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恩怨盡時方論定
——記改革家張居正
志在匡時救國
張居正是湖北江陵人。他的七世遠祖張鳳保，是朱元璋率領的農民起義軍中的一名普通士兵，後來隨著大將軍徐達的部隊進駐湖北。論軍功，安排在湖北秭歸當了一個可以世襲的百戶長。在當時授職的軍人中，這應該是最低的賞賜。張居正近祖的這一支，顯然不是長子，所以屢屢遷徙出外謀生。到了他的祖父張誠這一代，才定居江陵。張誠在遼王府中謀得一個守門的職位，這相當於今天的保安。因此，儘管張居正的遠祖曾是創建大明王朝的一個小小的功臣，但他仍屬於平民出身。
傳說張居正出生時也產生過靈異。他的祖父夢見一隻大白龜從廚房的大水缸中浮出來，暗夜的家中光明如晝。第二天張居正誕生，祖父於是給他取名“白龜”。他的父親張文明是一個秀才，嫌白龜過於俗白，於是將龜字改為圭，音相似，但寓意更美好。13歲，張居正考中秀才，荊州知府覺得白圭這個名字仍然不雅，於是改為居正。從此，這個名字便成為中國歷史中不可替代的符號。
張居正兩歲就能識字，在故鄉有神童之稱。他19歲參加全省鄉試考中舉人，23歲參加全國會試考中進士，並被選為庶起士，在翰林院中讀“博士後”。兩年後畢業，被授予翰林院編修。在這兩年內，世宗寵信嚴嵩，先後殺三邊總督曾銑、首輔夏言，接著東南倭寇猖獗，抗倭功臣朱紈被罷官。至此，終世宗一朝國無寧日。剛剛當“公務員”的張居正，覺得自己獲得了國事的建議權，於是立即給世宗皇帝寫了一份洋洋數千言的《論時政疏》，開頭就講大道理：
臣聞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顏之誅以直諫，是以事無遺策，功流萬世。故嫠婦不恤其緯，而抱宗國之憂。臣雖卑陋，亦廁下廷之列。竊感當時之事，目擊心懷。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膽為陛下陳之。伏惟聖明少留意焉。
臣聞天下之勢，譬於一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氣而已。血氣流通而不息，則薰蒸澆灌乎百肢，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無害。一或壅淤，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臃腫瘺痹之患生矣。臣竊惟今之事勢，血氣壅淤之病一，而臃腫瘺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為力矣。臣敢昧死以聞。
寫完這一段務虛的引言大道理後，張居正開始從約束宗室、愛惜人才、慎選守令、鞏固邊防、節省開支等5個方面提出改革的意見。在疏文的最後，他寫道：
五者之敝，非一日也。然臣以為此特臃腫瘺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也，可以一治而愈……
臣聞扁鵲見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公不悅也。再見又言之，三見望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鵲望之而走也。狂瞽愚臣，輒觸忌諱，惶竦無已。雖然，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伏望聖明少留意於此，天下幸甚。
寫這封《論時政疏》時，張居正才25歲。在今天，這個年齡的人被世人稱為“80後”，還在爭論他們是否甘於當“啃老族”，有沒有社會責任感，會不會走正路。須知460年前張居正這個“80後”，卻已經以新銳政治家的面目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他不但承擔社會責任，還以極大的勇氣指斥時弊，為國家的發展提供建設性的意見。從這一點上看得出來，張居正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
