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流血的革命：素食主義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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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首部著作裡，歷史研究者與自由撰稿人史都華研究了自一六○○年代至今，西方文化裡的素食主義推廣者。他比較不同茹素方式下共通的信仰與潮流，並強調素食主義者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或社會背景。史都華收集了豐富史料，以此記錄幾位重要的運動者，舉例來說，他徹底檢視了十八世紀英國素食者喬治‧錢尼。總而言之，此書調查深入透徹，並精確說明素食主義者的價值觀與其辯詞。雖然史都華的目標並非推動素食主義，但是他的觀點確實明顯支持素食運動。
─博物館雜誌（Library Journal）

反對肉食的史詩著作。年輕英...

尾 聲

素食主義與生態學政治：梭羅、甘地與希特勒

一八四五年，亨利‧大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62）放棄了都市生活，搬往故鄉麻州康科德城瓦爾登湖畔的小木屋居住。梭羅在他最出名的著作《湖濱散記》（Walden）裡記述了那整整兩年在野外離群索居的日子，此書成了美國夢的原型。雖然近代美國社會尊視梭羅為愛好自然者，但是他對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定義卻時常前後不一，並且始終被大眾誤解。梭羅是否如同印度婆羅門信徒熱愛保護所有生命？或者，他是個依內心深處動物本能行事的野人？

梭羅與「新英格蘭超驗主義者」 （New England Transcendentalists）領導人物洛福‧瓦爾多‧愛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相當友好，並因此結交素食主義改革者布朗松‧愛爾卡特與其堂兄弟威廉‧愛爾卡特（William Alcott）與席維斯特‧葛拉翰（現代穀類脆片早餐大師）。梭羅曾以身試驗眾人推薦的「粗穀」飲食，並吸收了人道主義觀念，在他搬往瓦爾登湖之前曾宣告：「和許多人一樣，我早已多年不碰動物食品、咖啡、茶，並不是因為這些食品有害，而是因為它們不符合我的精神需求。」素食主義者讚頌梭羅對野外生活的透徹知識；布朗松‧愛爾卡特這麼形容：「他是我認識的人裡面，最通曉大自然祕密與人與自然關係的。」當他們觀察梭羅的小木屋生活時，自然而然地希望他也能認同素食主義的中心概念：人類本就有憐惜萬物的天性。

梭羅確實體驗了那一部分的人性，如同愛默森過度理想化的訃文，將梭羅描繪成奧菲斯般的神話人物：「他與動物極其親密，小蛇蜿蜒攀爬上他的小腿；游魚在他掌中嬉戲……他更將狐狸從獵食者的爪下救出來。」但是如同愛默森所承認的，梭羅並無意擁護任何一派的說法，更別提素食主義概念。雖然他確實認為食肉於營養而言毫無必要，況且蔬果更方便取得也更經濟，而其清淡口味也相當適合澄澈的思想生活；而他也透過書寫廣告美國大眾，自己只吃米飯與自力種植的豆子。但是，梭羅並沒有將自己看作熱血素食主義傳教士的一員。「他喜歡非常簡單的食物，」愛默森解釋道，「但是，如果有人提議他吃素，梭羅會認為飲食僅只是個微小話題，他回應：殺水牛當晚餐的人，過得比葛拉翰小屋的人好多了。他承認有時覺得自己像個獵犬或野豹，而如果梭羅是個天生的印地安人，他絕對會在獵場上。」

梭羅重返自然的經驗，讓他發現人類與自然關係論的兩極觀點皆有可取之處。一方面，他體驗了野性狩獵本能以及人類置於生態圈制高點的榮光，另一方面，他也承認文明讓人類擁有道德感覺，並與社會以及更廣大的生態圈產生共生連結。

壁壘分明的光譜兩端分別是強調人類野蠻的求生意志與「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的霍布斯，以及認為人類具有普遍同情心，並發展出璀璨社會美德的盧梭。兩大生態學傳統陣營變成了主導十九與二十世紀政治運動的主要哲學內涵：左派與右派。右派推崇瑪爾薩斯並認為自然界本是無止盡殘酷鬥爭的場域，在此之中，個人遭到摧毀，只有強者得以殺出重圍；此觀點受到查爾斯‧達爾文理論的加持，成為西方世界的主流價值思想。如同盧梭派與霍布斯主義和瑪爾薩斯之流互相抗衡，後達爾文時期亦有研究者認為合作與同情乃生態體系的推力。

梭羅於《湖濱散記》的「最高原則」（原稱為動物食品）章節裡，將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兩極觀點揉合在一起。他相當熱情地描述土撥鼠的出現激起他「內心野獸般的衝動，以及強烈地想將之獵殺生吃的念頭」，以此作為文章開頭。他侃侃而談，「我向來大而化之，有時候我會香烤老鼠來吃，如果有必要的話。」現代文明向來視狩獵為自然感性的對立面，事實上，人類社會一直都這麼認為，但是梭羅和盧梭一樣，認為狩獵讓人們重新與自然展開親密接觸。在瓦爾登湖畔隱居的梭羅，時常捕魚或獵一點小野獸來打打牙祭，以彌補淡如白水的飲食，而狩獵更符合他心中的人類自然定位論：「梭魚吞鱸魚，漁夫獵梭魚，而大自然如此填飽每個缺口。」

雖然梭羅偶爾嗜吃肉味，但他最終認為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生活才是「最高原則」。人類文明，他堅持道，將無情地從獵食野蠻走向草食化：

人類若是肉食動物？此句話並無貶意……人類若是學習並限制自己只食用無罪而簡單的飲食，他將得到莫大好處。不管我個人怎麼選擇，我相信人類物種的最終方向該是如此，透過不間斷地努力，人類將遠離動物食品，就像食人族也不會永遠吃人，特別是在他們認識了更為文明的人之後。

雖然梭羅認為狩獵確有正當性，但是他推崇素食主義者更為進步的生活方式。雖然仰賴其他動物而活的肉食客位居食物鏈頂端，但是素食主義者似乎更為超脫。他們不會只是「恐怖的凶殘動物」，梭羅鼓勵人們超越食物鏈：「難道人類不該照料微小物種？他不能成為弱勢動物的上帝嗎？ 」

受到承襲浪漫主義時期奧斯沃與雪萊精神的愛默森影響，梭羅打包了一本《博伽梵歌》（Bhagavad Gita）帶到瓦爾登湖畔小屋，並熱情探究超越物質世界的可能。他時常在靜心打坐時幻想自己是印度苦行僧，並宣告：「可能在某些獨特的時刻，我或多或少是個修道者。」而羅伯‧路易士‧史堤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則將他比作裸體主義者。他吃下肚的東西也成就了他整個人；他在《湖濱散記》寫道，「既然我那麼熱愛印度哲學，那或許我正該以米飯為食。」

梭羅無意採用二元論者的說法，以心智超越身體的概念詮釋自己的體驗。梭羅的筆調讓人以為，渴望心靈自由本是從不曾停止的念頭：「厭惡動物食品不是出自經驗，而是天性使然。」他寫道。「我相信，任何曾經想嘗試保有最清醒的詩意與理性的人，都會試著戒吃肉類。」在他的想像世界裡，超越的美學與遠古狩獵者，都符合「自然」。他和雪萊一樣，認為高度文明的生活，和美國印地安人的原始部落一樣自然。

梭羅在兩股力量之間來回拉扯，「一邊是亟欲追求更高、更有精神意義的生活……另一邊則嚮往更蠻荒原始的風格。」他所描述的掙扎，似乎和他的文學與政治啟蒙者班傑明‧富蘭克林的遭遇相當類似。富蘭克林同樣視素食與肉食的矛盾象徵著人類在自然界的兩極化定位。和梭羅一樣，富蘭克林也在思索了殘酷食物鏈的意義後，決定放棄蔬果，改烤幾條剛上岸的鱈魚做晚餐。

狩獵本能與「互惠」禁慾傾向，兩者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政治觀點。而梭羅的寫作銜接了兩方觀點，也讓現代美國的左派與右派都紛紛擁戴其論點，或許正因如此，梭羅與富蘭克林都被視做傳統美國的代表性人物。

梭羅否認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因其阻礙個人投入「更高原則」的追求。相反地，他鼓吹縮限政府力量，並提昇個人自由。但是，梭羅個人所推崇的「更高原則」似乎遠遠悖離個體性：由於他深信文明進程將深化人性的同理心與尊重萬物的信念，因此他和無政府主義者威廉‧果德溫一樣，相信人類天性中的社群主義將使他們和平共處，而無須政府的介入。

梭羅期望實現「更高原則」將可順利廢除掉奴隸制度。他認為當個人遵從清醒的意識原則時，將會同意終結此制度所造成的非人道犯行。但是，他也認為將來會有個「全人類的領導者」（他心裡想的或許是愛爾卡特雙拍檔）阻止眾人對動物施暴。「人類心中微小的疑慮」，他保證，「將會戰勝文明習俗與一切爭辯」。最終，梭羅相信個體將更臻道德完美，而全體人類社會也會達到道德覺醒，並走向終極的素食主義之路。

一八四二年，愛默森給梭羅好友布朗松‧愛爾卡特一筆錢暢遊英國。愛爾卡特為農民之子，並自學成為教育改革者並推動廢奴主義。旅英時期，愛爾卡特居住於素食主義者約翰‧皮爾彭特‧葛瑞夫斯（James Pierrepont Greaves）所建立的激進教育機構，該機構住民「在泥土地上勞動著，並飲用白開水與冷食」。來自北美的愛爾卡特很明顯地影響了該社群，他們並稱該社區為「愛爾卡特之家」以茲懷念。一七八七年時，愛爾卡特也成為「素食協會」的主要推動者。

