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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憂無慮的快樂童年
我對老家的回憶，隨著年紀漸增，很多細節已記不得那麼清楚了，但我永遠不會忘記童年時那種快樂的心情。人家常說，教育要趁早，因為孩子的記憶最深刻；的確，我到今天都還可以想起那年頭，我們一群孩子無憂無慮、歡笑唱歌的模樣。
我老家是個大大的聚落，有很多戶人家都住在紀家的大宅院裡。宅院前面有個很大的廣場做為曬稻埕以及家人乘涼聚會的所在；穿過一進一進的廳堂，還有其他較小的庭院錯落分布著。白天，大人們在田裡忙活計或是處理宅院裡的各種事務；晚上，女眷們就彼此門戶互通，聊先生、孩子，男人們則在廣場納涼、講笑話、搏感情。
說起我們宅院的廣場，還真的不小，一點兒也不輸給學校操場。我們的田地廣，養的牛也比較多，所以經常有牛被牽進來休息。而院埕的兩頭則各有一個魚池必須定期換水，每到換水時會將池水抽乾，我們就可以一窺池底的奧秘─布滿石頭與泥濘還有許多的土虱。叔叔們會在池邊抓土虱，每抓到一隻，孩子便在旁邊叫好，然而，當叔叔吆喝小孩一起下去抓魚，我卻不敢下去，因為我腳上穿著皮鞋。那年代大部分的小孩都是赤腳的，我卻是一出生就有鞋穿。
當時對我們小孩子來說，最好玩的樂園就是圍著我們宅院那一望無際的田園了。只要我們看得到的土地，都是紀家的，所以孩子們可以在稻浪裡瘋狂地玩，不用擔心踩壞別人家的田。
說起來，我那時候真的太幸福了，得天獨厚的我，家境比一般孩子好，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煩惱；直到我年紀漸長，才比較能感受原來大部分的孩子並無法像我一樣整天玩樂。他們大多沒有鞋穿，小小年紀就要幫忙家事，許多人連上學都沒辦法。
小學四年級以前，我都在大雅當孩子王。那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父親去台中市創業，家中沒人敢管我，讓我玩得更瘋。就算去學校念書，也是不做功課，一天到晚只想玩。我有四個叔叔，其中最小的叔叔，年紀沒很大，當時也才不到二十歲吧！我都叫他屘叔，他是主要負責照顧我的人。
那時我在校都不念書只想玩，老師家庭訪問時，對家中長輩數落我這樣不愛念書是不行的─一聽到進教室，動作慢吞吞，但一下課就衝得比誰都還要快。
聽了老師的指責後，屘叔很生氣地要我好好念書，不然就處罰我。我當下聽了，瞪大眼睛：處罰我？我可是家族的長女呢！誰敢處罰我？
看我如此冥頑不靈，屘叔氣得作勢拿起藤條說要打我，於是我拔腿就跑，一溜煙閃到田梗裡；才稍稍喘一口氣，一回頭，看到屘叔已經追上來了，嚇得我繼續跑。穿過稻浪，穿過菜園，不管怎麼跑，每次回頭都還是看到屘叔拿著藤條追在後面。當時我還真的嚇到了，我這千金之軀怎麼可以被處罰？一路跑啊……跑的，說實在，到了九十年後的今天，我也忘了後來怎麼樣了，應該還是屘叔放棄追我了吧？現在想想，那時候屘叔應該也只是作勢打我，不是真的要打，否則一個大人怎麼可能追不上一個小女孩？只是當年那段跑啊跑的記憶，如今回想起來，那種心情還是恍如昨日。

二二八夢魘
自從國民黨軍隊接收台灣後，整個社會變成一團亂。當時，我一個二十多歲女子晚上都不敢外出，就算白天也不敢在暗巷裡走，若有可能則盡量不出門，只往返於家中和學校。後來，我更辭掉學校教職，專心在家帶孩子。
原以為那已是最黑暗的日子，沒想到後來有更慘的，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那真是很恐怖的日子，人民生活完全沒有保障，沒想到二十世紀竟然有個時代，在自己中國人血統的統治下，百姓可以隨時隨地被抓走，不用合法審判就可以被刑虐及槍殺。
