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 羅斯福時代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882∼1945），雖然是最受爭議的總統之一（在他的任期內辦公室通過了第22號修正案，限制一位總統至多連任兩期），但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也是最優秀的總統之一，他不僅任期比其他任何總統都要長，而且他還帶領美國度過了兩次最嚴重的危機－－現代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和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但上面這些是公眾的描述，也是史書上對他的記載。令他的崇拜者和敵人感興趣的是一個特別家庭的子孫是如何通過成為美國民眾的真正朋友而廣為人知。
1882年1月30日，羅斯福出生於紐約的海德公園，他是荷蘭人的後裔，祖輩於19世紀60年代移民到新阿姆斯特丹，他的父親是一名富有的鐵路官員，母親也出自一個富足的美國家庭。小富蘭克林在公立學校讀書，同時也在家裡接受專人輔導，每年都會同家人去歐洲旅行。但是家人對他決不溺愛，他的父親教導他應該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母親也是一個非常嚴厲的人（直到羅斯福去世的時候，他還記得母親嚴厲的樣子）。羅斯福14歲的時候，被送到一所私立的寄宿學校－－格羅頓公學，後來又升入了哈佛大學。初到哈佛的富蘭克林是一個靦腆又害羞的學生，但是通過參加運動和課餘活動，尤其是參加辦校報的活動，他成為了一名社交上的活躍分子。不過，他沒有獲得過獎學金。畢業後富蘭克林又到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法律，他很聰明，輕鬆地獲得了學位，又通過了律師考試，進入了紐約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在此期間，羅斯福與他的遠房堂妹埃莉諾•羅斯福（堂叔希歐多爾•羅斯福的女兒）結為夫妻。也許當時羅斯福並不會想到，他的妻子也將會成為一名重要的公眾人物。
羅斯福很快便發現，自己已經不滿足於僅僅做一名律師了。1910年，他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競選紐約州參議員。他最終獲得了這個已被共和黨壟斷了50年的席位。在擔任參議員的時候，他顯得老練而獨立，對政治生活十分適應。在1912年的總統大選中，他支持伍德羅•威爾遜，反對他的親戚希歐多爾，後來作為回報，羅斯福被任命為海軍部助理部長。羅斯福對這一工作非常熱愛，這也許是緣於他對海軍歷史和航海的酷愛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羅斯福人氣極旺，聲名鵲起，1920年大選中被民主黨提名副總統候選人。雖然他和競選夥伴詹姆斯•卡克斯敗給了哈定和柯立芝，但是羅斯福還是獲益匪淺。
1921年8月，羅斯福在坎波貝洛島的海濱別墅中度假時，由於火災和芬迪灣冰涼刺骨的冷水而患上了脊髓灰質炎。幾個月的病痛之後，羅斯福面臨著癱瘓的危險，這就意味著，即使保住了性命，也會下半身癱瘓。但是，羅斯福不畏病痛，而是通過游泳和健身來增強自己的體質。雖然他以後不可能再離開輪椅和拐杖，他還是很樂觀；也許這意味著他將從政治舞臺消失，但是人們卻不斷看到羅斯福的政治活動。1924年，他開始回歸政壇，在民主黨大會上提名紐約州長阿爾佛雷德•E•史密斯為總統候選人，雖然史密斯沒有獲得最後的提名，但是，羅斯福的這一舉措卻被視為是有改革意義的，因為史密斯信仰天主教，在那個時代是被人們認為不可以做總統的。1928年，在羅斯福的支持下，史密斯獲得了提名，同時他也勸說羅斯福競選紐約州長。最後的結果是，史密斯敗給了胡佛，羅斯福卻贏得了紐約州州長的選舉。從此，羅斯福開始青雲直上了。
1923到1933年十年的時間中，羅斯福擔任了兩屆紐約州長，做了許多行政改革和積極的立法工作。1932年，羅斯福開始著手競選總統，他獲得了總統候選人提名並擊敗了時任總統的赫伯特•胡佛。在他的第一次國會演講中，羅斯福向美國人民宣佈要實行「新政」。
