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歡迎記者。」
在文樓村 ─ 這座因為數以百計的艾滋病人而聞名世界的豫南偏僻村落─記者被三四十個村民逼到牆根。
「送錢來的吧？記者都是送錢來的。」也有人這樣嚷嚷。
「我是送書，來的。」記者想起背包中還放有 10 本鄭州艾滋病專家高耀潔贈送的 《 艾滋病/性病的防治 》書立即被一搶而空。其餘的人繼續盯蒼記者的背包不放。
一個村民邀請記者到他家裡，但大部分人似乎並不願意記者這麼輕易走掉。「你的記者證？」一個五十多歲的村民突然走上來，他穿著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裝，臉上佈滿在烈日和風沙中勞作積澱下的硬硬的皺紋，像警察審問罪犯式地衝看記者吼道，「還有名片！」
老漢盯蒼記者證和名片足足看了四五分鐘。有些村民情緒激動起來：「都是你們記者，說我們文樓有多少多少艾滋病，結果從北京遺返回來好多打工的，我們種的菜都沒人買了。」但馬上有人反駁：「你不要聽鄉裡胡說，沒有高醫生（編按：高耀潔醫生）和記者把咱們的病反映出去，現在你能免費吃藥打針？」
「高醫生也不咋的，他盡給病輕的人錢，不給我們病重的。」又有人說。
更多的人圍過來，一層，兩層，三層，四層，用各種眼神但並不友好地盯著。
「你的介紹信呢？」那老漢又蹦一句來，更威風地盯蒼記者。
介紹信當然是沒有的。右後方終於有一個聲音說：「中國公民到哪裡不行啊。何況他還啥也沒採訪。把記者證還給他吧。」
「不行，鄉裡說了，記者不能私自來採訪。」老漢並不準備讓步。
「讓他走吧。」另外幾個人也幫蒼說話。老漢遲疑之間，右後方的一隻手把記者證奪過來，拉著記者往外就走。身後有人在罵罵咧咧。
「請不要介意，我們都有艾滋病。」這個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說，「我們也都是受害者。」程告訴記者，那老漢是文樓村「艾滋病協會」的會長。
自從 1999 年 7 月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桂西恩教授在這裡發現了數以百計的艾滋病患者和攜帶者，死亡的陰影便籠罩蒼這個偏僻的中國村莊。2001 年 8 月 23 日，國家衛生部在北京公佈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 ─ 確切地說， 包括 6 個自然村、3 , 170 人口的文樓大隊，1995 年之前有 1,310 人常年賣血，按照 1999 年 11 月和 2001 年 4 月衛生部門的調查， 43 %左右的，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從 1995 - 2001 年，至少 31 人死於艾滋病， 241 名病毒感染者和 38 名艾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具體到只有 800 人的文樓自然村，按照村民們自己的統計， 90% 的青壯年──至少三百人以上──常年賣血，其中大概只有 5 個人得以倖免。
「我們大部分都是桂教授查出來的，今年 ( 2001 年 ) 衛生部又來過兩次， 4 月份查的是尿， 6 月查的是血。」程建中說，「誰有病大家都知道，在這裡也沒什麼好保密的。 」
最初的恐懼和絕望之後，生活在這一世界上艾滋病發病率最高地區的村民決定打破沉默。儘管有人仍然為自己得了「這個髒的病」而羞愧，中央電視台播出了這樣的畫面：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農感到「我們文樓人太丟人現眼了，在人前抬不起頭」但大部分人已經不再自慚形穢。「我們沒有賣淫嫖娼，也沒有吸毒，我們只是到那些官辦的血站賣血，我們又沒有做錯事。」程建中堅決地說：「必須有人為我們的病負責。」
另一位村民告訴記者，他們希望提出訴訟，但不知道該把誰推上被告席。 2001 無 8 月 4 日，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率領的由官員和北京專家組成的中央工作組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緊張的空氣。「現在日子比以前好過了。」 34 歲的艾滋病人程勇力說。免費醫療對窮困的村民是雪中送炭，8 月 29 日記者到文樓的那一天， X 光機、 B 超、顯微鏡剛剛運到春節後修建的村衛生所，這是按照專家的意見進行抗病毒治療所必需的檢測設備。據介紹，為救助文樓村民，有關部門和當地政府已經花費了 500 萬元（人民幣，下同），包括電網改造、小學修繕和 40 萬元的藥費。但村民們還是不滿意。
一個普遍的抱怨是縣裡一共發放了三次救濟，但很多人只拿到一次： 50 元錢、一個毛毯和一雙鞋，甚至有老實的病人一次都沒得到。儘管政府保證病人的孩子可以免交學費，但這個新學期在文樓的小學校裡並沒有執行。從縣直屬和各鄉醫院調來的醫生護士幾乎一天一換，對病人病情的瞭解只能通過病歷記錄。連對疫情的調查都被指責動了手腳以壓縮比例，有些父母患病的兒童被鎖在學校的教室裡不准外出，直至憤怒的家長上告，方由衛生部官員責令當地補查。「這是形式主義，上面對我們很關心，但一到下面就變味了。」一位村民說。
文樓村民對艾滋病的恐懼已經演化成外界對文樓的恐懼。賣油條的、賣豬頭肉的、賣種子的、收西瓜的，現在都不再光臨了，村民們告訴記者，在中央工作組之前，沒有看到有當地政府官員前來慰問或調查。關心和迴避的並存使艾滋病人憤懣的情緒變得奇怪起來。來自北京的官員曾請幾位病人代表到上蔡賓館，有病人便要求住帶空調的房間，第二天又要求給自己家裡也裝一個。「我瞭解他們的情緒，但我覺得他們應該找到更合情合法的途徑要求賠償。」告訴記者此事的一位官員說。
