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娑之島

名人推薦：推薦語

平路的《婆娑之島》是臺灣四百年的祕史；兩條軸線，兩個世紀、兩個異國男人，鋪疊臺灣三、四百年，被箝制的命運；婆娑之島陷在殖民與後殖民的夾縫。在荷蘭，在美國，臺灣祕史一頁頁開展。
方梓（作家）

帶引讀者在不同時空裡遊走，尋索被忽視的細節，平路為臺灣的歷史小說別開蹊徑。
宇文正（聯合報副刊主任）

不管就文學成就或歷史角度來看，平路的這本小說都處理得十分出色。
李歐梵（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

平路總在古今對照與虛實相映中，彰顯生命的存在之價值。
李瑞騰（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命運之書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Sic ludit in humanis divina Potentia rebus
（人間之事每為造物所玩弄）
——拉丁諺語，引自揆一，《被遺誤的臺灣》（一六七五）

夾縫之中的命運如何解讀？有無出路？能否救贖？比方說，有沒有一部《伯羅奔尼撒戰爭》為我們在帝國爭霸的惡海中指引航路？有沒有一冊《歷史哲學講義》為我們記憶被強者抹除的過去，許諾被理性否定的未來？有沒有一本《les damnés de la terre》為我們修補被損害的尊嚴，尋回站立的力量？有沒有一首〈復活節，1916〉將我們反覆徒勞的憤怒凝結成美麗的，同義反覆的音節？又比方說，有沒有一部《這個人類的大地》為我們見證失而復得的，屬於我們的自由？

懷抱著對啟示的渴望，我們打開《婆娑之島》書頁，觀看一則關於夾縫中命運的預言與寓言。關於這本書，你可以將之閱讀為一則命運的預言，它的基調是悲劇的，目的論的，揭示了一次漫長而必然的衰亡。或者你也可以將之閱讀為一則意志與自由的寓言，它的基調是道德劇的，偶然、機遇而不可知的，隱藏的是一場發生在歷史隙縫之中，朝向自由的劇烈鬥爭。

假如你具有悲觀憂鬱的氣質，喜愛閱讀破滅與悲劇性的預言，那麼你應該從時間順流而下，以書中女性角色為主線，追索他們形象的變化。女性是福爾摩沙的隱喻，而兩個女主角，象徵兩個時代的島嶼：充滿野性、主動追求愛情的17世紀西拉雅族女人娜娜，形象鮮明、主體性強烈，而纖弱從順、充當帝國官僚情婦的當代「白浪」女外交官羅洛萊（Lorelei）則形象模糊，不見絲毫主體性。在這條主線的閱讀之中，象徵帝國的男性角色經歷了相反的演化軌跡，從揆一長官婦人之仁般的，荏弱的人道主義轉換為國務院高官那種陽剛的，家父長的，由上而下的（condescending）愛情（或者同情？）。從娜娜到羅洛萊，從揆一到國務院高官，我們清晰地看到了福爾摩沙主體性的萎縮消亡，以及帝國主義的興起。

假如你是卡謬式的存在主義者，渴望在歷史隙縫中尋找行動的可能，那麼你應該遵循盧梭政治寓言的精神，將歷史理解為一個人類退步、墮落的過程，於是你會發現從揆一到國務院高官的演化──從寬容、謙遜、啟蒙的人道主義轉變為狹隘、傲慢、自以為是的大國中心主義──象徵著一次不折不扣的「西方的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過程。另一方面，兩個女性角色的變化如今則未必意味著退化──相反的，它強烈地暗示著進化、重生與逃逸的可能性。羅洛萊的模糊面貌，如今不再是主體性的萎縮，而變成了一種空白主體的表徵，而這意味著可能與希望。面貌模糊、纖弱柔順的羅洛萊於是可以是一種偽裝，一次源於帝國傲慢（hubris）的誤解，以及弱者操縱強者的逆襲策略。然後我們會忍不住想像，年輕纖弱的羅洛萊，其實是心思複雜、個性強烈，以歌聲誘人的海妖賽蓮（Siren），她體內或許還殘存些許娜娜的原始野性與熱情，然而帝國夾縫的命運迫使她成長，變身為一個飽經世故的生存者。從娜娜到羅洛萊，是一個高貴的野蠻人獲得心智的sophistication，變得精神強韌的演化過程。在這個寓言之中，帝國因傲慢而衰頹，弱者則因智慧與行動而獲得自由。

