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老宅中的待解之謎──北京八道灣胡同的魯迅故居
1.八道灣曾經的故事
這次衝突對魯迅的打擊是如此巨大，在他心中留下了畢生難以癒合的傷痕……
北京城裏有一些叫「灣」的地方，往往會讓人產生誤解，以為是什麼「溝灣」、「河灣」的意思，其實它們未必與水有關。比如西城的「八道灣」，便是一條挺老的胡同。實際上，它應當稱作「八道彎」才對──因為胡同裏的拐彎實在太多了。
這八道灣胡同的西口在趙登禹路（早年叫北溝沿，倒是與水有關），很小、很窄、很不起眼兒。進胡同沒多遠就開始拐彎，左拐右轉，時寬時窄，有的地方突然分岔，大胡同裏還藏著小胡同。走到底才發現，它的南口居然繞到前公用胡同裏面去了。
粗略算來，若是把每一次轉換方向作為一道「彎」，這條胡同（包括分岔的地方）至少有十五個彎！
冥冥之中似乎真有定數，「八道彎」就像是一個奇特的隱喻，因為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的命運在這裏也各自狠狠地拐了個大彎。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魯迅與周作人一家遷至八道灣胡同十一號的新宅。十天後，魯迅獨自返回紹興，料理老家的後事，於十二月十九日將母親、朱安以及弟弟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這是個很大的院落，它的格局大部分出自魯迅的設計，很能展示他的一些獨特思路。比如進入院門繞過影壁，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這與北京傳統的四合院大有不同──一般四合院極少會在這個位置留出大面積的空地。周家的第二代人丁興旺，當時周作人有一子二女、周建人也已經有了一女一子，五個孩子中間，大的七歲多，小的剛剛五六個月，嘰嘰喳喳，很是熱鬧。魯迅自己沒有兒女，卻很喜歡孩子，也許是為了紀念童年記憶中那難忘的百草園，他才設計了這麼一個大院子，可供孩子們自由地玩耍。
從外院進入前院，有一排坐南朝北的前罩房，是作為客廳、書房或客房使用的，魯迅有時也住在這裏。再穿過一道隔牆上的木門，便是正院。正院的東房是廚房和傭人的住處，三間西房是兄弟共用的書房，他們主要的書籍都收藏在這裏，魯迅也常在這裏居住；正院的正房是全宅的中心，母親住在東面，朱安住在西面，中間的堂屋是吃飯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在堂屋北面，有一間接出去的屋子，關於它，還有些神秘的疑團，此處賣個關子，待後面再敘。
再向北是後院，有九間坐北朝南的後罩房，除東面三間用做客房外，周作人與周建人兩家各用三間。這是個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家務內政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理。在飄泊分離多年以後，一家人終於團聚在一起，魯迅也可以安心地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了。他的寫作欲望空前旺盛，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便寫出了《風波》、《故鄉》等著名小說及大量雜文，出版了小說集《吶喊》，編寫了《中國小說史略》上卷等等。在這些作品中，當數自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開始在《晨報副刊》連載的《阿Q正傳》最為著名。魯迅筆下所塑造的「阿Q」，堪稱世界文學史上的經典人物形象，這部小說後來被翻譯成多種外國文字，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而「阿Q」誕生的地方，就在八道灣胡同十一號前罩房中間的那間屋子裏。
當時，魯迅除了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等學校兼開課程，還忙於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各界人士也時常來訪，給八道灣增添了許多熱鬧，如蔡元培、胡適、鄭振鐸、許地山、郁達夫等人都曾到過這裏。一九二○年，還是一個湖南青年學生的毛澤東也曾上門拜訪，但不巧未能見到魯迅。俄國著名盲詩人愛羅先珂甚至在這裏住過一段時間，魯迅還根據愛羅先珂的生活情況寫出了一篇很有名氣的短篇小說《鴨的喜劇》。魯迅與周作人密切合作，為推動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那的確是一段十分輝煌的時期。
然而，這個大家庭的和睦氣氛僅僅持續了三年多的時間。一九二三年七月，突然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情，打破了院中的安寧。魯迅在七月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是夜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也就是說，由於某種特殊原因，這天晚上他不再與周作人等家人共同進餐，而是簡單整了點菜飯，躲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吃了。幾天後，也即十九日上午，周作人拿著一封信走進魯迅的屋子，一言不發地放在桌上，轉身就走。那封信開頭的稱呼就顯出一種冷漠與隔閡：
魯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這種斷然絕情的舉止，來得十分突然；尤其是那貌似克制實則傷人極深的「自重」二字，更使魯迅感到憤怒。他立即讓傭人請周作人過來，要當面說個清楚。豈料對方竟全然不予理睬。
