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楊逵形象‧述史肌質
賈振勇
作者簡介
賈振勇（Zhenyong JIA），1970年生，男，山東濱州人，文學博士，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擔任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理事、中國茅盾研究會理事，山東省郭沫若研究會副會長。近年出版學術專著有《理性與革命：中國左翼文學的文化闡釋》（人民出版社，2009）、《詩與史的共鳴》（上海大學出版社，2009），《郭沫若研究十六講》（山東文藝出版社2009），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等刊物發表論文100多篇。
內容題要
內地出版的文學史著作對楊逵及其作品的敘述，已經形成穩定模式。如何豐富文學史敘事中的「楊逵形象」，不僅僅是文學史編撰的個案問題。提升述史「肌質」，是文學史編撰的一條創新之路。
關鍵字：文學史、楊逵、肌質
一、引言
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曾宣稱：「確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學傳統中的確切地位是文學史的一項首要任務。」作為一項迷人而又危險的工作，文學史編撰的首要任務毫無疑問是發現、選擇和評價傑出的作家作品。文學史家們在編撰文學的有關歷史時，當然有各自期許和依據的價值標準，但是都毫無疑問地把「好」的作家作品作為述史核心。我們還沒有見過一部以「壞」的作家作品作為述史核心的文學史著作。大概沒有一位文學史家會把自認為「壞」的作家作品列入文學史序列。儘管有時有些入選作家作品並不優秀，也只能說明文學史編撰者的眼光欠佳。期待入史，毫無疑問是很多作家無法拒絕的誘惑。被列入文學史序列的作家，不但證明了自身具有加入文學傳統的資質，而且會獲得一種歷史地位、聲望；尤其通過文學史這種形式的傳播，獲得了不朽的可能。
二、楊逵及其作品已有的文學史形象
對於楊逵這樣的作家，入史已經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應該如何定位和評價，如何把楊逵及其作品的獨特性、創造性及其在中國文學傳統譜系中的價值準確標示出來。本文擬通過研讀內地出版的文學史著作，在觀測楊逵及其作品已有的文學史定位和評價基礎上，探討進一步豐富和細化楊逵及其作品文學史形象的可能。鑒於內地出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作數量驚人，自1970年代末以來迄今的40多年間，內地已出版517部各類文學史著作（不含單純的當代文學史），僅本世紀以來就有229部，因此，很難想像能將內地出版的現代文學史在短期內加以全部研讀。更鑒於大量的文學史著作存在很多驚人的相似性，因此選擇性研讀不失為一條捷徑，儘管這樣做有挂一漏萬之嫌。
（一）以七種較有代表性的現代文學史作一分析
本文選擇性研讀的文學史著作主要有：錢理群（1939-）、溫儒敏（1946-）、吳福輝（1939-）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修訂版（以下簡稱錢溫吳本）；嚴家炎（1933-）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簡稱嚴本）；朱棟霖（1949-）、丁帆（1952-）、朱曉進（1956-）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下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簡稱朱丁朱本）；黃修己（1935-）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下卷，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簡稱黃本）；吳福輝著《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簡稱吳本）；顧彬（Wolfgang Kubin, 1945-）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范勁等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簡稱顧本）；楊義（1946-）著《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以下簡稱楊本）。選擇這七部文學史著作進行研讀的理由：一，這七部史著都有涉及楊逵及其作品文學史形象的敘事。