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輝煌：美國在新世界生存的關鍵

名人推薦：“[In That Used to Be Us there] are big truths, and the authors see them clearly and whole. As is usual in Mr. Friedman’s work the power of the core argument is buttressed by detailed reportage and blizzards of specific fact and detail, but the accumulation of anecdote and evidence never detracts from the book’s central thrust. That Used to Be Us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an intensifying debate, and it deserves the widest possible attention.”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New Yor...

我們始終忽視問題
雖然如今看來似乎顯而易見，但是在1989 年11 月9 日柏林圍牆倒塌的那個歷史性日子，沒人會料到美國正要鑄成一個國家所可能犯下的最危險錯誤：我們錯誤解讀我們的環境。我們應該還記得奧斯卡．王爾德的警告：「在這世上只有兩種悲劇。一種是得不到我們想要的東西，另一種是得到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美國經歷的就是第二種悲劇。我們達成了長期追尋的目標：以西方國家的條件結束冷戰。但是這個非凡的成就引領我們踏進新世界，卻也為美國帶來史無前例的挑戰。沒人警告我們──王爾德沒有，其他人也沒能像四十年前的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那樣對美國提出準確警告。

存活下來的不是最強健的物種，也不是智力最高的物種。
能存活下來的是最能適應變化的物種。
── 進化論

我們會對你做件可怕的事。我們要剝奪你的敵人。
──美國蘇聯問題專家喬治．阿貝托夫
（Georgi Arbatov）於冷戰結束後所言

1946 年，當年四十二歲的肯楠擔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公使，他在2 月22 日傍晚發出一份長達八千字的電報給華府的國務院。這則後來通稱為「長電報」（Long Telegram）的電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外交文件。隔年，電報濃縮版以筆名「X」刊登於《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 ），成為或許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一篇期刊文章。

肯楠的電報之所以聲望卓著，是因為這則電文形同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憲章。文中呼籲對蘇聯的軍事權力採取「圍堵」（containment），對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採取政治對抗。這則電文也促成了援助飽受戰火摧殘的歐洲的馬歇爾計畫；促成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和平時期成立的軍事同盟──以及美軍在歐洲的駐軍；導致美國的韓戰與越戰；導致了核武競賽；導致險些爆發核戰的古巴危機；導致世界各地透過軍事援助、間諜活動、公共關係、與經濟援助型式而進行的政治對抗。

1989 年的東歐共產政權垮台與1991 年的蘇聯解體，導致冷戰結束。然而那則「長電報」所傳達的訊息仍然是我們今天需要聽見的：「醒醒吧！注意！你的週遭世界已經產生根本的改變，不再是你所想像的世界了。你必須調適，因為國家的長治久安與未來希望都取決於此。」

時至今日，我們很難理解，當時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這個訊息有多令人震驚。肯楠的電報所描繪的世界，不是當時大部份美國人相信或願意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大部份的美國人認為，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美國應該和戰時的盟友俄國建立良好的關係，並且結束為求戰勝而不得不進行的全國總動員。而這則「長電報」所傳遞的訊息卻是，美國人這兩個快樂的假設都是錯誤的。美國領導人最終接受了肯楠的剖析，並採納他的建議。過不了多久，美國人民就知道他們必須提高警覺，必須有創造力，團結一致。他們知道必須促進經濟成長、科技創新與社會機動性，以免在全球性的地緣政治競爭中敗給強大的對手。冷戰確實有其醜陋的惡行與可恥的失敗──例如越戰與古巴豬灣事件──但也給美國政治與社會設下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們只要看看鐵幕後面的邪惡帝國──或者參與在小學地下室進行的核彈演習──就知道我們活在兩大核子強權爭奪主導權的世界裡。這個事實塑造了我們的政治內涵，以及我們領導人與人民的共識，其中之一就是時時提高警覺。我們無法永遠正確解讀世界，但我們對於國境之外的每一個重大趨勢都保持密切注意。

美國人剛剛見識過極權主義強國征服廣闊領土，脅迫自由社會重回黑暗年代。我們的國家必須勇於犧牲，才能扭轉強權侵吞的局勢。繼之而起的冷戰帶來了形式獨特的紀律。如果我們畏懼退縮，就要承擔被共產主義征服的風險；而如果我們爭勇好戰，可能引爆核子大戰。就因為如此，所以那是一個不容掉以輕心的嚴峻時代。