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奇怪的事情，居然使原本情同手足的親兄弟竟至反目成仇呢？魯迅的日記向來十分簡略，關於此事的記述僅有寥寥十五個字：「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也許是「家醜不宜外揚」吧，此後魯迅從來也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談到過這件事的緣由。只是許廣平在自己的回憶裏曾經側面說了一些情況，但也有些不甚了了。不過，有一點好像是比較清楚的，問題的起因在於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許多人認為，矛盾的發生似乎是因為家庭瑣事，主要還是經濟問題。信子家境貧寒，多年來魯迅就一直在經濟上予以接濟。從他的日記裏可以看到，從一九一二年來北京教育部供職時開始，魯迅定期往信子在日本東京的家裏寄錢，極少間斷。全家搬來北京後，魯迅在錢財方面向來不很計較，每月的薪水都交給信子支配。魯迅兄弟收入不薄，月收入合計至少有六七百元，但信子天性奢侈，從不節儉，有時甚至要靠借債度日。魯迅是大哥，難免會在弟弟面前責備幾句，不料竟釀成不可調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說他有「非禮」行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當然，這些只是推測而已。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此間是非，唯有當事人自己明白。無論事實如何，這都是一件說不清道不明難以分辯的事情，魯迅只能「牙齒打落咽進自己肚子裏」，唯一的辦法就是躲避。八月二日，他攜妻子朱安暫時遷至磚塔胡同六十一號居住，就此離開了八道灣。魯迅後來曾經使用過一些筆名如「宴之敖」、「宴敖」等等，以隱喻這次家庭變故。他曾對許廣平解釋說；「宴從（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裏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這次衝突對魯迅的打擊是如此巨大，在他心中留下了畢生難以癒合的傷痕，以至於他在逝世前不久寫給母親的信中還充滿酸楚地說，自己的肺病早在多年前「被八道灣趕出後」便發作過了。
然而，為何被「趕出」，他至死也沒有對人講過。那種恥辱，是無法用語言述說的。
兄名「長庚」、弟稱「啟明」，原本情義交融，真如蒼天之上的同一星辰，卻不料數十載手足之情朝夕間便化為煙塵，從此各奔東西背向而行，再無相逢的可能。想來難免讓人扼腕！
至於這曲折過程中的是是非非，還隱藏著許多謎團，有待後文細述。
魯迅被「逐出」以後，八道灣的住宅一直由周作人居住。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周作人讓李大釗的兒子李葆華在自己家裏躲藏了一個多月， 就住在後院東面愛羅先珂曾經住過的屋子裏。後來他與朋友掩護李葆華逃出北京， 送往日本留學。這應算是周作人所做的一件善事。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周作人沒有像許多文化界人士那樣撤向大後方，而是繼續留在淪陷的北平。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參加了日本人召開的一個「座談會」，引起全國文化界的一片強烈譴責。一九三九年元旦，有人闖進八道灣胡同十一號的客廳，向周作人及他的一位來訪的學生開槍射擊。由於一粒紐扣阻擋，周作人雖中彈卻僥倖未傷，倒是那位學生被打中左肩。門房裏的一些人前來捉拿兇手，一名車夫被打死，兇手倒逃走了。這一暗殺事件始終未能搞清是何人所為，卻促使周作人接受了偽北京大學文學院籌備員的職務，接著又當了偽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此後，周作人被汪精衛的偽南京政府委任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教育總署督辦」，還擔任了偽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等職務，就此徹底淪為漢奸。當了漢奸，有了錢，周作人過起了闊綽的日子，不僅購裘衣、添傢俱、時常設宴待客，還收買門前公地及相鄰房屋，大肆擴充住宅，家中僅僕人就多達二十多名。然而，隨著日本主子倒臺，他也成為「階下囚」。抗日戰爭勝利後，周作人被押至南京，經審判被處以有期徒刑十年。他被捕後，八道灣胡同十一號一度被查封，後來國民黨憲兵隊在這裏設過連部與營部。北京和平解放以後，解放軍的部隊也駐紮過一段時間。一九四九年一月，南京解放前夕，暫由李宗仁任代總統的國民黨政府決定疏散監獄在押人員，周作人取保釋放後回到北京，仍然住在八道灣，但這時院中的一些房屋已有其他居民居住。一九六七年，周作人去世。
2.老宅的見證人
二○○一年夏天，是我第一次去八道灣。距魯迅在這裏居住的時候算起，時間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這處院子的門牌居然還是十一號。不過，它已成了有三十多戶人家的大雜院，院內狀況也發生很大變化。院門用牆堵住，成為一家居民的住室；在原大門的西側開了一個小門，原本開闊的外院被一片凌亂的房屋所佔領；早先前院與正院之間的隔牆已經沒了，兩個院子合而為一，也是擁擠不堪。前罩房靠近穿堂門西面的那間屋子，是魯迅曾經寫作《阿Q正傳》的地方，我去的時候，正有人在向外擴展一間小房，如果再晚幾天去，就看不見原先的模樣了。這間屋子現在的主人是一位姓趙的大爺，他說如果想瞭解這院子的情況，可以找後院的張大媽，她曾經給周作人當過保姆。
由正院進入後院的東夾道已經堵住，需從正房的西面繞過去，後院同樣擁擠。張大媽住的是最東面的兩間屋子，這正是愛羅先珂當年住過的地方，後來李葆華也曾在這裏避難。屋前本應有一個水池，魯迅在《鴨的喜劇》裏描述得很詳細：池子在窗外的院子中央，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種荷花的水池。童心未泯的愛羅先珂買了十幾個小蝌蚪放在池裏。「蝌蚪成群結隊的在水裏面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有時候，孩子們告訴他說：『愛羅先珂先生，牠們生了腳了。』他便高興地微笑道，『哦！』」有一天鄉下人帶了小鴨來，他以為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誰料小鴨在荷池裏洗澡、翻筋斗、吃東西，然後「只見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腳的蝌蚪了」。「『伊和希珂先，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的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唔，蝦蟆？』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了小鴨吃完蝌蚪的故事。『唉，唉！……』他說。」讀到這裏，愛羅先珂那驚詫茫然的樣子形神俱現，真讓人要笑出聲來。