二，編撰者均是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資深學者，在內地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具有廣泛影響性。三，這七部史著作各具特色，從不同角度代表了內地現代文學史編撰的較高學術水準。四，這七部史著在內地甚至海外均產生了較大反響：錢溫吳本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點教材；嚴本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朱丁朱本和黃本是「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吳本是近兩年內地出版的獲得學術較高評價的現代文學史著作；顧本的作者儘管是外國人，但其特立獨行的文學史編撰方式一度引發內地學界的爭論，與內地學者的文學史編撰方式形成交集，故而納入研讀範圍；至於楊本，儘管是專門體裁的文學史，但出版年代較早、影響較大，對楊逵及其作品的敘事較詳細，故而也納入研讀範圍。
為了尊重學術事實，更為準確地反映這七部文學史著作中有關楊逵及其作品形象的描述與判斷，本文盡最大可能按照客觀性原則進行概括與總結，儘管這很難達到真正的客觀。至於引用這七部文學史著作的原文，因已經列出出版資訊，故在引用時不再加注，只在正文的相關敘述中標明頁碼，以免重複帶來的不必要的累贅。
（二）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本
錢溫吳本是近30年來在內地產生廣泛影響的文學史著作，我稱之為近30年來現代文學史編撰的「扛鼎之作」。該著最早由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出版，署名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王超冰，修訂後改由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由於本文目的不是梳理該著版本變遷，故採用修訂版。該著「第二十九章 台灣文學」的「二 台灣現代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對楊逵及其作品有三大自然段的敘述，約1,100字。首先，概括楊逵作品的主題：「更注意從歷史變革的層面諦視無產者的命運和社會變遷」，介紹了〈送報夫〉的主要內容及傳播的簡略情況；其次，以〈泥人形〉、〈鵝媽媽出嫁〉為例，概括楊逵作品藝術特色：「有時採用比較隱晦的象徵手法寫作」。第三，概括總體特徵：「楊逵關注現實，參與社會變革，思想開闊，性格豪爽，又受普羅文學思潮影響，其創作大都由現實直逼時代的思想制高點，雖然有濃重的意識形態意味，但視野廣遠，大氣磅礡，有一種粗獷的力度。他的小說，藝術上不算完整，但很適合他所處的那個渴求反抗與解放的年代。」該著還提及了〈模範村〉、〈萌芽〉和〈春光關不住〉等作品，以及楊逵「多數作品都是用日文創作，後譯為中文」。
（三）嚴家炎本
嚴本中冊「第二十章 抗戰時期的中國淪陷區文學」的第一節「『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關於楊逵及其作品的專門論述大約有一頁半的篇幅，估計1500字左右。首先，以楊逵簡略的生平經歷為線索，對楊逵主要作品進行介紹、分析和評價。其次，在具體分析了〈送報夫〉後，指出：「這樣一種突破了單純的民族主義的創作視野，顯示出了楊逵社會關懷的深廣和左翼的文學傾向。」最後，介紹了〈鵝媽媽〉、〈模範村〉、〈泥娃娃〉等作品的主題和內容，主要評語有：「楊逵小說對日本經濟殖民掠奪性的揭露，不僅為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開闢了一個重要主題，而且對戰後台灣文學有重要影響」，「楊逵小說對殖民性的腐蝕有著高度的警覺」。
（四）朱棟霖、丁帆、朱曉進本
朱丁朱本下冊「第三十六章 台灣文學」的第一節「台灣文學概述」，有一自然段講述楊逵及其作品，約300多字。首先，用一句話概括介紹楊逵生平經歷。其次，引用龍瑛宗和鐘肇政、葉石濤對楊逵及其作品的評價。三，對楊逵及其作品的評價主要是：「其代表作〈送報夫〉、〈模範村〉等作品著力表現了廣大民眾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激勵人們為追求光明未來而努力奮鬥。」
（五）黃修己本
黃本下卷「第十五章 台灣文學」的「1.台灣文學概述」，有一自然段講述楊逵及其作品，約500字左右。首先，簡要介紹楊逵生平經歷，指出楊逵在光復後由日文創作轉向中文創作。其次，列舉楊逵代表作，簡要介紹〈送報夫〉和〈模範村〉的主題，指出〈送報夫〉「透露出初步的社會主義思想」。最後，引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6》對楊逵小說的相關評論。
（六）吳福輝本