基督衛理工會派也是「素食協會」的背後推手。早在十九世紀初，威廉‧考賀德牧師在曼徹斯特附近的索爾福德免費發送蔬菜濃湯時，就種下了日後合作的種子。考賀德融合了愛曼紐爾‧史威登伯格（Emmanuel Swedenborg）的神祕基督教義、錢尼的醫療論辯、聖‧皮爾派的盧梭原則與湯瑪斯‧派恩的激進政治論點，考賀德期望信徒們可以在萬物身上尋得上帝的蹤影：

且慢！手下留情！
上帝存在於萬物之中；
當你割肉，猶如擊打上帝，
這，難道不是滔天之惡？

考賀德過世後，他的牧師職傳承給隸屬激進自由派的礦產老闆喬思夫‧布洛松頓（Joseph Brotherton），他同時是曼徹斯特守衛者（Manchester Guardian）的創立成員，日後，布洛松頓成為索爾福德國會代表議員，一八四七年更成為「素食協會」的首任主席。考賀德的另一位傑出追隨者威廉‧麥特考菲（William Metcalfe, 1788-1862）於一八一七年移民美國，並與布朗松‧愛爾卡特與席維斯特‧葛拉翰結盟，麥特考菲於一八五○年建立了「美國素食協會」。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改革運動，以熱愛結黨結派，組成「協會」著稱，但是有人質疑畫地自限成一個小圈圈，似乎無法達到減少肉食者，與減少人類食肉量的目標。將「素食主義者」定義成嚴格的身分認同，似乎符合其向來的偏執形象，但是此舉確實將許多認同肉食爭議論點的群眾排拒在外。自此，素食主義者似乎準備好面對更新一波的揶揄浪潮。諷刺性期刊《出擊》（Punch）就如此哄笑「素食協會」的首次定期會議：「據報紙報導，曼徹斯徹協會會員將投注全部心力鼓勵大家吃蔬菜，而其成員將定時舉辦見面會，一起咀嚼馬鈴薯泥與生菜葉片。」

一八五三年，「素食協會」共有八百八十九名成員，據稱約有一半以上的成員為勞工與商人。一八八○年時，透過文壇名人的加持，該協會成員暴增。一八八一年，劇作家喬治‧伯納德‧蕭（George Bernard Shaw）在讀畢派西‧稗希‧雪萊的詩作〈伊斯蘭起義〉後，決心不再吃肉。他重新鞏固了素食主義者與穿著邋禢的社會主義者的連結，蕭吸引了里昂‧托斯妥的加入，托斯妥並為華德‧威廉的新版素食主義文選大全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介紹文。

十九世紀末期，維多利亞時期的倫敦城裡，素食餐廳蔚為流行。一八八八年，一名古吉拉特邦來的年輕男性在此研讀法律，並發現「素食協會」的存在，而素食主義成了他改變世界政治的關鍵。如果有任何人得以匹配梭羅所稱的「全人類的領導者」頭銜，那恐怕非莫罕達斯‧甘地（Mohandas K. Gandhi）莫屬，日後，他成為印度獨立運動的領導者。西方素食主義者深受印度文化洗禮長達三百年之久，而甘地則把素食主義再次傳回印度，並成為國家自由運動的基礎信念之一。

甘地出生在古吉拉特邦商人家庭，該地正是堅守不殺生信念的外氏那瓦派印度教的聖地。然而，相當諷刺的是，十九世紀眾多現代印度改革者皆反對茹素，而甘地亦被此說法吸引進而祕密地食肉，以作為反對傳統印度保守主義與英國殖民主義的象徵。甘地認為當時自己被老派英國教條所洗腦，認為素食主義讓印度人瘦病與意志薄弱，多年後他回想到：「我開始深信吃肉是有好處的，讓我更強壯而有氣魄，假使全印度人都吃肉的話，我們應該可以擊退英國。」然而，甘地對欺騙父母感到良心不安，並且總是做惡夢，夢到動物們在自己體內呼嚎，最後，甘地放棄了這項實驗，並決定在父母過世後，將正式宣告再也不吃肉類。

甘地熱切希望能感受世界的脈動，儘管財務吃緊，他仍舊期望能在英國完成學業，而老家的長輩則告誡他，他很有可能會失去其階級地位，因為：「有人告訴我們，在英國你將會過著吃肉、喝酒的生活。」甘地向母親誓言絕不會染上英國的野蠻習俗，他拋下了長老的忠告，動身前往倫敦。他徹底實踐了茹素的諾言，儘管他偷偷相信，吃肉可以讓印度人更健康，「我們將可以打敗英國，重獲自由。」

一開始，甘地發現清淡的蔬菜簡直難以下嚥，他在宿舍裡滾燙著根莖類，連香料都不知道如何使用。最後，房東救了甘地一命，告訴他幾間廉價的倫敦素食餐廳。他滿心歡喜地散步到法令頓街，享用了數個月以來最滿足的一餐。吃飽後，店內陳列的素食主義書籍吸引了他的目光，其中包括華德‧威廉的《飲食道德》（The Ethics of Diet）、安娜‧金斯福德（Anna Kingsford）醫師的《完美飲食法》（The Perfect Way in Diet）以及愛莉森（Allinson）醫師的作品（愛莉森目前仍為一間全麥食品的品牌名稱）。而最受甘地注意的，則是約翰‧洛斯金（John Ruskin）與愛德華‧卡本特（Edward Caroenter）的社會主義好友亨利‧鹽（Henry Salt）甫出版的《為素食主義辯護》（Plea for Vegetarianism）；亨利‧鹽鼓吹雪萊所提議的非暴力激進素食抗議（此概念乃受到印度教的啟發），日後，甘地寫作時亦曾提及雪萊與亨利‧鹽，可顯見兩人對他的啟發。

素食主義書籍的出現成了甘地生命的轉捩點。他成為一個煥然一新的素食主義者，透過「個人選擇」決定茹素，而非僅為了遵守諾言。他克服了原本想拋棄茹素生活的念頭，「我為了素食主義的精神而茹素，並且抱持著傳遞此信念的決心。」素食主義更成為殖民恥辱的印記；甘地將茹素轉換成抵抗的象徵。原本被教導要鄙視印度習俗的甘地，如今卻將印度文化視作抵抗腐敗西方文明的解藥。

素食主義算是甘地的政治初衷；他早期的文章皆刊登在「素食協會」的期刊上，並以宣揚自己的素食主義任務為目的。「我懷抱著素食者新手的強大熱情」，甘地如此形容，他很快成為了「素食協會」的委員會成員，直到他離開英國時，仍保有相關職位，並協助於世界各地成立素食主義的宣傳基地。他還成立了素食主義俱樂部，並由愛德溫‧阿爾諾（Edwin Arnold）擔任副主席。甘地在素食活動中獲得組織政治動員的經驗，此類活動也讓他更了解素食主義背後的價值觀，他認識了新盧德派 （Luddites）、社會主義者、殖民主義批評者，包括了喬治‧伯納德‧蕭、安妮‧貝森（Annie Besant）與亨利‧鹽（後者為抗議同僚皆為吃動物鮮血與肌肉組織，並仰賴世界勞動階級的血汗而生活的野蠻人，辭去了依頓大學的助教職位）。

甘地認為素食主義可以將西方與東方的人民連結起來。他鼓勵旅英印度人將「素食協會」當作自己的家，他希望，「英國與印度人民能為了愛而連結在一起。」當他前往南非為叔叔處理法律事務時，他試著讓波爾區域的孩子們茹素，並教導孩子們尊重生命，並期望打破種族隔離觀念。他承諾，只要提高地區可耕地農業產量，將能提高農地餵養人口數，並化解歐洲人與印度人的競爭隔閡。事實上，甘地在約翰內斯堡的素食餐廳第一次碰到了他日後的主要政治夥伴阿爾貝特‧威斯特（Albert West）與亨利‧波拉克（Henry Polak），他與兩人共同建立了鄉村素食主義公社鳳凰城（Pheonix, 1904），以及托斯妥農場（Tolstoy Farm, 1910）。他與同儕素食主義者共同推動非暴力運動（satyagraha，梵文亦有堅持真理之意），從爭取南非亞洲族裔的權力開始，逐漸發展成印度獨立運動。

雖然一開始，甘地較為關注素食所帶來的健康與節省經濟費用等優點，但是他最終以「宗教」與「道德」的眼光看待素食主義。他認為不論是基督教或印度教，皆視「非暴力」概念為信仰核心，而素食主義成了最強而有力的鮮明旗幟。甘地試圖將西方的素食主義傳統導向印度的不殺生教義。同時，他也將西方的素食主義辯證，連結至傳統印度社會對「不殺生」的討論之中。曾經有一次，印度評論者在看到甘地放生一頭小牛時說道：「你最好承認你的不殺生觀點是從西方世界進口而來的。」甘地挑釁回答道：「如果是西方教育教導我不殺生的觀點，我也沒什麼好羞愧的。」確實，甘地因為受到神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的影響，而再一次地檢視了印度經典教義。

甘地從不殺生概念裡，找到用以抵抗英國殖民者的非暴力信念。從一九一九年至他去世的一九四八年之間，不管是自力種植棉花取代英國進口服飾，或是斷斷續續進行的不合作運動，都可見此信念的繁衍茁壯。甘地同時希望能夠透過個人日常生活實踐不殺生想法。他和梭羅一樣，相信透過自身身體的實驗，能夠掀起全國改革浪潮。不吃肉，在他的想法裡，只是第一步；所有的食物都會造成傷害，即便喝水與吃食植物也會抹殺微小細胞的生存機會。雖然這無法避免，但是他堅持道，「如果僅吃一口就能得到滿足，你就不該吃兩口。」咀嚼徹底可以幫助獲取最高價值的營養，他解釋道，「這可以協助減少為求生存而行使的飲食暴力。」