1933年3月4日，羅斯福臨危受命，宣誓就任總統。48小時後，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平息金融危機。在羅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國會通過《緊急銀行法》，決定對銀行採取個別審查頒發許可證制度，對有償付能力的銀行，允許儘快複業。99天內（一般被稱為「百日新政」）制定了許多美國歷史上著名的法律和改革方案。為了緩解經濟危機，政府削減聯邦工作人員的工資支出和退伍軍人的津貼；調整國家貨幣政策；改革財政和銀行體系；解決中產階級的問題；為生活極端貧困的人們發放救濟和提供工作機會；採取一系列的農業和工業改革措施。在羅斯福的領導下，美國國會制定了大量適合美國的、至今仍被採用並影響深遠的法令。其中比如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和水力發電站的建立，降低了發電成本，同時也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發展。另外一個是《美國國家勞工關係法》，給了工人和廣大勞動者們最廣泛的權利。美國證監會進一步規範股票市場，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也許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專為老人提供養老金等職能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
羅斯福的反對者們指責他正在將美國帶入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但是幾乎後來所有的史學家都承認是他拯救了資本主義。同時，他也與世界各國建立了更加良好的外交關係，甚至法西斯德國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羅斯福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實現了他在競選時的承諾，大量法令的頒佈實施使得美國從大蕭條中走了出來，免於崩潰。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美國人民對戰爭不感興趣。羅斯福卻巧妙地設法支持加入戰爭的英國，運送戰時物資、提供貸款、允許美國艦隊炮擊德國艦隊為英軍護航。當日本突襲珍珠港時，羅斯福已經帶領美國為大規模的戰爭做好了準備。他生命中的52個月都是美國軍隊的絕對核心和支柱力量，同時也鼓勵美國人民對同盟國提供支援。雖然羅斯福沒有親自參戰，但是他制定了許多重要的戰略決策。或許這些是由於他與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還有其他盟國領袖們經常會晤的緣故。所以，在大蕭條時的美國，是羅斯福卓越的領導才能和非凡的個人魅力使得美國人民深深地懂得只有緊緊把握時代的脈搏，才能真正實現生活的目標。
1940年，羅斯福開始了他的第三個總統任期，這是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因為似乎只有他才能讓美國渡過難關，走向復興。1944年，他又開始了更是史無前例的第四個任期，因為戰時更換總統是不明智的。他的反對者們將他批判為一個獨裁者，但是他的親隨們都知道這將是羅斯福的最後一個任期。然而他們卻也未曾料到，雅爾達會議結束後兩個月，身心疲憊的羅斯福在佐治亞溫泉休養時悄然逝去。1945年4月12日，一位現代歷史上的巨人與世長辭。羅斯福臨終前便已斷定戰事即將結束。
羅斯福為美國做出了豐功偉績。他去世後的50年中，他的頭像都被印在美國的郵票上，人們對他的敬仰不僅僅是由於他保護了人民的利益（例如社會保障體系），而且因為他解決了關係國家利益和民族發展的許多重大問題。當然，羅斯福也有其不足之處：他對歐洲猶太人的困境無動於衷；允許將美籍日本人送往隔離營；低估了蘇聯的野心等等。但是如果要根據一個總統上任時到離任時的不同國情來判斷的話，羅斯福毫無疑問是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總統之一。在一般美國人心目中，他是與喬治•華盛頓和亞伯拉罕•林肯齊名的三大偉人之一。他在就職演說中說過的話，有些成了廣泛流傳的名言，如「我們唯一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如「一個國家的壽命究竟有多長，則要按其生存的願望而決定」，等等。
第一章 再論價值觀問題
政府問題一直以來就是個人是否要服務於某種政府和經濟體制，抑或某種政府和經濟體制之存在就是為了服務於個人。