細細研讀這封信，感覺得到張居正的政治敏感度很高。如此年輕，就有宏闊的政治視野和嚴謹的治國理念，這實屬難得。但是，這封奏疏並沒有引起世宗的注意，我們看不到皇帝對此有任何意見或批復。不過，這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倒是引起了一個人的注意，那就是時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徐階。這位精明的小個子政治家，立刻將張居正收至麾下並加以培養和保護。
張居正在翰林院編修的位子上度過了平淡的5年。眼看嚴嵩當權積弊日深，張居正深感失望。其時，雖然他的政治導師徐階已經入閣成為嚴嵩的副手，但他也無從展布，除了暗中積蓄力量別無他法。於是，30歲的張居正決定離開官場，他向吏部請假回老家養病獲得批准。回到江陵老家，一住就是3年。人雖然回到江湖，但心還留在廟堂。他不是真正的歸隱，而是懷才不遇的表白方式。回家第三年的春節，他寫了一首《元日望闕》的詩：
北闕朝元憶往年，趨承長在日華邊。
青陽禦蹕乘春轉，黃道諸星傍鬥旋。
鎬宴並沾歌湛露，虞庭率舞聽鈞天。
江湖此日空愁病，獨望宸居思渺然。
由此可見，張居正的志向並非要當閑雲野鶴，而是要匡時救國。終於，在閒居了3年之後，他重新回到了京城。
十年間成為兩代帝師
張居正少年老成不苟言笑，這一點既贏得尊重也讓人忌憚。他回到京城仍在翰林院供職。36歲時，由於徐階的推薦，張居正由翰林院升右春坊右中允，並兼管國子監司業事。
應該說，張居正的仕宦生涯，到此才有一個明顯的轉折。右春坊是專門負責太子學習的教育機構，當了這裡的右中允，名義上就是太子的老師了。而國子監則是國家唯一的大學，又稱太學，司業是主管教育的二把手。張居正同時兼任這兩個職務，便為日後的晉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世宗皇帝生過3個兒子，但到張居正擔任右中允的嘉靖三十九年，他只剩下了一個兒子，餘下兩個皆病死。這個兒子即是後來成為隆慶皇帝的朱載垕。因為世宗不肯立太子，朱載垕當時的身份是裕王。張居正這個右中允，就是充當裕王的老師。
裕王是個寬厚的人，但一生嗜好酒色而不喜念書，他比張居正小6歲。張居正給他當老師時，已經30歲了。這個年紀早已不是潛心讀書、一心治學的最佳時候，何況裕王因為沒有太子的身份，名義上還不是儲君，因此老是擔驚受怕鬱鬱不樂。不過，徐階心中明白，大明江山遲早要交到裕王的手上，早早安排張居正當他的老師，怎麼講對張居正來說都絕無半點壞處。果然，6年以後世宗駕崩，裕王繼位，是為穆宗。作為裕邸舊臣的張居正，一下子就進入到權力的中心。雖然，他此時的官階只有五品，但已擔任首輔的徐階對他信任有加，特別援引他參加世宗遺詔的起草工作。穆宗一登基，張居正即被提拔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5個月後，張居正又升任禮部右侍郎；1個月後，又升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予機務；再過兩個月，又升任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至此，剛滿42歲的他，成為朝廷裡最為年輕的內閣輔臣。他從六品官升任五品官用去了整整12年，從五品官升任四品用去了5年，從四品官到二品卻只用了9個月。
在隆慶一朝，張居正雖然已經是柄政大臣，但他仍是一名合格的帝師。除了繼續充當穆宗經筵的講官，同時他還擔任了時為太子、後來登基為萬曆皇帝的朱翊鈞的老師。如果說穆宗的首席講臣是高拱的話，那麼，朱翊鈞的首席講臣則無疑是張居正了。
張居正與朱翊鈞的關係，既是君臣，又是師生，在十幾年的時間中，這兩人之間演繹的愛恨情仇，可謂超乎異常，完全具備美國好萊塢大片的幾大要素。但是，有一個基本點是，張居正自始至終，對朱翊鈞一直充滿尊重與愛憐。
輔臣與帝師的雙重角色
隆慶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時，小皇帝朱翊鈞並未出現，而是讓太監王蓁當眾宣讀聖旨，讓首輔高拱回籍閒居，而張居正則順利地接替首輔之位。
關於這次權力鬥爭，本由高拱與大太監馮保之間的仇怨引起，但張居正無疑是最大贏家。史家通常的說法是張居正“附保逐拱”，這被當作張居正人生的污點而讓人詬病。