他建議，冷食如麥片，是真正能減少飲食暴力的食物，甘地二十多歲時曾在倫敦實驗此類食物，（這類傳統可上溯至雪萊友人華德‧威廉與威廉‧蘭蒙醫師，而甘地也曾經閱讀華德‧威廉的《飲食道德》著作。）日後他曾於一九二九年再次挑戰，直到因此生病為止。他宣稱：「避免用火烹調食物可以減緩疾病發生。我們應該和動物一樣，吃最原始狀態的食物。」他希望讓人民從烹煮食物中解放出來，他保證冷食「將可讓最有智慧的男人與女人，為生活帶來革命性的改變；吃食冷食將女性從枯燥乏味的家事工作中解放出來，畢竟那不會給她們帶來任何幸福，卻只受到疾病之虐。」冷食或是禁吃牛奶等創舉，都源自西方素食主義者的潮流文化，而許多觀察家們以此指認出甘地的思想血統不純正。甘地總是坦然承認：「這些所有我談論素食主義想法的種子，確實，都來自英國。」而連甘地都忽略的事實是，他所接受的英國素食主義傳統，早已深受印度哲學所影響。

若說甘地的「不殺生」政治化概念或整套公民抵抗理論有任何啟發者的話，那非梭羅莫屬。甘地早期推動非暴力運動時，即已閱讀梭羅的論文《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 1849），原稱作《抵抗現代政府》（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雖然甘地早在閱讀《公民不服從》前，就已經創造出自己的理論（雖然部分同期人士宣稱事實恰好相反），但他確實認為梭羅的想法「影響我至深」。在〈致美國友人的信〉（To American Friends）裡，甘地重申「你們給了我一位老師，梭羅，而《公民不服從》讓我更加確認自己在南非所推動的運動。」而在一九四二年寫給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信中，他提及「梭羅與愛默森的著作讓我感觸良多。」許多人因此認為甘地僅將受東方概念影響的西方傳統文化帶回印度。一名美國記者刻意寫道：「看起來，甘地將梭羅深思熟慮後的印度哲學徹底吸收。」甘地承認他熱愛閱讀愛默森的原因確實與此有大關係，他說，「以西方眼光思考深邃的印度智慧，有時，他人眼光確實能提供不同角度。」

雖然梭羅對無害原則與斯多亞學派的忍耐概念深感興趣，但是他並非甘地所想像或盼望的那麼徹底堅信非暴力原則（好比梭羅就支持約翰‧布朗（John Brown）利用謀殺與暴力起義，反對奴隸貿易）。但是梭羅相信個人擁有合法權力抵抗政府。甘地於倫敦就讀時，透過素食主義者與女權主義者的影響，明了梭羅以服從「最高原則」作為面對社會不公義的個人態度。確實，梭羅預言，獨身的個人如雪萊描寫的普羅米修斯英雄，將領導人類遠離野性肉食行為，而那正是亨利‧鹽著作《為素食主義辯護》的開場白，此書啟發了甘地，使其終其一生投入政治抵抗運動與任務。

亨利‧鹽正是梭羅的強烈擁護者，並視甘地為梭羅的化身。一九二九年時，他欣喜若狂地讀到甘地自傳裡回憶到，閱讀《為素食主義辯護》是他個人生命的轉捩點，亨利立馬提筆寫信給甘地，客氣地詢問他，「你讀過梭羅的書籍，你是否深受他影響，因為在許多事務上，你們都擁有相似的視角。」甘地以自己曾於〈印度觀點〉（Indian Opinion）用古吉拉特語發表翻譯部分《公民不服從》作為最好的回應。日後他也提及自己讀過《湖濱散記》以及亨利‧鹽所寫的梭羅傳記，「我相當滿足，並且有許多收穫。」此通信後一年，甘地重返英國，並向眾人報告印度獨立現況，他並於「倫敦素食協會」講演，並讚揚歡喜坐在自己身邊的亨利‧鹽。這真是代表性的一刻──曾經擔當該協會委員，並推動更大規模運動的他，繞了一圈回到此地，完美見證了透過數世紀的跨文化交流，夢想得以成真。

甘地對於梭羅的抗議理論、脫俗與自給自足的勤儉感到佩服。他也曾提到梭羅的「公民不服從」概念為他政治哲學的基礎，不僅是印度對英國的抵抗，亦有公民對政府的抵抗。確實，甘地在其最受注目的著作裡引用梭羅的信念：「控制最少的就是最好的政府。」甘地向大眾宣告：「解除政府權力，將可創造啟蒙後的無政府主義，屆時，所有人都是自己的主導者，而他絕不會損害鄰人的利益。」甘地希望能剝除國家政府力量，並以「自治村」取代之，他以自給自足的素食和平主義社群作為模型。和梭羅一樣，甘地相信多元的無政府狀態可以實踐人性互助的理念，我們亦可理解，甘地的政治信念背後，有著尊重人性與其自然圈系統角色的歷史脈絡。

甘地認為歷史以扭曲的方式呈現人性樣貌，因其拼湊記錄了眾多人們拋棄安穩生活而縱身躍入戰爭或衝突的時刻，如果以個人出發的話，他們會寧可選擇互愛而互重的狀態。甘地以友愛動物的聚落更進一步證明，人可以將互愛互重的生活方式擴展至動物身上。他自傳中有段話可以看出他如何解答此爭議數世紀的疑問，更可以看出生態學理論如何能作為對右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回應。如同世紀末倫敦視人道主義為茹素的理由，甘地寫道，「人類擁有較高的地位，並不代表他們該獵殺動物，而是強者該當保護弱者，兩者應連結起來互相幫助，正如同人和人之間的連結一般。」不管是以政治或生態學的觀點來看，人和人的關係，都應該和人和動物的關係一樣。

甘地的「互助」理念指向某一個哲學思想體系，並轉換成政治行動。甘地旅居倫敦時，「互助」正是社會生態學者們的口號，他們並認為人類與動物社會皆因為合作本能而成立。該運動由俄羅斯自然生態無政府主義者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王子（Prince Petr Alekseevich Kropotkin, 1842-1921）所領導，他的暢銷著作《互助：演化之因》（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於一八九○年起陸續發表，但直至一九○二年才正式出版。一八七二年，克魯泡特金因暗中協助俄國工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遭到逮補。他從俄羅斯監獄逃脫，並逃亡至英國。一八八八年（甘地抵達英國的那一年），克魯泡特金與馬克思主義者辛德曼（H. M. Hyndman）、通神論者安妮‧貝森和愛德華‧卡本特共同成立「謝菲爾德社會主義社」（Sheffield Socialist Group），而卡本特對西方文明的批評，使得甘地終生都以儉樸的樣貌呈現自己。卡本特本身亦為素食主義者，他曾負責翻譯克魯泡特金盟友無政府主義分子讓‧雅克‧以利沙‧勒可旅（Jean Jacques Élisée Reclus, 1830-1905）的作品，勒可旅將克魯泡特金的共產道德觀，擴展成人與動物間的同盟關係。亨利‧鹽也與克魯泡特金友好，並吸收其觀點，所以，甘地也間接受到克魯泡特金的影響。克魯泡特金也和甘地的素食朋友劇作家喬治‧伯納德‧蕭相識，克魯泡特金的女兒日後甚至將蕭的劇本翻譯成俄文。此外，克魯泡特金和多數倫敦的異議分子和社會主義者一樣，都相當崇拜里昂‧托斯妥，克魯泡特金並於一九一一年時，於《大英百科全書》內讚美托斯妥的無政府主義實驗農場社群。同時，托斯妥所寫的《上帝之國在你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1894）也啟發了甘地，使他將素食主義與非暴力抗爭連結在一起。

克魯泡特金、托斯妥、蕭，以及甘地，都相當不滿瑪爾薩斯錯誤解釋演化論，並鼓吹個人主義與社會競爭之舉。社會達爾文主義所犯下最嚴重的錯誤，據克魯泡特金的說法，即是一八八八年，達爾文著名子弟湯瑪斯‧赫胥黎在論文中闡述的：「為了生存而競爭本是人類無可迴避的命運，自然狀態下弱者自斃，而最堅強或精明的，雖然未必代表是最好的，將得以生存下來。生命就是無止盡的戰鬥……霍布斯所謂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就是生存的自然狀態。」赫胥黎強調，為了抵抗殘酷無情的自然生態，人類必須征服自身嗜血的本能。西方世界過度熱情地鼓吹如此坦率的政治評論，而訂定「生態學」一詞的學界領導者恩斯特‧海克爾更宣稱：「人類社會為爭奪資源而展開爭鬥，正是恐怖與永無休止的整體生態界戰鬥的縮影。」

克魯泡特金論辯認為赫胥黎所描述的人類社會本能，根本是過分理想化地扭曲了生態界事實，「自霍布斯時代以來，人們毫不質疑此說法，並且大加傳播。」生態界的多數生物並非透過彼此戰鬥而存活下來，克魯泡特金堅持，而是凝聚在一塊兒共同度過危險和難關。克魯泡特金於氣候嚴酷的西伯利亞苔原進行動物學田野研究，而在人與動物都相對稀疏的環境底下，競爭並不常發生，而這正是他與達爾文派觀點的差異所在，而達爾文則以物產豐富的熱帶區域作為他的生態學原型依據。克魯泡特金解釋，在嚴苛的環境條件底下，只有最擅於合作的動物才能生存下來。「人類向來是最優秀的物種，並透過互助，使其生存繁衍最為成功。」克魯泡特金認為（此點與盧梭、梭羅、甘地相同），上述原則正是人類源出的道德本能與互惠主義的根源。（和雪萊一樣，克魯泡特金並不忌諱談論生態學者定義的「道德」特徵，然而他的敵手則普遍選擇忽略互助原則，即便此乃自然界法則之一。）克魯泡特金認為自己的互助理論對社會組織具有相當獨特的涵義：「不要競爭！競爭對物種有害，而資源富足不應競爭！請互相幫助！」這正是自然教導我們的，他激動地闡述。瑪爾薩斯競爭論只會造成死亡和毀滅，絕不會有效，那只會浪費資源。