可以這樣讀嗎？當然可以，因為作者已經消亡，這是讀者主權的年代。然而寓言式的閱讀確實為《婆娑之島》的文本帶來了一種困難的反饋──一個敘事的挑戰：羅洛萊的空白，終究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要讓她變身為賽蓮，我們還需要行動──小說之中的行動（action in fiction），也就是說，我們還需要另一段敘事，另一段文本，從那看似安靜柔順的羅洛萊的主體觀點，敘述她眼中愚蠢傲慢的男性／帝國，她的周旋應對，她複雜纖細的心思，以及複雜纖細心思底下，她對祖先娜娜的記憶，有關對生命與自由的愛戀。

讓我們以薛西弗斯的心情閱讀這冊命運之書罷。然後我們同時會想像，會等待，等待小說家平路的行動，為我們書寫一段最終的文本，在那裡，羅洛萊變成Siren，而福爾摩沙終於現身。

2012/8/22，於南港四分溪畔


在歷史的夾縫中唱一首美麗的哀歌
──周婉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接到平路寄來小說《婆娑之島》的文字檔，深深被吸引，一口氣看完，幾度落淚。看完時，夜已很深沉，我一方面懷想著小說的人物，等著沉入睡鄉，一方面心情忐忑，我能為這本小說寫序嗎？文學不是我的專業，我無法隨意談，那歷史呢？我要去討論小說中歷史的虛虛實實嗎？

我想起舞鶴《餘生》所帶給我的震撼和感動。那是以文學的心靈參與歷史，它讓我隔幾年重讀時，在幾個莫那魯道的段落，再度淚眼婆娑。平路這本小說以獨特的「平路流」參與了臺灣的過去。因為人們想參與，過去才會臨在我們面前。

關於這本小說的「本事」和「杜撰」之間的問題，我想像，將來會有論文討論，題目可能類似：「平路小說《婆娑之島》中的歷史真實與文學再現」，或「在文學和歷史的光影折射中──舞鶴的『我的他者』與平路的『他者的我』」；或許也會有這樣的提法：「國族、性別、東方主義：析論平路的《婆娑之島》」。總之，我們就留給年輕學子去探索吧。在這裡，容我就歷史作為創作泉源和題材，來和讀者分享一些看法。

臺灣歷史的複雜、豐富與多樣性，是我愈研究愈真切認知和感受到的。我們都知道「臺灣很小」，但她的自然景觀非常複雜、豐富、多樣。我有時候會想，我們的人文和自然，何以那麼匹配？甚至連多災多難都一樣！（宿命嗎？）前幾天到南天書局拜訪魏德文先生。他總是正在工作，也總是會給我看他手邊最新的臺灣老地圖。魏先生對臺灣歷史、地理和大自然的知識，很令人佩服。他說：我們臺灣就像個世界的大植物園，應該力推島內觀光。他也提及臺灣的歷史是非常珍貴的觀光資源。因為剛讀了平路這本小說，我很想順口加一句：我們的歷史也是文學創作的珍貴資源呢！

十幾年前，我剛回國，在研究機構工作，記得常和同事翁佳音先生聊有的沒的。他提到荷蘭時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當作文學題材。印象中，有個「英姊的故事」，非常有趣。可惜我記性不好，好像是漢人大姊頭，也有可能是西拉雅族和西方人的混血女兒。最後這個故事應該沒寫出來吧，畢竟我們都是歷史工作者，很難放手去寫，頂多就是寫寫敘事史學，如拙作〈海洋之子鄭成功〉之類的，受到史料的嚴格制限，無法盡情揮灑。如果臺灣的「豊臣公主」要讓府城大停擺，還是要靠小說家展開想像的翅膀，帶我們穿地入海，上窮碧落。相信作家米果會同意我吧。大阪國的國民傾城而出，因為願意相信、願意守護他們最珍愛的東西，想像福爾摩沙國的子民……。