張居正與高拱，都是徐階看中並著意栽培的人物。兩人同在國子監共事，又同為裕邸舊臣，關係一直很好。但隨著高拱與徐階反目，並欲置徐階于死地時，兩人便產生了分歧。張居正尊重導師，在高拱對徐階的3個兒子施以毒手時，張居正則盡力保護。為此，兩位心心相印的政友產生了矛盾。穆宗皇帝死後，兩人的矛盾公開化。說實話，如果不是張居正與馮保結為政治同盟扳倒了高拱，以高拱的性格，在他收拾了馮保之後，也一定會將張居正逐出內閣。為自身的安全計，張居正此舉雖有可指責之處，卻並沒有太多的過錯。政治鬥爭你死我活，與其成為失敗者讓人同情，倒不如當一個勝利者，哪怕受到非議。更重要的是，張居正與馮保結為盟友，並非沆瀣一氣做盡壞事，而是將朝廷中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團結起來，使其推行的“萬曆新政”得以順利展開，從這點上看，張居正團結馮保，實際上是做了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
張居正當上首輔的第3天，即隆慶六年的六月十九日，小皇帝在乾清宮前面的平臺單獨接見張居正。其時，張居正因去萬壽山視察穆宗陵寢工程而中暑，在家養病。小皇帝見到張居正，便安慰道：“先生為父皇陵寢，辛苦受熱。”接著又追述先皇之言：“先生忠臣。”爾後又道：“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
10歲的小皇帝說出這番話，令張居正大為感動，於是伏地奏道：“臣叨受先帝厚恩，親承顧命，敢不竭力盡忠，以圖報稱。方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當先者，伏望聖明留意。”
這是張居正當首輔後，第一次向小皇帝表述自己的施政綱領。關於這一次談話，歷史學家樊樹志先生在其所著的《萬曆傳》中有如下評價：
這個極力主張對弊政掃除廓清的人，此時隻字不提改革，而強調遵守祖制，不必紛紛更改，用心頗為良苦，非不為過，實不能也。地位尚未穩固，時機還不成熟。他是個深沉有城府，人莫能測的政治家。
樊先生的剖析很有見地。張居正宣導的改革，可以說是從“遵守祖制”開始。所謂祖制，指的是洪武與永樂兩位皇帝，在明朝創立之初而制訂的一系列施政綱領。明朝初年的政治，對官員是苛嚴的，不要說貪墨，就是政務稍有懈怠，也嚴懲不赦。但是對老百姓，採取的卻是休養生息的政策。面對武宗以來吏治腐敗的狀況以及民不聊生的局面，張居正十分嚮往洪武、永樂兩朝國家清明的局勢，因此提出“惟在遵守祖制”。這不是隨口說出的客套話，而是含有正本清源，廓清政治的大謀略。
其時，張居正在小皇帝面前的角色，既是相，又是師。他上面的那段話，前半段是以首輔的身份說話，而後面的“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當先者”這席話，又是以老師的身份來教育學生。實際上，在張居正獨秉朝綱的10年，他一直將輔臣與老師兩種身份集於一身。
為朝廷扛起改革大旗
前面講過，張居正在25歲的時候，就有施行改革掃除弊政的雄心。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一直在等待機會。
隆慶二年（1568年）的七月，首輔徐階致仕，李春芳繼任。李春芳是張居正的同科進士。所不同的是，李春芳是該科的狀元。這位首輔是個好好先生，且缺乏政治家的縱橫捭闔的才能。在他上任不幾天，張居正就給穆宗皇帝上了一道《陳六事疏》，在這篇疏文中，張居正全面提出了自己改革政治的主張。疏文的開頭，就有高屋建瓴之勢：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時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
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返憂，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態。臣不惴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
