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石：從城市到荒野的另類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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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偉的作品平靜而充滿自信，以絕妙的語調和姿態賦予他所描繪的時刻生命。他知道何時應該參與行動，何時應該等待事情發生。」——史景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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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因緣

過去五年，我住在北京商業區一條小胡同的一棟公寓樓房裡，那地方位於紫禁城以北約一英里。我居住的這條胡同沒有正式名稱，始於西，經過三個九十度轉彎，然後朝南而去。從地圖上看來，它的形狀奇特，有點像問號，或半個佛教的萬字符號，而它還有一個特點：位於老北京少數倖存區域的其中一個區域。和今日中國所有的城市一樣，首都北京瞬息萬變，因此，為了跟上發展的腳步，當地最大的地圖出版社每隔三個月，就得更新一次北京地圖。然而幾百年來，我居住的這個社區的佈局大致沒變。第一張詳盡的北京地圖於一七五〇年完成，正值偉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統治中國之時，而在這張地圖上，這條胡同的路線和今日一模一樣。北京考古學家徐蘋芳告訴我，我居住的這條街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當時，北京諸多區域原先都是在元朝統治下規劃出來的。而元朝也留下了「胡同」二字，這是一種蒙古語，但是在漢語裡，這兩個字被拿來表示「巷弄」。當地人稱我的巷弄為「小菊兒」，因為它連接一條較大的「菊兒胡同」。
我住在一棟現代的三層樓房裡，但是樓房四周盡是磚塊、木頭和瓦片蓋成的平房，而這正是胡同的特色。這些建築物立在灰色的磚牆後，以致來到老北京的訪客往往有一種分隔的印象：牆跟著牆，灰磚連接著灰磚。然而事實上，胡同社區的一大特色就是聯絡和活動。也許有許多家庭共用一個入口，而雖然舊住宅有自來水，卻很少有私人浴室，因此，公廁在當地生活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在胡同裡，許多東西都是共用的，包括胡同本身。即使在冬天，居民也會裹著厚厚的衣服，坐在路邊和鄰居聊天。街頭小販經常穿梭於此，因為胡同太小，無法建造超市。
這兒車輛稀少。和我居住的胡同一樣，一些胡同太窄，汽車無法通行，而日常生活的聲音，完全不同於你想像中一個住著七百萬人口的城市中心該有的聲音。通常我天亮即醒，而當我坐在書桌旁，我可以聽見居民邊拿著夜壺前往這棟樓房隔壁的公廁，邊和鄰居寒暄。到了八、九點，小販傾巢而出，踩著三輪車往來於胡同，各各都以自己的招牌吆喝聲叫賣產品。賣啤酒的婦人嗓門最大，一遍又一遍喊著：「買---啤—酒--！」早上八點鐘，這種叫聲令人分心，但是幾年來，我已學會欣賞其中的音樂。賣米小販的叫賣聲較尖銳，賣醋的較低沉，而磨刀的祭出打擊樂器，不斷以金屬板製造喀噠聲。這些聲響具有撫慰人心的效果，讓我想到即使足不出戶，生活儘管失衡，但仍然可以持續。我依然會有烹飪油、醬油，以及當令的蔬菜和水果。冬天到了，我可以買一串串的大蒜。一個賣衛生紙的小販天天踩著三輪車經過，而煤也不缺，偶爾我也可以吃吃冰糖葫蘆。
我甚至可從收破爛的那兒賺幾塊錢。在平日，每隔半小時就有一個收破爛的踩著平板三輪車經過，要買紙箱、紙、保麗龍，以及破損的家用電器。他們按公斤買舊書，按平方英寸買壞掉的電視。電器可以修理或拆成零件，而紙和塑膠會賣給回收中心，賺取薄利，賺取微不足道的利潤。不久前，我把一些沒用的家當堆在公寓門口，然後邀請每一位經過的收破爛的進來，看看這些東西可以賣多少錢。結果我的一疊舊雜誌賣了六毛二，一條燒壞的電腦線賣了五分，兩盞破損的臺燈共賣了七分，一雙破皮鞋賣了一毛二，兩個壞掉的掌上型電腦（Palm Pilots）賣了兩塊三毛七。我一直在寫一本書，而我把修改過的這本書的手稿賣給一個收破爛的，他秤了重，然後給我一毛五。
四月底的一天，我坐在書桌旁，忽然聽到有人叫喊著：「長——頭——髮！長——頭——髮！」那是一種新的吆喝聲，於是我去到胡同查看究竟，而我發現一個男人已經將三輪車停在那兒。那人來自河南，他為那地方一間生產假髮和接髮（hair extensions）的工廠工作。我向他打聽生意，而他將手伸入一只粗麻袋，然後取出一條長長的黑色馬尾。他說那是他以相當於十塊美金的價錢，向另一個胡同居民買來的。他來北京是因為天氣暖了，是剪頭髮的時候了，而他希望回河南之前，能夠買到一百磅重的好頭髮。他說最後，大多數的頭髮都外銷到美國或日本。
我們交談時，一名婦人匆匆自隔壁房子出來，手裡拿著紫色絲帕包裹的東西。她小心翼翼打開絲帕，裡頭有兩束厚厚的頭髮。
「我閨女的頭髮，」她說，並解釋那是她女兒上回剪髮時，她留下來的。
絲帕裡的每一束馬尾約有八英寸長，而那人拿起一束，讓它懸在那兒，像釣線上的魚。他眯起眼睛評估一番，然後說：「太短了。」
「什麼意思？」
「對我沒用處，」他說：「得長些才行。」
婦人嘗試和他商量，但沒用，最後就拿著頭髮回家了。當那人離開時，他的吆喝聲在胡同迴響：「長——頭——髮！長——頭——髮！」