這本小說有平路豐沛的想像力和慧黠的靈巧之思，然而故事本身是哀傷的。兩個互相交叉的人物，相隔三百多年，主角A是揆一，荷蘭東印度聯合公司的末代臺灣長官，主角B作者姑隱其名，是前美國國務院高層官員。兩人都因美麗島而被自己的人審判，定罪入獄（揆一被流放到小島，和關入監獄差不多）。揆一對福爾摩沙充滿熱情和鴻圖，卻掉入歷史的夾縫，擔了「貽誤」福爾摩沙的罪名；主角B懷念度過青春歲月的美麗島，一心想幫助夾縫中的臺灣，卻被控以洩漏國家機密的罪名（差點變成更嚴重的間諜案）。兩人都為島嶼入獄，為島嶼毀了一生。兩人都面臨來自島嶼西邊的大威脅，具體來說，前者是高舉反清復明旗幟的國姓爺，後者是全力擠壓臺灣國際生存空間的中國。

揆一暮年最感慨的一件事是：「這麼多年，那個島嶼總是陷入夾縫。」主角B擔心：「有一天，來自中國的壓力過大，美國不是沒有可能乾脆放棄臺灣。」即使在出獄之後，他仍想著：「臺灣一再陷入夾縫，近年更成為中國主權完整之前的最後一塊缺角。」揆一反覆地問：「為什麼我們貽誤了福爾摩沙？」主角B則反問：「為什麼那個島嶼總是被人貽誤？」她會再度陷入夾縫、再度被貽誤嗎？這是平路的焦慮，也是島嶼近半的集體焦慮。

在平路筆下，揆一和主角B分別被一名島嶼的女子所深深吸引，不過，與其說是被女子吸引，毋寧說是被島嶼所魅惑。揆一和西拉雅族的娜娜，娜娜是主動的給予；主角B和羅洛萊，羅洛萊是被動的接受。但不管怎樣，都是來自外人熱切的愛。但是，島嶼自己呢？

羅洛萊對島嶼有天然生成的愛。主角B回憶起：「對著一座凸起的山，羅洛萊訝然地說，這裡真像，這裡，像我們台東的都蘭山。他聽著有點感動，在複雜的世界裡，女孩唯一的參考座標總是臺灣。無論臺灣多麼小、多麼無足輕重，那是她心裡唯一的記掛。」「他愛憐地說，在妳心裡，那個蕃薯形狀的小島，就是妳唯一在意的地方。」（我想起，馬偕博士好像講過類似的話。）

問題在於：羅洛萊的愛，必得和島嶼的另外一個力量拔河。島嶼上有一群人，他們鄙夷小島的歷史與文化，以將小島鎖入對岸的大國為終極目標；他們人數或許不多，但力量卻不成比例地大。揆一寫道：「福爾摩沙的前景，正是經由大洋連接外面的世界……」主角B想起女孩說過的一個童話故事：「小島一天醒來，發現本身漂流到自由而廣大的海域，跟大陸遠隔重洋。」啊，但願能夠！

羅洛萊被動地接受主角B的愛和付出。那是不夠的，要掙脫島嶼不斷陷入夾縫、不斷被貽誤的命運，島嶼的人必須將被動的愛轉為主動的自愛和自救。

這本小說的主旨，如平路自己所寫的：
追懷過去
紀念我們的時代
並惋惜島嶼一再陷入的夾縫
小說描繪了島嶼的美麗和哀愁，以及揮之不去的宿命感。
聽呢，在愛和焦慮中，平路為我們唱一首美麗的哀歌。娜娜的祖靈，不，我們島嶼的祖靈，聽了是會哭泣的。為了不讓祖靈哭泣，我們必須發願：不在夾縫中再度貽誤福爾摩沙。