吳本「第四章 風雲驟起」的「第三十八節 港台：分割、自立與新文學的生長」，有大約400多字涉及楊逵及其作品。首先，將楊逵視為「遵循鄉土文學的傳統進行創作」的作家，指出戰時台灣出現了「最特殊的迂回文學，一批使用日文的本土作家曲折地寫出或尖銳、或隱晦的反抗殖民地統治、抵制向殖民文學『同化』的作品」。其次，簡要敘述楊逵文學活動的同時，重點指出了〈送報夫〉「這樣帶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小說」、「將留日知識者的善良空想和當前殘酷現實作比」的〈模範村〉。最後，在綜述光復後的台灣文學時，提到楊逵在1957年寫出第一篇中文作品〈春光關不住〉。由於該著是插圖本，故還配發了兩張照片〈楊逵像〉和〈1937-1938年的楊逵〉。
（七）顧彬本
顧本「第三章 1949年之後的中國文學：國家、個人和地域」的「一、從邊緣看中國文學：台灣、香港和澳門」中涉及到楊逵（238-39）：
台灣在日據時期居然產生了以反殖民、熱愛故鄉（台灣）和懷念祖國（中國）為主題的社會批判性文學，這在今日看來可能有些不可思議。作家採用了隱晦的寫作手法可能是一種解釋，比如楊逵（1905-1985），他和吳濁流等人沒有像同時代的人一樣被日本思想同化。
奇怪的是顧本為這段話在第239頁加了一個注釋①，列舉了馬漢茂（Helmut Martin, 1940-99）的一些說法，比如「楊逵一生主要在日本人和國民黨的監獄中度過」以及「楊逵很可能投降了日本侵略者」；同時也舉出「對楊逵作品的推崇」的研究成果，Angelina C. Yee（余珍珠）〈書寫殖民地本身：楊逵的抵抗和民族身分的文本〉（“Writing the Colonial Self: Yang Kui’s Texts of Resista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八）楊義本
楊本「第十一章 台灣鄉土小說」對楊逵及其作品的敘述設有專節「第三節 楊逵 壓不扁的玫瑰」。實際上該節只有「一、楊逵小說及其顯示的民族正氣」專門敘述楊逵及其作品，估計7,300多字。由於楊本有關楊逵的敘事篇幅較大，其敘述也就從容有餘，本文不能一一引述，只能擇其要者。一如楊本的述史風格，對楊逵生平經歷和作品的敘述亦以褒揚手法落筆。在論及楊逵及其作品的主題和內容時，稱「楊逵是繼賴和之後，台灣寫實文學的二世祖」，「儘管楊逵自認是賴和衣缽的傳人，但他初試鋒芒，便跨上了非賴和所及的社會歷史制高點，賴和是民間行醫的志士，創作立足於民眾，根基沉實；楊逵是受進步思潮洗禮的飄泊的革命者，創作既立足民眾，又放眼世界與未來，顯示出更開闊的社會視野」；楊逵「善於從宏觀的歷史層面上把握台灣社會現實及其命運」，「楊逵以一片忠肝義膽，在作品中架設使台灣同胞和祖國人民息息相通的『心橋』，無須懷疑，在一葦可渡的台灣島上，存在著萬古不滅的中華民族之魂。」在論及楊逵作品藝術特色時，主要評語有：「由於處在殖民地社會環境從事創作，楊逵除了運用明白曉暢、充滿理想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還採用隱晦曲折、富有暗示性的象徵手法進行堅韌的戰鬥」，「楊逵小說的風格是豪放的，思想開闊，慷慨激昂，寓樂於悲，著墨粗獷。他創造的是壯美，是力的文學」。楊本專門詳細分析、解讀和評價的作品有〈送報伕〉、〈模範村〉、〈泥娃娃〉、〈萌芽〉、〈春光關不住〉、〈頑童伐鬼記〉、〈鵝媽媽出嫁〉。
（九）小結
通過對上述七部文學史著作有關楊逵及其作品的敘事的整理和概括，總體來看有幾個特點：一，將楊逵作為台灣現代文學發軔時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二，重點介紹與評述的是〈送報伕〉、〈模範村〉、〈泥娃娃〉、〈鵝媽媽出嫁〉等作品。三、重點突出楊逵的反抗鬥志、左翼立場和民族主義精神，特別關注楊逵對精神同化尤其是殖民主義同化的警惕。四、著重分析楊逵創作的現實主義風格，注意到了曲折手法的運用和歷史視野的開闊；五，在評價楊逵作品的審美特色方面，注重闡釋其粗獷的、力的美學風格。六、隱含了楊逵鬥士風采與其作品的互文性問題。上述這些特點表明，內地出版的文學史著作對楊逵及其作品的敘事，已經基本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敘事結構和模式；對其生平經歷、代表作品的選擇與評價，有著基本的共識；楊逵對台灣現代文學的奠基性貢獻得到充分認可。