我搬入「小菊兒」後不久，北京加速展開申辦二〇〇八年奧運會的活動，而奧運光環的蛛絲馬跡開始顯現在胡同。為了推廣體育活動，並改善北京市民的健康，政府建造了數百個戶外健身處。上了漆的鋼鐵設施出自政府的一番好意，但顯得十分怪異，彷彿設計者匆匆朝一間健身房瞄一眼，然後憑記憶設計出那些東西。在健身處，市民可以以手轉動巨輪，可以推動沒有阻力的大槓桿，或蕩搖錘，像公園的孩子。在大北京地區，這類健身處隨處可見，甚至長城邊的小農村也有它們的蹤跡，在那兒，這類設施讓農民可以選擇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天辛辛苦苦花十二小時採收胡桃後，他們可以藉著不斷轉動巨大的黃色輪子來維持健康。
然而，沒有人比胡同居民更加感激這類健身設施。健身器材散佈在舊城區，塞入狹窄的胡同裡。黎明和黃昏，它們尤其忙碌，老人群聚閒聊，並蕩幾圈搖錘。在溫暖的夜晚，男人悠閒地坐在器材上吞雲吐霧。胡同裡最主要的消遣，就是和左鄰右舍在街巷閒蕩，而健身站正是提供這種消遣的好地方。
二〇〇〇年年末，全北京市一項奧運前的運動，就是改善衛生設施，為此，政府在菊兒胡同入口興建公廁。這項改變十分戲劇化，就彷彿一道亮光，從奧林帕斯山直接臨照胡同，促成了一間了不起的建築物的誕生。這間建築物有自來水、紅外線自動沖水馬桶，以及中文、英文和點字告示牌，此外，它的灰色屋瓦讓人想起傳統的胡同建築。公廁的不銹鋼板列著詳盡的使用規則，例如：「3：每一位使用者可以使用一張免費普通草紙（長八十釐米，寬十釐米）。」一對夫妻住在一間小房間裡，他們是公廁的全職管理員。政府明白，沒有一位自重的北京市民願意在公廁工作，所以他們特地從內地招來許多對夫妻。這些人多半來自貧窮的安徽省，而工作分配的原則十分合理：丈夫打掃男廁，妻子打掃女廁。
菊兒胡同的這對夫妻也把他們的幼兒帶來了，而他就在公廁前開始學走路。這種場景出現在首都各地，或許有一天，這些孩子會變成北京版的「午夜之子」。一個世代的學步幼兒在公廁長大，奧運後十年，他們將成年，並為祖國貢獻衛生上的光榮成就。在這期間，菊兒胡同的居民盡情利用新公廁前受到細心呵護的公共空間。當地修理自行車的老楊在那兒存放工具，以及多出來的自行車。秋天時，包心菜小販就睡在廁所旁的那塊草地上。隔壁煙店的老闆王兆新在廁所入口旁放了幾張破沙發，還有人帶來棋盤。然後，折疊椅出現了，擺滿啤酒杯的木頭櫥櫃也擺在那兒了。
過了一段時間，由於這地方堆滿傢俱，而許多人每晚來報到，因此，王兆新宣佈「W.C.俱樂部」成立了，而且人人都可加入，雖然誰來當主席或政治局委員仍有爭議。由於我是外國人，我加入「少年先鋒隊」的層級。週末夜晚，俱樂部在廁所前舉行烤肉，王兆新供應香煙、啤酒和白酒，而新華社的司機曹先生把報紙上的新聞拿來品頭論足一番。燒炭烤架由一位姓楚的殘障人士照料，由於行動不便，此人取得駕駛小型機動車的許可證，因此，他可以輕易穿過胡同，將羊肉串運來。二〇〇二年夏天，中國男子足球隊打破紀錄，首次踢進世界盃，所以W.C.俱樂部弄來一部電視，將插頭插入廁所，然後毫不留情地把他們的國家隊嘲弄一番，因為在世界盃期間，他們沒有踢進一球。
王兆新婉拒主席頭銜，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最佳人選，因為在這裡，就屬他經歷最多社區的變化。一九五一年，即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後兩年，他的父母搬進菊兒胡同。當時，北京十五世紀初期的佈局依舊完好如初，在世界主要的首都中，這座幾乎未受現代化或戰爭波及的古老城市顯得獨樹一幟。
北京曾有一千多間廟宇和寺院，但幾乎全被共產黨解散，或改作其他用途。在菊兒胡同，和尚被趕出一間叫圓通寺的喇嘛廟，然後，許多家庭搬入廟裡，包括王兆新的父母。在此期間，共產黨鼓勵其他無產階級成員佔領富人宅第。早先，這類私人胡同住宅建造在寬敞的露天庭院周圍，但是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這些院落多半擠滿簡陋棚屋，或臨時搭建的建築物。先前一個家族居住的四合院，可能變成二十幾個家庭的住處，而北京人口因為不斷有新來者湧入而持續膨脹。接下來的二十年，北京重要的城門多半遭到共產黨拆毀，氣派的城牆（某些地方高達四十英尺）也是如此。一九六六年，王兆新還是一個六歲大的小學生，卻已加入兒童自願工作隊，而這個工作隊協助拆毀一部分離菊兒胡同不遠的明朝城牆。一九六九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政府為了興建地鐵站，而拆除附近的安定門。到了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過世時，老北京大約有五分之一已被摧毀殆盡。
一九八七年，王兆新的弟弟在北京麵廠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然而不到幾個月，這個十八歲的年輕人就被和麵機絞斷了右臂。之前不久，王兆新已決定投入零售業，希望在新的市場經濟中，躋身成功行列。弟弟出事後，當他選擇商品，他必須考量弟弟的殘廢。他認為水果和蔬菜太重，而賣衣服得用兩手幫忙顧客看看衣服是否合身，也得用兩手折衣服。但是，香煙很輕，所以王氏兄弟選擇賣香煙。
一九九〇年代和二〇〇〇年代初期，當王氏兄弟在菊兒胡同賣香煙，房地產開發商賣掉了大部份的老北京。城市受到保護的地區寥寥可數，而部分原因就是地方政府部門從房地產開發中吃到甜頭。每當一條胡同的命運被決定了，其上的建築物就會貼上一個加了圓圈的偌大「拆」字，就像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在塗鴉中塗上英文字母A一樣。
當房地產開發商橫行北京,這個字變成一種驅邪物——北京的藝術家拿它的形狀進行引人發噱的創造，而北京居民開起「拆」的玩笑。在W.C.俱樂部，王兆新曾說：「我們住在『拆』那兒。」這句話的最後三個字聽起來像中國的英文China。
和我認識的許多北京市民一樣，王兆新務實、脾氣好、不濫情，而他的慷慨眾所皆知，左鄰右舍都叫他「王老善」。W.C.俱樂部舉行烤肉時，他總是大方付出，也總是最後離開。他曾說，政府遲早要繼續拆這兒的房子，但他不會滿腦子想著未來。在「『拆』那兒」住了四十多年讓他明白一件事：沒有一樣東西是持久的。