我父親在日治時代和日本人關係很好，也到過中國做生意，當時就覺得時局不好，便躲了起來。我還記得我們家人偷偷摸摸地去他藏身處，送吃的、用的給他。他算幸運的，後來沒有成為二二八犧牲者。但我許多朋友的命運就不是如此了，包含我自己的親族以及鄰居等，都有人在這場歷史浩劫中斷送性命。
關於那場歷史悲劇，除了整天處在恐慌狀態中，實際上我也看到了行刑的隊伍。並不是我好奇愛看，而是當時的政府強迫人民出來看。
記得那段日子裡，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要被行刑。每次行刑前，來自軍方司令部的廣播系統就會奏出「答答滴」的軍樂，接著就是一段權威式的放送，內容我記不得了，但大意就是說，等一下有行刑的人會經過，請家家戶戶都要出來看，記取教訓，不要像那些人一樣。總之，是帶著警告意味叫民眾要「乖一點」的可怕放送。
大部分時候，行刑隊伍都是在大約快中午時間通過，那時家家戶戶正煮著中飯，忽然聽到「答答滴」，不得不出來、走到大馬路旁。整條街兩旁都擠滿了人，但見一列長長的隊伍，走在最前頭的，手拿著步槍，是不可一世的憲兵隊，接著就是一組一組的受刑者。他們已被扣上手鐐腳銬，一個人至少被四個人押著，一個擔任前導，兩個一左一右押著受刑人，一個在後面用槍頂著。可憐的受刑人知道自己已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通常都認命地被半拖著走，如行屍走肉般。每一次，行刑隊裡的受刑人少則十幾個，多則超過二十個。
我和先生那時住在大約現今自由路一帶，行刑隊伍則是遠遠地從路的那頭走來，經過台中彰化銀行總行自由路側，一路往前，大約走到如今台中公園附近，轉往雙十路，經過過往日本練兵場（現在的干城車站一帶）。最後目的地是現今台中體育場所在地，那兒有個司令部，被押解的受刑者最後會在那兒被槍殺。
由於行刑隊伍選在中午時間遊街、行刑，大家看了心情很差，中飯通常也就吃不下了。遊行隊伍過去後，許多人會跟著一路走到刑場，我則轉身回家，內心充滿恐懼。但廣播還不饒人，我在家裡都還聽得到繼續放送的「行刑進展」，像是「現在正要灌酒、現在即將執行槍決……」，一聲聲讓人聽了心驚膽跳。廣播逼迫民眾參與那些可憐人臨死前的每個階段。
我從沒去現場看過槍決，也絕不想去看。但聽過到現場看的人描述，他們說每個受刑人被迫站在一個挖好的坑前，沒有遺言，無法抗議，行刑隊一槍一個，他們紛紛倒臥在那個坑裡。有的一聲不倒，要開兩次槍才倒，當時還聽說，最多有開到三槍的。受刑人既然都已挨槍倒地，一旁的家屬卻被命令不准上前收屍，要等好幾個小時過後，確認受刑人真的「死透」了、不會再起來，才允准收屍。
這樣的場景，光我們所在的台中就不只一處，我知道至少清泉崗那裡還有一處，再遠一點，南投也有。全台灣北中南不知還有多少個這樣的刑場，有多少人就這樣死得淒慘、不明不白？
那樣的日子真不是人過的，天天活在恐懼中，人人食不下咽，風聲鶴唳。
時常也聽到不知那裡傳來的哭聲，有的因為親朋友好友被抓走，生死未明，而惶恐哭泣；有的因為親人冤死，無處申冤也不容異議，而悲憤痛哭。每逢答答滴的聲音，又是一陣精神虐待，之後過了兩、三天會陸續傳來，原來我認識的某個朋友的小孩，或某個鄰居的丈夫等出事了。那時想慰問也不知從何慰問起，時常欲哭無淚，感嘆這是什麼時代。
我記得那樣的日子持續好些年頭，先是有二二八，後來又是保密防諜，人人自危，再後來是白色恐怖時代。那是一個連在走在路上都會害怕的年代。
現代年輕人享受民主快樂，從來不知道曾經有這麼一段很長的日子，我們自己的國家帶給人民那麼可怕的夢魘。

白髮人送黑髮人