2012年七夕，於龍坡里芬陀利室


記憶監獄釋放出來的往事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平路這次講了一個很具巧思的故事。小說中，有兩個出獄後呢喃自語的男主角，古人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末代臺灣長官揆一，今人是美國國務院的去職官員，無名無姓，但讀者也許還記得，幾年前曾發生的臺灣女間諜案，當中的男主角便是故事中的主人翁。兩人都因涉入臺灣事件而入監，平路把這前後相隔三百多年、幾乎要風化的事件，揉捏交錯成一篇引人入勝、喉韻甘苦難辨的中篇歷史小說，一古一今交叉跳接，娓娓道來。故事中，有商業公司高層職員的恩怨情仇、大國情報人員的勾心鬥角；有異國男女間之低迴戀情與熾熱情慾、無緣與無奈的結局。書中情節幾乎全無冷場，但我不多說，以免破壞讀者閱讀的樂趣。

既然是歷史小說，我講幾句書後推薦話，算不上逾越分寸。至少，平路講揆一長官時，我就很佩服她蒐集與消化文獻的功力；她敘述當代事件，文化評論者的角色若隱若現，我甚至有此書可歸類到Non-fiction之想。至於書中所述與揆一相關的景色、人物，是不是可信？姑舉一例，以證平路之不妄言。故事尾聲時，她說「揆一難以預見有一日，在熱蘭遮的舊址，與他無關的頭像，刻著他的名放在大廳一隅」。沒錯，死後是非誰管得，人間常見的無奈。現在安平古堡內的兩尊半身雕像，鄭成功容顏，也許是當代藝術家感應出來。揆一，卻是雕塑者誤用當時巴城總督馬特塞克（Joan Maetsuycker，1653～1678）的繪像製成。諷刺的是，馬特塞克總督正是宣判、流放揆一到南洋孤島的當權者。平路說是古今冤錯，這一點是完全正確的。

歷史小說，當然不能膠柱鼓瑟於年代或個別事實，否則與現代學院枯燥論文沒差別。常有人批評史學論文扼殺了現代人的歷史興趣，反而是歷史小說影響著國民歷史意識，我頗能體會如此說法。也許，嚴肅史家會指出揆一的出身與職銜，均屬上層，是經理級（Opperkoopman）人物。他於一六四三年抵達巴達維亞城時，鄭芝龍在南中國已是「嘩（hóa）水會結凍」的大梟雄；那麼，兩人會不會如平路所編排的，在巴城小酒館賭場嗆聲？當然可疑，但有趣的是，可疑的史實卻能創造出攸關人生趣味、利害之歷史行動。釣魚台紛爭之例，或可說明此中奧妙。論客與學者擷取明、清文獻片段，斷言那座無人小嶼權歸臺灣或中國，是「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然而，漢籍有關海上航路之地名，「釣魚嶼小東山嶼也」，清代方志記載水師巡航泊船釣魚臺等「事實」，誠實史家若冷靜檢視文脈，可知多為經不起考驗的語詞，真相依然烏雲罩霧。然而這仍不會阻扼國家翻弄「歷史」叫陣喧嘩，無礙群眾的間歇愛國行動。我不是無條件贊同這樣的歷史思維，我比較關心歷史敘述能否撥動讀者心弦，神清氣明去追懷與紀念過往時代，思索一下古往今來，找些人生實踐的意義哲學。

平路安排的故事，倒很合乎我的期待。她藉著牢籠外男人的委屈自辯書信與回憶，誘使讀者想起被囚禁的往事，好奇最後男主角是否投河了此殘生，兩代芳蹤飄渺的小女人又如何……，以及故事開頭惋惜「島嶼一再陷入的夾縫」的輕嘆，總教人看婆娑島國難免淚眼婆娑。

眼淚不是壞事，也非懦弱。在資訊暴衝、國族記憶失焦的年代，有時候讓淚水來洗滌眼翳，心神反而可在風塵裡轉為澄明，然後從歷史監獄中得到真正的釋放。如此，下回合的故事，或許不再只是一聲嘆息。小說開卷時，我拍掌擊節和歌；曲終掩卷之際，也開始期待著類似的新曲調，再接續。