多少代人以來，這個問題始終是政府問題討論的核心。在與這些事情有關的問題上，人們的觀點可能會有分歧，遠古以來，誠實可信的人們在這些問題上還將繼續存在不同觀點。
沒有人可以蓋棺定論，但我們依舊相信變革與進步的力量。梅雷迪斯•尼科爾森所稱謂的民主制度就是一種求索，一種永無休止地尋求這些事物並為此努力拼搏的過程。有很多條道路可以走。如果我們對此進行梳理的話，就會發現這些事物只會朝著兩個基本方向發展。其一是向著為少數人利益服務的政府這個方向邁進，其二是向著為多數人利益服務的政府這個方向邁進。
歐洲各國政府的發展道路是要努力建設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使其強大到足以實現統治階級的和平。在很多情形下，中央政府所取得的順利，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的設立對個人而言都是一個避風港。人們寧願接受遠方的偉大的統治者的統治，也不願接受近在咫尺的較小統治者的剝削與壓迫。
都是國家政府的創立者們卻不可避免地是殘酷無情之人。他們採取的手段常常很殘忍，儘管他們不斷地努力爭取實現社會需要和緊缺的事物－－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能夠保持和平，根絕內戰，使那些桀驁不馴的貴族人士老實就範，並使大多數人可以安享地生活。
那些殘酷無情之人在建設先進國家方面發揮過作用，就像他們在國家的建設進程中使得中央政府的權威得以確立時發揮的作用一樣。社會對其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給予了充分認可。但是，當歐洲各國完全實現了發展之時，曾經發揮作用的雄心壯志與殘酷無情就會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目前存在著一種日益濃厚的感覺－－政府的運作時以所有人的利益為代價而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的。人們在尋求一種平衡－－一種限制性力量。逐漸地，出現了城鎮議會、行會、全國性議會，通過憲法、公眾的參與與控制來對獨裁權力予以限制。對統治者的權力進行限制的另一個因素是道德觀念的興起－－統治者有責任為其臣民某福利。美洲殖民地就是在這種鬥爭過程中誕生的。美國革命則是其轉捩點。美國革命之後，這種鬥爭仍在繼續，並轉化為為國家的公共生活而進行鬥爭。
有些人由於在美國獨立戰爭年代目睹了這種混亂局面，他們接受了這樣的思想－－人民政府肯定是危險的、不可行的。總體來說，這些思想家是誠實的；我們不能否認他們的實踐已經證明存在某種恐懼是正常的。
漢密爾頓是持這種觀點的人當中最傑出、最誠實、最堅定的擁護者。他對漸進性方法完全失去了耐心。大體而言，他認為共和國的安全有賴於其政府的專制力量；個人的命運要服從於政府的命運；由一小部分出類拔萃的、有公益心的公民所主導的強大的中央機構能對所有政府實施最佳統治。
但是，在1776年夏天，傑弗遜在起草完獨立宣言之後就把精力轉移到同樣的問題中來，並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沒有使自己受到外在形式的蒙蔽。對他來說，政府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政府或者是一個避難所，或者是一種危險、一種威脅，這有賴於不同的環境。我們發現，傑弗遜認真地分析過他要為之組建一個政府的社會。
「我們沒有窮人－－我國人口中的廣大群眾是勤勞的，沒有勞動－－不論是體力的還是專業性的－－就不會有我們的財富，哪怕是少許的、微不足道的財富。勞動階級中的大多數人都擁有財產，可以公允他們自己的田地，擁有自己的家庭，他們的勞動需要使得他們有能力從富人那裡分得一杯羹，而合理的勞動價格也使得他們能夠豐衣足食，可以靠勞動養家糊口。」
它認為這這些人具有兩套權利－－「個人權利」以及與獲取並擁有財產的權利。他的「個人權利」指的是自由思考的自由、形成和表達想法的自由、以及個人生活的自由，每個人都具有各自的權利。
為了保障第一套權利，政府必須理順其職能，以便不去干涉個人之事務。但即使傑弗遜也意識到，財產權利之行使必然對個人權利形成干涉，而沒有政府的協助財產權利則無以維繫；政府的介入必然是對個人主義的保護，而非破壞之。