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跡，披瀝上陳，期於先詔主德，而齊一眾志，非為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接著，張居正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6個方面，系統地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張。此時，距張居正給世宗皇帝呈《論時政疏》已過了19年。在這19年，國運沒有任何一點起色。而吏治腐敗、法令不行、國庫枯竭、武備廢弛、豪強權貴大肆兼併土地、農民破產等等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國家再不改革，必將危在旦夕。
此時的張居正，比之19年前，由於歷練甚多，政治上更為成熟，看問題更加透徹。如果在19年前實施改革，張居正充其量只能當一個“革命軍中馬前卒”。而現在，張居正有能力也有勇氣為朝廷扛起改革的大旗了。
而且，張居正呈上《陳六事疏》的時間，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斯時高拱下野，徐階致仕，兩個最有主見的輔臣都不在中樞之地，而擔任首輔的李春芳並無掌控大局的能力。如果穆宗看了奏章同意進行改革，那麼，實施改革的操作必然就會落到他張居正的手上。遺憾的是，穆宗壓根兒就沒有振衰起隳的雄心。他看過疏文後，只批了7個字：“知道了，具見忠忱。”然後就泥牛入海，消息全無。
明代自宣宗皇帝之後，再也沒有出現過雄奇豪邁的皇帝。要麼是少年登基，不諳世故；要麼是久居深宮，難辯是非。操持國事的，是由內閣、五府六部等部院大臣組成的文官集團。這個集團的執政能力，決定了帝國的命運。
張居正的一腔熱血，再一次化為塵土。隨後幾年，隨著高拱的二度出山，內閣鬥得驢嘶馬喘。張居正只得繼續隱忍與收斂。
等到當上首輔之後，張居正意識到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這是因為小皇帝才10歲，他的生母李貴妃希望張居正挑起治理國家的重擔，而讓小皇帝有足夠的時間學習政體與知識，而文官集團中的強人又相繼離去。這一切，都給張居正的“獨斷專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此情之下，處理好與李太后（李貴妃在小皇帝登基後晉升為慈聖皇太后）以及馮保這兩個人的關係，便顯得極為重要。因為，這兩個人一個是小皇帝的生母，一個是掌印太監、小皇帝的“大伴”，推行改革若不能取得這兩個人的支持，則絕無可能得到小皇帝的信任。
長袖善舞和“與狼共舞”
近年來，有史家認為，萬曆初年的中國政壇，李太后、張居正與馮保3人構成了牢不可破的權力鐵三角，這說法有一定道理。李太后雖然貴為皇母，但出身寒微，懂得民間疾苦，她對兒子管教非常嚴格。小皇帝貪玩，儘管貴為九五之尊，她還是給其罰跪。馮保精通古琴與書法，是太監中難得的儒雅之士。他是小皇帝的大伴，小皇帝對他非常依賴，同時李貴妃對他也非常信任。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貪墨成性，但也能夠識大體。張居正在三人中，是真正的靈魂人物。推行改革，沒有三個人的合力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李太后與馮保二人，不可能有什麼創見。相反，他們還各有私欲。張居正總是能做到既滿足他們的私欲，又不至於讓其私欲過份膨脹，並以此換來他們對萬曆新政的支持。
對於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來講，既要講操守、氣節，也要講變通、交易，有時候，要有捨棄操守而進行齷齪交易的勇氣。張居正與馮保之間就是這樣，馮保有時收受大批賄銀而希望張居正給某人升官時，張居正不但沒有抵制反而儘量滿足。這一點，日後成了人們攻擊張居正的口實。但放在當時那種特定的情況下，張居正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替代。
