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樣板戲」史（1963－1966）
「樣板戲」的發展歷史與「文革」的推進緊密配合，它是透視「文革」政治思想、社會運動、權力鬥爭的窗口。通觀「樣板戲」的發展過程，「樣板戲」史的起訖時段為1963－1976年。1963－1965年期間為「樣板戲」的培育期與發展期；1966－1969年為「樣板戲」的鼎盛期；1970－1974年為「樣板戲」的普及期、深化期。1975－1976年為「樣板戲」的衰歇期（編註：「前篇」所收年代止於1966年。1967年以後皆請參見「後篇」）。
1963年
【概述】
毛澤東於本年的9月、11月、12月連續發表了四個關於文藝問題的批示，表達了對當時文藝界領導與文藝發展現狀的不滿。這些批示既是「文革」文藝革命的輿論準備，也成了「樣板戲」革命的合法性依據。柯慶施緊跟毛澤東的文藝批示，提出「大寫十三年」的激進口號。在對待戲曲現代戲問題上，江青與柯慶施二人不謀而合。5月6日，《文匯報》發表江青、柯慶施等組織的文章〈「有鬼無害」論〉，批判孟超的崑曲《李慧娘》和廖沫沙的劇評〈有鬼無害論〉，並開始在戲劇界大批「鬼戲」 。
長春電影製片廠導演于彥夫指導拍攝出的電影《自有後來人》，成為1963年最受歡迎的電影之一，各地文藝團體、劇種本著革命無先後的態度紛紛改編此劇。長春電影演員劇團近水樓臺，先改編成話劇，取名《紅燈志》；上海滬劇和中國京劇院改編本都叫《紅燈記》；也有的取名叫《紅燈傳》、《三代人》和《一份密電碼》等等。京劇版本在哈爾濱公演後，又恢復原名《革命自有後來人》，此劇演出時轟動一時 。該年秋天，江青在上海看了愛華滬劇團的滬劇《紅燈記》之後，決定將它進行改編。不久她又將看中的上海人民滬劇團滬劇《蘆蕩火種》交給了北京京劇一團，指示改編為京劇。之後，江青將《沙家濱》推薦給北京京劇團，並要求他們儘快改編成京劇。該團的汪曾祺 、楊毓瑉、蕭甲、薛恩厚改編劇本，李慕良等設計唱腔，蕭甲、遲金聲任導演，趙燕俠、高寶賢、周和桐分飾阿慶嫂、郭建光和胡傳奎。這次編演突出地下鬥爭的主題，改名為《地下聯絡員》。但因倉卒上馬，北京市市長彭真、總參謀長羅瑞卿陪同江青觀看彩排時，大家都不滿意。為了改好劇本，北京市委將編劇們安排到頤和園，因為這裡擁有陽澄湖同樣美麗的湖光山色。並調回了正在長春電影製片廠拍片的著名老生譚元壽 、馬長禮等，安排劇組到部隊體驗生活 。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上海舉行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張春橋請江青到上海京劇院「指導排演」《智取威虎山》。在該年度，江青正式插手戲曲現代戲的改革。
將「樣板戲」的開始時間確定於1963年，主要理由是，該年度江青已經開始在實踐上指導京劇現代戲的創作，她的「樣板」風格也由此開始貫徹。如下幾條文獻可以作為依據。
第一條依據─1966年2月2日到2月20日，江青在〈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指出，「近三年來，社會主義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出現了新的形勢，革命現代京劇的興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由此可見，江青認為京劇現代戲的創作始於三年前，即1963年。
第二條依據─1966年11月28日，黨內理論家陳伯達在文藝界大會上致開幕詞，他將歐洲的文藝復興、五四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進行類比，指出：「歷史上的文化革命，常常是從文藝方面開頭的。」他將「文革」文藝革命的起點從1963年算起。他說：「1963年，在毛澤東思想的直接指導下，掀起了京劇改革的高潮，用京劇的形式表達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群眾英勇鬥爭的史詩。這個新的創造，給京劇以新的生命，不但內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提高了，面貌改變了。同時，其他劇種也進行了改革。」接下來他直接指出：「1963年以來的文藝革命，成為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開端。」
第三條依據─1967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經毛澤東親自審定的元旦社論，該文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三個起始性的事件。第一個即：「1963年，在毛主席親自指導下，我國進行的以戲劇改革為主要標誌的文藝革命，實際上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端。」
第四條文獻也可以為本書將「樣板戲」追溯至1963年提供依據。1967年8月22日，〈謝富治在首都大專院校革命大批判現場會上的講話〉中，謝富治指導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推行「鬥批改」，他以江青抓「樣板戲」為例，說明革命運動總是需要不斷在「修改」中提高這個道理。謝富治說道：「經過修改嘛，你看那些『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濱》都是從63年搞的嘛，63年我就看了，我是最早在上海看的，我還是個熱心家，那時我們還叫好，我說好！我對那個舊戲就是沒有一點知識，我看那個新戲呀，就看得慣。那個舊戲哇，我一點也看不慣，沒那個文化。新戲聽得懂。63年春季我就在上海看《智取威虎山》，我也不大摸底，看了以後叫好。有的說你這個人隨便表態。63至67年四年了，現在才像個樣吧！」
第五條依據─江青自己也認為她的「文藝革命」始自1963年。1974年5月23日晚十點四十五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對首都文藝工作者發表講話。張春橋說道：「我沒有準備講話。因為〈講話〉發表三十二周年，時間還是很短的，中國的封建社會搞了兩千多年，資本主義社會在全世界搞了二三百年，但是他們的文學藝術究竟留下了多少？很可憐！不是說在那樣一個時代他們沒有過成績，曾經有過成績，也起過進步作用，但是很快歷史的發展就把它甩掉了。我們搞革命的文藝，從唱〈國際歌〉算起，時間也不長嘛！我們才三十幾年，真正花功夫，成績大的還是這十年（江青插話：從準備看是63年、64年算起），十多年吧！」
筆者舉證上述材料意在廓清「樣板戲」的誕生時限。諸如此類的依據還可以列舉不少，本書不再贅述。上述文獻的共同點是，都極力肯定江青領導的京劇革命實踐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如果說《海瑞罷官》是政治權力鬥爭的起點，為打倒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領導班子提供口實；〈5‧16通知〉是制度性的指令，為文化大革命提供法理型的依據，那麼，江青的京劇革命則展開了意識形態領域內部的洗腦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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