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2005年8月，他以《愛與黑暗的故事》及其對世界和平的貢獻，獲頒歌德獎，德國最重要的獎項之一。該獎過去的得主包括佛洛伊德、湯馬斯．曼等。
◆2005年《愛與黑暗的故事》獲JQ溫蓋特文學獎。
‧1988年，他以《黑盒子》獲法國費米娜外語文學獎。
‧1991年，他獲遴選為希伯來語言學院的正式成員。
‧1992年，他獲頒德國書業和平獎，此為全球最重要的和平獎項之一，當時並由德國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acker）親自授獎。（社會學大師哈伯馬斯於2000年、蘇珊．宋塔於2003年、奧罕．帕慕克於200年、另一位以色列重要作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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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到處是書。父親能讀十六、七種文字，能說十一種語言（都帶有俄語口音）。母親講四、五種語言，能看懂七、八種。當他們不想讓我聽懂他們的談話時，便用俄語或波蘭語交談。（這樣的情況居多。母親偶爾當著我的面用希伯來語提到大種馬時，爸爸便會憤怒地用俄語朝她咆哮：妳這是怎麼啦？沒看見孩子就在那裡嗎？）出於文化方面的考慮，他們大多讀德文和希伯來文書，大概用意第緒語做夢。但是他們只教我希伯來語。也許他們害怕懂多種語言會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殺傷力的歐洲大陸的誘惑。

按照父母的價值標準，越西方的東西越被視為有文化。雖然托爾斯泰和杜思妥也夫斯基非常貼近他們的俄國人心靈，但我認為，德國人——儘管出了希特勒——在他們看來比俄國人和波蘭人更文明；法國人——比德國人文明。英國人在他們眼中占據了比法國人更高的位置。至於美國人——他們還拿不準，畢竟那裡在屠殺印第安人、搶劫郵政列車、淘金、騷擾女孩。

歐洲對他們來說是一片禁止入內的應許之地，是人們所嚮往的地方，有鐘樓，有用古老石板鋪設的廣場，有電車軌道，有橋樑、教堂尖頂、遙遠的村莊、礦泉療養地、一片片森林、皚皚白雪和牧場。

在我整個童年時代，「農舍」、「牧場」、「養鵝女」等詞語一直對我有著誘惑力，讓我興奮不已。它們具有真正舒適世界裡的感官韻味，遠離布滿灰塵的白鐵皮屋頂，遠離滿是廢鐵、薊草的城市荒地，遠離承受炎炎夏日重壓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無數次喃喃自語「牧場」——我就能聽到脖子上掛著小鈴鐺的母牛們的哞哞叫聲，聽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閉上雙眼，就能看到赤腳的牧鵝女，在我什麼都還不懂時，她的性感就讓我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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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年過去，我逐漸意識到一九二○、三○乃至四○年代，英國人統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之都，有偉大的商人、音樂家、學者和作家，例如馬丁．布伯 、格肖姆．肖勒姆 和阿格農 ，以及許許多多傑出的研究者和藝術家。有時，當我們經過本—耶胡達街或本—梅蒙大道時，爸爸會悄聲對我說：「瞧，那是國際知名的大學者。」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我以為國際知名與兩條瘦腿有關，因為被談及的人大多上了年紀，用拐杖探路，兩隻腳跌跌撞撞，就連在夏天也穿著厚毛衣毛褲。

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離我們的居住區十分遙遠，是在綠蔭蔥蘢的熱哈威亞，那裡花團錦簇，琴聲悠揚；是在雅法路或本—耶胡達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館，那裡懸掛著鍍金枝形吊燈；是在ＹＭＣＡ或大衛王飯店裡的大廳。在那裡，追求文化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與富有教養的英國人舉止得體；在那裡，夢幻一般、脖頸頎長的女子身穿晚禮服，在藏青西裝筆挺的紳士懷中翩翩起舞；在那裡，寬宏大度的英國人和猶太文明人或受過教育的阿拉伯人共進晚餐；在那裡，舉行獨奏會、舞會、文學晚會、茶話會，以及賞心悅目的藝術座談會。也許這樣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燈與茶話會一道，只能出現在凱里姆亞伯拉罕居民——圖書管理員、教師、職員和裝訂工人——的夢中。無論如何，它沒有和我們在一起。我們居住的凱里姆 亞伯拉罕區，屬於契訶夫。

多年後，當我閱讀契訶夫時，確信他就是我們當中的一員：凡尼亞舅舅就住在我們樓上，薩莫連科醫生在我發燒或得白喉時彎下腰，用寬大有力的雙手為我做檢查，患有習慣性偏頭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媽媽的二表哥，我們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宮禮堂聽特里格林。