但如今那荷池被填平，已經沒了蹤影。
張大媽是位精神矍鑠的老人，已經八十一歲了，與提前退休的女兒及小學剛畢業的外孫女住在這裏。使我感到驚訝的是，現在北京城裏大概很少還會有人住這樣的房子：牆皮脫落，地面凸凹不平，屋頂露出積滿灰塵的老椽，窗戶的上半截連玻璃都沒有，老人說原先年年都是糊窗戶紙來著，今年夏天第一次買了點兒窗紗繃上，可以透透風，免得太熱，而到了冬天再把紙糊上──如今的城市裏難得見到糊窗戶紙的屋子了！由於家裏老少三代僅靠女兒的六百元退休金過活，遠低於北京市居民貧困線的標準，所以街道還要給些補助。儘管生活困難，但老人顯得十分豁達，頗有些「自豪」地指著那破爛不堪的窗櫺說：「這窗戶可是魯迅在的時候就有的！」
屋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大群大大小小顏色不一的貓。老人一一指給我看：「這小黃、小黑是她的女兒，她是她的女兒，她又是她的女兒……」一會兒就把我搞糊塗了。最後介紹的是那隻始終偎在床頭打呼嚕的大白貓：「這是『妹妹』，是老祖宗，還是外賓呢！」見我不解其意，老人故作認真地解釋：「波斯來的，可不是外賓嗎？」這一說，我倆都樂了。那波斯「妹妹」大概知道是在議論牠，抬起頭長長地打了一個哈欠，半睜半閉的眼睛發出碧綠的光芒。老人疼愛地撫著牠的腦袋：「牙都掉光了，可是隻老貓了。都二十多歲了呢！」正說著，外面進來一個年輕婦女，看來是隔壁的鄰居，她手裏舉著兩個熱氣騰騰的大饅頭：「張大媽，剛出鍋的，您嘗嘗！」老太太十分歡喜：「多好的饅頭呀！」又誇耀地對我說：「她這蒸饅頭的手藝還是我教的呢！」
張大媽本名張淑珍，她的大姨姓李，很早就在周家當僕人。張大媽是解放後於一九五○年搬來住的，繼續服侍周作人與羽太信子夫婦。那時周作人剛從南京出獄回到北京，住在後院西面的三間屋子裏，當時周建人的前妻羽太芳子也住在這裏。張大媽與周作人的一個學生住中間，各占一間半房子；東面住的是解放軍的一個連長。後來連長搬到前院去了，張大媽便住進了東面這兩間。她說：「原先這院子真好，都是花和樹。有丁香，槐樹、海棠……好多樹都是大先生從老家帶來的樹種。我這後邊的小院裏還有一棵桑葚樹，結的桑葚兒可大了，據說是大先生親自種的，可惜後來樹死了。我又種了一棵核桃樹，您看長得多大了！這後罩房後面原先是一溜院子，周建人的兒子豐三二十歲的時候在這後面拿槍自殺了。後來隔壁人家把房子伸出去一塊，就沒院子了，只有我們家還留著這麼個小院。」
很出我意料的是，她對周作人夫婦並無惡感，我注意到，張大媽始終很恭敬地把魯迅、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周建人稱作「大先生」、「二先生」、「二太太」、「三先生」，一視同仁。她說：「二先生是個好脾氣，不言不語的，有什麼事總是寫條子。二太太信佛……」我插了一句：「聽說信子花錢有些大手大腳？」她說：「那倒是，要不街坊們都叫她『大善人』呢。有一次一個幹活的工人病了，她讓人送醫院看病不說，還給錢……」
張大媽的丈夫是滿族人，姓白，所以周作人夫婦稱她為「白太太」。張大媽原有一個兒子，小時候得了急病，因付不起藥費，眼睜睜看著死了。後來信子得知後，齋戒七天，祈禱上天讓張大媽再得一個孩子。她真的又生了一個女兒，還是二太太和三太太幫忙接生的。正說著，她的女兒回來了，不言不語地坐到一邊。張大媽解釋說：「她是送我那小外孫女學電腦去了。她的名字還是二先生起的呢，叫白月英。」
周作人回到北京後，靠撰文、翻譯度日。儘管有關方面較為關照，比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每月還可得到出版社預支的稿費約四百元，但他在經濟上似乎始終很窘迫。張大媽還保存著周作人親筆寫的一張紙條，是用毛筆寫在一張巴掌大的紙上，字跡工整，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小事上也是一絲不苟的。「白太太：近來因為開支增加，每月須要付房租，併寄西安補助費，對於你處所送之款，而不能再送了。特此通知，尚祈原諒是幸。」
署名是「周啟明十月廿八日」。
據張大媽說，紙條中所說的「款」，是她當傭人的工資，每月二十元。遺憾的是，她已經記不清這張紙條具體是哪一年寫的了，但它無疑也是一件很珍貴的文物。根據她說的情況，估計這紙條大約寫於二十世紀六○年代初期。當時周作人在西安的大女婿得了癌症，因此周作人需要往那裏寄「補助費」。
一九六二年四月，羽太信子去世。「文化大革命」中，周作人被紅衛兵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抄家、批鬥、罰跪、挨打，並被趕到一間破爛的小廚房裏住。這小廚房就在張大媽窗外，也就是後罩房的東南面，低矮、陰暗、潮濕。當時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曾去看望，只見「昔日衣冠整齊的周作人，今日卻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臉色蒼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著一個白色的布條，上面寫著他的名字。此時，他似睡非睡，痛苦的呻吟著，看上去已無力站起來了，而且幾個惡狠狠的紅衛兵卻拿著皮帶用力的抽打他，叫他起來。看到這種情景，我們還能再說什麼呢！只好趕快離開……」
張大媽說：「老頭真可憐！讓人打得腰都直不起來，只能蹲著一步一步蹭……」
當時張大媽也受到衝擊。有人誣告她從周作人家裏把「電臺」搬出去藏了，因此也遭到紅衛兵的批鬥，並關了一個星期。至今，她還很不願意提起這些事。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周作人早上沒有吃飯，他給家人寫了一張條子，說是中午只想喝點玉米麵粥。上午十一時左右，家人托鄰居把粥給他送去，連呼幾聲不見回答，進屋一看，他已經倒在床上死了，一條腿搭拉在床邊，似乎是要下來的樣子。