我們對接下來發生的偉大的政治鬥爭耳熟能詳。漢密爾頓和他的盟友們要建立一個專治的，中央集權的政府，但他們的嘗試在1800年總統大選中被傑弗遜的政黨徹底挫敗了。那次政治鬥爭之後出現了兩大政黨，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共和黨和民主黨。
這樣，在美國政治史上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個人與政治體制相抗衡的時代；這這個時代，個人主義成為美國生活中偉大的標誌。經濟環境處於最佳時期使得那個時代長盛不衰、波瀾壯闊。在西部邊疆地區，人們可以完全自由地獲得土地。任何一個想要承擔起維持生計的人都完全有機會做到這點。大蕭條能夠，也確實發生過，但這些次蕭條不能改變下面的基本事實：大部分人部分地依靠出賣其勞動力為生，部分地依靠土地維持生計；因此，饑餓和無家可歸的情形實際上是不可能出現的。最糟糕的情況就是，經常有可能爬進一輛帶篷子的四輪馬車向西部進發，在那裡，未開墾的大草原成為這些人的天堂；在東部，他們找不到這樣的地方。
我們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因此我們不但可以給我們自己的人民，而且還可以全世界所有窮困潦倒的人們提供這種救濟。我們能夠張開雙臂歡迎歐洲移民的到來。
每當出現大蕭條時，在西部就會有一塊新的土地向人們開放。這成為了我們的傳統。因此，哪怕我們暫時遇到不幸也是為實現我們的天定命運服務的。
但是，在19世紀中葉，出現了一股新興的力量，並造就了一個嶄新的夢想。這股力量就是所謂的工業革命，蒸汽機和機械設備的出現，以及現代工廠之雛形的興起。這個夢想是就是經濟機器的夢想，要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準；使最卑微的人也能夠享受奢侈；依靠蒸汽動力和後來的電力來消除距離；是所有人從單調乏味的、最繁重的體力勞作中解脫出來。
人們期望這種力量和這個夢想必然會對政府產生影響。自那時候起，人們只是希望政府能夠創造一種人們可以在期間幸福地生活、和諧地勞作、安全地休息的環境。現在，人們希望政府為實現這個新的夢想伸出援手。可是，前景並不光明。要想使這個夢想變成現實，需要人們有堅忍不拔的意志、豪情滿懷的遠大抱負，並發揮其聰明才智，因為除此之外，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金融、工程技術以及新興開發問題。
因此，機器時代的優勢是與生俱來的；但是，合眾國還是無所畏懼地、興高采烈地，我認為還是正確地、甜蜜地接受了這種苦難。人們認為，為了能夠獲取完善的工業體制所帶來的優勢，付出再大的代價也是值得的。
19世紀後半期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金融大發展的歷史，其所使用的金融工具缺乏認真監管，只要取得預期的效果就會受到褒獎，而不論其手段為何。譬如，將鐵路推進到太平洋的金融寡頭們通常殘酷無情、奢侈浪費、腐敗盛行，但是他們的確建造了鐵路，而且我們到今天還在使用這些鐵路。有人曾經估算，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投資家為美國鐵路體系付出了三倍以上的資金；但是儘管事實如此，合眾國還是最大贏家。
只要我們還擁有自由的土地，只要人口數量還會突飛猛進地增長，只要我們的工廠還不能滿足我們自己的需要，那麼社會就可以讓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們暢快淋漓地發揮其才智，不受限制地獲得回報，我們唯一需要的就是，他可以創造出人們所期望的經濟繁榮。
在大發展時期，所有人都是機會均等的，政府的事情不是去干涉，而是去扶持工業的發展。應商人們自己的要求才這麼做的。征繳關稅最初的目的是「使我們的處於繈褓中的工業發展壯大」。就在不久前，我的讀者當中一些上了年紀的人還記得這是個政治問題。
鐵路有時候是贈與金錢的形式，但更多的時候是以贈與土地的形式得到了資助。合眾國某些最有價值的油田被饋贈，以扶持一直延伸到西南部的鐵路建設融資問題。一支新興的商業船隊得到金錢援助或郵政補貼，以便使我們的蒸汽船可以在七大洋遨遊……
我們不需要政府從事商業活動。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歷史的經驗所在。因為，雖然政府不得投身商業活動同私營企業進行競爭一直是美國的信條，但是，商業熱切地要求政府對私營企業提供各種形式的政府援助卻是美國的傳統。