201/08/22，於中研院


帝國與人性──寫在平路《婆娑之島》出版前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熱蘭遮城的陷落，是永恆的毀滅之美。那不僅意味著一個帝國的萎縮，也暗示著海島命運的轉折。歷史往往是無意之間造成，記憶卻總是刻意遭到遺忘。荷蘭帝國在十七世紀的崛起與消亡，始終是令人著迷的故事。那是大航海的時代，是人性恣意奔放的時代，也是想像力最為豐富的時代。那麼渺小的帝國，在短短幾年之間就擁有相當尷尬的財富；一方面在國內釀造發達的文化，一方面在國際卻又不知如何運用那龐大的金錢。
　　
平路的《婆娑之島》，始於一個帝國的終結。對東方史家而言，熱蘭遮城的征服，是中國四百年來最為輝煌的記憶。在此之前，漢人從未成功抵禦來自海上的侵略；不管是倭寇，或是紅毛。鄭成功在歷史上之所以成為迷人的傳說，就在於他擊敗海上的殖民者。他的智慧與果敢，升格成為中國史家最尊崇的夢。在他之後，整個清代時期都是敗軍之將的歷史。西方帝國的淪亡，確實值得大書特書，鄭成功的歷史地位，也因此而水漲船高，這是中國歷史成王敗寇的規律。失敗者，尤其是帝國的失敗者，總是落入被殘酷遺忘的下場。
　　
在記憶空白處，正是小說家介入的地方。平路有意重建失敗者的歷史，她銳利注意到最後一任荷蘭總督揆一。這位曾經是帝國象徵的權力首腦，狼狽離開臺灣之後，是如何迎接他何等狼狽的晚年。在遙遠的阿姆斯特丹，濃烈的福爾摩沙氣味，始終縈繞他生命最後的旅程，最後還與他相偕俱亡。失敗者永遠都必須承擔歷史錯誤的責任，也必須領受無端的構陷與譴責。這部小說最迷人之處，便是把過去的歷史事件與當代的新聞事件並列，彷彿是互不相干的雙軌故事在發展，卻隱約間形成某種對比與對話。
　　
所謂新聞事件，指的是美國間諜與臺灣女子的愛情故事。非常不起眼的小小新聞，驟然捲起巨大風波，成為台美之間的政治醜聞。同樣寫的是帝國與海島的辯證關係，美國情報員也要背負叛國的指控與出賣的罪名。兩個故事最大不同處在於，揆一總督面對的是一個沒落的帝國，而情報員則承擔這地球上最為強盛的帝國。荷蘭與美國，無論在格局或規模上都不成比例，但都同樣牽動著臺灣的命運。
　　
古典史上與現代史上的帝國，常常與臺灣陷入纏綿悱惻的戀情。這是福爾摩沙的宿命，與帝國展開戀愛時，不免都以女性的角色登場。揆一時代的原住民女性，華盛頓時代的臺灣女子，對帝國釋出無與倫比的誘惑魅力。男女之間的迎送，構成了臺灣命運的起伏。小說中，暮年的揆一暗自發出感嘆：「這麼多年，那個島總是陷入夾縫。」被挾持在歷史縫隙裡，臺灣注定要扮演悲劇角色。女性的身分，在帝國權力結構中一直都是飄搖不定，在擁抱中，她是最穩定的力量；在離棄時，她完全是身分不明。歷經大清帝國、日本帝國的統治之後，臺灣好不容易建立漢人史上罕見的民主國家，卻仍然無法掙脫美利堅的國的支配。

平路有意無意透露這樣的信息，自十七世紀以降，臺灣的殖民地位至今還是難以翻身。但是她並不直接觸探海島的曲折命運，反而從帝國伸展出來的權力觸鬚，勾勒臺灣之所以是臺灣的命定軌跡。揆一的情人是原住民女性娜娜，美國情報員愛慕的對象是現代女子羅洛萊，好像足夠影響帝國的代理人，卻在權力更迭之際，完全消失無蹤。凡是與臺灣女性有過戀情，終究都要招來無端的罪名。如果不是出賣情報，便是背叛國家。彷彿臺灣只是一個檢驗人性的場域，用來測量帝國官員的忠貞與不貞。

擅長從歷史事件或新聞事件挖掘故事的平路，遠從《玉米田之死》開始，就耽溺於後設小說的營造。對於歷史上重要女性的命運，她勇於在史家筆端未及之處延伸豐富的想像。最受矚目的兩部長篇小說《行道天涯》與《百齡箋》，分別對宋慶齡與宋美齡的愛情故事重新翻案，企圖揭露男性史觀所刻意遮蔽女性的身分。平路表現出來的姿態，確實具備了過人的膽識。