即便今日，多數生態學者仍然反對克魯泡特金的理論，他們認為互助本能在演化過程中勝出的唯一可能，就是個體繁殖成功率提高，而非物種本身。然而，克魯泡特金對過度理想化的演化理論的批評，確實相當貼切，而他的動物學研究則由頗受爭議的自然學者凡若‧威恩‧愛德華（Vero Wynne-Edwards）接手繼續下去。在一篇名為〈克魯泡特金不是瘋子〉（Kropotkin Was No Crackpot）的文章裡，史堤芬‧杰‧高德（Stephen Jay Gould）讚美道： 「克魯泡特金確實創造了普遍競爭的二分法，兩種形式的差異同時存在，一為相同物種的個體為爭奪資源而互相競爭，二為個體抵抗自然環境而造成競爭。」

克魯泡特金認為達爾文及其追隨者過分地忽視社會性的重要。他們轉而關注自利的生存競爭，並為醜陋的政治態度漂白。達爾文與赫胥黎使人們認為歐洲文化較發展落後區域的文化高等，而人類物種的演化受到阻撓，達爾文以如此口吻說道：「大群身體與內心皆相當弱小的人類得以生存，他們早在野獸時代就該遭到消滅。」

但是達爾文仍舊確實研究了演化過程中的社會性，承認同理心「會在自然選擇中逐漸加強，而認同互助理念的社群將擁有最多數量的成員，並繁衍最大數量的後代。」而天擇說的共同發現人阿爾弗瑞德‧洛素‧瓦歷斯與湯瑪斯‧赫胥黎也同樣認為人類的互助性格與道德源自「動物祖先所賜給我們的道德本能。」但是如同亞當‧斯密與更早之前的霍布斯，達爾文認同情感最終會被自私的內心狀態所戰勝，而斯密指出，滿足同情本能會帶給五臟六腑一股滿足感，而達爾文更詳加解釋：「我們期待做好事能夠得到別人的回饋。」和盧梭所認定的相反，達爾文派認為同理心與社會性並非自利的相對面，而是自利的附屬品。

克魯泡特金刻意與他所稱呼的「天真樂觀盧梭派」保持距離，但是他深信人類能在沒有法制與政府權威的陰影下以互助本能創造和諧社會的想法，實源自盧梭果德溫派的思考脈絡，並由梭羅與甘地加以傳播。克魯泡特金與其思想啟蒙者果德溫一樣，視缺乏效率的使用農地為社會共同資源的流失。牧場，他認為，「比起玉米田，效率實在奇差無比。而高貴牛種實在是相當差勁的生物，一隻牛得要三畝地才能養活。」但是克魯泡特金並沒有宣揚禁肉，他說，「我們最愛的主食就是肉肉肉，不管是出於自願或必須，非素食主義者平均消費兩百二十五磅的肉。」然而克魯泡特金的後繼者們於他的論文中，發現素食主義得以立論的基礎。如果物種內的合作能夠帶來絕佳效益，人為何不該追求跨物種的合作呢？一七八一年巴黎公社的老將以利沙‧勒可旅則明確擁抱盧梭派的烏托邦夢想，他爭辯道，跨物種的和諧狀態對生存極為有利。人類，他宣稱，對動物早已萌生「兄弟之情」，而此自然的關係，不管是在偏遠地區或古代印度經典都可得到證明，對生態系統的所有成員都有好處：「那天性的同理心使得不同動物能夠和諧共存，並共享和平與愛。」他宣稱：「鳥兒飛來停靠在人類的手掌心裡，甚至倚靠在牛角上。這樣和諧的關係，比起當個獵食者，更能帶給人類好處。」

演化論成了社會議題辯論的中心，據稱，克魯泡特金與勒可旅的說法對素食主義相當有助益。（確實，洛素‧瓦歷斯雖然不吃素，同樣認為人類應該為了道德、醫療與農業原因選擇茹素，他也認同亨利‧鹽所讚美的雪萊之美德。）一九三八年，「國際素食聯盟」（International Vegetarian Union）的倫敦代表道格德‧史普（Dugald Semple）表示道：「我們不僅該唸達爾文，更該唸克魯泡特金。」克魯泡特金認為社會性正是演化帶來的優勢，然而史普評斷道，草食動物將占滿絕大部分的地表，而肉食動物的數量則會逐漸萎縮。直到後達爾文時期，伊甸園般的不流血生態夢仍舊在許多人的心中逐漸茁壯。即便甘地雖認為獅子「極端殘忍而毫無用處」，也受到此說法的感召。

一九一七年後，俄羅斯激進左派取得領導地位，順利推翻沙皇後，流亡的克魯泡特金返回國內，並著手在革命時代建立一個符合生態道德（biomoral）的社會。同時期，令人驚懼的歐洲極右派竄起，而其支持者更以生態學為自己的政治行動做辯護：「特定組織取得霸權並統御其他族群，乃自然狀態。」納粹（又稱：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或德國工人黨）相信淨化劣等人種本就是自然界應允的淘汰過程，希特勒於《我的奮鬥》裡提到：「自然基本準則就是貴族主義。」或許不該為大屠殺責怪赫胥黎與海克爾，但是納粹的人類優生論其來有自，瑪爾薩斯與威廉‧勞倫斯爵士觀察農民的育種淘汰分針，進而理解了演化論，他們也並不認為透過「優生學」使人類物種進步有任何不對。納粹將此理論發揮到毀滅極致：認為猶太人應被社會清除掉，因其寄生般的社會存在，造成德國都市經濟的隱憂。

或許有人會訝異當時素食主義同樣受到法西斯右派與左派的擁戴（特別是瑪爾薩斯的生態論曾被用來批評素食主義）。但是法西斯企圖淨化人類種族的想法，和素食主義的潔淨觀點大相呼應。納粹嘗試使人類返回「自然」狀態，雖然他們所稱的「自然」極端邪惡，卻與素食者的語徑一致。他們對動物保護議題的關注，亦同樣呈現在對猶太基督教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感之上。同時，他們認定人類只是生態系統中的一種動物，並合理化了連納粹動物法都不會容忍的屠殺犯行。

然而，儘管歷史學家努力撇清兩者間的歧異點，讓許多現代素食主義者無法容忍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也是個素食主義者。他徹底擁抱素食哲學，並貫徹始終。確實，有許多納粹分子茹素，並熱愛研究相關議題。納粹黨護衛隊掌門人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相信素食乃健康之泉源與長壽祕訣。希特勒副手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是非常嚴苛的素食主義者，他甚至拒絕德國總理府為他特別準備的餐點，並聲明自己只食用以有機方式種植的蔬菜，儘管總理府的主廚為希特勒本人所親自任命（任何有可能貶低希特勒的舉止是絕對應該避免的，旁觀者說，希特勒非常不滿地告訴赫斯，他應該自己在家吃飽再過來。）權高望重的黨務中心領導人馬丁‧波赫曼（Martin Bormann）為了在餐桌上迎合希特勒，也只吃蔬菜。連喬瑟夫•戈培爾 （Joseph Goebbels）都曾在日記中表示相當認同素食主義。「希特勒的論點太過高深、無可辯駁。」

納粹意識形態恐怕是歐洲歷史最可怕的造物，但它其來有自；不管是往前追溯，或往後尋覓，其脈絡清晰可循。很顯然地，文化浪潮透過繁衍變異，轉變成造成國家危機的法西斯主義。

二十世紀初，後盧梭時代的重返自然運動蓬勃發展成混合自然療法，如裸體主義、泥浴文化、生態學者與素食主義者；反文化裸體主義營積極推廣「人類能在自然界中過著天堂般的生活」的概念，並宣告成為該運動的發展中心。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的德國極力尋找過度城市化所帶來的健康疾病與美容問題的解決辦法，德國人從威瑪時期的「生命轉型」與充滿活力的「身體文化」概念找到了啟發。政治光譜兩端的人們，不管是猶太復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嬉皮先驅等，都不約而同地擁抱重返自然文化，並大加實驗。連猶太小說家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都曾經是個裸體素食主義生食狂熱者。

一八六○年時，愛卓華‧鮑茲爾（Eduard Baltzer, 1814-87）於德國組織素食運動，並採用歌德好友威爾罕‧赫夫蘭（Wilhelm Hufeland）的概念。德國國家主義者理查德‧昂格維特（Richard Ungewitter, 1868-1958）說服追隨者，以奉行嚴苛的素食主義以及強迫式的公社裸體體操，回復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所失去的民族尊嚴，並將德國國民重新推回世界軍事強權的舞臺上，德國人深信大戰經驗逆轉天擇過程，讓德國最強健的男兒盡皆覆滅。昂格維特的素食同夥，德國素食主義者聯合會主席古斯塔夫‧席爾斯（Gustav Selss），以及女性主義者卡拉‧愛貝爾特（Klara Ebert），三人同時鼓吹以茹素作為滌淨德國社會腐敗的手段。他們相信，不願接受滌淨過程的失格者，應立法嚴禁其哺乳，甚至限制不得將其「低等體質」遺傳給下一代。同時，昂格維特組織了以金髮亞歷安男性為主要成員的新興異教徒團體。當時在美國的約翰‧哈維‧家樂氏（John Harvey Kellogg）提倡以穀類麥片取代傳統雞蛋與培根的組合式早餐，家樂氏同時是優生學運動的領導者，強迫非洲裔美國人罪犯進行非自願的漂白實驗，預計將一千五百萬人次的非洲裔美國人漂白清潔。