在座有誰知道怎麼寫電報？
然後，柏林圍牆倒塌了。宛如春天裡的百花盛放，美國人對未來懷抱的美麗假設也在花園中處處綻放。這很奇怪嗎？全球性衝突的結束也消除了延續兩個世代之久的陰霾，也就是在此之前對美國最具威脅性的挑戰：來自於蘇聯與國際共產主義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威脅。雖然沒舉辦正式的受降儀式，也沒有像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那樣歡天喜地迎接凱旋士兵，但是對美國和盟邦而言，還是宛如取得重大的軍事勝利一般。而就某些方面來說，也的確如此。就像在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德國，蘇聯放棄領土，並依據戰勝國政府的體制去改變其政府型態。於是，在CNN 上看到前共產國家的人民推倒列寧雕像，我們自然會鬆一口氣，變得比較沒那麼認真嚴肅，也以為需要採取集體行動的警戒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或許用得著另一份「長電報」。冷戰的結束確實是一大勝利，但也帶給我們巨大的新挑戰。只是當時我們並不明白。

藉由推翻共產主義，我們也讓這世上多了二十億和我們過著一樣生活的人：多了二十億擁有他們版本的美國夢的人，多了二十億實踐資本主義的人，多了二十億壓抑半世紀渴望的人，期待能像美國人一樣生活、像美國人一樣工作、像美國人一樣開車、像美國人一樣消費。世上的其他國家仰望冷戰勝利者著：「我們想過得像他們一樣。」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我們所存在的這個世界正是我們所創造出來的。

共產主義戲劇性結束，掃除了許多經濟競爭的障礙，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全球化帶來了國際安定與全球成長的正面成果，但也讓許多「新美國人」和美國本地人一起競爭資本與工作。就經濟層面而言，這意味著美國人必須跑得更快一些──也就是，更辛勤的工作──才能保持原來的地位。冷戰結束時，美國很像年復一年贏得全國跑步比賽的冠軍，但是這一次裁判頒發獎品給他時卻說：「恭喜！你不能再參加全國大賽。以後你要去參加奧運會，和世界上最強最頂尖的對手競爭──每天競爭，直到永遠。」

美國未能確實掌握目前發生的情勢，所以也不能及時應變。這段期間以來，我們已經鬆懈、已經投資不足，偏偏我們此刻所處的時代又需要我們更努力用功，更努力儲蓄、重建基礎設施，讓國家更開放，吸引更多外來人才。失去主要的競爭對手可能造成嚴重問題。如果沒有波士頓紅襪隊，紐約洋基隊會如何？如果沒有奧本大學橄欖球隊，阿拉巴馬大學隊又會如何？西方贏得了冷戰，但美國卻失去了敵人，過去讓我們對國家建設保持敏銳、關注與嚴肅態度的敵人──因為提供另一個不同於共產主義的成功選項讓全世界有目共睹，是我們極為重要的冷戰戰略。

從十年前開始，中國沿海、印度、巴西的經濟障礙已經開始降低。中國人可不像舊蘇聯的人民：據說舊蘇聯時代是人民假裝工作，而政府假裝付他們錢。不是的，中國人就和我們一樣，他們有著強烈的工作倫理，以及長期被壓抑的追求發達的渴望──就像是被搖晃了五十年的香檳酒瓶，正要拔開軟木塞，你絕對不想正對著軟木塞噴出來的方向。

況且，在冷戰結束的同時，科技也使得全球經濟賽場變得扁平，降低美國等已開發國家人民的優勢，提升了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力量。全球變遷的步伐之快是我們前所未見的。我們美國人花了好一會兒功夫才瞭解眼前的局勢。過去我們許多的新競爭對手都是低薪資低技術的勞工，而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面對了大量成長（特別是在亞洲）的低工資高技術勞工。我們都瞭解廉價勞工，但我們從來沒有應付過廉價天才，而且是大量的廉價天才。我們向來以歐洲為歷史參考點。未能理解我們生存在一個嶄新的世界，這成了美國極其嚴重且代價昂貴的錯誤。

當然，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年間，對於某些美國人與美國某些經濟部門而言，是格外有創造力的時期。這是資訊科技革命的時代，一場源自美國並散播到全世界的革命。這讓部份美國人變得有錢，也讓所有的美國人得到數倍於過去的管道，接觸資訊、娛樂，與彼此── 也接觸到世界的其他部份。這絕對是革命性的。但這也給美國人帶來可怕的挑戰，造成我們的失敗，讓我們無法有效因應資訊革命所產生的結果。而失敗的根源就是美國的過度自信。