的確，我們周圍有著各式各樣的俄國人。有許多托爾斯泰式人物。有些人甚至長得就和托爾斯泰一模一樣。當我在某本書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爾斯泰相片時，確信自己已經在我們當中看見他很多次了：他沿著馬拉哈伊街閒逛，或順著歐法迪亞街走去，頭上沒戴帽子，微風吹亂了他銀白的鬍鬚，如同先祖亞伯拉罕那樣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手持樹枝作拐杖，一件俄式襯衫罩在燈籠褲外，用根長繩繫住腰身。

我們附近的托爾斯泰式人物（父母稱之為「托爾斯泰式奇科姆」）無一例外，皆是虔誠的素食主義者，對自然懷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派，追求符合道德準則的生活，熱愛人類，熱愛世上一切生靈，長期嚮往鄉村生活，嚮往在田野和果園從事簡樸農耕。然而，他們連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種不好：或許澆了太多水，或許是忘了澆水，要不就是可惡的英國管理的錯，在我們的水裡放氯氣。

他們當中有一些則彷彿是直接從杜思妥也夫斯基筆下走出來的托爾斯泰式人物：飽嘗折磨，喋喋不休，欲望備受壓抑，對理念著迷。但是所有的人，無論是托爾斯泰式還是杜思妥也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人都居住在凱里姆亞伯拉罕，為契訶夫工作。

世界的其餘部分都被籠統地看作一個「大世界」。不過這個大世界也另有修飾詞：開明，外在，自由，虛偽。我幾乎只能從集郵冊上認識這個大世界：但澤、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烏班基—夏利 、千里達及托巴哥，肯亞、烏干達和坦干依喀湖。那個大世界是如此遙遠、醉人、美輪美奐，但對我們來說非常危險，充滿了威脅。它不喜歡猶太人，因為猶太人雖然聰明、機智、成功，但喧鬧、粗魯。它也不喜歡我們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為它就連給我們這樣一個由沼澤、卵石和沙漠組成的狹長地帶都很勉強。在那個大世界裡，所有的牆壁爬滿塗鴉：「猶太佬，滾回巴勒斯坦！」於是我們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現在整個大世界又朝我們叫嚷：「猶太佬，滾出巴勒斯坦！」

不光整個世界是那麼遙遠，就連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遙遠。在那裡，在山那邊，一種新型的猶太英雄正在湧現。他們皮膚黝黑，堅韌頑強，沉默寡言，與大流散中的猶太人截然不同，與凱里姆亞伯拉罕的猶太人也完全不一樣。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無畏，粗獷強健，與漫漫黑夜交好，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關係上也沒有任何界限。他們對任何事情都滿不在乎。亞歷山大爺爺有一次說：「他們認為將來這樣的事情會很簡單，小夥子只是到一個姑娘那裡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許姑娘甚至連等都不等小夥子提出要求，自己就會向小夥子提出要求，就像討杯水。」缺乏想像力的貝茨阿勒爾伯伯則帶著克制的憤怒說道：「這些十足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就這樣把所有的神祕感都毀了？就這樣把所有的情感都抹煞了？就這樣把我們的整個生活變成了溫吞水？」尼海米亞大叔從角落裡突然冒出兩句歌詞兒，聽起來像走投無路的野獸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的漫長曲折，越過高山，越過平原，啊，媽媽，我在熱浪中、在風雪中尋找妳，我思念妳，可妳越來越遙遠，嗨勒嗨……」接著琪波拉伯母用俄語說：「行了，行了。你們發瘋了嗎？孩子會聽見你們說話的！」就這樣他們說起了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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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多年來和台拉維夫的親戚透過電話進行固定的聯繫。我們每隔三、四個月打一次電話給他們，儘管我們和他們都沒有安裝電話。首先我們寫信給哈婭姨媽和茨維姨父，信中寫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星期三那天茨維三點鐘從健康診所下班），五點鐘我們會從我們這裡的藥房往他們那裡的藥房打電話。信提前許久就發出了，我們等待回覆。哈婭姨媽和茨維姨父讓我們放心，本月十九日星期三那天對他們絕對合適，他們當然會在五點鐘之前就等在藥房裡，要是我們五點鐘沒打成電話也不要著急，他們不會走開。

我不記得我們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藥房打電話去台拉維夫，但要是穿了也不足為奇。那是一項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對媽媽說：范妮婭，妳記得這星期要打電話給台拉維夫嗎？星期一媽媽會說，阿里耶，後天可別回來晚了，別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二人對我說，艾默思，千萬別給我們弄出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來，你聽見了，不要生病，你聽見了，別凍著，明天下午之前別摔跟頭。那天晚上他們會對我說：早點睡吧，這樣明天打電話時才會有力氣，我不想讓你被那邊聽上去像沒吃飽飯似的。

興奮之情就這樣醞釀出了。我們住在艾默思街，離澤弗奈亞街上的藥房有五分鐘的路，但是三點鐘時，爸爸對媽媽說：「現在妳別開始做什麼新活計了，這樣就不會把時間搞得緊繃繃的。」