圖說：理查德•昂格維特所著《裸體與文化》的〈和平〉章節。

二十世紀初期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巧妙挪用了素食主義者的論調，雖然納粹最終選擇壓制昂格維特類型的裸體公社，但是不知不覺間，也吸收了他們的語言。希特勒相信素食可以淨化自己身體內的「壞血液」，並藉此達到身體健康與血統純正之效（他憂心自己的祖先有猶太血統）。一九一一年時，希特勒第一次為了胃病而嘗試吃素，並於一九二四年為了減輕體重而重拾此道。最終於一九三一年宣告徹底遠離肉類，據謠傳，肉食使他聯想到姪女歌莉‧洛派兒（Geli Raubal）的屍體，洛派兒用希特勒給她的手槍自殺身亡。終其一生，希特勒堅信茹素可以治好脹氣、便秘、過度流汗、神經緊張、肌肉痙攣與胃絞痛，並免受癌症致死之苦。對希特勒來說，顯然就很輕易地將個人經驗擴展至全人類身上。

圖說：一九三三年九月份的《衝擊》 （Crash）雜誌：「戈林 萬歲！」

希特勒呼應了由盧梭、伽桑狄、普魯塔克等人串聯起的素食者傳統，並深信人類天性本就嗜吃蔬食。根據馬丁‧波赫曼書寫的《希特勒桌邊談話》（Hitler’s Table Talk），希特勒不斷向納粹高層官員訓話：「我們史前祖先猴子就是素食主義者。如果我讓小孩子選擇梨子或一片肉排，他會立刻選梨子來吃。那正是他的返祖本能……人類，不像其他自然界生物，選擇背棄自然法則。他認為，吃肉會破壞人類本性。」戈培爾於一九四二年的日記中提到，以此證實了波赫曼的說法。

學者羅伯‧波羅塔克（Robert Proctor）於《納粹與癌症的戰爭》（The Nazi War on Cancer）裡說明，該時期的尖端醫師認為吃肉，特別是過量食肉，會造成癌症，而茹素人口如印度人則免於此病擾。因此，納粹鼓勵德國人選擇更健康自然的飲食，並以根莖類、水果、穀類做主食，並立法規定烘培師傅有義務提供全麥麵包，全麥麵包更成了偉大德國人的愛國糧食。而不願按照規定徹底檢討自身飲食，並保持精實、苗條而健康的體魄的人，將遭受懲處迫害。而任何享受過量肉食和脂肪的人，納粹認為「代表搶奪其他同志的食物；他是背叛自己故鄉與國家的放蕩客。」如此信念與政策不可思議地吸引到了德國通神論者如喬治‧伯納德‧蕭與基督復臨安息日分子（Seventh Day Adventist）的支持，一九三三年時，他們欣喜讚美由希特勒所領導的德國，「如同由上帝之手親自引領般，希特勒深知自己必須對上帝負責。他不但不喝酒、不抽煙，還是個素食者，他比任何人都能理解我們的飲食改革運動。」

希特勒更極端地結論道（和甘地、梭羅友人珍斯‧彼得‧慕勒與喬哈那‧佛德列克‧赫夫蘭與蘭蒙醫師以降的素食主義者想法相同），烹煮食物本就是不自然的飲食壞習慣。據《希特勒桌邊談話》指出，希特勒認為，「所有文明疾病源自烹煮食物」，並強調「所有素食者應當謹記，生冷蔬菜正是保存營養價值的絕佳狀態。」甘地和其追隨者受到德國自然療法的啟發，實驗以發芽小麥作為主食，而德國軍隊則規定以發芽小麥佐以大豆粉作主食（大豆又暱稱為納粹豆豆）。諷刺的是，納粹與甘地同樣進行類似的飲食改革，而希勒特更稱如果人民壽命延長的話，那是因為「人們重新接納了自然的飲食。冷食運動正是一場大革命。」

希特勒接手德國總理的數月內，即刻接見了一名八十歲的老婦人，該婦人「深知素食主義、冷食療法與植物治療的一切祕訣。」當天晚上，幕僚提醒希特勒返回政治會議時，他回答道：「她所告訴我的事情，遠比任何政治議題更重要，像是人類生活形態的改革，這比我這輩子能做的都還重要。」希特勒在會議上不斷地以蔬菜療法的好處打斷會議進行。一九四二年四月，即便在戰事巔峰時期，希特勒仍舊占用戰略會議的時間，討論自己喜歡的話題：「當然他自己知道不能在戰爭期間打亂飲食供應。」戈培爾在日記裡記錄著。「但是，他決心在戰後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假使禁吃肉類變成國家社會主義的明定法規，我們不可能會成功。」希特勒陷入深思，並向海軍上將法蘭科（Admiral Fricke）保證，他不會頒布禁止海軍吃肉的禁令。

希特勒不願意在戰爭時期禁止吃肉，但他確實相信茹素很可能會是德國軍隊成功的祕密關鍵。他強調，凱薩大帝的軍隊只吃蔬菜，「如果維京海盜吃肉，他們不可能完成漫長的遠征。」希姆萊深表同意，並下令武裝親衛隊（Wafen SS）不得抽煙，並且吃素。希姆萊觀察道，印度人從不吃肉，而且活得比歐洲人長，而且遠比歐洲人健康許多，他幻想亞歷安德國人重拾吃素習慣後，能夠一統天下。

當納粹面對二次大戰後糧食短缺的德國時，素食主義的牧場動物浪費論立刻躍升成主流價值。據傳，希特勒埋怨約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德國土地被供作牧場用途，「所以，吃植物下肚的不是人類，而是他的牛；相反地，德國國民主食馬鈴薯則只占了百分之一的土地。」希特勒宣稱：「如果馬鈴薯種植地增加到百分之三，我們的糧食將毫無耗盡之虞。」戈林因此頒訂了相當荒謬直白的禁令，宣稱所有將穀類拿去餵牛的農民都是「叛國徒」。納粹公共健康委員會委員法蘭茲‧瓦爾茲（Franz Wirz）也有類似的抱怨，他認為九萬卡路里的穀類食物只能製造九千三百卡路里的豬肉（等同於消耗了約十分之九的農業產品）。他堅認，生產穀類飼料的農地都應該轉換成種植人類可食植物的農藝用地。

如同十七世紀的英國與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一樣，素食主義再一次於戰爭時期躍升成主流想法。糧食短缺時期，耗用肉類被視為不愛國的荒逸行為和資源浪費。瑪爾薩斯曾經預言，當糧食生產不足以滿足所增加的人口數時，唯一可行的辦法即是提高農業產品產量。他警告，若此舉失敗了，將導致飢荒與戰爭，直至人口數目趨於平衡。究竟納粹的社會理論有多少源自瑪爾薩斯，而納粹的行為又如何反過頭來實踐了瑪爾薩斯的理論？同時，甘地則發展出以茹素作為抵抗戰爭暴行的行動模式。但是，如同瑪爾薩斯曾警告的，印度人缺乏奢侈肉食行為作為飢荒的緩衝點，並很可能會遭受飢荒之苦。不管是瑪爾薩斯或其素食者對手，都認同使用可耕地餵飽人民，將是最有效利用國土的方式。不管是甘地或是希特勒，都對此深信不疑。

人們似乎不難理解為何法西斯政權視提倡健康生活與蔬菜食物生產為必要手段，但是或許很難理解為何納粹德國推行史上最為嚴苛的動物保護法條。使用活生生人體進行科學實驗，並將上百萬人送進瓦斯室的政權，竟然同時禁止活體解剖動物。納粹頒訂至今仍無其他國家政府實施的人道屠宰魚類與甲殼動物法規。赫曼‧戈林（Hermann Goring）（嚴守環境友善法則的狩獵愛好者）積極推動動物保護法則，但是其他納粹分子同樣相當積極保護動物免於傷害。據傳希萊姆非常痛恨「從背後射殺在樹林裡遊蕩的無辜、無抵抗能力並且不知情的動物」，他稱之為「徹底的謀殺」。希特勒非常熱愛動物；據傳他深信動物擁有智能，甚至有語言系統，而他更和自己的狗兒關係密切，特別是綽號「金髮娃」的小狗。一九四五年，當希特勒與依娃‧布朗（Eva Braun）吃完最後一餐蕃茄義大利麵並雙雙舉槍自盡之前，希特勒餵「金髮娃」吃氫化物，以免牠獨自在非納粹的世界受苦。（諷刺的是，俄法醫檢驗希特勒燒焦的遺體時，據傳是因該屍體有「素食者特有的黃板牙」，而確定他的身分。）

圖說：納粹宣傳資料，「希特勒是動物的好朋友」。

或許，希特勒的動物保護制度被人們無限誇大，以對比他所造成的恐怖殺戮政治。當時已經有人感覺到兩者間的斷裂，舉例來說，希特勒圖書館裡的法式素食料理書很諷刺地註明：「獻給素食者與人間和平使者，希特勒先生」。但是，事實上，關懷動物和加諸人類不幸根本毫無關連；雖然，有些較為憤世嫉俗的人們因為無法與普遍大眾融洽互動，轉而投向動物尋求更溫暖的社會關係。現代學者點出納粹動物保護法透露出極端排外的傾向，像是禁止使用猶太或可蘭的方式進行人道屠宰。當戈培爾提筆記錄希特勒的素食生活時，他強調「希特勒一視同仁的反對基督教與猶太教，因為兩者都排斥動物，也因此，他們終將該走向毀滅之途。」納粹的生物課本教誨學生：「不管是從身體或心裡結構來看，人類都與動物無異。」一九三三年，帝國大元帥赫曼‧戈林威脅集中營囚禁者，「誰敢再用對待沒有靈魂物品的方式對待動物，就讓他死。」