「這狂妄自大與自滿的致命結合。」教育部長昂尼．鄧肯（Arne Duncan）對我們說：「我們是世界之王，但我們迷失了方向。我們沉迷於自己的榮耀⋯⋯我們不斷催眠自己，我們昨天成就了什麼。我們已經沉睡不起，靠著過去的聲望過日子。

我們像個四十歲的中年人，不斷吹噓自己當年在高中是個多了不起的橄欖球員。」就是這危險的自滿心態讓二十一世紀的美國出現坑坑窪窪的道路、鬆脫的門把，以及遲遲修不好的電動扶梯。但很不幸的是，美國基礎設施的困境還只是最小的問題。

四大難題
這就引出了本書的核心議題。事實上，冷戰結束所開創的新世紀帶給美國四個重大挑戰：如何適應全球化，如何因應資訊科技革命並加以調適，如何應處理因各級政府需求不斷增加而暴漲的龐大預算赤字，以及如何管理能源消耗增加與氣候威脅加劇的世界。這四項挑戰，以及我們如何去面對，將攸關美國的未來。

全球化的本質是人力、貨物、服務與資金跨越國界的自由移動。全球化之所以急遽擴展，是因為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透過彼此之間的鉅額貿易與投資，達成可觀的經濟成就。其他國家目睹這樣的成就，決定效法西方模式。中國、東亞與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印度、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前歐洲共產國家都踏進全球化的經濟領域裡。美國未能完全掌握全球化的意涵，變得更加全球化，部份原因是我們自以為早就掌握全球化的全貌了。

關於中國的種種議論可能會讓每個超過四十歲的美國人感到似曾相識。畢竟我們在1980 年代也曾經面對過來自日本的類似挑戰。當時的結局是美國繼續成長，而日本走向衰敗。這個經驗讓人相信今日的中國只不過是另一個規模龐大的日本而已。

中國驚人的經濟成長有部份源於全球化的擴展。但對我們來說很不幸的是，中國與全球化擴展所帶來的侵擾遠不止於此。過去，日本只威脅了一個美國的城市：底特律，以及兩項美國產業：汽車與消費電子。而中國——以及範圍更加廣泛的全球化——挑戰著每一個美國城鎮與每一項產業。因為電腦、電子通訊、全球資訊網與自由市場的整合，中國、印度、巴西、以色列、新加坡、越南、台灣、韓國、智利與瑞士（這名單真是族繁不及備載）對美國形成了巨大的挑戰。如果日本是冷戰時期襲來的龍捲風，那麼中國與全球化則是後冷戰時代在陸地盤旋永不出海的五級颶風。

麻省理工學院前校長查爾斯．魏斯特（Charles Vest）回顧1970 與1980 年代，當時一發現日本形成可怕威脅，「我們就採取為了回到戰場上不得不做的痛苦步驟。我們分析研究、重新定位、堅持不懈，變得更加強大。我們做到了。在這裡，做到這一切的『我們』就是美國產業。」但是今天我們需要更全面性的東西。

「這一回，」魏斯特說：「需要的是公眾的覺醒，政治共識的建立，優先順序的重新設定，為未來而犧牲奉獻，以及政府、企業界和國民的結盟。需要的是坦誠真相，明智投資、重振禮儀，讓我們政界與企業界的領袖都不再迎合我們愚蠢的本能。工程、教育、科學、科技顯然都是我們必須搞定的核心事項。畢竟，這是知識年代。美國不能靠著低工資、地理隔絕或軍事力而繁榮發展。我們只能靠著腦力而發達：準備周全且正確應用的腦力。」