「我一點事也沒有，可是你，在讀書呢，你可別忘得一乾二淨。」

「我？我會忘？我一會兒就看一下表。艾默思會提醒我的。」

你瞧，我只有五、六歲，已經承擔了歷史責任。我沒有手表，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會兒我就奔向廚房看看掛鐘，接著我就會宣布，就像太空船發射倒數計時那樣：還有二十五分鐘，還有二十分鐘，還有十五分鐘，還有十分半鐘——那時我們就會起身，仔細地把前門鎖好，走出家門。我們三人一行左轉走到奧斯特先生的雜貨店，右轉到澤卡賴亞街，左轉到馬拉哈伊街，右轉到澤弗奈亞街，直直走進藥房說：「您好啊，海涅曼先生，近來如何？我們是來打電話的。」

他當然知道，星期三我們會打電話給遠方的台拉維夫，他也知道茨維在健康診所上班，哈婭在勞動婦女同盟擔任要職，伊戈爾長大要當運動員，他們是歌達．邁耶森（即後來的歌達．梅爾 ）和米沙．庫羅德尼（在我們這裡被稱作摩西．庫勒 ）的摯友，但我們還是會提醒他：「我們來打電話給台拉維夫的親戚。」海涅曼先生會說：「行，當然可以。請坐。」接下來，他會說個他經常講的有關電話的笑話：「一次，在蘇黎世的猶太復國主義 大會上，旁屋裡突然傳來震耳欲聾的可怕聲響。伯爾．洛克 問哈茲菲爾德 出什麼事了，哈茲菲爾德解釋說，是盧巴蕭夫 同志在對耶路撒冷的本—古里昂講話。『對耶路撒冷講話，』伯爾．洛克說，『他怎麼不用電話呢？』」

爸爸會說：「我現在要撥號了。」媽媽說：「還早呢，阿里耶。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好幾分鐘呢。」他會說：「沒錯，可是接通也需要時間。」（那時還沒有直撥電話。）媽媽說：「是啊，可要是我們一下子就接通該怎麼辦？他們還沒到呢。」爸爸回答說：「若是那樣，我們過會兒再試一次不就得了。」媽媽說：「不行，他們會擔心的，他們會認為沒接到我們的電話。」

就在他們爭論不休的當口，時間差不多就五點鐘了。爸爸拿起電話聽筒，站在那裡，對接線生說：「午安，女士。請接台拉維夫六四八。」（諸如此類的話，我們還是處在三位數字的世界。）有時接線生會說：「請等幾分鐘，先生，郵政局長正在打電話。」或者是西頓先生，或者是納沙什維先生。我們有些緊張，因為不知道會出什麼事，他們在那邊會怎麼想呢？

我能夠想像，僅僅這樣一條線把耶路撒冷和台拉維夫連接在了一起，又透過台拉維夫與世界相連。倘若這一條線占線，實際上它總在占線，我們和世界的聯繫則被切斷。這條線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峽谷，我想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蹟。我顫抖起來——要是野獸夜裡來咬線會怎麼樣呢？要是壞人把電話線切斷會怎麼樣呢？要是雨水滲進去會怎麼樣呢？要是著火會怎麼樣呢？天曉得。這條線彎彎曲曲，那麼脆弱，沒有人把守，遭受日曬，天曉得。我對架設這條線的人充滿了感激，那麼勇敢無畏，動作那麼靈巧，從耶路撒冷往台拉維夫架條線，可不是件易事。我從自己的體會中得知這件事有多難：一次我們從我住的房間向艾利亞胡．弗里曼家拉條線，中間只隔著兩家住戶和一個花園，那真是一大工程，要經過樹、鄰居、棚屋、籬笆牆、臺階、灌木。

等了一會兒之後，爸爸確信郵政局長還是納沙什維先生一定說完話了，於是再次拿起聽筒對接線生說：「請原諒，女士，請再幫我接台拉維夫六四八。」她會說：「我記下來了，先生。請等一等。」（要麼就是：「請耐心一點。」）爸爸說：「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別人也在電話那頭等著呢。」他這麼對她加以禮貌的暗示，儘管我們是真正的文明人，但我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們很有修養，但我們不是好欺負的。我們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種誰都能對猶太人為所欲為的想法，已經徹底結束了。接著，藥房裡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這響聲總是那麼激動人心，那是個奇妙的瞬間，談話基本是這樣的：
「嗨，是茨維嗎？」
「我是。」
「我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阿里耶，嗨，我是茨維，你們好嗎？」
「我們一切都好。我們在藥房裡打電話給你們。」
「我們也是。有什麼新消息嗎？」
「沒什麼新鮮的。你們那邊呢，茨維？近來如何？」
「一切都好。沒什麼特別的。就那樣。」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們這裡也沒有新鮮事。我們都很好。你們呢？」
「也很好。」
「太棒了。現在范妮婭要和你們說話了。」還是那套：你好嗎？有什麼新情況嗎？接著：「現在艾默思要說幾句。」整段談話就是這樣。你好嗎？很好！這樣的話，我們很快會再聊天。很高興跟你們聊聊。我們也很高興。我們寫信約定下次打電話的時間。我們再聊。好啊。一定要聊的。再見。希望很快見面。再見。保重。一切順利。你們也是。

