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黎錦揚，湖南湘潭人，一九一七年生，旅美著名作家，耶魯大學戲劇碩士，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英文小說《花鼓歌》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榜，被改編成百老匯音樂劇和電影。後應邀在台灣聯合報發表中文小說《旗袍姑娘》，一生寫作不輟，著有小說及散文集多種，是旅美國華裔文壇的前輩。
黎家的點點滴滴
黎錦揚
黎家四代單傳，我祖父和父親都是獨子，天命不許黎家絕種，我母親一生就是十二位，八男四女，我最小又是「老來子」，為父親所寵，長大變「頑童」。
我們兄弟姐妹都隨大哥黎錦熙北上，父親是Gentleman farmer，是個小地主，收租吃飯。他天天寫字讀書，齊白石是我家木匠，成名後搬北京賣畫。我幼年在北京時，每週要同父親到他家大吃一頓，他年輕太太做一手好菜，臨別時，齊老先生總是塞一個大紅包給我，裡面是兩個「袁大頭」。
我大哥在長沙教過毛澤東的書，文化革命時，紅衛兵來了，大嫂馬上把毛澤東的書信擱在桌上，紅衛兵頭子一看，領隊鞠躬而退；文化革命時，只有大哥家沒有受過苦。
大哥錦熙做過北京師範大學的文學院長，與錢玄同、趙元任發明注音字母，提倡白話。當時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事，常來錦熙家。毛有菸癮，總望著大哥的菸盒子吞口水，錦熙借故出室，讓毛拿幾支，成為黎家笑話。毛給錦熙的書信，都已捐給政府做紀念。
我二哥黎錦暉，寫兒童歌劇與流行曲，名曲《桃花江》當時人人會唱。他 寫了《妹妹我愛妳》一曲，被人指為靡靡之音、文化的敗子。攻擊最兇的是左擁右抱的官僚與軍閥。
為提倡白話，錦暉組織了明月歌舞團，娶了「標準美人」徐來做太太，被湖南省長唐生智弟弟唐生明搶走。我初時在湖南，聽說有一位大少爺，在長沙開車亂跑，一次撞傷一個行人，勤務兵跳下車給被撞傷的人踢了一腳，大罵他媽的，連大少爺的汽車都沒看見。據說那個大少爺就是唐生明。
黎錦暉的「明月社」提倡平民音樂，歌星有王人美、黎莉莉、白虹、周璇、歐陽紅櫻、徐來、黎明健、姚敏、姚莉、龔秋霞等。錦暉的七弟錦光寫了膾炙人口的《夜來香》、《香格里拉》，被人譽為「流行歌王」。李香蘭唱《夜來香》成了名，後來當了日本國會議員，請錦光遊歷日本，以國賓相待。回國後到處挨罵，他回到一間斗室，中間掛一塊被單，一邊夫妻住，一邊女兒住。
黎錦暉被冠上「靡靡之音的祖師爺」，黎錦光是「黃色音樂」的推動者，但也有人說公道話，說黎氏愛國有見證，武漢政府請明月社慰軍演出，孫夫人宋慶齡女士提倡黎錦暉的《總理紀念歌》，一時人人會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二十年初，黎錦暉去上海任上海國專的校長時，女兒黎明暉就讀上海萬竹小學，她的同班同學有一位是蔣介石的大公子蔣經國。那時，錦暉拉小提琴，明暉唱「琴語」，有觀眾寫一句白話，交黎拉一曲，明暉就在黑板上用拼音譯成白話，與觀眾所寫的一字不差，蔣經國記住了。黎錦暉解散明月社之後，兩袖清風，到江西「平民教育促進會」去工作，有人來訪，自我介紹說：「聽說錦暉先生在這裏，我特來拜訪，我是蔣經國。」
