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家籌辦辭舊迎新晚會的2010年最後的那個週末，我應邀出席深圳的一個報告會。我作完報告以後，兩位認真讀過嚴肅書籍的記者提問：“這兩年來您出席過海內外有關中國模式的研討會很多次。在您看來，國內這方面的熱烈討論包括報刊雜誌上的報導，最大的誤解或誤導是在哪裏？”我回答：“最大的誤解或誤導是：承認有一個‘中國模式’不等於對它百分之百的推崇，更不等於要永遠保持這個模式繼續運行下去。國內太多的討論和報導，經常或是無意或是有意地把這兩者混為一談。”
這本小冊子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力求澄清這一類的思想混亂和議論混淆。書名原本擬有兩個：《中國模式──來源、績效、代價、前景》和《中國模式更新換代》。前者涵義非常明豁，把本作者欲表達的全書主旨一攬子推出，平衡又理性，缺點則是太顯得書卷氣，也太長了一點。後者的優點是明快乾脆，琅琅上口，缺點當然用不?細講，就是顯得太通俗化了一點。幾經考慮，決定採用目前這個書名。熟悉思想史的讀者也許還記得，1980年在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同時出版發行了一本薄薄的小書，Marxism: For and Against，作者是位於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 Robert L.Heilbroner。這本小書先是在西方知識界引起廣泛的爭論，隨後迅即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知識界也刺激了幾代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現實的批判性反思，成為毛澤東之後中國思想解放運動中最廣為閱讀的書籍之一。我這本小冊子的書名，就是受了這個啟發而產生的，也算是對我當年以一介青年書生，有幸參與中國劫後重生的思想解放大潮親身經歷的溫情紀念。
本書正文篇幅限定在十五萬字以內，以便讀者諸君在有限的耐心還沒有被耗盡之前就能把它讀完了。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和釐清近年來被海內外眾多學術界、政策界、工商界、傳媒界、乃至外交界人士 (經常有外國駐華大使館、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官員與我討論這類問題) 普遍關注的一組相互交織的問題──
˙是不是存在?一個所謂的“中國模式”？如果確實存在有這樣的一個“中國模式” (本書確認有)，它的基本特徵是哪些？它是怎麼演化過來的？它的主要來源是什麼？這個相當獨特的“中國模式”迄今為止產生了哪些成績和效果？它──因為人人皆知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為導致這些被高度強調的績效付出了什麼代價？面對?已經變化的和極有可能繼續加速變化的國內和國際局勢，既有的“中國模式”受到什麼樣的衝撞？它的哪些組成部分難以延續？
˙如果要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哪一些過去被忽視乃至被壓抑的目標必須提升到優先的層次？一個吐故納新、更新換代的“中國發展模式”的動力來自何方？它的推出將導致怎樣的利益組合？它對中國社會的結構性關係的影響會是怎樣的？它對中國的治理體制(governance) 會提出哪些不同於過去的挑戰？為?積極應對這些挑戰，中國的政治精英要從中國本土和國際社會挑選哪些觀念要素和制度要素，以作新的創新配置 (configuration)？
本書不是純學術的討論，而是公共政策層次的探討和相關思路之理順。本書的目標讀者群，只需要大專院校本科畢業生的教育水準即可，不論他 (她) 們是在中國內地的政策研究和宏觀規劃部門、政府管理部門裏工作的幹部，還是海內外華人世界高等院校和社會科學院所、工商企業、法律財務仲介機構、嚴肅媒體、主要NGO裏的專業人員和學生。
本書表述的方式是系列公共演講，正文一共是十二講。它們是這麼成型的：我首先召集一小組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部分是中國大陸背景的，也有來自香港、台灣和海外華人背景的，目的是獲得多角度的回饋)，給他們作提綱挈領式的演講，然後請他們提問題，我再作回應。事後，請專人把我的演講和回應整理成文，我從頭至尾修訂補充，特別是加進重要的參考文獻部分。在這過程中間，我還請專人到圖書館作系統的資料查索，繪製成圖表 (這是極費時勞民傷財的工作)，以支撐我所講內容的那些要點。
