人家好，所以童年相對也過得比較輕鬆愜意，不像中國幾百萬貧農那樣經常餓肚子、從事辛苦的體力勞動。
但我的童年也不是完全無風無浪。我常跟家父爭吵，我父親是個暴君，個性凶悍。有一次他想打我，我跑了開，他追著我繞著池塘跑，罵我是個不孝子。我回他：惡父底下無孝子，他聽了之後更加生氣。我似乎很擅長激怒別人。
或許我父親是要訓練我在精神上習慣孤獨。也就是說，他在我身上看到的特質讓他覺得他應該把我教育成一個獨來獨往的人，或是接受有朝一日我必須獨自一個人……站上最高峰。除此之外，誰能他說不是個惡父？除了我以外。
八歲時我開始接受傳統教育，接觸中國古典文學並愛上了中國經典，終其一生我都對中國古典文化保持高度興趣。事實上，我希望世人都還記得我是個傑出的詩人。
早年我跟大多年輕人一樣，摸索著自己未來的方向。我換過不少學校，到哪裡好像都在反抗權威，不管是父親或私塾老師代表的權威，在我眼裡，那些大人多半都眼光短淺、缺乏遠見。
有件事我很確定，我這一生就是對唯一威權的無止盡追尋。成為中國領導人之後，我讓那些曾經踩在我頭上的人付出了代價，從此過著無比悲慘的生活。
我秉持的原則就是……「己所不欲，要施於人」。有些研究社會行為的專家說這不過是偽善，但一點偽善對中國文化是有益的，就好比連我也認為我們應該在發揚中醫的文化，儘管我個人不相信中醫也不吃中藥。總之，掌握了權力，你就能隨心所欲。
我讀的學校中有一間採西方教育，雖然只待了幾個月，但我在那裡接觸到的新知識卻漸漸改變了我的世界觀，那是我很重要的一段發展階段。
後來我搬到長沙，在另一所學校又讀了幾個月書。那些年我博覽群書，在公立圖書館狼吞虎嚥讀了很多西方名著譯本。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那些有關革命和反抗的著作讓我讚嘆不已。
所以當時我也開始提筆寫作，寫下我要如何改變中國的構想。「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我在紙上寫下這些雄心壯志。這雖然只是一個年輕人發的豪語，但後來我終於統一中國之後，對中國社會造成的毀滅和破壞程度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前所未有。我認為這背後有其正當的理由。
我承認我寫下的某些構想太過火，太誇張，比方建議一舉燒毀唐宋以降的詩文。
在長沙完成學業後我搬到北京，在一間圖書館工作，但很快又返回長沙擔任《湘江評論》的編輯。
我利用這本雜誌鼓吹自己的激進思想，也因為如此，雜誌才出四期就被湖南省的軍閥查封，之後我開始替另一份激進的報紙撰文——我總會找到自己的發聲管道。
像我這樣積極投入政治的人在當時並不少見。當時全中國陷入動亂，清朝於一九一一年滅亡，結束了兩千年來的帝王統治。孫逸仙等人試圖為國家擘畫出一個和諧一致的目標，曾有一段時期，中國在政治上似乎達到了新的穩定局面，只是沒有維持太久，之後軍閥割據，權力傾軋，中國社會持續動盪不安。
◎中國共產黨
俄國行動派在一九二○年成立中國共產黨。【註29】其實我並不是創建人之一，雖然大部分中國人仍然說我是。不過我確實在一九二一年參加了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民間流傳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日期，其實只是為了製造我從一開始就參與創黨事業的假象。讓人民有可以相信的神話也是好的。
我參與了一大，卻錯過了二大，幸好趕上三大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但後來四大又落選。我猜奇數大概跟我的八字比較合。
我在長沙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並開始召集組員，最早加入的都是好友或家人，但其實我對傳播共產主義思想並沒有那麼熱中。
◎蘇聯母親
中國共產黨的核心目標之一是消滅中國的外患，但早期的中共基本上只是蘇共的工具。莫斯科當局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跟國民黨結盟，許多中國革命派都對此相當不滿。
但不包括我。我很清楚莫斯科是權力——也是金錢——的所在地，所以我欣然接受了蘇聯要我們加入國民黨的指示。
幾十年後，等中共統治全中國，很多曾跟國民黨牽扯不清的人都可想而知地遭到迫害，但我跟國民黨的關係卻從來沒有浮上檯面——這也是權力帶來的好處之一。
◎製造恐慌
一九二六年我到湖南省旅行，隔年我根據此行的觀察寫了一份報告。坦白說，我認為有必要在鄉下各個地區製造恐慌，不然很難壓住反革命派在鄉野發起的運動或推翻土豪的勢力。
藉由殺害地主階級在鄉下地區散播恐慌的方法果然奏效。打倒土豪劣紳在整個地區獲得迴響，在消滅封建制度餘毒方面成效驚人。壓制反動派的唯一有效方法，果然是要起碼消滅少部分罪大惡極的人。怎麼樣才算「罪大惡極」？只要掌握了權力，就由你來決定。
我號召農民以長矛大刀武裝自己，特別強調那些土豪劣紳看了長矛大刀都要發抖。湖南的革命指揮隊伍要每個農民無論老幼都要持長矛，但對其使用方法並不加以限制。
只要看到農民手中揮舞的長矛刀尖就會害怕的人，骨子裡都是個懦夫。土豪劣紳害怕長矛，真正的革命派不會。我猜這是我們「與人民同在」的一刻——以美國人的標準來說，就是可以「合法擁有槍械」的時刻。
恐慌不該只限用於特定階級，它應該是可以用來控制整個國家的武器。每個領導者都需要在口袋裡準備一些恐慌，以備人民所需。
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結盟走到尾聲。兩方之間的緊張氣氛升高，但同年四月，北京的蘇聯大使館被抄，從許多曝光的文件中可見莫斯科多麼徹底掌控了中共。
查抄蘇聯大使館時，國民黨在大使館內逮捕二十名中共幹部並處以絞刑，導致國共雙方仇恨加劇。這對我並不全然是壞處，在這之後國共展開了長達二十二年的內戰，驅使我堅定不移地往統一中國之路邁進。
史達林要中共自組軍隊，後來軍隊成立了，往後數年，我不得不用盡心機掌控越多軍隊越好。真正的權力來自於千千萬萬隻扣住扳機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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