W.C俱樂部靠近胡同口，而胡同的盡頭連接交道口南街。這條大街上，街車、公車往來頻繁，而最近的十字路口有一個龐大的新公寓住宅區，也有兩間超市，以及一間麥當勞。交道口是一條分界線：走入這條街，你進入了現代城市。
胡同的大多數上班族天天跨越這條分界線，並經過老楊的自行車修理鋪。老楊將打氣筒和工具箱擺在奧運公廁旁，而在胡同裡，最佳的聯絡網莫過於自行車和廁所的結合。老楊認識每一個人，偶爾，他會替街坊鄰居傳話給我。有一次，他替一位一直在找我的外國人拿名片給我。還有一次，他告訴我，當地媒人想要幫我做媒。
「大學畢業，身高一米六三，」他三言兩語地說，因為他知道的詳情就是這些。對於中國女人而言，一米六是一個魔術數字，在招聘欄和徵婚廣告，你經常可以看到這個相當於五英尺三的數字。我告訴老楊，我感謝他告知這件事，但我現在不想和人交往。
「為什麼？你還沒結婚。」
「哎呀，不急。在美國，我們都比較晚婚。」
我正要走開時，他告訴我，他已經把我的電話號碼給那位媒人了。
「你為什麼給她？」我說：「你得告訴她，我沒興趣。」
老楊六十幾歲，身材高大，表情嚴肅，理光頭。當我嘗試拒絕他的提議，他的表情又比平常嚴肅些。他告訴我，太晚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如果我不去，他會很沒面子。因此，那個星期，媒人打四次電話給我。她說她叫彭老師，並說她已經安排好了,我可以在週六下午和一個女孩見面。我和彭老師的見面地點是在胡同界線外，即交道口麥當勞的入口。那位女孩幾分鐘後就會抵達，但是，彭老師想要先說明一件事。
在麥當勞樓上找到座位後，她說：「這次見面是地下的。」
「為什麼？」
「這不是政府批准的，我們不許和外國人合作。」
「為什麼？」
「政府不讓我們這麼做，」她說：「他們擔心外國人會把中國女人騙得團團轉。」
我們暫時陷入沉默，接下來，談話可以朝任何有趣的方向發展，但是,彭老師似乎習慣打破尷尬的沉默。「當然，我不擔心你，」她說得很快，而且笑容可掬。「老楊說，你是個好人。」
彭老師大約四十五歲，也許因為太常笑（中國人很少這樣），她眼睛周圍的皮膚佈滿了皺紋。她其實不是老師，那只是當地人對媒人的稱呼。在中國的鄉下和小城，職業媒人仍然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北京這樣的地方，他們就不這麼重要了。儘管如此，偶爾我還是會看到他們的廣告，在老城區更是如此。彭老師在菊兒胡同有一間取得政府核准的婚介所。
在麥當勞，我向彭老師問起她的收費，而她說,見面費用通常是兩百元。
「但是，和外國人見面的收費較高，」她說：「五百，一千，甚至兩千。」
我盡可能委婉地問她，如果一切順利，她今日的客戶得為我花多少錢？
「一千。」那是一百二十多塊美金。即使其他外國人的價格是這個數目的兩倍，我仍然因為自己比最低價格多出一倍，而感到些許安慰。
「她得為今日和我見面花錢嗎？」我問。
「不用。你們在一起了，她才得付錢。」
「你是指結婚？」
「不是，我是指繼續約會。」
「約會幾次？」
「看情況。」
她不願給我一個數字，而我繼續問她問題，想要明白整件事如何運作。最後，她屈身向前，並說：「你希望儘快結婚，還是只想找個女人做伴？」
這讓我大傷腦筋,因為我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單身漢，而我第一次約會,就得回答這個問題。我能說什麼？我不想讓修理自行車的老楊失面子，所以我結結巴巴地說：「我真的不知道，但我想確定她不必為了今日和我見面而花錢。」
彭老師再度露出微笑，並說：「你不必擔心這個。」