全書仍然保留原來小範圍公共演講的風格，以便讀者有身臨其境、參與對話的心境。公共演講風格的一大優點，就是讓受者參與同講者平等對話的過程，講者和受者都是最終知識產品之積極的“貢獻人”(contributors)。我們所知道的幾大文明的經典──儒家的《論語》、基督教的《聖經》、伊斯蘭教的《可蘭經》，都是小範圍內演講 (即所謂的“述”)及由這些演講而啟發的講者同受者之間對話的記錄。我們今世的讀書人，應該誠心誠意地延續這一偉大的口述筆錄的傳統。
本書所討論的問題，很多都屬於所謂的敏感問題，在中國內地被納入公共場所“不便說”的領域，只能進到“地下”或“私下”的空間。而公共政策作為一種研究探討的知識活動，其使命就是力圖把“不便說”和“不好說”的重要問題在陽光下長時間晾出來，驅除纏繞?它們的霉味，通過公共辯論啟動思路，以求達到共識。當然，我也不是書呆子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並不至於啥話都把它說破。我給自己言論自由制定的尺寸，是“三個辣椒”──在好一點的中國川味餐館的菜譜上，通常會在每道辣味菜餚後面，用小紅辣椒的圖案標示辛辣的份量。五個辣椒是“極辣”，一個辣椒是“微辣”，三個辣椒是“適 (度) 辣”或“中辣”。我這裏給讀者諸君做的菜就是三個辣椒的檔次，如果繼續降級一路清淡下去，恐怕就會失掉必要的和有益的刺激性。等到諸位某天某日胃口都變得更加厚實強韌了，我再為大家提供四個乃至五個辣椒的服務專案，希望這一天離咱們不會太遠。所有那些參加過本書書稿討論的人士，都強烈推動我把書稿原本交付一家嚴肅的海外出版社，不作任何刪節的盡快出版發行，以使有關中國模式的大辯論更加多元化。只有更加多元化，才能更加清醒、平衡和理性。
我願藉此機會，對部分地資助了本專案的“博源基金會”的幾位高層負責人和具體專案主持人表達由衷的感謝之情：首先是秦曉理事長、何迪總幹事，以及秘書長左軍先生、項目主任熊小麗女士。我真希望有更多的成功的中國企業家，能夠像秦曉博士和何迪先生那樣，把他們辛辛苦苦賺來的大錢的一小部分，成立公益性質的基金會，推動對重要公共政策問題的開放性研究。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裔工商界人士多有這樣的習慣，所以代代延續下來，世人既不敢小覷了猶太人的財力，更不敢小覷了猶太人的智力和公共影響力。剛剛才富裕起來的中國同胞，尤其不能忽視這一點。無庸贅言，按照當今文明世界的學術界慣例，作為公益性質的基金會對所資助的研究出版專案之觀點和內容，不負任何責任。這類責任，完全是由研究者、作者自己負的。實際上，以上幾位“博源基金會”的人士並不完全同意我的觀點和表達方式，有過幾次熱烈的爭論。但他們都比較寬容和開通，不以他們自己的觀點作為唯一的評判標準，而在我看來，這正是主持研究性質的基金會最必須的立場，否則就只能搞宣傳，不能從事開啟民智、官智、商智的公益活動。
我還要利用本書出版發行的機會，表達對英國《金融時報》幾位新聞專業人士的感謝，特別是其中文網主編張力奮先生、曾任編輯兼記者的高嵩先生及田毅先生。他們為我最初的有關中國發展模式的觀察和評論提供了非常合適的、有效的論壇，其中部分內容被進一步擴展深化入本書之中。我與高嵩先生之間和諧的合作，是把象牙塔里的資訊轉化為公共知識和理性對話的一個快樂嘗試。
另外一群華南地區的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年輕學者，我也非常想公開表達對她 (他) 們的致誠謝枕，因為她 (他) 們為我組織了好幾次報告會，讓我有機會把本書的部分內容拿出來與學生聽眾交流。可惜她 (他) 們是如此的謙虛謹慎，不讓我公開她 (他) 們的名字。她 (他) 們讀到這幾行文字的時候，就知曉我是多麼的感激。
最後我要致謝的，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文學術部門的總編輯林道群先生。記得1993年我剛從美國到香港來的時候，他就催促我把1980年代後期至 1990年代初期全球最關注的蘇聯陣營和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比較，寫出自己的觀察和分析，因此就編寫了《共產主義後與中國》。這本小冊子1994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後，直到如今還有讀者引用和評論。也希望《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一書，對中文知識界的相關爭論更加給力。
初稿於2009年10月2日凌晨，窗外東海波濤湧起
完稿於2011年2月5日農曆初三，冬去春來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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