黎錦暉在上海招考「中華歌舞社」新學員時，接見了一位錢姓客人，他帶來一個十二歲小孩，客人說他是錢壯飛，特帶女兒來試考，女兒名錢葵葵。後來錢葵葵在南洋演出時，黎收她為義女，改名黎莉莉。黎莉莉成名後，被稱「四大天王」之一，步入電影界，到美國進修，五十年代曾被聘為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主任。
莉莉父親錢壯飛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了共產黨，參加地下工作，後來又打進國民黨的情報局，當上了蔣介石「機要室」的秘書。不久有地下工作人員被捕，供出周恩來為首的一批中共人員的活動，錢在機要室看到情報，當機立斷，通知了周恩來。後來錢逃離了上海去蘇區，在長征途上遇難。錢壯飛的事蹟，被拍成電影《暗算》轟動一時，黎莉莉被稱為革命之女，周恩來設宴請她吃飯。酒後向她叩了一頭，說：「沒有妳父親救命之恩，我那會有今天！」
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原名思泳，原籍廣西，她喜歡文藝，瞞著家人去參加明月社。到演出時，黎錦暉收她為義女，改名黎明健。她和白虹和王人美成了明月社的台柱。黎明健的姐姐于立忱，好寫作，當了《大公報》駐東京記者。郭沫若在東京，已有日本太太，但才子愛美人，見到于立忱就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郭的婚外情使于立忱懷孕，但無法與郭結婚。一九三七年回國，深感失望，自盡身亡，留下遺囑，請妹妹黎明健繼承遺願，去找郭，愛郭，嫁郭。抗日戰爭爆發，郭回國，認識了黎明健，兩人一見如故，比翼雙飛，一九三八年她嫁了郭，又改名為于立群。成了有傳奇性的「才子佳人」。
周璇是一代巨星，生於常熟縣一個尼姑庵，被上海信徒周家收養，取名周小紅。十三歲時，父親食毒上癮，要將她賣到四馬路一妓院。鄰居章錦文，是黎錦暉的琴手，暗中將小紅帶到了明月社，請黎收留。小紅在兒童歌劇中演小鴨、小麻雀。「九一八」事變後，她主演了《野玫瑰》，一舉成名。她唱《民族之光》的歌詞「與敵人周旋在沙場上」，高歌激昂，引起觀眾的共鳴，掌聲如雷。黎錦暉後將周小紅改名為周璇。她一生灌了上百張唱片，演過四十部電影，成了歌壇銀幕上的「天后」。一九五○年周璇病故，黎是治喪會的主委，扶棺送葬。巨星殞落，永遠留在歌迷的記憶裏。
一九三四年上海舉行首屆歌星比賽，明月社的白虹參賽。白虹原名麗珠，蒙族人，生於北京，能自彈自唱，大賽中有萬人投票，白虹得9103票，獲得冠軍。後來她嫁了黎錦光，演過電影《人間仙子》，轟動東南亞。一九五○年春天，她來黎錦暉家哭訴，要與黎錦光離婚，因他與保姆有染。黎錦暉從不罵人，那天他大罵黎錦光不是東西。離婚後錦光要了那位保姆，生三男一女，都有藝術天才。我擔保了第三男黎玉到美國，他成家後移民到加拿大，當了設計師，替人設計藝術品，閒時以拉小提琴為樂，他的女兒成了鋼琴家。
我的四哥錦紓也參加過明月社，替錦暉管錢。後來他與鄧小平同其他兩位黨員到歐洲留學，在德國時費用未到，欠交房租，房東老太太宣稱三天不交就要請他們搬走。晚餐後鄧小平請大家把口袋中零用錢拿出，鄧一數說夠了，讓黎錦紓請房東老太太看電影。房東太太看完電影回來後笑嘻嘻的說，房租可以欠，明晚她請大家來吃她做的德國酸豬腳。有人說黎錦紓雖長得不錯，但有頭腦的還是鄧小平。
現在來說說我自己，我是老么，年邁九十五，努力寫英文自傳，暫名為《From black market to Broadway (從黑市到白老匯)》。我曾經說過，對於寫作，三成是基因，三成是努力，其餘都是運氣，但是我的運氣多過四成。