如果說全球化為每個美國人的工作都帶來了壓力，那麼資訊科技革命已經改變了工作的內涵——因為電腦、手機、網絡、以及隨之衍生的社交媒體都已經普及了。許多舊工作遭到淘汰，但也有許多新工作產生——包括全新的產業——汰舊更新的速度比以前快得多。此外，由於幾乎所有工作都變得更加複雜，更加需要批判思考能力，使得每個美國人都要接受比從前更好的教育，才能保住薪水優渥的工作。你可以在高中畢業之後直接進入職場，掙錢支應中產階級生活的型態，也就是兩部美國最受歡迎的情境喜劇片——1950 年代由傑克．葛里遜（Jackie Gleason） 飾演公車司機羅夫． 克拉登（RalphKramden）的「新婚夢想家」（The Honeymooners ），以及1970年代以多彩多姿的紐約皇后區為背景，由卡諾．歐康諾（CarrollO’Connor）飾演阿奇．邦克（Archie Bunker）的《全家福》（Allin the Family ）—— 描繪的難忘年代，都已經成為往事了。你可以在大學畢業之後以相同的技能，做相同的工作，一做四十年之後，順利享受舒適退休生活的日子也已經消失了。資訊科技革命帶來了教育質變—— 必須擴展美國人的分析能力與創新技巧的挑戰。這任務的艱鉅程度，比從以馬匹耕耘轉變到使用拖拉機，從帆船進步到蒸氣船所面臨的挑戰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美國未來所面臨的第三項重大挑戰，是國家負債與年度赤字的不斷增加。負債與赤字自從冷戰以來已經擴增到危險程度，因為我們不靠增稅來籌足經費支應聯邦政府的開支，反而以借貸彌補差額。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借到好幾兆美元——其中相當大的部份借自中國和其他國家——是因為各國對於美國經濟的信心，以及美元從美國擁有全球經濟霸權時代就已扮演的特殊國際角色。

結果，美國擁有了美國版的石油財富：美元財富（dollar wealth）。因為美元從二次大戰以後就成為通用貨幣，所以美國能大肆印鈔與發行債務，讓其他國家瞠乎其後。因石油而致富而的國家很容易在財政上變得毫無節制，而可以自行印製美元面額財富的國家也容易掉入相同的陷阱。當然，自從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自從2001 年以來，美國在財政上遭遇史無前例的重大損失。而發生的時機又極為不巧：正當戰後嬰兒潮世代準備退休，並要開始支領社會福利與醫療保險所允諾給付的津貼。

年度財政赤字的累積就成了國家負債，而普遍引用的數據雖然令人怵目驚心，但事實上卻還是低估了美國納稅人的負擔程度。這些數據並未包括州與市龐大甚至（在部份案例中）很可能無法償還的債務。據估計，州級政府背負著三兆美元與退休金相關且未設基金的債務負擔。特別是紐約州、伊利諾州與加州，未來幾年的負債與政府可望收到的稅金收入之間有著非常大的落差。

加州的瓦雷荷市（Vallejo）擁有人口大約十一萬七千，在2008 年5 月宣布破產。瓦雷歐市耗費約百分之八十的預算去支付組織工會的警察、消防員，以及其他公共安全人員的薪資與福利。加州的崔西市（Tracy）登上新聞版面，因為該市在2010年宣布，市民今後必須支付九一一緊急服務的費用——每戶每年48 美元，低收入戶每年36 美元。如果居民打九一一電話，且首先趕赴現場的人員實施了醫療救治，那麼費用將自動跳升到300 美元。當然會有人呼籲聯邦政府對部份義務負起責任。

而聯邦政府也面臨壓力，要對某些實質上已經破產的私人退休金計畫伸出援手。大部份的估算都認為，為資助預算赤字而借貸的項款，政府只須支付合理的利息。然而，對於美國政府信用價值的疑慮，可能會導致財政部提高利率，以找到足夠的公債買主。而這又將大幅增加債務總額——須視未來的利率會有多高而定。簡言之，我們整體財政情況的惡化程度超乎想像。

有個專門追蹤「美國未償付公共債務」的網站顯示，2011 年6月15 日的全國債務是14,344,566,636,826.26 美元（或許中國願意少算我們26 美分？）

至於第四項挑戰，也就是礦物燃料對地球生物圈所造成的威脅，是能源消耗激增所直接導致的結果，所以也就是透過全球化與採用自由市場經濟（特別是在亞洲）而實現的經濟成長直接帶來的結果。如果我們無法發現豐富、廉價、清潔、可靠的新能源，供所謂的「新美國人」未來之用，那麼我們就承擔了燃燒、窒息、暖化、煙化我們地球的風險，而且速度將遠比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所預測的更快。