當我搬到這個社區，我把麥當勞視為眼中釘，視為一大威脅，因為它是經濟繁榮的標誌，而正是因為經濟繁榮，大半個老北京才面臨拆除命運。然而，過了一段時間，胡同的生活讓我以一種新眼光來看待這家連鎖店。舉例來說，你不一定得吃速食，才能得到麥當勞提供的種種好處。在交道口的這間麥當勞，常常可見人們坐在那兒，卻沒有點餐。許多人都在看書看報，而在下午，學童在那兒寫作業。我看過附近商店的經理靜靜坐在那兒結算賬目。此外，不論早晚，總是有人在那兒睡覺。麥當勞是胡同生活的反面——好的反面和壞的反面。這兒不但冬暖夏涼，也有洗手間。
而且沒有人向你問長問短。在中國餐廳，服務生老是纏著你，但是速食店的員工不會打擾你。有幾次，一些異議分子要我和他們在麥當勞或肯德基碰面，因為那些地方很安全。因此，當彭老師告訴我，我們這一次見面是「地下的」，我明白她為什麼選擇麥當勞。
顯然別人所見略同。一對男女坐在窗邊，緊緊靠在一起，並竊竊私語。在另一張桌子，兩個衣著入時的女孩似乎正在等男朋友。從彭老師的左肩望過去，我注意到一對男女似乎遇到了麻煩。那女孩大約二十五歲，而那男人看來年紀較大，有四十幾歲。兩人的臉都不自然地泛紅，許多中國人喝了酒，就會變成這個樣子。他們默默坐著，眼睛瞪著對方，而一旁的麥當勞遊樂場空無一人。彭老師的呼叫器響了。
「是她，」她說，並要求借我的手機。
「我在麥當勞，」她對著手機說：「那個義大利人已經在這兒了，快點來。」
彭老師講完電話後，我試著說一些話，但她連珠炮般說個不停：「她在中學教音樂，」她說：「人很好，否則我就不會介紹給你。好，聽著，她二十四歲，長得很漂亮，身高一米六四，受過良好教育，很苗條。我希望這不是問題——她不像你們義大利女人那樣肉感。」
有太多問題等待我釐清，例如我的約會對象似乎一直在長高。但是，我來不及開口，彭老師就繼續喋喋不休：「好，聽著，你有一份好工作，也會說普通話，而且你當過老師，所以你們有共同點。」
最後，她停下來喘口氣，而我說：「我不是義大利人。」
「什麼？」
「我是美國人，不是義大利人。」
「那麼為什麼老楊說你是義大利人？」
「我不知道，」我說：「我奶奶是義大利人，但我想老楊不會知道這個。」
這時候，彭老師一臉茫然。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我開始解釋，但接下來，我決定住口。
她恢復鎮定，帶著微笑說：「沒問題，美國這個國家很好，你是美國人，沒問題。」