猶太基督教傳統向來與人類中心主義密不可分。納粹使用動物保護法規、素食主義與猶太人滅絕等法西斯手段，潔淨他們認定已然腐敗的人類生態圈系統。《希特勒桌邊談話》裡描述希特勒以近似雪萊的語調表示，當青蛙吃下噁心的食物時（等同於遭受非自然污染），就長出醜惡的瘤，成了蟾蜍。他計畫發起全球飲食革命，讓全世界返回原始的豐榮狀態。希特勒的素食主義時常被追溯至他所崇拜的歌劇作曲家理查德‧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83），雖然沒有足夠的史料足以佐證兩者關連性。華格納與甘地、雪萊，甚至希特勒一樣，認為肉食動物根本非常不自然，或至少是自然體系的不受歡迎成員。一八八一年，華格納寫道，人類應該重新選擇自然的素食法，以減輕肉食習慣、種族融合與猶太侵襲人類社會所造成的污染：「素食主義者身為動物保護者，與動物建立起真誠與愛的關係，這才是人性唯一的希望所在。」華格納表示，「動物受苦，較之人類，我對前者更有感。」他認為動物根本無法解除自身的苦痛。希特勒或許從華格納那裡接收了此類想法；確實，法西斯的淨化主義存在於各式各樣的思考模式裡。

猶太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連結，至今仍刺激無數法西斯主義者採取對立態度。目前希臘法西斯主義者瑪希米亞尼‧波塔絲（Maximiani Portas），別稱沙米特莉‧黛依（Savitri-Devi），被史學者尼可拉斯‧古德利克‧卡拉克（Nicholas Goodrick-Clarke）稱為「希特勒的女祭司」，至今仍有許多信仰者。沙米特莉‧黛依於二次大戰時移居印度，她曾試圖邀請希特勒與其亞歷安黨員與印度種姓高階層貴族結盟。她出版的書籍由涉嫌參與「大屠殺否認」（Holocaust denial）行動的出版商印行，並於一九九一年再次印刷。書中，她同時攻擊猶太基督人類中心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她的訴求為「你不能要求大自然去納粹化」。據沙米特莉‧黛依的說法，印度經典不認為人類擁有獨特的自然界地位，也因此，滅絕非亞歷安人種與保護動物毫不抵觸。她認為，古老森林向來被破壞以建築道路、城市，並餵飽「那些本來根本就不會出生的人口」。她傾向支持將人類盡數滅絕，並任自然界消亡的作法。正是人類本為動物界一分子的想法，讓法西斯主義者合理化生態霸權得以進行殺戮暴行的想法。

納粹分子三不五時會引用印度文句以推廣素食主義，這與歷史上無數素食主義者攻擊猶太基督人類主義的行為似乎相當吻合。納粹將有建設性的概念一舉推向令人驚愕的毀滅極致。毫無疑問地，素食主義者們多半對納粹素食主義感到相當不舒服。有人說，希特勒偶爾會吃肉，更指認其獨身與禁慾的領導者形象，不過是宣傳部門官員的諷刺創意。（諷刺的是，透過苦行解放身體與心靈，並身負愛國重責大任的領導者傳說，或許從聖雄甘地身上得到不少靈感；而希特勒圖書館裡就擺放著關於甘地的書籍。）當然，希特勒是個素食主義者或肉食者，實在不必做過多的揣想與連結。雖然，素食主義確實為希特勒法西斯意識形態的重要環節，但是這不代表素食主義曾暗示了任何本質上的法西斯概念。

不管是素食主義或生態學都有其歷史淵源可循，而目前的錫拉式右派與查拉蒂斯左派仍舊各擁一說爭執不休。然而，更客觀的說法則是，不論素食主義或生態學理論的歷史，都遠較後期追隨者如納粹與其思想對手來得早。深究人類對待自然界的方式與其抱持理念，早已成為人類歷史上交鋒無數的文化競技場。素食主義概念早已風行數個世紀，而不應與特定政治觀點做特殊連結。歐洲素食主義者指責人類過度無情剝削動物王國。前行者對我們影響深遠，尤其是其背後的印度哲學，讓今日的我們對自然界懷抱著感性思惟。

當今炙熱爭辯的議題，許多仍舊承襲了傳統的思考脈絡。著名動物解放學者彼得‧辛格教授則直接傳承功利主義，而其追隨者們則反對造成動物的不必要痛楚。他將動物感受能力納入公共利益之內，但相反於多數功利主義者將肉食行為合理化的作法，彼得‧辛格分析指出，擁有無數飲食選擇的已發展國家人民，實在無法將其商業飼養與殺害動物的行為合理化。而時常與動物解放主義者意見相左的生態主義者，則相對難以歸類，或許因其來自紛雜的生態研究、政治理論領域有關，前者認為人類社會應當遵照自然體系運作，而後者則認為人類價值觀本就相似於生態體系。而被歸類為「深層生態學家」或「生物中心論者」（biocentrist）的，則是最受攻訐兩領域人士，許多人甚至將之畫歸為法西斯主義者，這實在和素食主義者與納粹的連結一樣荒謬。

生態學者如我則質疑彼得‧辛格教授視知覺為道德考量標準的概念，實來自古老人類中心種族主義的想法延伸（而非否認），該體系認為物體所應擁有的道德價值視它們與「我們」的相似程度而定。唯一能夠達成此說法的（淺薄）希望是，所有生態圈的生物皆形成互助的依賴網絡，不管人類認為其「權力」或「道德分量」有多少，如所有生態圈生命皆努力避免嚴苛環境，那麼我們將得以永續生存下去。人類可以用生態永續的方式取得肉類食用，甚至毋需禁止捕殺野生動物，畢竟就連動物保護主義者也承認狩獵對動物的害處，遠較農耕來得少。此外，世界上尚有許多地方只能以規律的放牧法取得人類與動物的永續生存。

事實上，反對食肉的成功論點必然要結合動物福利與生態學觀點，以及人類利益。世界上僅存的原始森林正因為開闢放牧草場與種植大豆而消逝殆盡。而營養價值豐富的植物則被動物吞掉，並進而轉換成富裕西方世界的盤中食物，以及餵養越發壯大的中國。生態系的摧毀伴隨著肉類工業的龐大廢棄物，不只威脅了生態體系與其上不得永續使用其土地的地方人民，更威脅了全體人類生存。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少吃非永續生產的肉類，我們將可以少破壞一些森林和水資源，少排放溫室氣體，並守護下一代的地球資源。也因此，我們有足夠理由應避免破壞自然環境與糧食安全體系，這都是我們該減少肉類食用的基本理由。

尾 聲

素食主義與生態學政治：梭羅、甘地與希特勒

一八四五年，亨利‧大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62）放棄了都市生活，搬往故鄉麻州康科德城瓦爾登湖畔的小木屋居住。梭羅在他最出名的著作《湖濱散記》（Walden）裡記述了那整整兩年在野外離群索居的日子，此書成了美國夢的原型。雖然近代美國社會尊視梭羅為愛好自然者，但是他對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定義卻時常前後不一，並且始終被大眾誤解。梭羅是否如同印度婆羅門信徒熱愛保護所有生命？或者，他是個依內心深處動物本能行事的野人？

梭羅與「新英格蘭超驗主義者」 （...

前 言

當威斯奈爾搬到鄉下，並且必須親手燒烤活生生的雞時，他腿軟了。「我勸你現在就把牠給勒死，」朋友彼得焦慮地說，「免得你和牠變成朋友。」「我沒辦法啦！」威斯奈爾補充道，「你看牠楚楚可憐的眼睛。」此段對話來自布魯斯‧羅賓斯（Bruce Robinson）的電影《我與威斯奈爾》（Withnail & I, 1987） 台詞。一七一四年，哲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也曾身陷相同困局：「我懷疑有人能第一次殺雞就上手，而且一點也不感到抱歉。」他諷刺道，「但是人們對肉攤上擺著的牛肉塊、羔羊肉和家禽類，則毫無羞愧之感。」西方文明孕育出熱愛保護動物的文化，但同時又認同人類具有宰殺、吃食動物的權力。今天，人們似乎在同理心與食慾間找到了平衡點，而尋找符合自身味蕾的生活方式也相當簡單。但是，「素食者」（vegetarin）一詞創造於一八四○年代，七年後，更成立了「素食協會」（Vegetarian Society），雖然不時遭到消融併吞或忽視，素食主義者運動隨之風起雲湧。而在此之前，肉食行為則讓人人自危，並且不單單僅作為飲食選擇，更代表了男人 在自然界的定位。

工業大革命之前，肉食與否成了最激烈的唇舌戰場，人們希望以此定奪人類與自然界應有的關係。最根本的問題是：「人類該吃動物嗎？」這對西方文明而言，乃是一大挑戰，畢竟他們原以為世間的萬事萬物皆為人類而生。而素食者則希望重新定義人類與環境的關係。男人正是創造主，但是素食者們問道，有哪種上帝會吞食自己的子民呢？

一切都該從聖經的首章〈創世紀〉說起。上帝創造世界後，對亞當與夏娃說的第一句話正是：「要生養眾多，要遍布世間，要治理這地，要管理海底游魚、空中鳥兒和地上各式各樣的生物。」（〈創世紀〉一：二八）西元前四世紀的雅典城裡，與聖經一樣受到西方文明敬重的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大表贊同：「植物乃為動物而造，而動物乃為人類而活。」西方文明的兩大支柱為人類狩獵本能（一百萬年前原始人即有的特徵）提供宗教與哲學上的開脫之詞。而任何非智人的特有行為皆不受到重視。但是任何的大風大浪都有足以反撲的浪口，素食者們則在此文化浪潮裡見縫插針地宣揚自己的理念。