周作人的前半生，與魯迅密切合作，在新文化運動及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等重大歷史事件中並肩戰鬥，仗義執筆，寫出了大量好文章。他的文筆出眾，即使在兄弟失和以後，當有人問到魯迅「中國最優秀的雜文作家有哪些」的時候，魯迅列出的名單中第一位就是周作人。可惜的是，由於周作人在外寇入侵的時候氣節不保，甘為漢奸，不僅自己晚景慘澹，還使八道灣這處本應輝煌的院落也蒙上了一層恥辱的陰影，想來十分可歎！
3.關於「兄弟失和」的原因及經過之謎
對於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這件事情，我在前面進行了一點簡單的介紹，現在不妨進行一些更為細緻的探討。
八十多年來，對此曾有許多不同版本的傳說，以至於衍生出不少離奇的「故事」，比如「聽窗」、「窺浴」之類。奇怪的是，即使是魯迅的至親好友，在提到此事時，也頗顯模糊，難免讓人橫生猜疑。
但是，別人的述說，往往是道聽塗說甚至感情用事，不足以作為直接依據，只有當事者本人的敘述，才應當最為可靠。
我們先回溯一下一九二三年七月的事情。
第一個「當事人」是周作人。他曾在二十世紀六○年代專門寫過文章，題目叫「不辯解說」，說得雲山霧罩，含混之極。他寫道：「關於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的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記上七月十七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有十個左右，八月二日記移住磚塔胡同……」
周作人說得有趣：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也就是魯迅「改在自室吃飯」後的第三天、他向魯迅遞送絕交信的前兩天，他自己記過日記，不過十個字，卻「用剪刀剪去了」。什麼時候剪的，他沒有講。在時隔四十年後他依然繞來繞去，擺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架勢，實在有些成心吊人胃口。
第二個「當事人」是魯迅。他對此事的敘述極少，僅有前面提到的那兩段短短的日記。
對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的事情經過，唯有這樣一點點匱乏的資料，如果企圖據此而貿然猜測真相，顯然是不會可靠的。
然而，後來所發生的新情況，卻提供了一些較為重要的資訊。
第二年──即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魯迅安頓好西三條新宅的事情後，便回八道灣老宅去取當初未曾帶走的書籍物品，不料又發生了一場大衝突。魯迅日記中有載：「……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魯迅從此與周作人徹底斷絕往來，再未回過八道灣。
此事對魯迅刺激極大，直至三個月後，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為《俟堂專文雜集》所寫的「題記」中忍不住說了一句：「遷徙以後，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攜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餘悉委盜窟中。」值得注意的是，這篇「題記」的署名便是「宴之敖者」。
周作人的反應表現得更快。吵架後僅一周，六月十八日，他便發表了一篇名為《破腳骨》的短文，繞著彎兒地罵魯迅是「無賴」、「光棍」、「潑皮」、「破落戶」、「流氓」、「青皮」……
兄弟倆惡語相向，兄罵弟為「寇」、為「盜」，弟罵兄為「無賴」、「流氓」，同胞之間，簡直是不共戴天了！
但是，對於事情的原因，魯迅畢生未曾公開說過。而周作人在他四十年後的「不辯解說」中仍然說得頗為含混：
……次年六月十一日的衝突，也只簡單的記著衝突，並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這裏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的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麼「外賓」，如許季茀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事件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不過他有一句話卻是實在的，這便是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他說這是魯迅的偉大處，這話說得對了。……我們何不能學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辯解報答他的偉大乎？……關於魯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對許季茀一個人，有要訂正的地方，如上邊所說的，至於其他無論什麼樣人要怎麼說，便全由他們去說好了。
許季茀即許壽裳，與周氏兄弟關係十分密切。他曾在二十世紀四○年代寫過《亡友魯迅印象記》，對「兄弟失和」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了。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何至於後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而對於第二年所發生的衝突，許壽裳是這樣寫的：
……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裏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
許壽裳的所謂「據說」，自然是「據魯迅說」，周作人對此甚為不滿，以致指為「造作謠言」。
周作人雖然再三聲明「不辯解」，卻又忍不住要「訂正」，而其「訂正」的方式非常滑稽。用他自己的話說：
事情或是排解得了，辯解總難說得好看。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須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做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麼。