但這不是開玩笑：生活靠一根細線維繫。我現在明白，他們一點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再次交談，或許這就是最後一次，因為天曉得將會出什麼事，可能會發生騷亂，集體屠殺，血洗，阿拉伯人可能會揭竿而起把我們全部殺光，可能會發生戰爭，可能會出現大災難，畢竟希特勒的坦克從北非和高加索兩面夾擊，幾乎要抵達我們的門口了，誰知道等待我們的會是什麼。空洞無物的談話實則並不空洞，只是笨拙罷了。

那些談話如今向我顯示的則是，當時對他們——對所有的人，不光是對我父母——來說，表達個人情感多麼艱難。對他們來說表達公共情感沒有絲毫困難——他們是有情人，他們知道如何說話。啊哈，他們多會說話啊！他們能夠連續三四個小時用充滿激情的語調談論尼采、史達林、佛洛伊德、亞波亭斯基 ，能將所知道的一切傾囊而出，掬同情之淚，抑揚頓挫地論證殖民主義、反猶主義、正義、「農業問題」、「婦女問題」、「藝術對生活問題」；但是一旦他們要表達私人情感時，總是把事情說得緊張兮兮，乾巴巴，甚至誠惶誠恐，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壓抑與否定的結果。事實上是雙重否定，雙重約束，歐洲中產階級的規矩強化了虔誠猶太社群的限制。似乎一切均「被禁止」，或「不得如此」，或「不宜」。

除此之外，還有語詞的巨大缺失。希伯來語仍舊不算足夠自然的語言，它當然不是一門親密語言，當你講希伯來語時，難以知道說出之後的真正含義。他們從來不能確保說出來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他們日裡夜裡所懼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樣希伯來語好的人，也不能說完全掌握了希伯來語。為追求準確，他們講話時放不開。他們經常改變主意，再次系統闡述剛剛說過的話。或許近視眼的司機就是這種感覺，深夜開著陌生車子在陌生城市裡試圖駛出彎彎曲曲的小路。

一個星期六（安息日），媽媽的一個朋友前來看望我們，她是老師，名叫莉莉亞．巴－薩姆哈。每當客人在談話時說「我膽怯」或者說「他處在膽怯狀態」時，我就放聲大笑。在日常希伯來俚語裡面，她所用「膽怯」一詞意為「放屁」。他們不知道我幹麼要笑，也許知道，卻佯裝不知。爸爸在說「軍備競賽」或者抗議北約國家決定重新武裝德國以威懾史達林時，也是一樣。他不知道他所使用的書面語「軍備」在時下希伯來俚語裡是「性交」的意思。

爸爸在我說「搞定」，一個絕對無辜的辭彙時，總是把臉一沉，我總也不明白這個詞為何讓他那麼緊張。他當然從來沒有解釋過，我不可能問。多少年過去，我知道了在三○年代，那時我還沒有出生，「搞定」是指使一個女子懷孕又不跟她結婚的意思。有時口語「搞定她」似乎就是指睡了她。「深夜在貨倉裡，他把她搞定了，早晨某某人方知他與她素不相識。」於是，要是我說「烏里姊姊給搞定了」什麼的，爸爸便會噘起嘴唇，皺起鼻根。他當然不會向我解釋什麼——怎麼能解釋呢？

他們私下相處時，從來不講希伯來語。或許在最私下的時刻，他們什麼話也不說。一言不發，因為害怕看上去滑稽可笑或者聽上去滑稽可笑，這給一切蒙上了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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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到處是書。父親能讀十六、七種文字，能說十一種語言（都帶有俄語口音）。母親講四、五種語言，能看懂七、八種。當他們不想讓我聽懂他們的談話時，便用俄語或波蘭語交談。（這樣的情況居多。母親偶爾當著我的面用希伯來語提到大種馬時，爸爸便會憤怒地用俄語朝她咆哮：妳這是怎麼啦？沒看見孩子就在那裡嗎？）出於文化方面的考慮，他們大多讀德文和希伯來文書，大概用意第緒語做夢。但是他們只教我希伯來語。也許他們害怕懂多種語言會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殺傷力的歐洲大陸的誘惑。

按照父母的價值標準，越西方的東西越被視為有文...