男人正是萬物之主，但是，究竟他的統治物包括了什麼呢？根據聖經，一開始，人類統治動物，但不代表可以宰殺牠們。上帝和亞當與夏娃說的第二句話是：「看哪！我將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樹上有結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當做肉吃。」（〈創世紀〉一：二九）十七、十八世紀的神學家由此斷定人類原始生活應保有草食風味，而亞當與夏娃亦只吃蔬菜與水果。直到不久以後（以標準曆法而言是一千六百年後），當諾亞洪水摧毀大地並再次重生時，上帝改變了說法。當諾亞從方舟上走下來時，上帝告訴他：「凡地上走獸、空中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昆蟲、海裡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雙手。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為你的食物，這一切如同我賜給你們的菜蔬一樣。」一六九九年學者約翰‧愛德華（John Edwards）做此樂觀詮釋：「自大洪水之後，你已擁有一切的自由，取得動物的肉體。如同你之前以植物和水果做食一般，現在，你得吃肉。這話說得再明白也不過，並證明了在大洪水之前，人們不該吃肉類。」

上帝應允人類吃肉和要求人類與動物和平共處，兩者間不乏矛盾之處，而素食主義者們則意圖放大矛盾點。雖然聖經對社會文明而言已不再重要，但是相似價值觀仍舊盛行，而其深厚脈絡也繼續傳承於現代社會之中，不管是環境辯論的正反雙方，都可見其陰影隨行。

十七、十八世紀時期，抱持不同觀點的陣營紛紛對肉食習慣展開抨擊。革命家們炮轟主流文化的奢華嗜血；人口統計學者抨擊肉食浪費了貧苦人民得以生存的資源；解剖學者認為人類腸道系統無法消化吸收肉類；東方旅行者更堅稱印度的和平另翼生活能夠作為貪婪西方世界的借鏡。激進分子和怪癖者強烈撼動社會價值觀。但是即便當時最進步的思想家也為此爭論，並因此重新理解了人類天性。極少數的歐洲人口能夠選擇不要吃肉，但他們確實是從底層社會學習到，即便過著使用大量勞力的生活，也毋需消耗過量肉品。文化貴族們反過頭來影響了農業、醫學與經濟政策，並決定了多數人口的飲食習慣。

一六○○年至一八三○年間沸沸揚揚的論戰，形塑了當代社會的價值觀。重新檢視觀念的源頭可以讓我們更明晰現代文化的肌理，並拋棄錯誤的假設。早期素食主義者的歷史使我們了解到，古代禁慾道德觀、初期醫療科學與印度哲學如何深遠而巧妙地影響了西方文明。

十七世紀的人們幻想重返和平歲月，遠離血腥暴行；雖然明知不可行，無數的人仍舊抱持著田園般的幻夢，亦稱之為亞當與夏娃墮落前的伊甸園時代。伊甸園信仰者們希望和動物們保持著原始的和睦關係。他們願以仁慈與互助的方式掌管動物，並拒絕作個「野蠻暴君」，十七世紀的激進分子們以此論點，攻擊人類社會的剝削與暴力。

一六四二年，英國議會派與保皇派爆發武裝鬥爭，讓全國陷入數年的殊死戰。不同政治光譜裡的男男女女都希望從無政府狀態裡脫離，並尋求宛若天堂般和平的社會。保皇派分子湯瑪斯‧布謝爾（Thomas Bushell, 1594-1674）追隨前輩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建議，並設法證明原始飲食法可以帶來長壽與精神世界的清明。而議會派的激進黨員，力求民主改革的清教徒運動者們，則以吃素表達對主流社會奢華作風的不齒，他們更鼓吹不流血的革命，並建立無殺戮的平等社會。宗教極端主義者也毅然跟進，他們宣稱上帝自得於萬物之間，而人類亦須以愛和仁慈善待動物。

而另一股邊緣潮流意外地帶給西方文明超凡影響。歐洲赴印度旅遊者「發現」了印度古代宗教與動人的「不殺生」（ahimsa）原則，後者代表以非暴力的方式對待所有生命。他們勤奮研讀印度與耆那教的哲學脈絡；他們觀察到令人驚訝的動物醫院、普世素食主義和以極端仁愛的方式對待低階層生命。印度素食主義概念衝擊了基督教的人類中心主義，並且造成歐洲道德良知的危機。對很多人而言，理想主義者的幻夢已燦燦然於眼前。素食主義者跪屈雙膝，呼喚古代印度哲學家引領眾人脫離腐敗而血腥的道德淵藪。

歐洲旅印者的素食故事所帶來的影響遠遠超越了激進思想圈。日益蓬勃的旅行文學市場，促成了哲學家之間的嚴肅論辯，並讓廣大讀者產生強烈好奇心。雖然遊記作者們往往取笑印度素食主義，並認為他們的心腸過分柔弱，但許多讀者們認為印度系統包含了強大而美好的道德規範。哲學家如約翰‧愛芙蓉（John Evelyn, 1620-1706）、湯瑪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 1605-1682）與威廉‧湯樸爵士（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皆認為印度素食者證明了人類能夠以原始的蔬果為食，並得到快樂富足的生活。愛薩克‧牛頓爵士（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閱讀東方聖哲思想，並因此深信「善待野獸」正是上帝囑咐人類的最根本道德律則，而西方世界早就將之拋諸腦後。十七世紀末期的懷疑論者以印度素食主義大舉炮轟歐洲宗教與社會的正統性，認為印度人才是奉行原始自然法則的族群，而他們的基本理念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及動物）。

印度素食主義鬆動了亙古聖經闡述的人類最高論，並鼓勵人們將道德責任的對象擴大，並認為人類與自然都將因此得到益處。印度哲學，特別是「不殺生」教條，激起了大規模論戰，並演變成近代生態學的認同危機。

十七至十八世紀時期，科學發展大躍進。西歐世界重新發現與系統化許多理論，並成了大眾教育的題材。顯微鏡讓肉眼得以觀察看不見的世界；外科探索剖開了深藏不露的人體器官；越建越宏偉，越建越精細的實驗室，則帶領人類探索外太空；人類探索未知的技能已進入前所未見的巔峰，使得許多新的人類種別與物種成了科學啟蒙時代的研究對象，並被包含在舊稱「自然哲學」的範疇內。而素食主義者也必須與時精進，以符合當代思考系統的邏輯。素食者刻畫出科學路徑以描繪自身的哲學願景，並匯入啟蒙時代的大江大海之中。

伴隨著解剖刀刃的強硬實驗發現，人體近似於猿類，並與許多動物無異，這使得解剖學與醫學躍然成為哲學辯論的主戰場。人類和動物很像：但是科學家還想知道是哪種動物：草食的，或是肉食的？絕大部分的智識世界認定以人體而斷，人類應為草食動物，並以此映照聖經中人類原始蔬果飲食的說法。

科學熱延燒了整個十八世紀，而其啟蒙思潮則源自兩股截然不同的哲學派別，勒內‧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以及同樣強勁的敵手皮耶‧伽桑狄（Pierre Gassendi, 1592-1655）。笛卡兒與伽桑狄以不同架構的理論追問最關鍵的問題：人類與自然和上帝的關係，以及人類的靈魂本質。跌破眾人眼鏡的是，不管是笛卡兒還是伽桑狄，都認為素食正是最合宜人類生活的飲食。

令人訝異的是，十七世紀歐洲最重要的三位哲學家，包括笛卡兒、伽桑狄與法蘭西斯‧培根都鼓吹素食主義。當時素食主義所得到的注目，至今尚未能超越，知識分子圈積極為其背書，到了一七○○年代時，他們的進步思惟已然形成新一波的科學素食主義運動。

解剖學家發現人類牙齒與腸胃結構更似草食性動物，而非肉食動物。營養師認為人類消化系統無法分解肉類，並將造成血管阻塞，反觀蔬菜，則可以輕易地分解成極富營養價值的流體物質。神經學家發現動物神經系統具有感受痛楚的能力，這點和我們一樣，這個發現使得信奉同理心道德原則的人們感到坐立難安。同時，印度人口研究結果發現禁吃肉食者，得以擁有健康而長壽的生活。上述發現使得素食主義不再只是激進的政治宣言，並轉型成了可靠的醫學概念。當時，歐洲醫學院普遍認定素食乃是最自然的生活方式，此股風潮幾乎成了醫學正統典範。

歐洲各地出現了素食醫師的蹤影，他們將醫療辯論轉變成一張張的處方籤，囑咐病人茹素，並期望以此消除肉食過度所造成的病痛。素食醫師成了社會名流，和今天的營養師一樣風光，但同時他們也是早期醫療研究的重要推動者。全世界大多數的人都認為，肉類乃最營養的食物來源，特別是歐洲人對此深信不疑，對英國佬而言，牛肉甚至成了他們的國族形象標誌。雖然很多人仍舊相信蔬菜會帶來不必要的脹氣，並會讓消化系統產生不適感。不過素食者們推翻了這樣的刻板印象，他們證明蔬菜富含營養成分，而肉類不但多餘，甚至很有可能危害健康。素食者們協助形塑了今日均衡飲食的概念，並強調肉類的壞處，特別是暴食肉類的可怕下場。

人們相信素食飲食較肉食來得健康，也以此反推認為人類本該是草食動物，而非嗜血生物，而殺戮動物根本違反自然法則。重新審視自然法則更讓歐洲人思索聖經內涵以及上帝造物的原理。新的科學觀察呼應舊時代神學家的說法，認為人類原始飲食本不包含肉類，而殘暴地對待動物更是摧毀自然秩序的人類社會暴行之一。