這話繞得實在太有「水準」了！其實那意思就是：「隱秘的事」俱在，我偏不說！
至於「訂正」的內容，依然含混之至。他為了反擊許壽裳，揪住「外賓」一詞做點小文章，顯得甚為可笑：誰都能看出來，許壽裳文中那「外賓」的意思是「外人」，並無半點「外國人」的含義！
我曾將周作人的這篇文字翻來覆去讀了十幾遍，實在是越讀越糊塗──他總不至於只是要「訂正」那「外賓」二字吧？
不過，周作人在這裏總算認可了一點事實：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發生衝突的時候，確實有兩位「外賓」在場，那就是被請來當「證人」的北大教授徐耀辰和張鳳舉。
然而，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在以後的日子裏，這兩位「證人」也從來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說過這場衝突的具體經過和內容，只是後來有些人「聽說」了一些情況。比如郁達夫說過：「據鳳舉他們判斷，以為他們弟兄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
自行「判斷」的事情未必可靠，自然也難以作為依據。不過，他們的「判斷」倒是透露了一點：羽太信子攻擊魯迅有「失敬」的行為。
此外，在場的還有一位「重久」，即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雖屬日本人，但畢竟是自家兄弟，當然也不能算「外賓」。重久的地位實在尷尬，他和魯迅的關係應當很融洽，魯迅遷走後，他經常往來於八道灣和磚塔胡同之間，就在第二年發生衝突的一周前，他還剛剛去過魯迅在西三條的新宅。如此被動地觀陣，實在是難為他了：姊夫姊姊兩口子和姊姊的大伯子吵架，哪裏有他插嘴的份兒，只怕躲還來不及呢！所以，重久在現場的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事後也沒有聽說他發表過什麼言論。
除了徐、張二人，曾經在場的還有第三位「證人」，即當時正借住在周家前院的章廷謙（川島），他曾回憶說，自己聽見發生衝突後連忙趕往現場，居然看見周作人正拿著一個銅香爐砸向魯迅，幸虧沒有砸中。不過，他的這些話是在多年以後說的，記憶未必可靠──拿銅香爐砸，是要出人命的，周作人也是一介文人，即使情緒失控，也不可能採取如此不計後果的舉動。相比之下，還是許壽裳「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的說法較為可信。
章廷謙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
看來他並沒有看到衝突的全過程，因此只能算半個「證人」。
遺憾的是，那位最重要的「當事人」，也是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羽太信子，卻至今無人知曉她說過些什麼。
事情說到這裏，倍顯撲朔迷離。三位當事人緘口不語，兩個半證人僅是「判斷」和「可能」，這就給後人留下無限猜想、空想乃至妄想的空間。
研究「兄弟失和」的原因，並非出於「窺私癖」的無聊動機。這件事情直接影響了周氏兄弟的命運，的確有必要分析清楚。
家務糾紛，實難理清。有些事情不足與外人道，有些事情不可與外人道。假設真有長兄調戲弟媳的醜事，嚷嚷也沒用，因為外人難斷是非。周作人強調徐、張二位不是「外賓」，是「明白這事件的內容的人」，那麼，請他們來的目的，並非助拳打架，而是指望有人評理的。若真是長兄無德，則是非已定，有何理可評？更何況說話必須要有證據，要想讓「外賓」信服，首先要拿出鐵定的事實來。魯迅說：「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可見「主訴者」是羽太信子。「穢語」是罵人話，可不去管它，而「罪狀」是什麼呢？──什麼都有可能，唯獨不會是「非禮」的事情！因為魯迅寫得明白：「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有一個很淺顯的道理：老婆被調戲，不可能當著丈夫的面；周作人若是在這種場合「救正」「罪狀」──也就是向外人詳細述說並糾正補充老婆被調戲的具體情形，豈不荒唐？
所謂「調戲」，無法驗證，那麼「聽窗」、「窺浴」是否可能呢？
只要到八道灣實地考察一下，一些疑問本可澄清。遺憾的是，不少研究者往往只是「紙上談兵」，所以才憑空做出許多無聊的推斷。
先說「聽窗」。
周家後院有九間後罩房，周作人居西頭三間、周建人居中三間，東頭三間是客房和餐廳。許羨蘇曾回憶：本來魯迅是和母親、朱安一起在正房吃飯的，許羨蘇初到周家，被安排和周母、朱安一起吃飯，魯迅就到後院和周作人、周建人他們一同用餐了。許羨蘇是周建人在紹興女子師範學校任教時的學生，一九二○年與其哥哥許欽文來北京求學，曾在周家借住過一段時間，據她所述可知，後院有專用的餐廳，容得十多人進餐──這餐廳應當是後罩房東頭三間之一。
當時八道灣胡同十一號的格局與現在有所不同，要從中院進入後院，需走東面的夾道。周家是個大家庭，據周建人回憶，當時「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照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採購的男僕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僕二三人」。加上周家自己的大人孩子，以及時多時少的客人，常住人口足有二三十位。試想，要避開這麼多人的耳目，從整排後罩房前面悄悄走過，溜到全所住宅最僻靜的角落──即周作人所住的西北角去「聽窗」，是一件多麼冒險的事情！別忘了，那裏可是個「死胡同」，若是碰上其他人，躲都沒處躲！更何況還要避開階下茂密的花叢，攀上屋前很高的臺沿，「聽窗」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再說「窺浴」。
據張大媽所說，周宅的浴室在東廂房的北端。按常規，北京四合院的東廂房應是廚房和僕人居住的地方，浴室與廚房相連，用水、排水較為方便，應當是合理的安排。
問題在於，這裏恰是東夾道的入口，進出後院必須由此經過，是人來人往的熱鬧之處。東廂房又無後窗，只有從正面的西窗才能看見屋內的情形。要想在此處「窺浴」，比到後院「聽窗」的難度更大！