序 艾默思．奧茲
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個詞形容我書中所有的故事，我會說：家庭。要是你允許我用兩個詞形容，我會說：不幸的家庭。要是你耐住性子聽我用兩個以上的詞來形容，那就請你坐下來讀我的書。
在我看來，家庭是世界上最為奇怪的機構，在人類發明中最為神祕，最富喜劇色彩，最具悲劇成分，最為充滿悖論，最為矛盾，最為引人入勝，最令人為之辛酸。因此，我主要描寫單一的主題，不幸的家庭。
我寫《愛與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個謎：聰慧、慷慨、儒雅、相互體諒的兩個好人——我父母——怎麼一同釀造了一場悲劇？怎麼竟是如此怪誕的方程式，也許好和好相加等於壞？
我在《愛與黑暗的故事》裡沒有找到謎底。《愛與黑暗的故事》的讀者，若是你希望在讀過五百多頁之後發現究竟是誰犯下罪愆，那麼最好去讀別的書。
有些人撰寫回憶錄或自傳，開脫自己，證明自己的敵人有罪；或者證明作家本人一貫正確，其反對派永遠錯誤；或證明作家是一個出色的人，倘若他並不出色，便會歸咎於可怕的童年及其令人生厭的雙親，那麼無人可以期待從他那裡得到更多東西。
這種痕跡，你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絲毫也找不到。我並非寫書向我的父母清算，也不是驅除我家庭和童年的惡魔。我來告訴你某些充滿悖論的東西：我的童年是悲劇性的——但一點也不悲慘；相反，我擁有一個豐富、迷人、令人滿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儘管為此我付出了高昂代價。
我並非寫書向父母告別。相反，當我覺得看見父母彷彿看見子女，看見祖父母彷彿看見孫兒孫女時，才開始寫。確實，在家庭悲劇發生之際，我父母比我兩個女兒現在的年齡還要年輕。因此我可以以父母之父母的身份寫這部書，懷著憐憫、幽默、哀傷、諷刺，以及好奇、耐心和同情。
我寫此書把死人請到家中做客。此次，我是主人，而他們，死者，則是客人。請坐。請喝杯咖啡。吃蛋糕嗎？也許吃片水果？我們必須交談。我們有許多話要說。我有許多問題要問你們。畢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時代，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一次也沒有。一個字也沒有。沒有談論過你們的過去，也沒有談論過你們單戀歐洲而永遠得不到回報的屈辱，沒有談論過你們對新國家的幻滅之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夢想和夢想如何破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對世界的感情，沒有談論過性、記憶和痛苦。我們在家裡只談論怎樣看待巴爾幹戰爭，或當前耶路撒冷形勢，或莎士比亞和荷馬，或馬克思和叔本華，或壞了的門把手、洗衣機和毛巾。
那麼請坐下，親愛的死者，跟我說說以前你們從未向我說起的東西，我也會講述以前不敢向你們講述的東西。之後，我將把你們介紹給我的夫人和孩子，他們從來也沒有真正瞭解你們。如果他們和你們相互之間瞭解一些或許是件好事。而後你們結束來訪，將會離去。你們不會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來看看坐上一會兒，而後離去。
不，《愛與黑暗的故事》既非回憶錄，又非傳記，它是一個故事。比如，當我寫父母的臥室，寫我父母的父母，甚至父母、祖父母的臥室，我當然不能以研究為依據進行寫作。我只能詢問我的基因和染色體：親愛的基因，請把死者的祕密告訴我。基因向我講述了一切，事無巨細——畢竟我的基因與他們的相同。
我的家人在一九三○年代來到以色列。《愛與黑暗的故事》反映了他們在新家園的生活情形，同當時統治那片土地的英國人、同後來試圖毀滅以色列國的阿拉伯人抗爭。它並非一部黑白分明的小說，而是將喜劇與悲劇、歡樂與渴望、愛與黑暗結合在了一起。
他們對歐洲充滿失望的愛。如果要我們評判希伯來文學，便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以色列全然充滿了渴望、創傷、侮辱、夢魘、歷史性的希望和單戀——單戀歐洲，或單戀東方，單戀聖經時代的烏托邦，或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或小資產階級烏托邦。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歐洲人，他們是熱忱的親歐人士，可以使用多種語言，宣導歐洲文化和遺產，推崇歐洲風光、歐洲藝術、文學和音樂。
我父親總是苦澀地打趣：三種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種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種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三種就是我們，猶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波士尼亞人，也有南斯拉夫人——然後是我們，猶太人。
許多年過去後，我才理解在這連珠妙語的背後，隱藏著多少悲哀、痛苦、傷心和單戀。
我父親可以讀十六種語言，講十一種語言，我母親講五到六種語言，但他們非常嚴格，只教我希伯來語。在一九四○年代，他們不想讓我懂任何歐洲語言。也許他們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門歐洲語言，一旦長大成人，歐洲致命的吸引力就會誘惑我，使我如中花衣吹笛手的魔法而前往歐洲，在那裡遭到歐洲人殺害。
整個童年，父母都在告訴我，我們的耶路撒冷成為真正城市的那一天將會來臨，不是在他們的有生之年，而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他們所說的「真正城市」是什麼意思。像我那樣的小孩不知道其他城市，即便台拉維夫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遙遠的童話。
而今，我理解了，家人所說的「真正城市」是指城中央有小河潺潺，各式小橋橫跨其上：巴洛克式小橋，或哥德式小橋，或新古典式小橋，或諾曼式的小橋或斯拉夫式的小橋。
我將告訴死去的人和活著的人，猶太人和歐洲人的對話尚未結束，萬萬不能結束。我們有許多東西要探討，我們確實有許多東西需要爭論。我們有理由痛心，有理由憤怒，但是更新我們和歐洲談話的那一刻已經來臨——並非在政治層面。我們需要談論現在與未來，也應該深入談論過去，但有個嚴格條件：我們始終提醒自己我們不屬於過去，而是屬於未來。