那天是民國九十六年的一個冬天，我如同往常一樣，在家中忙著自己的花材。當時已經八十幾歲的我，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但比起一般老人來說，我算是健康的，還可以教授插花以及太極拳。那天，我就在我的工作室裡忙，一早外頭的門忽然被開啟，看著我的幾個孩子偕同親友們個個表情嚴肅，女的穿黑衣、男的穿素色西裝進到家中，眾人間惟不見我親愛的四子。但見領頭的正是我四媳婦小燕，當時我心中就閃過一道悶雷，我知道有非常糟的事發生了。
我那不幸的四子，已經因為癌症病逝，並且依照他的遺言立時火化了。
說起我第四個兒子，他是我六個孩子中最照顧我的。當然，我的每個孩子都對我很好，但因為地理因素及事業忙碌，平常是連見面都很難的。只有這第四子，有很長一段時間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令我感到又再次回到小時候在大雅家中的那種氛圍。
四子張子寬，原本在台北邊當老師邊協助兄姊的事業，後來幾個哥哥都離開台灣，只剩他還在我身邊。那時候，我女婿在著名的松下電器服務，後來決定出來創業，我四子就和他們合夥，共創了吉嘉電子。公司的經營一開始都是很艱辛的，吉嘉電子初始也只有四、五個員工，子寬當時仍繼續當老師，以業餘的形式幫忙。那年代，當老師的有諸多限制，連出國都需報備，而吉嘉電子是家貿易公司，卻經常有出國的機會。之後隨著公司業務越來越大，吉嘉電子想要回饋家鄉（我女婿是台中潭子人），便決定在台中設立新工廠。於是，我四子也就毅然決然辭去教職的鐵飯碗，帶著妻兒一起回台中，專心經營事業、從事貿易。
大約就在那時，我和媳婦小燕就更加密切地互動。
當時我已經七十多歲了。有一次因為意外跌倒傷到脊髓，嚴重到全身不能動彈。原本個性還很倔強、不想讓兒女照顧的我，也在那段時間不得不搬去豐原，和我四子一家人一起住，那段時間是我人生很幸福的時光之一。
說起四子和四媳對我的照顧，真是沒話說。那時候我因癱瘓什麼事都不能自理，我那媳婦天天幫我把屎把尿，照顧我的生活起居。後來我花了半年以上的時間復健，終於可以逐步站起來。但終究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他們堅持我一定要和他們一起住，所以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就和四子一家人享受著天倫之樂。
說實在，他們一家對我的照顧實在太周全了，我衷心感激。只要我有任何需求、反應一聲，我兒子會立刻幫我準備周全。我擔任花藝協會老師還有教授太極拳，每當有什麼集會活動，子寬和小燕就全力幫我張羅，訂場地、布置會場、聯絡學員、現場接待等等。有他們在，我總是可以風風光光，活動精采，有內容，讓所有學員都感到滿意。每次慶祝酒席，我和學生們熱熱鬧鬧，之後也不用煩憂，後面的帳單以及善後事項，我兒子都會幫我料理得好好的。那時候我開始興起想要出書的念頭，我想把我們花藝協會的作品集結成冊。我一說出想法，兒子就立刻去辦，從聯絡出版、印刷、撰寫、搜集學員資料以及整理照片等，他都辦得好好的，最後把成品拿到我面前。他的孝心讓我非常窩心；有子如此，夫復何求。
直到民國九十六年春天，忽然有些奇怪的地方。先是我兒子說，他要去美國長途旅行，後來，我就有好長一段時間看不到他。
有一天他終於現身了，面容看來有點憔悴，我做母親的怎會看不出兒子生病。我當下就問他怎麼了，他「誠實」告訴我，他最近的確腸胃不適，必須常跑醫院，但都是一些長年宿疾不是大毛病，治治就好；也順道跟我說，他這幾個月會常跑醫院治療不能常來看我。那一年開始，我就沒和子寬、小燕一家一起住了。
日子這樣一天天過，我已經很少看到我第四個兒子了。雖然我幾個兒子都長年在海外，原本就不常見面，相對來說，四子已經是常見面了。但我那段時間還是眼皮直跳，總覺得有什麼不好的事要發生。
直到十一月那天，小燕穿著黑衣，帶著一眾親屬過來。
當他們集體跪在我面前那一刻，什麼話都還沒說，我就已經流下了眼淚。我已經知道自己失去了一個兒子，只是這段過程仍是聽我媳婦娓娓道來。