在這裏，我想引用魯迅之子周海嬰在他的《我與魯迅七十年》中所寫的一段話：
……至於情況究竟如何，我這個小輩當然是沒有發言權的。不過，我以二十世紀九○年代的理念分析，卻有自己的看法，這裏不妨一談。我以為，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迴避。即是說，我們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的所謂「男女大防」，在日本並不那麼在乎。直到臨近世紀末這風俗似乎還保持著，以致連我這樣年齡的人也曾親眼目睹過。那是七○年代，我去日本訪問，有一回上廁所，看見裏面有女工在打掃，她對男士進來小解並不迴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的馬桶去方便。據上所述，再聯繫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麼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臺外」吧？
我認為，周海嬰的說法是比較客觀的。
曾有人說魯迅後來絕口不談此事是「做了虧心事心中有鬼」，這話實屬無事生非。「不說」有多種原因，周作人不是也「不辯解」嗎？是否也是「心中有鬼」？更何況他大罵魯迅「破腳骨」的時候，最終也只是說「《英漢字典》中確將『流氓』（Picaroon）這字釋作劫掠者、盜賊等等也」。可見他所說的「流氓」，並未含有如某些人所想像的「猥褻婦女」的意思。
當然，根據諸多側面資料反映，羽太信子的確可能散佈過魯迅對其「不軌」的言論。不過，有更多的人證實，羽太信子是個症患者，本來精神方面就有毛病，再加上進入了「潑婦罵街」的亢奮狀態，言語之毫無克制是可以想見的。還是許壽裳說得言簡意賅：那只是「婦人之言」而已。即使是周作人本人，也未必真的相信。
所以我認為，許多周家親友的分析是正確的：「兄弟失和」的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家庭經濟的因素。據周建人回憶，羽太信子「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裏趕緊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女傭人……」
如果說周建人有偏袒大哥之嫌，周作人的老僕人張大媽倒正好可以作為旁證，她多次舉例說明，信子出手大方，因此甚得下人感激。但是，「出手大方」是需要錢財支撐的。魯迅是掙錢養家的人，一向節儉，連一兩元錢的小支出也要仔細記賬，對於信子的揮霍，魯迅與下人們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矛盾的發生，自然是難以避免的事情了。
拋開前因不談，若僅分析兄弟二人失和後的第二年發生「毆打」事件的直接原因，我倒覺得，更像是因為「書、器」。兄弟二人都是嗜書如命的人，共同收集有大量書籍古物，往往難分彼此。為奪書而動起手來，似乎也有可能。最終，魯迅未能將他認為應當屬於自己的所有「書、器」如願取走，因此才有「餘悉委盜窟中」之言；而周作人認為魯迅強行「搶走」那些「書、器」 ，實屬「劫掠者、盜賊」行為，所以才有「破腳骨」之罵。
4.流言與事實
順帶一提，在我所瞭解的資料中，最離奇、最無聊的一種流言，要數「魯迅羽太原本夫婦」論了。這位傳言製造者自稱，「聽說」魯迅在日本時就與一個姓羽太的日本女人同居過，所以他定論「作人的老婆原來是魯迅的舊好」。論據是：
魯迅自日本返國後，還每月負擔羽太的生活費用，這在日記中屢有記載。例如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日記：「上午收羽太家信，十七日東京發」。九月三日記：「上午至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羽太氏信並銀二十圓。」十一月二十一日記：「午後赴保商銀行易日本幣，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羽太家信並日銀五十圓。」如此日記，不一而足。既稱羽太為「家信」，又經常寄款，可見羽太與魯迅的關係不是一般的關係而是夫婦的關係。
既稱「家信」，便是「一家子」，所以魯迅與羽太信子應是「夫婦關係」──如此荒謬邏輯，簡直讓人瞠目結舌，更不必說那毫無根據有捏造之嫌的「聽說」了。
駁斥這種流言最有效的方法是事實。
就以那三條日記為例。
前文所引的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日魯迅日記中所稱「羽太家信」，撰文者連日期都沒有看清楚。「上午收羽太家信，十七日東京發」一句，應在七月二十四日；下引的「東交民巷」應為「交民巷」；再下引的「午後赴」後面漏了「打磨廠」三個字。不過這些小紕漏倒關係不大，重要的事實是，羽太信子本人於一九一二年五月十六日在紹興生下長子豐一，此前已經將弟弟羽太重九和妹妹羽太芳子自日本召來幫忙服侍；此後周作人到杭州去工作了一個來月，便又回到紹興。七月十一日魯迅寄出一封寫給三弟周建人的信，其中「內附與二弟信一小函，又與二弟婦箋一枚」，那「二弟婦」即羽太信子；七月十九日魯迅接到周作人十二日自紹興的來信，報知范愛農溺水身亡的消息。由此可知，這一時期周作人夫婦及羽太信子的弟妹都在紹興而不在日本，所謂「十七日東京發」的「羽太家信」，只能是羽太信子在東京的家人來信。魯迅作為兄長，不僅肩負接濟周作人夫婦的重擔，的確還經常給羽太在日本的家裏寄錢，並「在日記中屢有記載」。然而，誰都能看得出來，「羽太家信」指「羽太家裏人來的信」，與羽太信子本人毫無關係，更沒有什麼「一家子」甚至「夫婦」的含義。
要想說明這樣一個被有意搞成如此複雜的簡單問題，不妨再看一個實例（如此實例數不勝數）。一九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魯迅「上午寄二弟及二弟婦並三弟信」；九月十七日，魯迅給在紹興的周作人去信一封，還「附與二弟婦並三弟信」；說明周作人與羽太信子均在紹興。第二天，九月十八日，魯迅又「寄羽太家信，附與福子箋一枚」，這信便是寫往東京的，與羽太信子仍是毫無關係。「福子」即羽太信子的另一個妹妹，自這天開始至一九一八年的六年間，魯迅與福子往復通信達三十次。
看到這裏，某些所謂「學者」想必會眼前一亮：魯迅與這位羽太福子難道就不會有什麼「不是一般的關係」嗎？福子的生年未考，卒於一九一八年，「紅顏早逝」，這其中是否又有許多可供演繹的故事呢？