上述結論起因於十七世紀的歐洲社會視同理心為基本的道德哲學標準，並由此成為西方文化的主要推力之一。現代的「同理心」（sympathy）等同於昔日的「悲憫之情」（compassion），並為舊有的「一同受苦」（sympatheia）概念提供科學解釋。素食主義者湯瑪斯‧特萊恩（Thomas Tryon）為此概念進行新的詮釋，他認為人類身體如同磁鐵一樣，能夠對所有相似的生命產生「對應」反應。笛卡兒派解釋，如果你目睹他人手臂受戳戮之傷，「動物靈氣」將自然傳送到你的手臂，讓你產生痛楚感覺。雖然笛卡兒派不認為該為動物感到哀傷，日後的評論者則推論，如果人類具有同情動物的本能，那麼殺害動物即是違反天性。素食者整合了「科學」、「道德」與「宗教」邏輯，並設法讓眾人承認吃肉會折損他們的道德高度。雖然很多人根本不願意去想這些事，但是素食者堅持，如果歐洲人仰賴虐待動物的可怖農業系統而活，那麼全世界人民將遭到剝奪與殘害。

而反素食主義陣營則迅速集結動員，否認上述指控，並為食肉展開辯護大反攻。辯論越演越激烈，越演越複雜，這也顯現素食主義已成了被廣泛宣揚的概念，而人們確實深受挑戰。素食主義威脅人類長期以來的宇宙主導地位，更糟的是，還剝奪了人們在禮拜天暢快吃烤牛肉和大餐的權力。許多醫學界名家肯定素食主義的革新概念，認為該少吃肉類、多吃蔬果，但是他們急切地宣稱人類的身體構造更傾向肉食動物或雜食動物，絕非草食性，而只吃蔬菜的人恐怕會讓自己營養不良。許多哲學家、小說家與詩人堅持同情動物是好事一件，但若變成素食者就太誇張了。

然而，許多聲名顯赫的文化菁英擁抱素食主義的部分理念，並啟發了重返自然的運動，並以飲食革命作為核心觀點。小說家山繆‧理察森（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認同錢尼醫師（Dr Cheyne）的理想，並將素食概念寫進小說《波蜜拉》（Pamela）與《卡列莎》（Clarissa）裡頭。尚‧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78）認同解剖學概念，將人類本能的同理心轉化成動物權的哲學基礎，並孕育出一整個世代的盧梭素食主義學派。經濟學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了解到肉食的奢靡之罪後，也在自己的自由市場理論的稅收篇幅裡添加了相關想法。十八世紀末期，醫學院教授、道德哲學家、抒情作家與政治行動者們，齊力推動素食主義。素食主義成了反文化的批判武器，卻同時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可。

素食主義史似乎預示了近年來學者的質疑：非理性宗教狂熱分子與啟蒙自然哲學家是否有對立的必要。十七與十八世紀時期，政治與宗教極端分子圍坐公社餐桌狂吞生菜，而受高等教育的貴族則端坐圓桌前，用銀晃晃的餐具切食蔬果。

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時，全歐洲瀰漫著一股追求激進革新的氣氛，讓人眼花撩亂的運動以浪漫主義為名，大行其道。新一批的東方主義者遊歷至印度，並將印度教奉為崇拜對象，他們孜孜不倦地學習印度文，並將梵文翻譯給欣喜若狂的歐洲讀者們。許多東印度公司僱員們受到印度慈悲文化的感召而放棄了教會信仰，他們全力擁抱印度教，並將之視為更人道的選擇。進步的基督教批評者如伏爾泰（Voltaire）抱持著如此想法，並以歷史悠久的印度典籍作為嚴厲抨擊聖經的依據，認為印度對待動物的良善之心，使得歐洲殖民者的貪婪更顯齷齪。就連緊守著自身基督教徒身分的知名學者如威廉‧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都深深為「不殺生」原則所傾心，並視其為十八世紀醫師與哲學家的理想縮影。
一七八○年代，當政治思想逐漸醞釀成大革命風暴時，素食主義再一次地被收編進激進版圖內。追求普世同理心與平等概念的印度教，與民主政治和動物權概念不謀而合。從印度返國的革命黨約翰‧奧斯沃（John Oswald）心中燃著熊熊怒火，他指責人類社會的不正義暴力舉措，卻發起法國大革命中最為血腥的武裝行動。而其他人則將盧梭的重返自然運動進一步地發揚光大，甚至為了堅持信念而被推上了斷頭臺，人頭滾地。詩人派西‧稗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加入積極推動社會改革的裸體主義者團體，他們將自己的理念融入素食詩文之中。當無神論者勢力越發龐大時，歐洲基督教的人類中心主義隨之蕭條。遙想烏托邦的改革分子仍舊幻想一個和諧共處的世界，儘管他們明白伊甸園不過是個迷離傳說，然而他們將猶太基督教義當成人類學的大哉問，並往前邁進，追求更為精進的人道與環境保護思想。

當歐洲社會面臨環境衰竭與人口過度飽和的危機時，經濟學者們開始著手解決自然資源有限的問題。許多人了解到製造肉類是有多麼地缺乏效率：百分之九十餵食給動物的資源，都將轉化成糞便。

功利主義者認為，若以土地種植蔬菜，將可比作為畜牧肉場更能滿足膨脹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而擁有廣大人口的偏好素食國家如印度與中國，再一次地成為經濟農業形態的典範。而此說法最終使湯瑪斯‧瑪爾薩斯（Thomas Malthus）做出結論：當人口膨脹數目超過食物生產的極限時，飢荒就會在不遠處等著我們。

時間到了十九世紀，素食主義哲學、醫療與經濟論述已臻成熟，並時時刻刻讓歐洲主流文化社會感到如芒刺在背。雖然十九至二十世紀時期的素食主義有所轉變，但其脈絡深遠，以致於深刻影響了今日的人們。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里昂‧托斯妥（Leo Tolstoy）等個性迥異的人物紛紛將素食主義轉化成新的政治概念，並與印度道德觀遙相呼應。

當我們研究數百年前人們的思考模式時，必須保存其原汁原味，以便究其所以，而非以今日標準橫斷對錯，如此，才得以反思我們社會中的既存概念。而本質上，人類社會是健忘的。早期素食主義者精彩而時常被忽略的生命，總是被隨意地散落在歷史篇章間。他們塑造了今日的你，如何思考自然，以及你為何老是被唸要多吃蔬菜，少吃肉。而印度哲學，更是過去四百年間思想浪潮的幕後推手。

前 言

當威斯奈爾搬到鄉下，並且必須親手燒烤活生生的雞時，他腿軟了。「我勸你現在就把牠給勒死，」朋友彼得焦慮地說，「免得你和牠變成朋友。」「我沒辦法啦！」威斯奈爾補充道，「你看牠楚楚可憐的眼睛。」此段對話來自布魯斯‧羅賓斯（Bruce Robinson）的電影《我與威斯奈爾》（Withnail & I, 1987） 台詞。一七一四年，哲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也曾身陷相同困局：「我懷疑有人能第一次殺雞就上手，而且一點也不感到抱歉。」他諷刺道，「但是人們對肉攤上擺著的牛肉塊、羔羊肉和家禽類，則毫無羞愧...

目 錄

媒體評論
感謝名單
前 言

第一部：草 根

第一章 布謝爾的改變、培根的培根肉和《偉大的復興》
第二章 約翰‧羅賓斯：震盪者的神
第三章 羅傑‧卡拉比：致力讓食物鏈變平的人
第四章 畢達哥拉斯與印度聖哲
第五章 英國的婆羅門湯瑪斯‧特萊恩說：「人啊──這種傲慢和麻煩的東西。」
第六章 約翰‧愛芙蓉──沙拉的救贖力量
第七章 卡巴拉脫光光
第八章 就算是野獸，也是人類的朋友：愛薩克‧牛頓和異教神學
第九章 無神論者，自然神論者和土耳其間諜

第二部：無肉醫學

第十章 與笛卡兒醫師一同節食
第十一章 牙齒和指甲：皮耶‧伽桑狄和人類的闌尾
第十二章 主教法冠和顯微鏡：菲利普‧赫魁特的天主教守齋
第十三章 錢尼醫師的智慧食譜
第十四章 卡列莎的卡路里值
第十五章 盧梭與大自然的乳房
第十六章 反素食主義吉祥物：蒲柏的快樂羊
第十七章 安東尼奧‧柯奇與壞血病藥方
第十八章 薄食：蘇格蘭的素食主義盛世

第三部：浪漫晚餐

第十九章 飲食與外交：聖牛領土嚼牛肉
第二十章 約翰‧澤費奈‧霍爾威爾：伏爾泰的印度先知
第二十一章 天性的呼喚：以動物權力為名之法國大革命殺戮
第二十二章 斷頭臺下的維爾蒂侯爵
第二十三章 無血兄弟盟
第二十四章 行者史都華和死亡的妙用
第二十五章 殺死一隻貓：喬思夫‧瑞特森的政治無神論
第二十六章 雪萊以及重返自然
第二十七章 瑪爾薩斯主義慘劇：餵飽全世界

尾 聲 素食主義與生態學政治：梭羅、甘地與希特勒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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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名單
前 言

第一部：草 根

第一章 布謝爾的改變、培根的培根肉和《偉大的復興》
第二章 約翰‧羅賓斯：震盪者的神
第三章 羅傑‧卡拉比：致力讓食物鏈變平的人
第四章 畢達哥拉斯與印度聖哲
第五章 英國的婆羅門湯瑪斯‧特萊恩說：「人啊──這種傲慢和麻煩的東西。」
第六章 約翰‧愛芙蓉──沙拉的救贖力量
第七章 卡巴拉脫光光
第八章 就算是野獸，也是人類的朋友：愛薩克‧牛頓和異教神學
第九章 無神論者，自然神論者和土耳其間諜

第二部：無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