那位女孩戴著耳機來到麥當勞，她那件時髦的外套印著手寫體日文，另外，她也穿一條緊身牛仔褲，而她的頭髮染成了深棕色。彭老師介紹我們，且最後一次皺起眼睛，然後就老練地告退了。那女孩慢吞吞一次取下一邊耳機，然後把CD唱機放在我們之間的桌上。她看起來很年輕。
我說：「你在聽什麼？」
「王菲，一個流行歌手和演員。」
「好聽嗎？」
「還不錯。」
我問她要不要吃點什麼，但她搖搖頭，而我尊重她的決定，為什麼讓吃東西糟踏我們在麥當勞的約會？她告訴我，她和父母住在鐘樓附近的一條胡同，而她任教的學校就在附近。她談話時，我朝她背後那一對喝醉的男女瞥一眼。現在，他們不管對方了，那女孩氣沖沖地翻報紙。
這位音樂老師說：「你住在附近嗎？」
「我住在菊兒胡同。」
「我不知道那兒有外國人，」她說：「你房租多少？」
我告訴她，畢竟這裡是中國。
「太貴了，」她說：「你為什麼給這麼多錢？」
「我不知道，我猜他們總是可以向外國人收多一點。」
「你是老師，對吧？」
我告訴她，我曾在四川省的一個小城教過英文。
「那一定很無聊，」她說：「你現在在哪兒工作？」
我說我是作家，在家工作。
「那一定更無聊，」她說：「如果我整天在家工作，我會發瘋。」
那對喝醉的男女開始大聲爭吵。突然之間，那女人站起來，揮舞報紙，朝那男人的腦袋打下去。然後，她轉身，橫衝直撞經過遊樂場，而那男人不發一語地交疊雙臂，將頭趴在桌上，然後睡覺。
那位音樂老師抬頭看我，並說:「你經常回你們義大利嗎？」

接下來的那一週，媒人打電話問我想不想見第二次面，但她沒有堅持。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個精明的女人。的確，她太精明了，所以她看得出，除了在麥當勞約會，她有更好的方法利用我的無知。下回我在胡同碰到她時，她問我是否有興趣投資卡拉OK廳。之後，我就儘量避開她的婚介所。
我問老楊為什麼搞錯我的國籍，而他聳聳肩說，我曾提到我的祖母來自義大利。我不記得告訴他這件事，但我學到一個寶貴的胡同教訓：千萬不要以為修理自行車的傢伙沒知識。

王老善有關「『拆』那兒」的預言應驗了。幾年來，他預言政府會來拆房子。二〇〇五年九月，政府終於判定他那棟公寓大樓必須拆除，而他不吭一聲就搬出去了。他已經賣掉煙店，因為利潤過低，而現在，沒有人會懷疑誰是真正的主席，因為他才離開胡同，W.C.俱樂部就樹倒猢猻散了。
那時候，老北京的四分之三已經遭到拆除，剩下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公園和紫禁城。過去幾年，不少人抗議這種破壞，並打官司，而這類爭論往往只是局部性的：居民抱怨因為政府腐敗，他們得到的補償減少了，而他們也不喜歡遷往太遠的郊區。然而，北京人很少針對北京城面臨的整體問題表達關注。很少人談到建築物的保存，也許這是因為中國人的過去觀和建築物沒有什麼關聯，這一點和西方不同。中國人很少拿石頭來蓋房子，所以過去幾個世紀，他們每隔一段時間，就得換掉容易腐朽的建材。
胡同的本質主要在於精神，而不在於建築物。重要的不是磚塊、屋瓦和木頭，而是居民和環境互動的方式，而這個環境一直在改變，製造了王老善這類務實、足智多謀、能屈能伸的居民。這樣的人沒有理由因為現代化的第一次入侵而受到威脅；恰恰相反，這種情況往往能夠激發胡同精神，因為居民總是立即找到創意十足的方式，將麥當勞或奧運公廁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當入侵變成全面破壞時，這種韌性也可能讓人變得消極，而這就是老北京的一個諷刺：最迷人的胡同特質，反而促成了胡同的毀滅。