對一個人及其創造物的關照與評價，通常存在著一般評價系統和專業評價系統兩個視野，也就是非專業視野和專業視野。一般評價系統所採取的往往是綜合的、模糊的、收斂型評估模式，通過刪繁就簡等手段對一個人及其創造物進行歸納和概括；而專業評價系統往往採取分析的、精確的、發散型評估模式，通過闡幽發微等手段對一個人及其創造物進行認知和闡發。對一個文學家及其創造物的評價而言，兩者最典型的銜接與交匯點，我以為是文學史述史。文學史述史承擔著意識形態宣傳、文學教育、文學知識普及、審美能力培養等等各種社會職能，主要預設對象是大學文學及相關專業學生以及文學愛好者，而這個群體在向社會傳播文學資訊過程中起著相當重要作用，如果再考慮到中小學語文教材關於文學資訊的介紹與講述基本上也是來自文學史述史，那麼顯而易見它就成為社會各階層接受文學資訊的最主要、最權威的管道。因此，文學史述史系統中的研究和評估結果，代表了社會整體系統對文學諸問題的中等層次的認知、理解和接受，趨近於社會整體系統對文學認知、理解與闡發水準的平均值。內地出版的文學史著作對楊逵及其作品的選擇、描述、評價和闡發，體現的是內地社會整體系統對楊逵及其作品形象的認定與評判的平均值，意味著楊逵不但是台灣現代文學的創始作家，也是現代中國文學史序列中不可或缺的作家。顯然，這種認定與評判並不代表內地學術界關於楊逵及其作品研究的最高水準，但是卻可以體現內地文學研究系統對楊逵及其作品的典型和普遍判斷。這種認定與評判，構成了對楊逵及其作品進行深度研究的基本學術起點。
三、提升述史「肌質」，豐富「楊逵形象」（上）
經過60多年的探索與實踐，內地的文學史編撰已經基本形成一種穩定的述史模式。穩定其實也意味著它難以實現文學史編撰的整體創新和突破。關於如何實現文學史編撰的整體創新，另有專文論述。本文所關注的是，在文學史編撰整體創新難以取得突破的情況下，通過分析「楊逵形象」的文學史敘事，探究如何提升文學史述史的品質問題。
（一）內地文學史編撰的一般路數
內地文學史編撰的程式，一般是首先考慮文學史觀、價值體系、框架結構、述史線索、文學史諸事實的篩選標準等宏觀問題，這些宏觀問題差不多解決了之後，才進入微觀的文學史編撰的具體敘事過程。在文學史編撰的具體敘事中，也形成了大體一致的敘事模式和結構，比如對入選作家的敘事，一般要包括時代背景、生平經歷、作品的介紹、分析和評判等元素；對入選作品的介紹、分析和評判，一般在結合作家生平經歷和歷史背景的情況下，採取二分法的敘事模式，也就是內容與形式／思想主題與藝術特色的模式，然後再分層次逐一進行概括、總結與評判，比如思想主題一、二、三，藝術特色一、二、三。本文研讀的七部文學史著作（顧本除外，基本上就是以這種模式和結構對楊逵及其作品進行敘事的；儘管詳略和取捨各有不同，但文學史敘事的基本套路大致相似。目前，內地學者有關文學史編撰問題的討論熱點依然集中於文學史觀、價值體系、框架結構、述史線索、篩選標準等問題，遺憾的是很少能見到有關微觀層面的文學史具體敘事問題的研究。
文學史是一種講述文學歷史的敘事體裁，基本職能是對歷史上的文學現象進行梳理、篩選和品評，目的是傳播文學知識、提升審美能力、陶冶藝術情操、延續文學傳統、凝聚民族精神、強化文化認同乃至意識形態教化等等。內地文學史著作雖然數量驚人，但是價值體系、框架結構等多大同小異，學術水準也參差不齊，述史品位的高下立然可判。究其緣由，文學史編撰中「肌質」的充盈、豐沛與否，是一個重要因素。高深莫測、晦澀難懂、駁雜繁複，未必是文學史著作高品質的體現；文學歷史的精彩和卓越，未必要通過眼花繚亂的理論和術語來表達；通俗易懂、雅俗共賞的語句，未必不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文學史著作固然要兼備考據、義理、辭章和經濟四個品質，但是以歷史學述史模式為依託的編撰手法卻是其基本形態。通過述史，將文學史事實及其意義說准、說清、說透是其最基本的規則。要實現這項基本職能，建構富有張力和彈性的「肌質」，就是文學史編撰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技術。
（二）文學史編撰的「肌質」問題
這裡提到的「肌質」這個術語，來源於「新批評」大家蘭色姆的「結構─肌質（structure / texture）」理論。這個理論強調：詩歌作為一個意義的綜合體，具有邏輯結構和肌質兩個不同的特徵；具有鮮明個性且以想像不到的方式展現活力的是細節，細節的獨立性就是詩的肌質，它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詩的邏輯起點，但並不完全由邏輯結構所決定；善於處理「結構─肌質」的關係，是詩人最珍貴最罕見的天賦。本文無意詳述這個理論，只是將其術語和思路借用到文學史編撰中，意圖有益於文學史編撰難題的解決。所以，如果將文學史觀、價值體系、框架結構、述史體系、文學事實篩選等宏觀命題，視為文學史編撰的「邏輯結構」；那麼具體的微觀層面的敘事問題，就可以視為文學史編撰的「肌質」。內地出版的文學史著作，複製現象普遍，個性之作、創新之作不多見。除了文學史編撰宏觀層面的「邏輯結構」存在瓶頸外，文學史編撰微觀層面的「肌質」問題，是一個絕對不能忽視的薄弱環節。細節往往決定成敗，再高屋建瓴的文學史觀、再有整合力的價值體系、再有凝聚力的框架結構、再有豐富內容的述史體系、再有水準和品位的篩選標準，如果不借助於微觀層面的具體文學史敘事亦即文學史的「肌質」來展現，其學術效力想必事倍功半。