事實將再一次使他們失望了。一九一二年至紹興服侍姊姊的羽太芳子只有十五歲，福子比芳子還小，當時應是初學寫字的年齡，因為三年後的一九一五年三月三日，魯迅「往日本郵政局寄羽太家信並銀二十元，又福子學費八元，三月至六月份。」
所謂的「學者」們可能要問：魯迅居然連弟弟的小姨子的學費都要管，誰能相信他有如此好的心腸？誰能說其中沒有奧妙？！
魯迅偏偏就是如此好心。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五日：「午後寄羽太家信，附與福子箋二枚，又銀七元，為沖買衣。」這裏的「沖」，即周建人與羽太芳子的長子周沖，當時剛出生不到兩個月（第二年七月夭折）。連剛出生的小侄兒的衣服都要自己出錢到日本去買，除了說明魯迅是如何疼愛孩子，還能有何「居心」？！
魯迅對孩子們的關心呵護，實可謂嘔心瀝血。比如周建人的第二個兒子豐二，隨全家遷京的時候年僅半歲，剛到北京不久就病了，魯迅親自為其聘醫取藥。半年後，剛滿周歲的豐二因患肺炎病重，魯迅「夜延醫不眠」，第二天一早親自送其住院；之後連續二十六天，天天必去醫院探視，有時一天要去兩次，而且有十五天「夜在醫院」親自看護；豐二住了三十五天院，魯迅去了三十六天，簡直比親生父親還要盡心。
當然，所謂的「學者」們對於這些事情是沒有興趣的，他們最熱衷的，就是捕風捉影製造謠言以求所謂「轟動效應」。
對於此類人物，我倒覺得一位真正可稱學者的人說得精闢：「淫者見淫」而已。
當然，也有一些人所做出的那些遠離事實的臆測，未必是出於惡意，只是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進行細緻深入、實事求是的探究。因此，我還想再次強調：在研究歷史事件的過程中，僅僅依據資料進行分析推理是遠遠不夠的，而實地考察卻可能發現某些真實細節。
比如，關於「兄弟失和」過程中幾個重要片段的具體地點，就很有深究一下的必要。
根據有關資料以及我在實地考察的情況看，這宅院實際上共有自南向北的五進院落。
由北京魯迅博物館展出的模型可以看到，原宅大門是一座方形的門樓，門內正前方有一座影壁。進大門後第一進是空曠開闊的外院。如今外院和前罩房所在的第二進「前院」變化最大，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此處不再贅述。
再往北的第三進是整個院落的中心──「正院」也即「中院」了。
後院的一排九間後罩房保存完好，與正院正房後牆的距離非常開闊，以致後來的居民居然可以擴建出兩排雜亂的小房，從而形成一道狹長的胡同。那後罩房地勢很高，進屋需邁上三四層臺階。探訪者若有興趣，不妨自己體驗一下，看看站在這樣的高階上偷偷「聽窗」，究竟有多大可能？！
有一點似乎很容易被人們所忽略：在後罩房北面，還有一個東西走向的狹長院子。這應算作第五進了，周建人的兒子豐三就是在這裏自殺的。如今大都被居民們擴建成了屋子，只有張大媽屋後還留著一個小院。
豐三自殺的事情發生於一九四一年，據說自殺的原因是由於難以承受二伯當漢奸所帶來的思想壓力。
另外，在後罩房西面，是一個由兩排東西向房屋組成的「西院」，除了與後罩房所在的後院相通，還有一個朝西的獨立院門。我去看望張大媽時，一般都從這裏進去，可以少走幾步路。不過，當年魯迅在這裏居住的時候，西院並不屬於周家，它應當是周作人獨佔全宅後大力擴建時的產物。
在介紹完畢整所宅院的格局後，應當探討一下當年「兄弟失和」的事情究竟發生在哪裏。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晚，魯迅「改在自室吃飯」，這頓「自具一肴」的晚餐是在哪裏吃的呢？
根據許壽裳所說的情況，可知魯迅與周作人夫婦那天發生了不可調解的矛盾，許壽裳雖曾竭力勸解而無效果，「導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所謂「外客廳」，是指前罩房。魯迅曾在那裏寫作《阿Q正傳》，說明前罩房也有他的書房兼住處。
當晚，魯迅不能在後院吃飯；為了不致影響母親，也不能回正房進餐；「自具一肴」去西廂房吃也不合適──那會馬上被母親發現的，因此，魯迅只有躲到前罩房去──也就是他所說的「自室」了。
此後幾天，魯迅在哪裏吃住，沒人提到，但我認為還是在前罩房，因為他已經正式「移居」於此了。
七月十九日上午，周作人向魯迅遞交絕交信，也應當是在這裏。當時，魯迅還抱有一線希望，打算與周作人心平氣和地當面談談，他似乎還沒有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才「欲問之」。但沒想到周作人「邀」而「不至」。魯迅終於徹底失望，斷然決定遷出。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下午魯迅回宅取書、與周作人夫婦發生正面衝突，是在「西廂」，也就是西廂房。說明那裏原先應是書房兼其「移居外客廳」前的住處。
如今在故地回望當年發生的一幕幕事情，難免令人悵然。
5.關於八道灣胡同十一號正房的「老虎尾巴」之謎
這個謎與「兄弟失和」無關，卻能夠揭示魯迅的心理狀態及性格中較為隱秘的內容。
我對建築素無研究，但通過實地考察，也能看出魯迅當年在設計這所宅院的時候有許多獨特的想法，既充分發揮了北京四合院的特點，又進行了許多具體的改進。尤其是正房的結構，頗有些與眾不同。
按常規，通常四合院正房的兩側應有耳房，且後牆一般是不開窗的。然而，也許是為了使通向後院的夾道更開闊些，八道灣這宅子的正房沒有正式的耳房，卻在東西兩邊各設有一間狹長的側房。所以正房實際共有五間：中間三間相當寬闊，東西兩邊的側房均只有半間的寬度。通過如此設計，可以窺見當年魯迅是何等細心：增加了這兩間側房作為內室，母親與朱安便有了更多的「私密空間」。
此外，正房的各間屋子均開有很大的後窗，這樣通風自然更好，與後院的家人聯繫也更方便些。
我在前文中提到，在堂屋北面，有一間凸出的屋子。與院中所有主要建築不同的是，它是特意接出去的一間：院中其他房屋都是傳統的坡式清水脊屋頂，唯有這間是平頂，顯得很不協調。
張大媽曾對我說過：「魯迅原來就住那間──『老虎尾巴』嘛！」
可是，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模型裏面，卻不知為什麼沒有這間屋子。
為此，我曾諮詢過有關專家，對方很堅決地說：「張老太太說得不對，八道灣那間屋子是後來蓋的。『老虎尾巴』只有一個，就是西三條的那個。」
然而，我曾多次在八道灣仔細觀看過那間屋子的結構，發現實在有些特殊。它與堂屋相連，進深很大，所使用的牆磚與正房其他各處無異，而且工藝十分考究；看去不像是後來居民自行改建的產物。