二〇〇五年，北京政府終於制定新計畫，來保護仍然殘留在商業區北部和西部的幾個零散的舊區，包括菊兒胡同。異於以往，這些胡同不會放在市場上供房地產開發商隨意大興土木。政府宣佈的優先事項是「保存老城風貌」，而政府也設立一個十人諮詢委員會，遇到重大計畫，就會徵求他們的意見。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包括建築師、考古學家，以及城市規劃專家，其中部分委員曾公開批評政府大肆破壞北京城。一位委員告訴我，基本上，這些措施來得太晚了，但是這項新計畫至少應該保存少數倖存胡同的基本佈局。然而，在這個佈局內，改建破敗的地區已經勢在必行——胡同已經變得十分珍貴，所以現在，它們在新的經濟體系中獲得了認可。
我居住的這個社區變化之快令人眼花繚亂。二〇〇四年，酒吧、咖啡館和服飾店開始湧入南鑼鼓巷。這條巷弄是一條安靜的街，和菊兒胡同交叉。如果有人提出好價錢，當地人樂意放棄自己的家，而這裡的商店保持傳統建築風格，但也讓老城區顯得更加高級和世故。現在，如果我只能在這個社區活動，我可以使用無線上網，可以買到民間手工藝品，也可以買到你想得到的各種混合飲料。這條胡同有美甲店，也有紋身館。街頭小販和收破爛的仍然十分活躍，但已經有一群群帶領遊客參觀胡同的三輪車夫加入他們的行列，而大多數的遊客都是中國人。
最近一個週末，王老善回來看我，而我們一起走過菊兒胡同。他讓我看看他出生的地方。「我們就住在那兒，」他說，並指著菊兒園飯店的現代四合院。「以前那是寺廟。我父母搬進來時，廟裡還住著一位喇嘛。」
我們繼續朝東行進，經過一扇懸在胡同高牆、高出街道三英尺的古老紅門。「以前那兒有樓梯，」他解釋：「我小時候，那是大使館。」
十九世紀，這座四合院曾歸一位滿族貴族所有。一九四〇年代，蔣介石把它當成北京辦公室。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後，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元老董必武接收這地方。一九六〇年代，這座四合院成為南斯拉夫大使館。如今，由於滿族人、國民黨、共產黨和南斯拉夫人都離去了，所以這座四合院恰如其分地被稱為「友誼賓館」。
這就是胡同因緣——地方不斷地改頭換面，權貴總有倒下的一天。幾條街以外，清朝末代皇帝的婉容皇后的娘家，已變成糖尿病診所。而在菊兒胡同，權傾一時的清朝將領榮祿的美麗西式宅第一度變成阿富汗大使館，然後又變成今日的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一幅巨大的米老鼠畫像就掛在門上。
王老善經過奧運公廁（他說：「不像我在時那麼雜亂了。」），然後，我們來到他自一九六九年以來居住的那棟三層樓房，那棟難以形容的樓房。那不是一棟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因此，政府批准將它拆除，裡頭的電和暖氣已被切斷。我們爬到樓上，進入一條廢棄的走廊。「那是我剛結婚時所住的房間，」他說，並在一扇門前停下來。「那是一九八七年。」
那一年，他的弟弟失去一條胳臂。我們繼續沿著走廊行進，來到一間公寓，王老善和妻子、女兒、父親及弟弟最近就住在那兒。牆上依然貼著她女兒的畫，包括一張馬的素描，此外還有英文字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這是放電視的地方，」他說：「這是我父親睡覺的地方，我弟弟睡那兒。」
搬出去後，這一家人就分散了。現在，他的父親和弟弟住在北邊的一條胡同，而他和妻女暫時住在一位離家的親戚家。政府給王老善一棟破舊建築物的一小部分，作為拆掉他的公寓的補償。那棟建築物位於鼓樓附近，他希望春天時，能夠將它整修一番。
來到外面時，我問他在胡同住了將近半個世紀，會不會捨不得離開。他想了想，然後說：「你知道，我住在這裡時，發生了不少事，也許傷心事還比開心事多呢！」
我們往西走出胡同，途中，我們經過北京千禧商貿有限公司的廣告。那一天回家時，我看到一排三輪車載著中國遊客，他們裹著厚厚的禦寒冬衣，手裡拎著相機，穿梭於古老的街道。