這冊《婆娑之島》，著墨在荷蘭總督揆一的份量較重，對於美國情報員的描述相對較少。台美關係的連結，有著錯綜複雜的因素。以兩國之間男女情報員的愛情故事，來撐起整個政治形勢，顯然有很大的侷限。所謂「臺灣關係法」的內容，充斥著太多曖昧的字眼。也許可以拿來挪用在男女關係的定義，臺灣究竟是情人還是情婦，到底是元配還是前妻，顯然在小說裡還有游刃的空間。平路的《東方之東》，已經觸及兩岸的敏感神經。或許下部小說將有可能處理台中美的三角關係，亦未可知。

自上世紀九○年代以來，平路卓然成為女性作家行列中頗受矚目者。在她筆下，女性角色總是帶著複雜的文化意義。她所構思的小說，都毫無例外對抗著歷史上的種族優越論、階級優越論、性別優越論。她的作品，往往夾帶著強大的破壞，不僅使男性建立起來的秩序受到挑戰，也使帝國權力構築起來的威信遭到批判。臺灣是女性，這已是許多論述中普遍的講法。但是如何賦予女性恰如其分的血肉，正是文學想像所要追逐的目標。平路的小說，便是擔負著如此的任務。熱蘭遮城的陷落，美國間諜的被捕，總是肇因於人性的脆弱。帝國無論多麼雄偉壯麗，完全禁不起情慾的誘惑。平路形塑出來的臺灣女性，好像在歷史上發揮不了作用。她雲淡風輕的文字，竟然擊中帝國最為不堪的一面。那種毀滅之美，或許還可以寫得更加放膽，更加殘酷，更加不留情。

2012.8.23，於政大台文所


從《婆娑之島》一窺「平路式幽默」
──陳耀昌，《福爾摩沙三族記》作者

看完平路的新作《婆娑之島》，我心中莞爾，為「平路式幽默」叫好。

其一：平路在書中罵人不帶髒話，而且是藉由他人之口。如泣如訴，輕怨薄怒，太精采了。

其二：本書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臺灣史小說，但本書的兩位主角都不是臺灣人，故事的背景也有一半不在臺灣。平路的取材，真是獨樹一格。

其三：小說的主角，皆被國家機器控告「背叛」。然而讀完全書才恍然大悟，應該被控訴背叛的，反而是文中的兩個國家機器，這是平路的反諷。

其四：平路巧妙地把兩位歷史上看似風馬牛不相干的白人高官，揆一與「他」放在一起，以揆一破題，但其實「他」才是第一男主角，揆一是配角。而書中的「他」，自始自終，無名無姓，但讀者都知道他是誰。

其五：面對強大無情的國家機器，一六七五年，揆一發表「被貽誤的福爾摩沙」時，甚至不敢寫出自己的名字，而使用「C.E.S.」的簡寫。二○一二年，平路借用「他」，一位為臺灣抱不平，甚至因而行險犯錯的老外的故事，寫出這本《婆娑之島》。有了揆一的陪襯，我們知道作者真正想寫的是「被背叛的臺灣」，而這本書的書名也含蓄地少了三個字，全名應該是「婆娑之島的控訴」。

且不論作者在本書中有關「他」在法庭的攻防文字是否句句皆真，但作者藉由「他」，把臺灣平日所受的委屈一吐為快。

他說，……，那年的「上海公報」。……明明牽涉到臺灣的命運，只想要討好亟欲建交的北京，……用一堆「認知到」、「不表異議」之類的外交詞彙，就匆匆決定臺灣的地位。中間缺少與臺灣磋商的過程，完全不尊重臺灣這個多年友邦。