而出色的文學史「肌質」，往往能將平淡無奇的文學史「邏輯結構」，潤飾和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顧彬談及評價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依據時，提出了「語言駕馭力、形式塑造力和個體精神的穿透力」三個標準。事實上，這何嘗不可以成為文學史編撰者進行文學史敘事的標準呢？文學史著作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的存在，何嘗不可以使自身具有較高的意味和品位？文學史編撰不僅僅是一種專題歷史的研究工作，也是一種創造「有意味的形式」的寫作，還具有可以啟迪人心、發人深省的哲學探究色彩。海頓‧懷特所謂歷史敘事具有詩性和修辭性特徵，對文學史編撰同樣有效。因此，當文學史觀、價值體系、框架結構、述史線索、文學史諸事實的篩選標準等問題難以突破的時候，述史「肌質」的提升，就是文學史編撰的一條創新之路。
（三）以楊逵為例之一
以楊逵為例。以歷史背景、時代精神、生平經歷、作品解讀作為框架和線索，編織作家作品形象，是文學史編撰的學術慣例。但是如何融會貫通這些元素，將作家作品的獨特性和創造性展現出來，卻非輕而易舉。如果僅僅是點到為止，很可能就會隔靴搔癢、似是而非、浮於表像。比如，很多文學史著作都提及楊逵的政治行為，可是楊逵的政治行為發生在一個什麼樣的政治生態環境中？這種政治生態環境對楊逵及其作品產生了什麼重要影響？他的政治行為和作品之間的深度關聯是什麼呢？儘管日劇時代的台灣在法律和政治範疇上並不從屬於中華民國，那時的楊逵是也一個以日文進行創作的作家，但是顧彬以台灣和大陸的發展「基本脫節」、「穿著純粹的日語外衣」為理由，判定日據時代台灣文學「應該算作日本文學史，而不是中國文學史的一部分」，這種說法絕對難以成立。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那麼思想的信奉是否可以作為劃分的標準呢？思想信奉可是比單純的語言文字運用更具根本性，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據此判定信奉孔子（前551-前479，一說生於前552）的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的思想屬於中國思想史呢？最簡單的例子，比如英語在全世界普及性最高，用英文寫作的作家比比皆是，但是你能說屬於英國文學史嗎？顯然，表像的世界並不意味著意志的世界。兩岸同根同源同脈是基本事實，不會因為法律、政治乃至語言運用的暫時變異而改變其民族本性和文化根性。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93）曾言：
人類情感與觀念中有一種系統；這個系統有某些總體特徵，有屬於同一種族、年代或國家的人們共同擁有的理智和心靈的某些標誌，這一切是這個系統的原動力。
楊逵在日本殖民侵略的苦難遭遇中以日文寫作，是日寇實施文化滅絕的極端歷史狀態下的被迫之舉；目的不是屈從殖民統治，而是表達不屈不撓的抵抗精神；這恰恰是他那代作家出污泥而不染的風骨和神采所在，也是中華文化原動力在日據台灣時期威武不屈的見證與象徵。楊逵主要不是因為憧憬文學而從事文學創作，恰恰相反，文學作品是他高揚而堅定的政治反抗意志的果實；他將一個區域、一個時代和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共同擁有的情感感應和精神訴求，彙集在自己的政治反抗和文學創造中，是他那個時代、那個區域的那代人，在艱難跋涉中追求理想存在模式的精神路標。
顯然，內地出版的很多文學史著作並未將這個問題說透。主要原因應該在於，對一個世紀以來台灣所遭遇的獨特政治和文化災難，存在著經驗層面的隔膜。先是日寇殖民統治，後繼兩岸對立分治，政治、軍事的對峙固然無法割斷民族認同和文化傳承，但是台灣的歷史和文化在這樣的特殊遭遇中，必然要生成自己獨特的生存形態和運作方式，必然在延續民族精神和繼承文化傳統方面形成特殊的區域特徵和時代特徵。猶如中華文化「獨尊儒術」之前的齊魯文化、吳越文化等區域文化的存在，台灣文化當然也具有獨特的精神氣質、習俗慣例、典章文物等具體形態和特徵（這本身就說明中華文化富有包容性）。指出台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區域性和獨特性，目的在於：當強調台灣作家對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百折不撓的認同感和向心力的時候，應該能充分認識到台灣文化的區域性特徵和獨特形態，會使該區域作家的文學創作具有獨特個性和別樣風采。這種文學創作的區域色彩和獨特風貌，是衡量和評價該區域作家作品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尺度。
楊逵及其作品顯然是體現這種同一性和差異性的典型作家作品。對這種同一性和差異性的辨別、分析和判斷，並不是籠統地冠以台灣文學、殖民歷史、兩岸分治等類似術語所能說準、說清、說透的，學者們需要進行細緻而審慎的探究，況且每個具體作家還都有自己個性獨具的人生脈絡、生命體驗、價值訴求和表達方式。以文學史的有限篇幅，準確、清晰、透徹地講述這種同一性和差異性，需要深厚的學術功力和恰切的表述技巧。