胡同因緣

過去五年，我住在北京商業區一條小胡同的一棟公寓樓房裡，那地方位於紫禁城以北約一英里。我居住的這條胡同沒有正式名稱，始於西，經過三個九十度轉彎，然後朝南而去。從地圖上看來，它的形狀奇特，有點像問號，或半個佛教的萬字符號，而它還有一個特點：位於老北京少數倖存區域的其中一個區域。和今日中國所有的城市一樣，首都北京瞬息萬變，因此，為了跟上發展的腳步，當地最大的地圖出版社每隔三個月，就得更新一次北京地圖。然而幾百年來，我居住的這個社區的佈局大致沒變。第一張詳盡的北京地圖於一七五〇年完成，正值偉大...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偶爾我父親會帶著孩子們一起到各處進行訪談。他是密蘇里大學的醫療社會學家,因為工作的緣故,他必須去到一些我和我的姐妹覺得十分不尋常的地方,例如監獄、精神病院，以及鄉村衛生所。有一回，他遇見一位住在馬克吐溫國家森林的大家族的後代。這座森林位於歐扎克斯高原深處，眾所周知，過去在這個地區，這個家族以粗暴的手腕控制著周圍的村莊。這位老頭子叫以利亞，訪談期間，他坐在一扇敞開的窗戶旁，並且將一把0.22口徑來福槍擱在膝上，防著松鼠闖入他們的談話。他老人家高齡八十，當我父親問他，當地是否有毒品問題，他一臉嚴肅地點頭說：「沒錯，我們確實有這個問題。這裡沒有藥房，如果我們需要什麼，就得大老遠開車去到沙冷。」（譯注：以利亞不明白作者父親所說的drug是指「毒品」，而不是「藥物。」）
以利亞提到不久前，他的喉嚨痛得連當地生產的西瓜都難以下嚥。最後，他去鄰近城鎮看一位獸醫，後者迅速將他檢查一遍，然後診斷出他長了息肉。以利亞要求這位獸醫把息肉割掉。
「抱歉，我不是醫生，」獸醫說：「我不能這麼做。」
「哼，也許你不能，也許你能，」以利亞說。
而事情就是這個樣子。以利亞沒有說明接下來發生的事，也許他並沒有直截了當地威脅那位獸醫，也許他一直等到動了手術才離開獸醫診所。
我父親總是深深被他的訪談對象所吸引。當然，他喜歡和怪人及瘋子交談，但是對於沉默寡言者，對於按部就班、規規矩矩地過著日常生活的人，他也有著莫大的興趣。在他和我母親看來，密蘇里就像個異國，因為他們兩人都在洛杉磯長大，從來沒有料到會在美國中西部度過大半輩子。但是，他們把密蘇里當成家；多年來，我父親一直在研究鄉間社區的保健問題，而我母親是一位歷史學家，曾寫過一篇有關密蘇里州猶太移民的論文。
我父親和任何人都談得來。如果一個工人來到我家，到了工作結束時，我父親對他一生的遭遇已經摸得一清二楚。有一回，一位水管工人來修理我們家的浴室，他和我父親相處得十分融洽，所以直至今日，他們仍然常常一起前往北密蘇里獵鹿。在我小時候，如果我和我父親碰巧坐在公車站或旅館大廳，而且無事可做，他會挑出一個人，然後問我是否注意到他有哪些特質。他會問我，這個人的衣著和舉止有什麼有趣的地方？他是做什麼的？以及他為什麼在這兒？
他讀研究所時，從一位老師那兒耳濡目染學到了這種嗜好。這位老師是一名社會學家，名叫彼得‧鈕，在上海長大，然後到美國讀大學。在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取得中國政權後，他留在美國。他是我父親在匹茲堡大學的老師，之後有幾年，他們一起在波士頓的塔夫斯工作。彼得相信我的名字取自他的名字，這不完全正確，因為我父母也有其他叫彼得的親戚和朋友。然而，這也並非完全不是事實,所以我父母並沒有叫他不要自鳴得意。在我小時候，他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人物。他身高超過六英尺，有寬闊的肩膀和一個大肚皮，而他的頭大而禿，臉則和月餅一樣圓。除了喜歡觀察別人，他也培養出一種技巧，一種被他稱為「創造性笨手笨腳」的技巧。如果彼得想要達成某種目標，例如安撫一位交通警察，或在擁擠的餐廳占到一張桌子，他會突然變成外國人，而別人總是想盡辦法為這位不知所措、結結巴巴的中國人解決問題，免得麻煩擴大。彼得有一個低沉、宏亮的嗓門，也喜歡說故事。和我父親一樣，他十分健談，也善於觀察，這兩種特色的結合是十分罕見的。此外，他也擁有一種流亡者的本事，一種不論身在何處，都能夠隨遇而安的本事。那就是我小時候對中國人的最初印象，我以為他們個個都是人高馬大，散發魅力。每當我聽見「上海」二字，我就想到一座巨人城。
多年後，当我住在中國，我才明白彼得‧孔明‧鈕是多麼不尋常。這不是單單指他的身量，也指他的言談及觀察別人的方式。對於陌生人或外來者，中國人多半抱持謹慎的態度，因為他們沒有一種關心其他社會的強烈社會學或人類學傳統。在我的經驗中，中國人並非天生的說故事高手，而且他們往往十分謙虛，不喜歡成為注意焦點。在我展開記者生涯後，我學會耐心，因為讓一個中國人傾心吐意往往需要幾個月或幾年的工夫。我記得我父親的方式：如果你想要真正瞭解一個人，你不能覺得厭煩，或失去耐心，而日常瑣事和不尋常的事一樣重要。在中國，有許多時候，外國人確實需要某種「創造性的笨手笨腳」。