然而， 這也意味著能提供豐富、廉價、清潔、可靠新能源的科技將是下一個嶄新的全球產業。能源科技（Energy technology），ET 將會是新的資訊科技（IT）。ET 產業蓬勃發展的國家，將享有能源安全，提升自身的國家安全，進而對全球環境安全作出貢獻。而這也將是創新企業的重要基礎，如果不能發明更聰明的材料、更聰明的軟體、更聰明的設計，企業也就無法製造更綠能（greener）的產品。如果不能在下一個全球大產業中擁有領導角色，實在很難想像美國人如何能維持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

這四項挑戰的共同之處是都需要團結行動。這些挑戰太過龐大，單一的政黨或大眾之中的一小部份人都無力因應。每一項都是全國性的挑戰；只有傾全國之力才能應付。當然，成功的反應也需要每個人去做正確的事情。勞工必須讓自己具備獲取高薪工作的技能，而企業家必須創造這樣的工作。美國人必須減少消費增加儲蓄，並接受更高的賦稅。個人、公司、企業必須減少使用礦物燃料。可是為了在每一個範疇產生合宜的個人作為，我們必須提供誘因、規範和制度去加以鼓勵，而這都是集體的任務。

因為這些挑戰必須全國團結一致去應付，因為應付這些挑戰需要努力與犧牲，更因為這些挑戰全都涉及國際層次，所以用借用國際競爭與衝突的論述來討論似乎也是很自然的。肯楠在他的「長電報」中感受到的挑戰是一場大戰。但是今天我們國家所面對的四大挑戰則必須用不同的架構來理解。在我們看來，自然界演變的進化動力似乎為我們提供了適當的架構。進化的驅動力量是適應環境。當年肯楠力勸美國人去對抗新敵人，而我們則呼籲美國人要去適應新的環境。

數億年來，數以萬計的物種（植物與動物，包括人類）存活了下來，原因是他們的生物特性容許他們去適應環境——也就是讓他們能成功繁殖，從而讓基因永久留存。如果灰色蒼鷺比白色蒼鷺更容易偽裝，躲過掠食者的捕獵，那麼存活下來的灰色蒼鷺就會越來越多，白色蒼鷺越來越少，然後經過一代又一代的繁殖，直到最後所有的蒼鷺都是灰色的。（「適者生存」這個詞彙常被用來描述進化（evolution），意思是生存下來的都是最能適應的。）

物種生存的環境發生變化時，適應力就格外迫切需要。鳥類可能會遠離原先的棲息地，飛到另一個島嶼，至於能否存活下來則取決於能否適應新家園。而整個物種能否存活下來，則端視其適應力是否能成功地遺傳給其後的世代。

科學家相信，六千五百萬年前，一顆巨大隕石或一連串的隕石衝擊地球，引發大火風暴，使地球覆蓋在煙塵裡，造成四分之三的物種滅絕，包括當時主宰地球的恐龍。

冷戰的結束與接續而來的挑戰，為我們的環境帶來根本的改變。只有個人、企業與國家適應新的全球環境，美國才能在未來的數十年裡繁榮發展。冷戰結束不應該讓我們鬆懈與志得意滿，而應該是集合眾人力量去適應我們創造出來的新世界。

我們要把自己當成獅子，剛剛征服熱帶大草原上的所有獅群，成為所向披靡的萬獸之王。結果我們這一向以來直到現在，都還是讓自己冒著變成恐龍的風險。

不過，拿進化對於某些物種的影響來類比主權國家遭遇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變遷衝擊，可能在某些關鍵面向並不見得可行。舉例來說，生物學上的適應可能必須跨越幾百個世代，然而我們此刻所談及的適應卻必須在幾年內完成。而且物種能否適應環境，取決於不可控制的基因碼，但相對的，個人、團體與國家卻可以瞭解環境，並審慎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求在新環境中繁榮發展。恐龍無法避免滅絕，但是美國卻可以選擇迎接挑戰，採取適當的政策來避免滅絕。

美國面臨的並不是滅絕問題，但這個風險確實非常之高。

我們始終忽視問題雖然如今看來似乎顯而易見，但是在1989 年11 月9 日柏林圍牆倒塌的那個歷史性日子，沒人會料到美國正要鑄成一個國家所可能犯下的最危險錯誤：我們錯誤解讀我們的環境。我們應該還記得奧斯卡．王爾德的警告：「在這世上只有兩種悲劇。一種是得不到我們想要的東西，另一種是得到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美國經歷的就是第二種悲劇。我們達成了長期追尋的目標：以西方國家的條件結束冷戰。但是這個非凡的成就引領我們踏進新世界，卻也為美國帶來史無前例的挑戰。沒人警告我們──王爾德沒有，其他人也沒能像四十年前的喬治．肯...