他不想看到政府干涉商業活動－－他就是這個想法，而且有很多合情合理的理由這樣去說－－說同樣的話的人卻是第一個跑到華盛頓要求政府對其產品徵收抑制性關稅的人。當事情變得非常糟糕時－－就像在1930年時那樣－－他會以同樣快捷的速度跑到合眾國政府要求貸款。復興金融公司就是此舉的產物。
每一個集團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需求政府的保護，它們並沒有意識到，政府的職能不應當是以犧牲其保護所有公民的個人自由與私有財產權這項責任為代價來放棄對弱小集團的支持。
反思歷史，我們現在會發覺，跌宕起伏的大轉折的時期出現於世紀之交。那時，我們到達了我們最後的邊疆，再也沒有自由的土地了，我們的工業兼併變得非常強大，已經無法控制，並且在國家中形成了一個缺乏責任感的權力集團。
明察秋毫的人們恐懼地發現了機會將不再均等的危險；日益發展的公司就好像古代的封建貴族一樣將會威脅到個人謀生的經濟自由。就是在那個時期，我們的反托拉斯法誕生了。
反對大公司的呼聲此起彼伏。希歐多爾•羅斯福，首位偉大的共和黨進步派人士在「討伐托拉斯」問題上掀起了一場總統運動，可以自由地探討擁有巨額財富的壞人。如果政府具有一項政策的話，它寧願讓時間倒流，以便去摧毀那些規模龐大的托拉斯公司，回歸到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小企業的年代去。這是不可能的。希歐多爾•羅斯福放棄了自己的「討伐托拉斯」的想法，並被迫勾勒出「優秀」托拉斯同「糟糕」托拉斯之間的區別。最高法院提出了著名的「理性法則」，據此，如果其用以獲取權力的手段和運用此種權力的方式是理性的，那麼，工業權力的集中似乎意味著就是可以接受的。
1912年當選美國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對形勢的觀察更加清晰。傑弗遜曾經擔心政治權力對個人生活的侵害之處，威爾遜知道新興的權力是金融權。他看到，在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內，廣大群眾賴以維繫其安全和生計的20世紀的專制暴君，其缺乏責任感與貪婪的本性－－如果得不到控制的話－－將會使他們食不果腹、貧苦不堪。
雖說金融權力在1912年的集中情形遠不如今天嚴重，但是，這種情形已經發展到很嚴重的程度，以至於威爾遜完全認識到其影響。現在來讀一讀他的講話很有意思。今天所謂「激進」的講話（我有理由知道我講話的出處）同威爾遜總統的講話相比是小巫見大巫。
他說，「沒有誰可以否認，努力拼搏的界線已經變得越來越狹窄而尖銳；任何人如果對我們國家工業發展的狀況一無所知，那麼你就不會注意到，如果你沒有和那些已然控制了我國工業的人們攜手並肩，同仇敵愾地獲取更大額的貸款，那麼獲取此種貸款正變得越來越困難。所有人都能夠注意到，任何人試圖在同大型資本聯合體的控制下從事的任何生產過程進行競爭，以建立自己的一番事業時，都會情不自禁地發現，他們或者被排擠出局，或者被迫出賣勞動力，並令自己沉溺下去。」
如果不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果威爾遜總統能夠花八年時間投身於國內事務而不是國際事務，那麼我們現在面臨的形勢可能截然不同。但是，遙遠的歐洲的槍炮聲轟鳴作響，戰事愈演愈烈，這迫使威爾遜總統放棄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他非常清晰地洞察到的問題成為遺留給我們的一份遺產，我們任何黨派的任何人都不可否認，這是政府高度關注的問題。
對當前的形勢瞥一眼就能夠清晰地看到，我們曾經知道的機會均等已經不復存在了。我們的工廠得以建立。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讓我們來看看我們的近代史以及簡單經濟學，也就是你、我以及普通男女都在談論的那種經濟學。
我們知道，1929年前的歲月裡，我們國家已經完成了一輪大規模的建設和通貨膨脹週期；在10年時間裡，我們在醫治戰爭創傷的理論指導下進行擴張，但實際上擴張的範圍遠超於此，並且我們自然的和正常的發展規模。在此期間，冷冰冰的經濟資料證明，消費者支付的價格降低的幅度微不足道，或者沒有降低，儘管同樣的資料證明，生產成本大幅下降了；從這個時期獲取的公司利潤也是豐厚的；同時，幾乎沒有利潤用於降低價格。消費者被遺忘了。幾乎沒有錢用於增加工資；工人們被遺忘了；不管怎麼說，還是有足夠的份額被用來支付利息－－股東也被遺忘了。
附帶提一下，那個時期的慈善的政府也幾乎沒有征繳到任何稅收。