先談黑市，一九四一年日本攻緬甸，當時我在雲南邊疆土司衙門當英文秘書，土司說，你是漢人，趕快逃。我坐西南運輸公司車，一直逃到重慶。我大哥問我帶回來了什麼東西，我說Park pen（派克鋼筆）、打字機、吉打琴、西裝三套、錢元三百，都是土司所贈。他說夠了，命他的私人洋車拖我到重慶的黑市去賣。因政府鼓勵學生出國，特別優待，二十元國幣可以換美金一元，我在黑市得來的錢一大堆，換來的美金將近三千，可到美國再讀三年書，這是好運之一。
到了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比較文學。因語言關係我常在課室打瞌睡。中國電影公司總經理羅靜予來訪，他說不如到耶魯大學去學寫作，回國可以替他寫劇本。耶魯的寫作課天下聞名，因為文豪Eugene O’Neil在那裏畢業。
我在耶魯向教授Dr. Richard Eaton說，我的英文不夠好，恐怕不能與美國學生競爭。他說我不是學英文，是學寫舞台劇，我如果能寫出一本能演出的劇本就能畢業。三年後能畢業了，我的劇本演出後，有位美國太太給了我一張名片，她是紐約的文化經紀人，要我暑假到紐約去見她。我興奮不能睡覺，不到週末就去見她，還沒有落座她就撥冷水地說：「以後不要寫舞台劇！舞台劇沒有市場，美國從來沒有演過中國的舞台劇，你可以寫小說。」我接受了她的忠告，好運之二。
畢業後，按移民局規定，三個月內就要回國，有朋友說：「恭喜，讓移民局送你回國可省一筆旅費。」我到三藩市中國城一家報紙做記者，待移民局來趕，不到半年一位美國人來電話了，我說：「Officer, I am packed, depart me anytime.」對方說他不是移民局，他是「寫作雜誌社」(Writer’s Digest) 的主編。他說我參加了他們的短篇小說比賽，得了第一獎。我將獎金支票和獎狀到移民局去請求延期出國，不料我簽的是「永久居留」的申請書。當時中國城的牛肉麵兩毛五一碗，一篇三頁紙不到的小說，竟然解決了我的生活問題和居留權。好運之三。
我的第一本小說《花鼓歌》，據我的經紀人說，紐約的主要出版社都退稿了，還有一家Farrar Strause，架子大，編輯不看無名作者的稿，將稿送給「看稿人」去檢查，我的小說落在一位八十歲「看稿人」的病床上，老人無力寫一頁紙的短評，在 稿上寫了兩個字：「Read this!」就登天了。好運之四。
《花鼓歌》出版後，爬上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暢銷書榜。經紀人說登門的人很多，她替我選了兩位，一位是百老匯的製作人，願出US$3,000元購買舞台劇版權，另一位是好萊塢的獨立製片商，願出US$50,000元購買所有的版權。我買了兩瓶啤酒，在斗室內獨自慶祝。次日清晨，我被電話鈴驚醒了，經紀人說我選得好，她已經替我接受了三千元的現洋。我大概是喝得大醉，未選五萬卻選了三千。好運之五。
《花鼓歌》由Rodgers and Hammerstien改編成歌劇，一九五八年十月在波士頓首演，隨之去百老匯連演六百場，又到了倫敦出演了四百六十四場，後又由環球公司改編成電影，獲得奧斯卡五項提名，得了三個金像獎。二○○五年，由得「托尼獎」的劇作家黃哲倫再次改編，重上百老匯。好運之六。
當然，我寫自傳忘不了在重慶的好運，沒有重慶的黑市，我做夢也來不了美國。
原刊載於南加州《文苑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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