那年四月，四子因為身體不適去醫院健康檢查，才驚訝地知道，自己得了胰臟癌，必須立刻住院。為了避免我擔心，他和媳婦聯合騙我說他要去美國，其實是去開刀。手術後，危機暫時解除，但身體仍很虛弱，就在那時候，兒子回來看我，騙我說他腸胃不好，所以以後要常去醫院。然而當時，胰臟癌已經蔓延到其他器官，他的手術只是割除癌的病灶部位，無法阻擋全身癌細胞的擴散。之後，他就必須常跑醫院，乃至於最後只能住在醫院。直到那時候，他還是完全不跟我透露一點他得了絕症的消息，相反地，他三不五時還會來電和我聊天。「媽，妳今天過得好不好啊？」「媽，天冷晚上要多蓋些被子，不要著涼。」說些讓我放心的話。
到後來，他已經病入膏肓，藥石罔然，住進加護病房，連說話的力氣都沒了；但每當要打電話給我時，還是強打起精神，跟我「報平安」。那段日子，我次子剛好回台，負責照顧我四子，其他親族也都陸續知道他得了癌症即將過世，但全部的人都受我四子的懇切要求，大家口徑一致，統統對外封口，不讓我知曉這件事。病危時，我兒子在台大醫院，所有的救治都已經無效，他被轉去安寧病房，準備交待遺言。他臨終叮嚀我媳婦，把他們豐原的家改造成方便我這老人出入的樣式，也開始安排外勞將來照顧我。在他生命即將結束前，他最關心的還是我這個老媽媽。
他的後事依照他的吩咐，不要舉辦儀式，不要立牌位，二十四小時內就火化。他連一張訃聞都沒發，但因為平常做人做事很成功，在他火化的那一刻，竟有超過兩百個人過去弔唁。
就這樣，他都已經火化了，我還不知道我失去了心愛的兒子，直到後來他們全體跪在我面前。
那天大家都哭了，但我的責任未了。我知道我兒子不願意把病情告訴我，就是怕我擔心，那我就來完成我兒子的遺願，讓他放心。媽媽我還是會勇敢地活下去，帶著你孝順的記憶，我會堅強，不會倒下去。
我決定該哭的哭，該做的事還是要做。那天晚上我還有課，就緩緩地站了起來，告訴媳婦和眾親友們，你們休息，我要準備去上課了。
在眾人驚訝的眼神中，我穿好衣服出發，走向救國團的教室。
轉身之後，他們沒看到的是我那老淚縱橫的臉，而那淚水，直到今天，在心中都不曾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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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誠懇優雅的台灣魂蔡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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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藝精進的中學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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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銀髮人生與生活感觸
終需服老，但心志堅強╱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和孫子們的互動╱老年時光的另一種伴侶╱我和外傭的相處心得╱做人要有做人的格局╱對學運的一些看法╱人生總有一些堅持

尾聲：見證台灣百年的滄桑印記蔡明憲
附錄：我們心中的紀瓊老師五位學生口述，蔡明憲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