儘管早期受到這些影響，我並沒有打算成為住在中國的作家，因為除了彼得‧鈕，我和中國沒有任何關聯，而在大學時期，我也沒有修過任何有關亞洲的課。我的父母不會去引導孩子的生涯規劃，而我父親之所以帶我和我的姐妹出去進行訪談，並不是因為他希望我們追隨他的腳步，而是因為他相信一件事：如果你偶爾走出自己的世界，生命會更加充滿趣味。我父母鼓勵我的每一位姐妹追求自己的興趣，我兩個都嫁給警察的姐姐，其中一位是老師，和我母親一樣，另一位則在書店工作，而我的妹妹則是一位沉積地質學家。
有許多年，我盼望成為小說家。對我而言，小說家似乎比記者更加崇高。我喜歡偉大小說使用的語言，也喜歡說故事者的語調。大學時期，我主修文學創作，專攻短篇小說，但是大三結束時，我上了約翰‧麥菲（John McPhee）所教導的非虛構寫作研討班。在我的老師當中，就屬他最嚴苛。他以左撇子的緊密筆跡，在我的作業邊緣密密麻麻寫滿了評語。在一個差勁的句子旁，他寫道：「朽木不可雕也！沒救了!」當我在一個短句裡堆滿形容詞和子句，他的回應是：「從嘴裡拿掉幾顆石子，說得乾淨俐落些。」在一篇描述人物的作品裡，我在短短兩個句子裡，四次使用描述對象的名字，所以麥菲寫道：「聽聽這個人的名字砰砰作響，像馬蹄鐵。做些變化！間或使用代名詞。」他也可能直言不諱：「反覆講這東西令人厭煩。」或者他會寫道：「想耍聰明，但耍得很蹩腳。」
但他也在我的作業邊緣寫下許多讚美：「好」，「噢」，「這部分很不錯」。所以，我明白我有時寫得好，有時寫得糟，而最優秀的作家不一定最有天賦，而是能夠看出自己的缺點，並努力改善。研討班結束時，我明白非小說寫作可能和寫小說一樣勞心費力。隨著時間的流逝，我感覺到對我而言，小說家的寫法過於著重內心世界，而我又生性害羞。我想要那種將我逼出去的工作，我認為我必須和其他人、其他世界接觸。這種直覺激發了我報名參加和平工作團，而這個組織差遣我到中國。但是，去中國幾乎是一件偶然的事。我只知道如果我想成為作家，我就應該離鄉背井。
本書收錄的文章寫於二〇〇〇年至二〇一二年。第一篇文章是我在三十歲那年寫成的，而接下來的十年，我的生命經歷種種變化。有幾年，我單身，然後我結婚了，最後（而且是忽然之間），我的妻子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而我也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我住在三個國家的十二個住處裡。此外，有一些作品是在旅館房間完成的。
但是，這段時間讓我明白一件事：寫作可能是一種精神支柱。不管去到哪裡，我都有這種感覺，而我從小就認識報導的基本要素——好奇心、耐心，以及樂意和不一樣的人建立關係。在國外住了許久，並且花許多時間學習另一種語言後，我嘗試結合本地人和外人的觀點。這些文章中，有許多來自我居住了十多年的中國，有些則來自美國，以及日本和尼泊爾。〈去西方〉探索當半個外國人的感覺，但其實這是一篇有關回到美國的文章。
我經常描寫同樣不斷遷移的人物，我發現自己深深被那些不斷在尋求和逃避的移民及移居者所吸引，我喜歡那些覺得自己和環境有點格格不入的人物。有些人不斷在改變，有些人夢想著返鄉，還有一些人以各種方式展現「創造性的笨手笨腳」。然而，和這些人交談都很有趣，因為他們學會了以外人眼光來看自己的環境。
這些文章並非按照發生的次序編排，此外，只有幾篇文章涉及歷史事件，例如三峽大壩開始蓄水、北京舉行奧運，以及共產中國第一次有一位國家領導人和平退休。我依照個人理由編排文章的順序，因為我喜歡將石彬倫（David Spindler）放在拉吉夫‧哥亞（Rajeev Goyal）旁邊，而且我認為巫山居民可能想對矛盾鎮（Paradox）的居民說几句話。這些文章幾乎都先在《紐約客》發表，但是收錄在本書時，往往已經過大量修改。這段期間，《紐約客》是我的另一個精神支柱。我很幸運能夠得到優秀的編輯及事實查證者的協助，但我尤其感激《紐約客》願意接納各種主題和敍述方式。在外面的大世界，外國報導的範疇十分狹隘，令人喪氣，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的氛圍中尤其是如此。有時候，報導主題似乎只有兩種：我們應該畏懼的人，以及我們應該憐憫的人。但是當我住在國外，我遇到的人都不屬於這些類型。
《紐約客》容許我以自己的敘訴方式描述這些人物，這一點幫了我一個大忙。駐外記者的一個挑戰，就是明白在什麼程度上，將自己納入報導中。如果一篇報導過度圍繞著自己打轉，那就變成一種旅遊日記，而近來，一般趨勢是降低作者的存在，甚至讓作者變成隱形。這是報紙的標準態度，且被視為維持焦點和公正的唯一方式。然而，這種方式可能讓主題顯得更加遙遠和陌生。當我描寫人物，我想要描寫我們之間如何互動，我想要描寫哪些事物是我們可以分享的，以及哪些事物讓我們分道揚鑣。有時候，中國人因為我是外國人，而以某種方式回應我，而讓讀者明白這一點似乎很重要。然而最主要的是，我想要傳達住在北京胡同時，或者在中國的道路開車時，或者搬到科羅拉多州一座小鎮時，我的真實感覺是什麼。非小說的樂趣就是搜索說故事和報導之間的平衡點，找出一個能夠兼顧暢所欲言和觀察入微的方式。
但是，該說的都說了，就到此為止吧！因為如今，中國和科羅拉多對我而言一樣遙遠。我已經搬到另一個國家，必須學習一種新語言。有時候，我覺得難以招架，但有時候，我卻覺得十分熟悉。

二〇一二年九月於埃及開羅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偶爾我父親會帶著孩子們一起到各處進行訪談。他是密蘇里大學的醫療社會學家,因為工作的緣故,他必須去到一些我和我的姐妹覺得十分不尋常的地方,例如監獄、精神病院，以及鄉村衛生所。有一回，他遇見一位住在馬克吐溫國家森林的大家族的後代。這座森林位於歐扎克斯高原深處，眾所周知，過去在這個地區，這個家族以粗暴的手腕控制著周圍的村莊。這位老頭子叫以利亞，訪談期間，他坐在一扇敞開的窗戶旁，並且將一把0.22口徑來福槍擱在膝上，防著松鼠闖入他們的談話。他老人家高齡八十，當我父親問他，當地是否有毒品問題...

前言

野味
胡同因緣
長城尋訪
齷齪的遊戲
海灘高峰會
大城女孩
沉入水中
鈾礦工的寡婦
奇石
恕我直言
長大要做什麼？
我的四次汽車事故
國內國外
地主隊
汽車城
中國巴比松畫派
回到西方
唐恩醫生

前言

野味
胡同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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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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