結果怎樣呢？大量的過剩資金堆積如山－－這是有史以來最觸目驚心的場景。這些過剩資金主要流向兩個方向，一是流向新興的、不必要的工廠，現在這些工廠僵直地矗立在那裡，被閒置起來；二是直接由公司或者間接地通過銀行將它們送入到華爾街的金融市場。
之後就出現了崩盤。投資於不必要工廠的過剩資金被閒置。人們失去了工作；購買力乾涸了；銀行變得惶惶不可終日，並開始追討貸款。那些有錢人唯恐與其脫離干係而不及。信用喪失了。工業停頓了。商業下滑了，失業率上升了。
運用你們自己掌握的知識將此種形勢轉換為人類可以理解的概念。看一看過去三年所發生的事情是如何讓特定的人群感受到其影響的。首先是依賴工業的人群，其次是依賴農業的人群，再次是主要由上述兩個人群的成員組成的人群－－「小投資者和儲戶。」記住，前兩個人群，即工業人群和農業人群間可能存在的最強大的聯繫紐帶是這樣一個事實：存款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二者擁有的債券都與第三人群聯繫在一起－－這就是國家的信貸結構。我們知道這個信貸結構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再次審視一下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我們曾經知道的機會均等不復存在了。再來談談下一個明顯悲劇性的經濟問題－－機會在哪裡？我們必須那個迄今為止一直是我們的救世主的歷史概念。
我們早已抵達了我們最後的邊疆；事實上，再也沒有自由土地了。我們的人口中超過一半的人既不生活在農場，也不生活在田地裡，他們無法靠經營自己的財產維持生計。，那些被經濟機器剝奪了工作機會的人們藉以重新開始新生活的、以西部大草原形式存在的安全閥不復存在了。我們不能再去邀請歐洲移民來分享我們的無限繁榮。現在，我們正讓我們自己的人民過著一種單調乏味的生活。
我們的不斷發展的關稅制度最終迫使我們通過對這些國家徵收報復性關稅在北部關閉了我們的加拿大邊疆，在東部關閉了我們的歐洲市場，在南部關閉了我們眾多的拉美市場，在西部關閉了我們的大部分太平洋市場。這已經迫使我們眾多大型工業機構在關稅壁壘之內到這些國家建立工廠。這些工業機構過去曾把其過剩的產品出口到這些國家。這已經使得他們在美國的工廠產能下降，就業機會減少。
威爾遜時代以來，商業領域的機會進一步減少了，就好像再也不能自由地建立農場一樣。誠然，人們仍舊能夠依靠天生的精明和能力開辦小企業，以跟上競爭者的步伐；但是，大公司將各個領域一個接一個地統統預先予以佔領，而且，即使在那些沒有引起重大關注的領域，小人物開辦企業也是舉步維艱。過去30年無情的統計資料表明，獨立商人正在進行一場早已輸掉的賽跑。或許他被逼到牆角；或許他不能申請貸款；或許用威爾遜的話說，就好像街角的水果店老闆告訴你的那樣，他是被高度組織化的共同競爭者強迫「出局」的。
最近，有人對美國商業集中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該項研究表明，我們的經濟生活被大約600餘個公司掌控著，這些公司控制著美國工業三分之二的份額。1,000萬小商人則分享剩餘的三分之一。
更加令人震驚的是，該項研究表明，如果這種集中化進程按著同樣的速度繼續發展下去，那麼到21世紀末，整個美國工業將控制在12家公司手裡，可能僅有100人在管理著這些公司。簡單地說，就算我們現在還沒有成為經濟寡頭統治的國家，我們也正在穩步地朝著這個方向邁進了。
顯然，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我們對價值觀問題進行重新評價。更多工廠的唯一建設者、更多鐵路體系的某個創立者、更多公司的每個組織者，這些人很可能既是救星也是威脅。只要這些偉大的工業先行者或金融寡頭肯於投資建廠或進行開發，我們就奉送所有的東西，這樣的時代結束了。
我們現在的任務不是勘探或者開發自然資源，或者一定要生產更多的產品。頭腦更加冷靜、作風更加穩健的商業企業應當控制住自然資源和已然在握的工廠；謀求重建我們的過剩產能的海外市場；應對消費能力低下問題，或者是產量與消費量相適應；更加公平地分配財富與產品；使目前的經濟組織為人民謀利益。
就好像在古代一樣，中央政府首先是一個避難所，其次才是一種威脅；現在，在一個經濟聯繫更加密切的體制內，這些主要的、野心勃勃的金融集團不再是服務於國家意願的奴僕，而是一個威脅。我想做進一步的對比。因為在18世紀時，全國性政府就變成了一個威脅，但是，我認為我們不應因此就擯棄全國性政府的原則。