2007年6月19日於阿拉德


譯序 鍾志清

當今以色列最富影響力的作家艾默思．奧茲發表於2002年的自傳體長篇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學界視為奧茲最優秀的作品，短短五年就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的譯本。尤其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的英譯本在2004年面世後，這部作品更廣泛引起了東西方讀者的興趣，不僅促使奧茲一舉奪得2005年「歌德文化獎」，又於2007年入圍「國際布克獎」，最近還榮獲了「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這部近六百頁的長篇小說把主要背景置於耶路撒冷，以娓娓動人的筆調向讀者展示出百餘年間一個猶太家族的歷史與民族敍事，抑或說家族故事與民族歷史：從主角「我」的祖輩和父輩流亡歐洲的動盪人生、移居巴勒斯坦地區後的艱辛生計，到英國託管時期耶路撒冷的生活習俗、以色列建國初期面臨的各種挑戰、形形色色猶太文化人的心態、學術界的勾心鬥角、鄰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命運、大屠殺倖存者和移民的遭際、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和拓荒者的奮鬥歷程……等等。內容繁複，思想深邃，它蘊積著一個猶太知識份子對歷史、家園、民族、家庭、受難者命運（包括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等諸多問題的沉重思考。家庭與民族兩條線索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織，既帶你走進一個猶太家庭，瞭解其喜怒哀樂，又使你走近一個民族，窺見其得失榮辱。
在一九二○至三○年代，歐洲牆壁塗滿「猶太佬，滾回巴勒斯坦」時，作品中的小主角「我」（以作家為原型）的祖父母、外公外婆、父親母親就分別從波蘭的羅夫諾和烏克蘭的敖德薩來到了貧瘠荒蕪的巴勒斯坦。這種移居與遷徙，固然不能完全排除傳統上認定的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影響的痕跡，但通過作品中人物的心靈軌跡不難看出，流亡者回歸故鄉的旅程有時是迫於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無奈。這些在大流散中成長起來的猶太人，受過歐洲文明的洗禮，他們心中的「應許之地」也許不是《聖經》中所說的「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古稱），而是歐洲大陸。在奧茲父母的心目中，「越西方的東西越有文化」，德國人——儘管有了希特勒——在他們看來比俄國人和波蘭人更文明；法國人比德國人文明，而英國人在他們眼中占據了比法國人更高的位置；至於美國，他們說不準……他們所敬仰的耶路撒冷，不是在古老民族文明的象徵——哭牆赫然、大衛塔高聳的老城，更不是在自己所生活的貧寒陰鬱的世界，而是在綠蔭蔥蘢的熱哈威亞。那裡花團錦簇，琴聲悠揚，燈紅酒綠，歌舞昇平，寬宏大度的英國人與阿拉伯、猶太文明人共進晚餐，文化生活豐富。他們可以大談民族、歷史、社會、哲學問題，但難以表達私人情感，而且面臨著巨大的語詞缺失，因為希伯來語不是他們的母語，難免在表述時似是而非，甚至造成滑稽可笑的錯誤。
就是在這種充滿悖論的兩難境地中，老一代猶太人，或者說歷經過大流散的舊式猶太人（Old Jew）在巴勒斯坦生存下來。迫於生計，不得不放棄舊日的人生理想，不再耽於做作家和學者的夢幻，而去務實地從事圖書管理員、銀行出納、店鋪老闆、郵局工作人員、家庭教師等職業，並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轉移到兒輩的肩頭。
兒輩，即作品中的「我」及其同齡人，出生在巴勒斯坦，首先從父母——舊式猶太人那裡接受了歐洲文化傳統的薰陶。布拉格大學文學系畢業的母親經常給小主角講述充滿神奇色彩的民間故事與傳說，啟迪了他豐富的文學想像；父親不斷地教導他要延續家庭傳承的鏈條，將來做學者或作家，因為「我」的伯祖約瑟夫．克勞斯納乃著名的猶太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父親本人通曉十幾種語言，一心要像伯父那樣做大學教授，但小主角本人在時代的感召下，嚮往的卻是成為一名拓荒者，成為新型的猶太英雄——他們皮膚黝黑、堅忍頑強、沉默寡言，與大流散中的猶太人截然不同。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無畏、粗獷強健。這類新型的猶太英雄，便是以色列建國前期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所標榜的希伯來新人（New Hebrew）。