生於斯土

讀者或許會問起，為什麼我們兩個本以寫作外交事務為職志——一個是紐約時報的海外特派兼專欄作家，一個是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所（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教授——這回卻合力著書探討美國國內現況。答案很簡單。我們是交情超過二十年的老朋友，在這段漫長歲月裡，我們幾乎每星期都會一起討論不同層面的國際關係問題，還有美國的外交政策。但近幾年來，我們開始注意到：儘管每次話題始於外交政策，但最後都會歸結到國內政策。我們會談到美國發生了什麼事，或是哪些事情該發生卻沒發生。有時我們或許會試著轉移話題，但是談著談著，總是又轉回到美國，談到我們現今似乎沒有能力起而應付我們最大的挑戰。

當然，此一情況具有極大的外交政策意涵。在今日的世界裡，美國多半時候還是扮演巨大且富建設性的角色，但是這個角色仰賴美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健全。今天的美國生病了——無論在經濟或政治上都是如此。我們想藉由這本書解釋美國何以落入今天的境況，以及應該如何脫身。

至於我們的寫作風格，也希望讀者能理解。我們在書中所引用的故事、軼聞與訪談，常都只有我們之中的一人在場或聽聞。為了清楚陳述，所以我們在引述的時候必須寫上自己的名字，如：「湯姆回憶說……」、「邁可寫道……」，因為一本擁有兩位作者且引述諸多報導的書，並不能只寫「我說」或「我看到」。

讀者對於我們的認識大多是經由我們的工作而來，所以知道我們是作家與評論家，但是，我們也是美國國民。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撰寫這本書的動力不只來自於我們對政策的興趣，也在於我們的身份認同。所以謹在此簡單地自我介紹——不是以專家的身份，而是以美國公民的身份。

湯姆：我出生於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里斯市，在郊區的聖路易公園（St. Louis Park）長大。這個小地方後來因為柯恩兄弟伊森（Ethan Coen）與喬伊（Joel Coen）一部以此為背景的電影「正經好人」（A Serious Man）而聞名。參議員艾爾‧富蘭肯（Al Franken）、柯恩兄弟、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政治學家諾曼‧奧恩斯坦（Norman Ornstein）、長期擔任國家足球聯盟（NFL）足球教練的馬克‧崔斯特曼（Marc Trestman）和我先後在這個小社區一起住過幾年，這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極大的影響。對我而言，在這裡的成長經驗讓我對美國抱持樂觀態度，也培養了我認為大家可以群策群力謀求公眾之利的想法。

1971年，我高中畢業那年，時代雜誌的封面是明尼蘇達州州長溫達爾‧安德森（Wendell Anderson）舉起一條他剛捕獲的魚，標題是〈明尼蘇達的美好生活〉。通篇報導談的是「這個行得通的州」。如果打從孩提時期開始，你州裡的參議員是民主黨的休柏特‧杭韓瑞（Hubert Humphrey），華特‧孟岱爾（Walter Mondale），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眾議員是溫和的共和黨籍的克拉克‧麥克奎格（Clark MacGregor）和比爾‧法蘭澤（Bill Frenzel），而州內的頂尖企業，如——Dayton’s、TargetGeneral Mills、3M，都是倡導企業社會責任的先驅，深信協助興建諸如「古斯里劇院」（Tyrone Guthrie Theater）這樣的建設是他們使命的一部份時，你必定會堅信不移，認為政治確實行得通，而且在美國人生活中確實有可行的政治中心。

我和同一群孩子一起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從幼稚園一直到高中。在當年的明尼蘇達，私立學校是給惹麻煩的孩子唸的。對於聖路易公園的中產階級家庭小孩而言，私立學校幾簡直是聞所未聞，而住在那裡的每一家人都是中產階級。我媽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加入美國海軍，拜美國大兵法案之賜，我爸媽才能貸款買到房子。我爸爸沒唸過大學，是一家銷售滾珠承軸公司的副總裁。我的妻子，安‧巴克斯鮑姆（Ann Bucksbaum），出生於愛荷華州的馬歇爾鎮，然後在第蒙長大。直到今天，我最好的朋友還是和我一起在聖路易公園長大的同伴，而我心裡仍然懷抱著對當年明尼蘇達的印象――當然是經過理想化的印象——那個主宰且提供我許多政治判斷的明尼蘇達。不論我人在何方——倫敦、貝魯特、耶路撒冷、華盛頓、北京，或是班加羅爾（Bangalore）——我總是期望再次發現那個明尼蘇達，那個政治確實努力讓人民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撕裂離間人民的萬湖之地。那就是以前的我們。事實上，那就是我的孩提時代。