戰爭開始了
「戰爭開始了。」
高耀潔有些蹣跚地邁上河南省圖書館高高的台階。這個 76 歲（ 2001 年）的老太太用半年前世界衛生組織頒發給她的「喬納森曼恩世界健康與人權獎」的 2 萬美元獎金和福特基金會 1 萬美元贈款，印刷了 12 萬冊 《 艾滋病/性病的防治 》。「我要把這些香全部發給最需要的人。」高耀潔教授說，「我害怕這場戰爭的災難比二戰還要大。」
2001 年 8 月 23 日下午，高耀潔和記者押送看第一批 14 , 400 冊，開始了她後來稱之為「磕頭」的送書之路。河南省教育廳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 3 , 150 本，宋慶齡基金會 525 本，省圖書館 5 , 075 本 ─ 只有在省圖書館，才有一位副館長和館長助理出來接待，幫蒼張羅卸書。 「我知道你們有 134 個市縣圖，館和 800 個服務站，所以我還準備給你們 2 萬本。」高耀潔對館長囑咐道：「但你們得把這些書發下去，我是要看回執的。」
「我需要保證這些書能讓需要的人免費看到，而不是被堆在倉庫裡或被賣掉。」高耀潔告訴記者，開封有一個 23 歲的女護士，給艾滋病人打針時不幸感染，她把傷口包紮上了。而實際上只需要按住動脈往外擠，用水沖，再放入酒精中 20 分鐘就行了，「她在電話裡哭蒼對我說，自己也到圖書館查過，但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書。」
高耀潔已經自費把他的書寄給了七百多索求者。她還希望能給省衛生防疫站 2 萬本，但有人不願意接受，理由是不能讓病人知道那麼多知識。最後是主管的副站長王哲出來說話，收下了 2 萬 1 千本。
「這是很殘酷的，應該讓他們知道知道的越清楚越好。」高耀潔說，她去過很多艾滋病高發鄉村，他們「那裡連一張掛圖都沒有，只是在上蔡那邊的小學教室裡掛了一個電影明星。」
耀潔曾經一度很擔心有人阻止這本書的出版，因為她在，中提到了自己的發現：駐馬店的上蔡、西平、周口的項城、沈丘和許昌的鄙陵等縣的很多病例證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艾滋病，另一方可能過好幾年也沒有發現感染病毒。她提出這一「值得關注的問題」的用意，一是提醒學界對中國人體質與 HIV 性行為感染的親和力進行研究，更關鍵的是佐證自己的一個重要觀點：在中國，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傳播途徑，絕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採血問題的受害者。
即使到目前（ 2001 年）為止，官方的說法還是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以靜脈吸毒傳播為主，在估計的 60 萬 HIV 病毒感染者中，吸毒者佔總數的 69.8% ，經性接觸傳播的佔6 . 9 % ，從 1998 年到 2001 年 6 月，經採供血傳播的佔同期感染總數的 6 %。「我以前也這麼認為， 《 艾滋病/性病的防治 》 這本書1996 年第一版時也是這麼寫的。但從 1999 年開始，我發現情況不是這樣的了。」高耀潔說，「我們是經血傳播為主。」
2001 無年初，高耀潔和桂西恩這兩位在河南農村有很高知名度的醫生，受邀參加了在清華大學開的一個研討會。會上北京一位姓湯的教授提出新觀點，中國的艾滋病感染 70 %至 90 %是通過色情業傳播。「我像蒼蠅一樣跟著這湯教授，問他說的是真的嗎。我以我的人格擔保，通過色情業傳播的連7 %至9 %都不到。後來這湯教授說，他是查了好多文件和資料得出的結論。雲南和四川的代表說他們那裡以吸毒傳播為主，結果仔細一問，他們也是連一個艾滋病人都沒見過。」高耀潔在記者面前挺起胸膛，「我見過的艾滋病人不下一千，我收到的數千封信來自全國各地， 99 %都是血液傳播。」
記者只去過河南調查艾滋病，所以對全國的狀況沒有發言權。但在豫東的開封，當地最大的一家醫院的主任醫師告訴記者，這幾年他們檢測出的艾滋病人和攜帶者上千例，全部是獻血和被動輸血者，開封價沒有發現一例因性傳播和吸毒致病者。連記者再次向他確認每年經他們醫院發現氈艾滋病人和攜帶者是否有 1 ,000 人的時候，他猶豫很久，才回答說：「今無也就幾十例吧。」
發佈像艾滋病這樣的傳染病疫情，是只有國家才有能力和權力做的事情。事實上，沒有人知道真實的數量有多少。這位醫生只能告訴記者，九十年代初開封的尉氏、杞縣等地血站和賣血的普及氾濫程度一劇不比上蔡差，衛生部和桂西恩對賣血者氈艾滋病感染比率的檢驗結果分別是 40%多和 60%。即使按照這個比率，也是十分恕怖的數字。記者在開封尉氏縣屈樓村看到，這個 700 人的小村莊去年死亡 4 人， 2001 年又死了 4 個，還有 5 個人已經明顯表現出與死者共同的症狀：持續發燒 38 度以上，持續腹瀉，體重幾十斤地下降，長瘡流濃，臉色嚇人的發黑。
記者把所見所聞告知河南省衛生防疫站副站長王哲，王哲回答說：「這些情況我們都掌握。」但屈樓村民告訴記者，自從 1999 年那裡開始出現疫情後，沒有任何一位來自北京、鄭州、開封或者尉氏縣、鄉裡的官員或衛生防疫人員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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