根據近年來社會學家、文學家、史學家的研究成果，猶太復國主義被認作是以色列的內部宗教（civil religion）。猶太復國主義的目的不僅是要為猶太人建立一個家園和基地，還要建立一種從歷史猶太教和現代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發展起來的「民族文化」。不僅要從隔都（ghetto，即隔離區）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且要從「西方的沒落」中解放出來。一些理想主義者斷言，以色列土地上的猶太人應該適應在當地占統治地位的中東文化的需要。因此，一切舶來的外來文化均要適應新的環境，只有那些在與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下來的因素才可以生存下來。為實現這種理想，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從以色列還沒有正式建國之時起便對新猶太國的國民提出了較高要求，希望把自己的國民塑造成以色列土地上的新人，代表著國家的希望。以色列建國前，這種新型的猶太人被稱為「希伯來人」（實乃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同義語），以色列建國後，被稱作「以色列人」。
在這種文化語境下，「大流散」不光指猶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這一文化、歷史現象，而且標誌著與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相背離的一種價值觀念。否定大流散文化的目的在於張揚拓荒者——猶太復國主義者文化。在否定大流散的社會背景下，本土以色列人把自己當作第三聖殿——以色列國的王子，在外表上崇尚巴勒斯坦土著貝督因人、阿拉伯人和俄國農民的雄性特徵：身材魁梧、強健、粗獷、自信、英俊猶如少年大衛，與大流散時期猶太人蒼白、文弱、怯懦、謙卑、頗有些陰柔之氣的樣子形成強烈反差。並且，他們應具有頑強的意志力和堅忍不拔的精神，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英勇無畏，有時甚至不失為粗魯，在戰場上則勇敢抗敵，不怕犧牲。相形之下，大流散時期的猶太人，尤其是大屠殺倖存者則被視作沒有脊梁、沒有骨氣的「人類塵埃」。
要塑造一代新人，就要把當代以色列社會當成出產新型的猶太人——標準以色列人的一個大熔爐，對本土人的行為規範加以約束，尤其是要對剛剛從歐洲移居到以色列的新移民——多數是經歷過大屠殺的難民進行重新塑造。熔爐理念不僅要求青年一代熱愛自己的故鄉，而且還要和土地建立一種水乳交融的關係，足踏在大地。他們即使講授《聖經》，也不是傳授信仰或者哲學，而是要大力渲染《聖經》中某些章節裡的英雄主義思想，謳歌英雄人物，使學生熟悉以色列人祖先的輝煌和不畏強暴的品德。這樣一來，猶太民族富有神奇色彩的過去與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推重的現在，便奇異般結合起來了。在當時的教育背景下，有的以色列年輕人甚至把整個人類歷史理解成「令猶太人民感到驕傲的歷史，猶太人民殉難的歷史，以及以色列人民為爭取生存永遠鬥爭的歷史」。
《愛與黑暗的故事》中就有這樣一個紅色教育之家，那裡也講授《聖經》，但把它當成關於時事活頁文選集。先知們為爭取進步、社會正義和窮人的利益而鬥爭，而列王和祭司則代表著現存社會秩序的所有不公正。年輕的牧羊人大衛在把以色列人從腓力士人枷鎖下解救出來的一系列民族運動中，是個勇敢的遊擊隊鬥士，但是在晚年他變成了一個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國王，征服其他國家，壓迫自己的百姓，偷竊窮苦人的幼牡羊，無情地榨取勞動人民的血汗。但是，在許多經歷流亡的舊式猶太人眼中，尤其是一心想讓兒子成為一名舉世聞名的學者、成為家族中第二個克勞斯納教授的父親，把紅色教育視為一種無法擺脫的危險，他決定在兩種災難中取其輕，把兒子送到一所宗教學校。他相信，把兒子變成一個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並不可怕，因為無論如何，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進步很快就可以將其驅除，即使孩子在那裡被變成一個小神職人員，但很快就會投身於廣闊的世界中，而如果接受了紅色教育，則會一去不返，甚至被送到基布茲 。
生長在舊式猶太人家庭、又蒙受猶太復國主義新人教育的小主角在某種程度上帶有那個時代教育思想的烙印。即使在宗教學校，他們也開始學唱拓荒者們唱的歌，如同「西伯利亞出現了駱駝」。對待歐洲難民，尤其是大屠殺倖存者的態度也折射出以色列當時霸權話語的影響：我們對待他們既憐憫，又有某種反感，這些不幸的可憐人，他們選擇坐以待斃等候希特勒而不願在時間允許之際來到此地，這難道是我們的過錯嗎？他們為什麼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卻不組織起來奮起反抗呢？要是他們不再用意第緒語大發牢騷就好了，不再向我們講述那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為那邊所發生的一切對他們對我們來說都不是什麼榮耀之事。無論如何，我們在這裡要面對未來，而不是面對過去，倘若我們重提過去的話，那麼從《聖經》和哈斯蒙尼時代，我們肯定有足夠的鼓舞人心的希伯來歷史，不需要用令人沮喪的猶太歷史去玷污它，猶太歷史不過是堆沉重的負擔。
否定流亡、否定歷史的目的是為了重建現在。在祖輩的故鄉建立家園，這便觸及到以色列猶太人永遠無法回避的問題，即伴隨著舊式猶太人的定居與新希伯來人的崛起，尤其是伴隨著以色列的建國，眾多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踏上流亡之路，阿以雙方從此干戈不斷。借用美國學者吉姆拉斯-勞赫的觀點，以色列猶太人具有深深的負疚感：為在兩千年流亡和大屠殺時期聽任自己遭受苦難負疚；為即使失去了古代信仰仍舊回到先祖的土地上負疚；為將穆斯林村民從他們的土地上趕走負疚。