（四）以楊逵為例之二
再比如楊逵的左翼政治立場和民族主義精神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很多學者可能會因為這兩種思潮論域的差異而糾結於概念和理論。文學史編撰的穩妥之舉，一般也是分而述之、不加深辨。然而概念和理論只有依託於具體事實才有意義，正如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 1943-），所說：
「文本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是相關的，但不是對歷史真實的想像性置換，而是某些以歷史本身為最終源頭和指涉的表意實踐的產物。
對楊逵而言，他的生平經歷、生存狀態和這兩種思潮之間，存在著著天然的主體間性；或者說楊逵及其作品、兩種思潮，不但和歷史事實本身相關，在某種意義上就從屬於歷史事實本身，是歷史事實狀態的個體化表意實踐。所有這一切，尤其是他作品的起源和精神旨歸，最終彙聚在一起使他成為所處歷史時代的一面明鏡。在那個時代，楊逵所秉持的這兩種精神與價值取向，和內地左翼作家所展現的基本一致，都是同一主體的精神訴求的不同面相；爭取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不但並行不悖，而且還是相互支撐、相互依託；猶如那個時代內地左翼作家將反抗專制獨裁和救亡圖存深度結合在一起，楊逵及其作品不但展示了這兩種精神向度以及兩者之間的複雜性，更充分表達了兩者在起源和目標上的同構性和互文性。更為重要的是，楊逵及其作品和內地作家精神訴求的遙相呼應，體現的是中華民族在一個特殊歷史狀態下的共同精神主題和價值訴求。這或許就是一個民族、一種文化雖然遭遇劫波，依然能夠將其普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具體的個體特殊方式加以呈現的結果。
顯然，豐富文學史中的「楊逵形象」，僅僅判定其政治反抗的正義性，分析其左翼立場、民族主義的合理性，闡明歷史背景、時代精神、生平經歷與其文學創作的關聯，還不足以充分說明楊逵及其作品的文學史地位和藝術價值。因為無論動機和意願如何，文學史所要面對的畢竟只能是文學產品。問題的關鍵是楊逵如何在文學創作中，將上述元素內化為作品的有機內涵，最終留下「攖人心」的傑出文學作品。這就要牽扯到文學史編撰的審美標準和審美評價問題。
四、提升述史「肌質」，豐富「楊逵形象」（下）
文學史編撰中審美標準的確立和審美評價的運作，取決於文學史編撰者對審美價值和美學範型問題的理解與運用。「審美」本身是一個複雜而籠統的概念，統轄著審美主體、審美對象、審美意識、審美態度、審美經驗、審美體驗、審美趣味、審美觀念、審美價值、審美理想等彼此依存又相互交叉的諸多子概念。過去30多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在實際的學術運作中，往往不深入辨析這些子概念的差異，而是綜合、雜糅運用。以至於審美觀念、審美經驗、審美價值等幾個有限的子概念，在具體學術語境中趨向於代行「審美」的整體職權。這也不是多麼不合學術規範的事，因為一個學者借鑒運用其他學科的概念很難做到界限分明，就是本學科學者在實際運用中也很難做到毫釐不差。概念、術語和理論本來就是研究的拐杖，是後發於現象與經驗的歸納、概括和總結。
（一）文學史寫作引進「審美」概念產生的問題
問題關鍵在於，學者們在綜合運用「審美」這個概念時，賦予了它怎樣的內涵和外延，產生了什麼樣的學術效力。近30多年對審美概念綜合雜糅運用的後果，是在文學研究界形成了一股推崇審美性、文學性的學術潮流，審美性和文學性成為評價作家作品的最高尺規；而對審美性和文學性的理解，往往集中於幾個層面，比如超越性、永恆性、人性、品位、審美愉悅等等。十多年前評論這種現象時我稱之為「審美自治論」。儘管近年學術界已經反思文學性、審美性等觀念的弊端，但焦點多集中於不滿這些觀念造成文學及其研究和社會現實的脫節；這個問題無論是在理論領域還是學術實踐層面，並未得到妥善和徹底的解決。尤其是文學史編撰領域對作家作品的選擇和品評，還遺留著濃重的痕跡；較為穩定的「審美意識形態」氛圍，依然持續影響著文學史編撰的篩選和評價。
熟知中外文學史和文學理論者大概都會知道，所謂文學性、審美性、超越性、永恆性和藝術性等，從來就沒有純粹存在過，從來都是以歷史的和相對的特殊形態存在，這些特殊形態的內涵和特徵往往並不一致。顯然，「審美」這個綜合概念的能指和所指，是在歷時性和共時性的氤氳互生中滑動運行，並產生理論效力。伊格爾頓曾感慨：
畫家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曾經說過，一切藝術都帶有它的歷史時代的印記，而偉大的藝術是帶有這種印記最深刻的藝術。大多數學文學的學生卻受到另外一種教育：最偉大的藝術是超越時間、超越歷史條件的藝術。