曼德鮑的期待

邁可：湯姆和他的妻子都來自美國中部，而我的妻子安‧曼德鮑（Anne Mandelbaum）和我則成長於美國東西兩岸---她在紐約曼哈頓長大，而我是在加州的柏克萊。我父親是加州大學的人類學教授，我的母親在我們手足三人進中學唸書之後，到公立學校任教，然後進入我們簡稱為「加大」（Cal）的加州州立大學工作。

雖然柏克萊以政治激進主義而聞名，但在我1950年代的童年時期，那裡比較像湯姆的明尼蘇達，而不像後來外界所熟悉的柏克萊，與其說是革命的溫床，不如說是帶有美國中部的影子。如今說來可能令人不敢置信，但是在我部份的童年裡，那裡也曾有過共和黨籍的市長與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

那個年代曾經有一個事件和本書特別息息相關，也就是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環繞地球的人造衛星史普尼克（Sputnik）所引起的餘波蕩漾。此一事件在美國引起極大震撼，而震波也傳到了加菲德中學（後來更名為馬丁‧路德‧金恩），當時我讀七年級。學校召集全體學生去開大會，校長嚴肅的告訴我們，未來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更努力學習，而且數學和科學是最重要的。

我父母獻身教育，因此我比旁人更清楚學校與學習的重要性。但是那一刻的嚴肅凝重讓我印象深刻，我瞭解美國面臨了一個全國性的挑戰，每一個人都必須奉獻心力去面對挑戰。我毫不懷疑美國，以及美國人，會迎接挑戰。我們不可能再回到1950年代，同時也有很多理由慶幸時光不會倒流，但是當時全國上下那種嚴肅以待的態度在今日卻還是極其必要的。

我們目前在華府生活工作，親眼目睹政府無法應付我們國家所面對的重大挑戰。儘管本書對當前局勢的看法失之悲觀，然而我們對未來的希望與期盼卻極高。我們知道美國能迎接挑戰，畢竟，這就是我們成長的美國。

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
邁可‧曼德鮑（Michael Mandelbaum）
2011年6月於馬里蘭州貝瑟斯達

生於斯土

讀者或許會問起，為什麼我們兩個本以寫作外交事務為職志——一個是紐約時報的海外特派兼專欄作家，一個是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所（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教授——這回卻合力著書探討美國國內現況。答案很簡單。我們是交情超過二十年的老朋友，在這段漫長歲月裡，我們幾乎每星期都會一起討論不同層面的國際關係問題，還有美國的外交政策。但近幾年來，我們開始注意到：儘管每次話題始於外交政策，但最後都會歸結到國內政策。我們會談到美國發生了什麼事，或是哪些事...

目次
前言 生於斯土
第一部 為美國看看病
1 醜話直說
2 我們始終忽視問題
3 美國人已忘卻歷史
第二部 教育面臨艱鉅挑戰
4 空中樓閣
5 亟待救援
6 停滯的美國夢
7 工作機會喪失
第三部 玩弄數字遊戲的惡果
8 欠債總要還
9 有關戰爭
10 物理之戰
第四部 政府當機
11 行政效能不彰 vs 道德價值崩壞
12 為反對而反對
13 貶值
第五部 重新發現美國
14 從不放棄的民間力量
15 震撼療法
16 重啟美國光榮
誌謝

目次
前言 生於斯土
第一部 為美國看看病
1 醜話直說
2 我們始終忽視問題
3 美國人已忘卻歷史
第二部 教育面臨艱鉅挑戰
4 空中樓閣
5 亟待救援
6 停滯的美國夢
7 工作機會喪失
第三部 玩弄數字遊戲的惡果
8 欠債總要還
9 有關戰爭
10 物理之戰
第四部 政府當機
11 行政效能不彰 vs 道德價值崩壞
12 為反對而反對
13 貶值
第五部 重新發現美國
14 從不放棄的民間力量
15 震撼療法
16 重啟美國光榮
誌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