我難免感到詫異。八道灣這大宅院足夠寬敞，魯迅為什麼要特地加蓋這樣一間屋子，豈不是畫蛇添足嗎？
這個疑團在我心中隱藏了好多年，始終無法解開。
幸運的是，一次在地壇冬季書市上，我見到一本舊書，是一九七九年內部發行的《魯迅研究資料》第三期，其中有許羨蘇於一九六一年所寫的《回憶魯迅先生》，文中明明白白地寫著：
老太太和朱氏住在第二進的三間北屋，位置和後來西三條的相當，即老太太住靠東一間，朱氏住靠西一間，中間是吃飯和洗臉的地方。靠後邊還有一個和「老虎尾巴」相當的木炕， 也有很大的玻璃窗（比西三條面積大得多）。
…… 當時魯迅先生的住房似乎是在西廂房，即後來周豐一住的那一間；冬天的夜晚他好像就睡在木炕上。老太太曾講過大先生書房裏只有一個白爐子，大概這樣可以節省一個洋爐子，因而設計西三條二十一號的時候，也就有了個「老虎尾巴」的吧？
許羨蘇與周家極熟，當時她在後院東頭的客房住過很長時間，儘管後來搬到學校去住了，仍是八道灣「每週必去的訪客」，她的敘述應當是十分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此外，北京魯迅博物館的一些研究者也認同：「魯迅在八道灣就曾住過正房後面的『老虎尾巴』。」
可見北京魯迅博物館裏那個模型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它漏掉了這個具有特殊的意義的房間。還有，那模型的後院也太窄小了些。若在實地俯瞰整個建築，可以看到，後院應當十分寬敞。在住房安排上，魯迅是決不會虧待弟弟們的——寬敞的後院是整座院落中最安靜的地方。
當然，這「老虎尾巴」也不能算是魯迅的發明，北京城裏不難見到類似的建築，比如，京城名法源寺的殿堂中就有這樣一處，而民間工匠將此類建築格局簡稱為「虎尾」。
魯迅從不與朱安同室居住。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後來魯迅遷居阜成門內宮門口西三條的時候，為什麼也會在堂屋後面接出去那一個「老虎尾巴」了──這間奇特的屋子，正是他與朱安那段畸形悲劇婚姻的真實旁證。
隨著時間流逝，八道灣胡同十一號也在一天天老去。它的命運將會如何，是許多人一直關心的問題，其中也包括這院裏的居民。比如，一九八四年，張大媽曾給鄧穎超寫過一封信，建議把八道灣這處宅子作為文物保護單位。鄧穎超很認真地把這封信轉給了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局也很認真地給張大媽寫了回信。信中說：「經我們調查研究，該住所是有一定的保護價值的，已建議西城區文物局在公佈下批文物保護單位時，考慮將『魯迅著書處』列為西城區文物暫保單位。」二十幾年的時間過去了，這一建議仍然沒有落實，張大媽對此感到很遺憾。
八道灣胡同十一號始終未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原因之一，據說是由於周作人所無法抹去的漢奸污點。然而，這宅子畢竟是周家共同的財產，不僅經過魯迅當年的苦心營造，還留下諸多無法磨滅的歷史積澱，若僅僅因為周作人的緣故便將它視若棄履，任其自生自滅，實在於理難通！
這些年，我曾多次前去拜訪張大媽。她的女兒於二○○三年突發腦疾不幸去世，家中一老一小只能靠「低保」補貼度日。好在二○○五年房屋得以翻修，還安裝了土暖氣，居住條件大有改善。老人雖然體弱多病，但精神尚好，時常對我叨叨：「咱娘兒倆努努力，多跟政府說說，把這院子給『保護』了──這也是大先生的家啊！」
不幸的是，二○○八年春節前夕，張大媽不幸病逝。這院子的許多故事，也隨她一起飄失了。
二○○九年六月，《房屋拆遷公告》出現在八道灣及周邊胡同的牆頭。據瞭解，這一地區將成為北京市三十五中學的新址。消息引起強烈的社會關注，人們不能不為魯迅故居的命運而擔憂。
此後媒體的跟蹤報導讓人寬慰：該院將作為三十五中的校內文物保留。二○一○年底，學校的領導明確表態，校方將請專業施工隊對舊居進行修繕改造，力求恢復到魯迅居住時期的風貌；工程完成後，這裏將成為學生圖書閱覽室；此外，學校還將在這裏掛牌為「魯迅紀念館」。
對於將來的學子來說，能在《阿Q正傳》誕生的屋內讀書，能在《鴨的喜劇》描繪的場景中徜徉，那是何等難得的機緣！老宅若有靈，也自當慶幸。如此光明的未來，應是它最理想的歸宿。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我重訪八道灣，看到周邊胡同的拆遷工作正在進行，十一號院內的房屋也拆了不少。後院東頭的老住戶張大媽去世後，那幾間屋子由她的外孫女居住，去年來的時候我還見過這女孩，但現在已經遷走了，屋子裏一片狼藉，看去很是淒涼。
後罩房西頭的三間，原是周作人的住處，後來住的是位姓劉的大媽一家，現在也搬走了。先前屋前加蓋的一排小房已經拆除，完整地露出了原貌，可以看到那窗前的階沿有多高。我想那些編造了魯迅「聽窗」故事的人們應當親自到這裏來體驗一下，看看站在那麼高的臺階上「扒窗根」，將是一件多麼傻的事情。
後罩房居中三間的居民還沒有搬走，據那位女士說，是因為家裏兄弟意見不和，無法就拆遷條件達成一致意見，只能無奈地「堅守」。據她說，這院裏原先有三十六戶居民，已經遷走三十戶了。
按拆遷公司的慣例，往往是搬走一戶便立即拆除一戶。現在院內到處都是殘牆斷壁，所幸，那老房的主體建築尚未受到損害。
我衷心地希望，八道灣胡同十一號能在專家的指導下理想地恢復其真實原貌──尤其是那曾經被人忽視而又具有特殊意義的「老虎尾巴」，萬勿因一時的疏忽而貿然拆除，以致造成永遠的遺憾。
任何文物，最重要、最寶貴的地方，正在於其不可複製。而以往的拆遷，已無數次發生不容原諒的錯誤：在「修舊如舊」的幌子下，拆了彌足珍貴的老建築，代之以富麗堂皇的新東西。如此「保護」，雖生猶死，甚至生不如死。
八道灣胡同十一號的「來生」究竟如何，人們將拭目以待。它的命運，不應是孤立的個案。對於那些在城市拆遷過程中僥倖逃生的文物建築來說，大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第一步是如何完整保留， 第二步是如何真實復原。這些年來，被毀掉的真寶貝實在太多了， 粗製濫造的假東西也實在太多了，我們的文化根基，就是在如此以假充真的過程中被逐漸銷蝕殆盡。試問眾人：在那樣一個偽造出來的虛假世界中，我們有何顏面接受後人的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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