何止是受文學教育的學生，如果教育者不把這個命題視為「真理」，又如何向學生傳授這樣一種理念？故意傳授偽知識、偽命題的教育者大概微乎其微吧。實際的狀態是，每個時代的人都依據所處時代的思想狀況和精神趣味，對審美觀念給予符合自身時代想像和理論期待的認定與界說，從而實現特定歷史時期內的有效解說與闡釋。
「審美自治論」的一度流行，既與時代狀況的制約有關，又與誤讀文學審美觀念的內涵與外延密切相關。在文學研究和文學史編撰的篩選和評價機制中，人們經常以是否帶來「審美愉悅」，來評價作家作品的水準與品質，來說明、解釋文學現象的發生、傳播、接受和影響。可是審美愉悅到底是什麼？顯然，人們在運用中往往傾向於感覺、知覺和情感層面，而對意志、理性、欲望乃至道德等層面置若罔聞。梅內爾認為，「我一直把我們對優秀藝術品所產生的情感或綜合情感稱作『愉悅』，這是因為還找不到更合適的字眼」，顯然這裡所說的「情感」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理解，而是一種全能代指，因為他接著指出，「從特徵上講，審美愉悅來自於構成人類意識能力的鍛煉和擴大的愉悅。……人類意識可以被理解為經驗、理解、判斷、決定四個層次的運作」。梅內爾的論述，我認為觸及到了對審美觀念如何整體理解和闡釋這一命題。文學研究和文學史編撰中的篩選和評價活動，實際上是評價者的感覺、知覺、情感、意志、理智、欲望乃至潛意識等各種精神能力在面對審美對象時的一種綜合的總體精神反應，融匯著體驗的快感、認知的滿足、理性的判斷、道德的評價、意志的擴展、欲望的轉換等等各種元素的交叉活動，絕非那個通常意義上的單一審美愉悅所能涵蓋的。實際上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就是恩格斯有關歷史的和美學的論述、韋勒克有關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分類，也存在著單一化和狹隘化理解、運用審美觀念的傾向。充分理解了審美觀念的這種複雜性和整體性，也就不難理解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為什麼要在《藝術作品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中循環往復、曲折晦澀地論證作品、藝術和真理之間的關係，因為藝術、作品和世界有著天然的主體間性關聯。
審美標準的確立和審美評價活動的展開，顯然要依賴評價者所認定的審美價值和美學範型。當我們將曾經被驅逐的大量豐富內涵重新召喚到審美觀念的領地，將審美體驗／經驗理解為一種富有包孕性和相容性的人類精神的獨特存在形式時，文學作品所擁有的審美價值和美學範型的多樣性也就會相應綻放。紹伊爾斷言：
審美特質被理解為一種歷史產物，於是，那種宣稱藝術是與一切非藝術因素無關的獨立物的觀點被拋棄了，價值判斷不再遵循過去大多從「古典」文學中推導出來的標準，美學本身也成為一種受歷史條件制約的藝術觀。判斷「美」的標準不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即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運動的。藝術作品不再是風格形式上具有不變價值的實體，而必須以歷史的觀點重新被評價。只有在歷史這面鏡子中，一種審美現象才能獲得其價值。
我要說的是，在相當重要的程度上，只有當審美觀念和美學範型恢復了固有的豐富內涵後，歷時性的、有效的審美評價活動才能持續展開，人們才有可能重新選擇、發現和評價審美對象。
（二）楊逵小說的「文學性」／「藝術性」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闡述這個理論問題，就在於因為誤讀文學審美觀念，導致楊逵及其作品的文學評價尤其是文學史形象建構存在著不足與遺憾。這種狀況存在已久：從〈送報夫〉獲日本《文學評論》徵文二等獎時評委們對小說藝術性的保留意見，到胡風翻譯該作時指出的「結構底鬆懈」，再到以後不少學者評價楊逵作品「文學性」、「藝術性」偏低。以致於一些採取同情式研究的學者也委婉表示「楊逵的創作可能存在樸拙和粗糲的敘述。」關於這個問題，正如有的學者所概括的：「關於楊逵作品的評論，的確有一種幾乎是共同的現象，那就是對於楊逵小說的『文學性』或『藝術性』的評價一直不是作家、評論家們關心的問題。……『文學楊逵』的形象好像都是由於其作品所表現的『非文學』意義而得以牢固地建立起來的。」這個現象的實質，並不是評價者們有意進行貶低，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評價者內心深處那個凝固而窄化的審美價值和美學範型。須知，審美觀念和美學範型雖然具有獨立性，但是它後發於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是對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的一種經驗主義的歸納、概括和總結；反過來看，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又為這種經驗主義提供了事實印證，即「名著作為一個對象，具有批評標準的重要意義」。經過這種循環論證式的共時性累積和歷時性沿革，審美觀念和美學範型及其評價評標準，就會隨著文學現象、文學作品的確立、傳播與影響，逐漸形成自身的穩定結構、意義功能和實踐取向。