……若以「背叛」這個詞來界定，在與臺灣的關係裡，美國外交領域的教父，那位季辛吉曾經做出最卑劣的示範。

諸如此類的文字，俯拾可見。又如：
賣不賣武器？賣給臺灣怎麼樣的武器？他非常清楚，……華盛頓在壓力下，漸漸順從北京，違反了原來對臺灣的承諾。……而諷刺地是，美國為振興國內軍火工業，卻又逼臺灣出錢買單，抱回去一些過時的軍備。他記得，當時為壓迫臺灣買這批淘汰的武器，國防部資深官員向臺灣喊話：「我們不會保護臺灣，如果臺灣方面不先保護自己。」 另一方面，對臺灣期望買到手的新型武器，美國卻百般限制。

雖然書末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Bill Colby的自殺懸案也是隱喻，但要有了揆一的情節，方能彰顯國家機器的無情。平路把揆一拉來陪襯「他」，是神來之筆。如果沒有揆一，這本書就不是小說，而是政治論述。揆一讓整本書活了起來。

揆一是歷史上非常特別的人物。他是瑞典人，但是現在的瑞典人不知道他；他的一生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賣命，但現在的荷蘭人也不知道他。現在的荷蘭教科書已完全不提大航海時代荷蘭在福爾摩沙的興衰史，三十八年太短了，而即使失去福爾摩沙，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東方土地仍然夠大。荷蘭人不知自己的祖宗曾經佔有福爾摩沙，遑論揆一。有關揆一的事蹟，全躺在大學圖書館中或國家檔案中。然而去發掘那些檔案，皓首窮經的十之八九是來自臺灣的學者。世界上唯一記得揆一的地方是臺灣，因為揆一絕對是臺灣史重要人物。平心而論，揆一應該也算是世界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人物，因為當年如果巴達維亞聽他的建議而戰勝了鄭成功，保全了荷蘭的海軍實力，也許已經鏖戰多年的英荷之戰，不會在二年後就分出勝負，導致一六八四年荷蘭退出北美洲的新阿姆斯特丹，交給英國，成為現在的紐約，那麼世界歷史或將重寫。

揆一死後三百多年，全世界的人都不知有他，只有臺灣的小學歷史課本有他，也只有臺灣人仍然重視他那一本「被貽誤的福爾摩沙」。而且臺灣人開始欣賞他，揆一在臺灣的定位已經慢慢從「被驅逐的侵略者」，變為「堅守孤城的勇者」。如果揆一地下有知，也許會自命為「福爾摩沙人」，因為他一生最精華的十年都在福爾摩沙度過。他為福爾摩沙賣命，可是巴達維亞議會為了推卸疏忽之責，竟然汙衊揆一「心在瑞典」，把他打成「抓耙仔」，然後判他死刑，沒收財產，若非家人奔走，差點死在黑牢。到了最後，荷蘭不要他，他也不要荷蘭。他的子孫於二○○六年來臺灣祭拜鄭成功時，已不復是荷蘭籍。當時的歐洲人皆稱國姓爺為「凶殘海盜」，而與國姓爺對戰九個多月的揆一，卻遺命他的子孫再到臺灣來祭拜當年對戰的死敵鄭成功，以感謝當年鄭成功維護了荷蘭人離去時的尊嚴。這是世界戰爭史上空前絕後的。臺灣歷史上的兩位英雄共同創造了人性的光輝。

最近，學者與小說家紛紛認為，大航海時代的一些人物，如汪直、鄭芝龍、揆一等，我們應該跳脫過去中原史觀，而以世界史的眼光去評價。臺灣的歷史，一開始就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所以臺灣史上的人物，有不少應該是世界級的，但被一些漢人沙文主義的學者做小了，連帶也把臺灣做小了。平路這本小說，橫跨古今台外，是讓臺灣史聯結世界史的絕佳作品！

命運之書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Sic ludit in humanis divina Potentia rebus
（人間之事每為造物所玩弄）
——拉丁諺語，引自揆一，《被遺誤的臺灣》（一六七五）

夾縫之中的命運如何解讀？有無出路？能否救贖？比方說，有沒有一部《伯羅奔尼撒戰爭》為我們在帝國爭霸的惡海中指引航路？有沒有一冊《歷史哲學講義》為我們記憶被強者抹除的過去，許諾被理性否定的未來？有沒有一本《les damnés de la terre》為我們修補被損害的尊嚴，尋回站立的力量？有沒有一首〈復活節，1916〉將我們反覆徒勞的憤怒凝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