作為一部史詩性的作品，《愛與黑暗的故事》演繹出以色列建國前後猶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內部衝突和兩個民族之間的衝突，再現了猶太民族與阿拉伯民族從相互尊崇、和平共處到相互仇視、敵對、兵刃相見、冤冤相報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揭示出猶太復國主義者、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超級大國等在以色列建國、巴以關係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文本中的許多描寫，均發人深省。限於篇幅，筆者不可能在此將此問題逐層展開，只想舉些形象的例子：小主角在三歲多曾經在一家服裝店走失，長時間困在一間黑漆漆的儲藏室裡，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藹與氣味令他感到親切與依戀，視如父親；另一次是主角八歲時，到阿拉伯富商希爾瓦尼莊園做客，遇到一個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試圖向小姑娘宣傳兩個民族睦鄰友好的道理，並爬樹掄錘展示所謂新希伯來人的風采，結果誤傷小姑娘的弟弟，可能造成後者終身殘廢。數十年過去，作家仍舊牽掛著令他銘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運：不知他們是流亡異鄉，還是身陷某個破敗的難民營。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就這樣在挑戰著猶太復國主義話語與以色列人的良知。
希伯來教育模式也在宣導培養新人和土地的聯繫，對透過在田野裡勞作而取得的成就予以獎勵與表彰，那麼令中國讀者熟知的基布茲則成為新人與土地之間的橋樑之一。早在一九六○到八○年代，奧茲的基布茲小說（《胡狼嗥叫的地方》、《何去何從》、《沙海無瀾》等）中的許多人物，尤其是老一代拓荒者就是堅定不移，往往把給大地帶來生命當作信仰，甚至反對年輕人追求學術，不鼓勵他們讀大學。但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歐洲猶太人具有較高的精神追求，對以色列建國前後惡劣的生存環境和貧瘠的文化生活感到不適。奧茲的父親雖然不反對基布茲理念，認為它在國家建設中很重要，然而，堅決反對兒子到那裡生活：「基布茲是給那些頭腦簡單身強體壯的人建的，你既不簡單，也不強壯，你是一個天資聰穎的孩子，一個個人主義者。你當然最好長大後用你的才華來建設我們親愛的國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而父親的一個朋友，雖然對基布茲及新型農場堅信不移，主張政府把新移民統統送到那裡，徹底治癒大流散與受迫害情結，透過在田間勞作，鑄造成新希伯來人，然而卻因自己「對陽光過敏」、妻子「對野生植物過敏」，永遠地離去。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不僅困擾著舊式猶太人，也在考驗著新希伯來人。
作品中的小主角後來違背父命，到基布茲生活，並把姓氏從克勞斯納改為奧茲（希伯來語意為「力量」），表明與舊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舊式猶太文化割斷聯繫的決心，但是卻難以像基布茲出生的孩子那樣成為真正的新希伯來人：「因為我知道，擺脫耶路撒冷，並痛苦地渴望再生，這一進程本身理應承擔苦痛。我認為這些日常活動中的惡作劇和屈辱是正義的，這並非因為我受到自卑情結的困擾，而是因為我本來就低人一等。他們，這些經歷塵土與烈日洗禮、身強體壯的男孩，還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鹽，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樣美麗，宛如迦南之夜一樣美麗。」而我，即使我的皮膚最後曬成了深褐色，但內心依然蒼白」。從這個意義上說，小主角始終在舊式猶太人與新型希伯來人之間徘徊，也許正因為這種強烈的心靈衝突，令他柔腸百轉，不斷反省自身，如饑似渴地讀書，進而促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

序 艾默思．奧茲
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個詞形容我書中所有的故事，我會說：家庭。要是你允許我用兩個詞形容，我會說：不幸的家庭。要是你耐住性子聽我用兩個以上的詞來形容，那就請你坐下來讀我的書。
在我看來，家庭是世界上最為奇怪的機構，在人類發明中最為神祕，最富喜劇色彩，最具悲劇成分，最為充滿悖論，最為矛盾，最為引人入勝，最令人為之辛酸。因此，我主要描寫單一的主題，不幸的家庭。
我寫《愛與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個謎：聰慧、慷慨、儒雅、相互體諒的兩個好人——我父母——怎麼一同釀造了一場悲劇？怎麼竟是如此怪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