事實上，再完美的文學作品，也未必能將審美價值和美學範型的全部內涵等量齊觀、集體展現出來，只能突出其中一個或幾個層面。能進入文學史序列的作家作品，大多數不是因為完美而全面的展現審美價值和美學範型，往往是由於在一個或幾個層面展示出審美的力量而留名歷史，這種力量不僅僅限於布魯姆所謂的「嫺熟的形象語言、原創性、認知能力、知識以及豐富的詞彙」，更不會局限於研究界過去理解的那個審美價值和美學範型的指涉。這種審美力量，事實上就是我們常說的文學作品在一個或幾個層面上的獨特性和創造性。豐富楊逵及其作品的文學史形象，關鍵就在於其審美力量也就是獨特性和創造性的辨析、確定與評價。
（三）楊逵的獨特性和創造性
文學史編撰的目的不是排座次，而是梳理文學源流，勾勒文學傳統，鑒別、闡發每一個作家的獨特性和創造性。每一部作品的獨特性和創造性，都是其他作品的獨特性和創造性所無法替代的。猶如自然界的爭相鬥豔、絢爛多彩，花朵的嬌豔欲滴無法替代碧草的青綠怡人，參天大樹的高聳入雲也無法替代低矮灌木的匍匐蔓延；美和藝術的展現，不儘然是「家族相似性」，還是個體多樣性和不可重複性。韋勒克深諳此道：
我們要尋找的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獨到之處，即莎士比亞之所以成其為莎士比亞的東西；這明顯是個性和價值問題。甚至在研究一個時期、一個文學運動或特定的一個國家文學時，文學研究者感興趣的也只是它們有別於同類其他事物的個性以及它們的特異面貌和性質。
那麼，楊逵及其作品的獨特性和創造性或者審美力量究竟何在呢？泰納曾經抗辯：
如果有些作品中的政治和教義都充滿生機，那就是祭壇和主教座上的雄辯的佈道文、回憶錄、徹底的懺悔錄；所有這一切都屬於文學。
用以往的所謂藝術性、文學性來評定楊逵及其作品，顯然是拿其他作家的獨特性和創造性的尺規來衡量，是以他人之長來比較楊逵及其作品之短。諸如語言運用的嫺熟、結構佈局的均衡、敘事能力的卓越、情節設置的巧妙、主題意蘊的含蓄、感情蘊藉的委婉之類，並不是楊逵作品之所長。這些人們慣用的標準，無法準確、透徹地勘探楊逵及其作品的獨特性和獨創性。楊逵作品的審美力量，自有其樸拙、粗礪、壯美的別樣風采和獨特魅力，因為在他的那個年代，「文學是戰鬥的！」
眾所周知，辛亥志士林覺民（1887-1911）的《與妻書》不是文學創作，可是其藝術感染力不知勝過多少文學作品；中國古典時代也不知有多少台閣體、宮廷詩在藝術上華麗一時，如今卻湮滅無聞。十九世紀俄羅斯那些偉大的批評家們，的確是屹立在人類批評史上的高峰，他們對文學的理解與評判確乎鶴立雞群：「衡量作家或者個別作品價值的尺度，我們認為是：他們究竟把某一時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現到什麼程度。」楊逵及其作品的價值和文學史意義，就在於他憑藉堅忍不拔的抵抗一切暴虐的政治意志、「用文藝作品底形式將自己的生活報告於世界的呼聲」，將他那個時代、那個區域、那個社群的內心追求，表現到了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一個歷史高度。即使僅僅憑藉這個因素，他也會成為他那個時代、那個區域的經典作家，何況其作品的審美力量還有獨特的藝術個性和風貌。
五、結論
隨著時光的流逝，人們在記憶深處打撈那個時代、那個區域的精神遺跡時，在楊逵作品中得到的，可能比那些汗牛充棟的歷史資料更為細膩、豐富和鮮活；而且，所有遭受過或正在遭受奴役與剝削的人們，也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深深的同感和強烈的共鳴，因為「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
當我們從以往對審美性、藝術性、文學性的誤讀中解放出來，再重新走入楊逵及其作品的世界，其獨特性和創造性就會破土而出。提升有關楊逵及其作品的述史「肌質」，豐富文學史敘事中的「楊逵形象」，也就有了堅實的支點和明確的方向。在文學史中準確、全面、透徹的敘述「楊逵形象」，就不僅僅是一種理論可能，而是變為一個具體的文學史編撰的技術問題和實踐問題。這將對文學史編撰提出新的要求。通過如何豐富文學史中的楊逵形象這個具體學術個案，我們能夠預測：如何具體而圓熟的提升文學史述史「肌質」，從而實現文學史編撰的突破，將向文學史編撰者們發出挑戰。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