中國古代士人，歷來重操守而輕事功。如果操守與事功不產生矛盾，則都能做到慷慨任事。如要為完成事功而有損於操守，則多半會回避或乾脆掛冠而去。注重操守原也無可厚非，但若每個人都潔身自好而不肯為國家建立事功，則國計民生的大事就無人承擔了。這乃是因為，自古至今的官員隊伍中，從來就是善惡忠奸攪和在一起。惡者為求一已之欲，從來不擇手段，不顧道德；若善者一味死守道德底線，則如何與惡者抗爭，如何建立事功？
儒家將立德放在人生的最高層次，其次是立功、立言。因此，中國的讀書人便以立德為最高追求。但無庸諱言，報效國家的人首先應當有立功的思想，事實相反，很多人過不了這一關，不肯“與狼共舞”。
張居正一旦登上首輔之位，不但長袖善舞，而且還打破道德觀“與狼共舞”。竊認為，萬曆新政之所以成功，作為改革領導人的素質來說，這是關鍵中的關鍵。當然，與狼共舞不是同流合污，而是曲盡其巧的權宜之計。
作為改革家來說，與狼共舞固然痛苦，與清流共事亦覺艱難。張居正上任之初，為了穩定政局，啟用了一批元老級的人物充任六部堂官。如將兵部尚書楊博改任吏部尚書，南京兵部尚書王之誥改任北京刑部尚書，主持黃河水利工程的朱衡改任工部尚書，長期賦閑在家的陸樹聲出任禮部尚書。這幾位大老，都有明顯的清流傾向。依靠他們推行改革，顯然不切實際，但張居正初登首輔之位，根基未穩，還得依靠這些清流領袖幫助他穩定局勢。到了張居正改革拉開序幕，這些人果然想不通、看不慣，于萬曆三年前都相繼離去。
任何一場改革，首先必須從人事開始，萬曆新政也不例外。張居正的用人經驗，概括起來是8個字：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循吏是指那種不計個人得失，毀譽不計，只希望把事情做成做好的官員。這有點像小平同志所講的“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但是，由於當時的官場以清流居多，張居正的用人標準，與整個文官系統的道德標準與利益訴求大相徑庭，因此受到的壓力也最大。
自主政之後，張居正告誡吏部：“良吏不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這句話用今天的語義解釋，即會考試的不一定會當官，高學歷不等於高水準。
張居正注重從沒有功名，但辦事幹練的下層吏員中選拔幹部。有一個名叫黃清的人，長得矮小醜陋，還瞎了一隻眼，僅僅只是個秀才。他長期在縣衙門裡當一名刑名師爺，即負責獄訟斷案。由於才幹超群，20多年的吏場生涯，終於晉升到浙江嘉興府同知的位置。在官員考察中，張居正發現了這個人，決定破格重用。這時張居正正好碰到一個棘手的問題：漕運出現了障礙。
大明王朝的糧賦重地在江南。每年，要通過杭州到北京的大運河運送400萬石糧食。負責漕糧運輸的是漕運總督衙門，而管理運河的又是河道總督衙門。兩個衙門一歸戶部，一歸工部，經常為許可權問題發生爭執，一旦出事又互相推諉。百年來，這個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張居正一直關注此事，執政之後，他徵詢意見作出判斷，認為淮、揚二郡是運河阻塞的關鍵。皆因高郵、寶應一帶地勢低窪，一遇雨季便洪水氾濫，使運河潰堤、漕運受阻，於是決定在高郵、寶應增築內堤。但是，由於地方、漕運與河道三方面扯皮，導致工程開開停停難以為繼。張居正毅然決定，破格提拔黃清為淮安知府直接擔任築堤工程指揮長。當時，不論是吏部還是戶部、工部都反對這一任命。但張居正執意促成。黃清到任不到一年，便運用超常的變通能力和管理才能，就使內堤工程推進過半，不到兩年就全線峻工。不但解決了運河的水患，也將其漕運能力提高到600萬石。捷報到京，張居正大喜，再次超升黃清為兩淮運司同知。
讓一個既無進士出身，又是殘疾人的人驟登高位，官場很難接受。不久，黃清即遭人暗算。一日，上司乘船前來視察，黃清上船拜謁，過跳板時，因板滑墜入運河中淹死。雖是暗害，看起來卻像是一起事故。
張居正聽到噩耗，十分悲憤，他指示淮、揚二府為黃清舉辦隆重的喪事，並再次破額“贈特祭、贈太僕卿、蔭一子入胄監”。這件事，為後來的當政者頗為稱道，認為這種大破常格的用人方法，既要有慧眼，更要有魄力。惟其這樣不拘一格用人才，改革的大業才有人事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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