同樣，我們今天也不能因為這些稱為公司的強大經濟體的權力容易遭到濫用就擯棄公司的原則。在其他時期，我們通過循序漸進地將過於雄心勃勃的中央政府轉變為一個憲政民主制政府來處理這個問題。因此，當前，我們正改變並控制著我們的經濟體。
如同我所看到的那樣，政府在處理其與商業的關係時所擔負的任務是協助發展一項經濟權利宣言，一種經濟憲政秩序。這是商人和政治家們的共同職責。這是一個社會擁有更加持久，更加安定的秩序的最低要求。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這個時代表明，創建這樣一種秩序不僅是政府的合理政策，而且也是保障我們的經濟結構唯一安全線。
我們現在知道，如果沒有始終如一的繁榮，也就是說，如果購買力不能在我國所有集團間進行恰當的分配，這些經濟體就沒法生存。這就是為什麼哪怕是那些最自私自利的公司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也意願看到工資水準得以恢復、失業人士獲得救助、使農民回歸到自己習慣的繁榮水準、並確保工人和農民這兩個人群持久安定的情形出現的原因所在。這就是為什麼某些明智的工業部門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費盡周折地在其工業部門內限制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商業團體的行動自由的原因所在。這就是為什麼各地的商人們正要求建立某種形式的使事務均衡發展的組織，即使從某種程度上講，該組織可能會在商業氛圍之內限制個人的行動自由的原因所在。
我認為，每一個實實在在地進行經濟鬥爭的人－－這意味著所有人都不是生來就擁有財富的－－通過自身的實踐和自己的生活都懂得，我們現在不得不將美國政府的早期觀念應用於當前的環境。獨立宣言從簽約的角度探討了政府問題。政府是一種公平交換的關係－－如果我們循著其發展思想的軌跡考察的話，政府必然是一種契約。根據這種契約，統治者被賦予權力，而人民則本著他們應當被賜予某些權利的想法認可了該項權力。政治家們的任務一直以來就是根據不斷變化和發展著的社會秩序對這些權利進行重新定義。新的形勢對政府以及管理政府的人們提出新的要求。
契約這個詞和共和制一樣古老，同時它又同新的經濟秩序一樣鮮活。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這意味著他也有權過上舒服的生活。由於懶惰或犯罪，他可能會拒絕行使該權利，但一定不要否認他擁有這樣的權利。我們的政府正式和非正式地從政治和經濟方面肩負著讓每個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勞動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的責任。每個人都有權擁有自己的財產，這意味著他有權最大限度地使其收入所得獲得安全保障。在人生的其他階段，如童年時期、患病期間、老年時期，從事物發展的本質上講，這些階段的人們沒有勞動能力，而人們無論如何也要承擔起這種負擔來。在所有關於財產的思想中，這種權利是是至高無上的；所有其他財產權必須服從於它。與這項原則相一致，如果我們一定要對投機家、操控經濟者乃至金融家們的活動進行限制，我認為我們就必須承認，這種限制是不可或缺的，這不是要打擊而是要保護個人主義。
這項崇高契約的最後一條是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自由。在上個世紀，對這兩種自由我們已經瞭解很多了。我們知道，如果個人的自由與幸福沒能從和衷共濟、唇亡齒寒的角度來加以保障的話，那麼這兩項自由就毫無意義。我們知道，古老的「私人能力權」－－閱讀的權利、思考的權利、表達意見的權利以及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必須全面地加以尊重。我們知道，肆意妄為的自由權剝奪了其他人的基本權利，這種自由權是不受任何契約保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就是要保障所有人實現正義的均衡性。
就像我們履行傑弗遜於1776年為我們想像到、傑弗遜、希歐多爾•羅斯福和威爾遜謀求予以實現的、明顯烏托邦式的職責那樣，我們將履行當前政府的職責。我們必須這樣做，以防因我們的集體失敗而導致大蕭條的出現，將我們都吞噬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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