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與性別：從建構到運用＊
一、前 言
在缺乏女性聲音的歷史舞台，女性的日記、自傳、傳記、回憶錄或口述歷史，讓我們聽到女性的聲音，也提供史家撰寫女性歷史的素材；但不可否認的，這些呈現女性生命故事的史料多半經過選擇而產生； 只不過，與其他文類相較，口述歷史不是一個人的獨白，是主訪人與受訪人的結晶，經過主訪人的提醒與挖掘，早已被受訪人遺忘或是刻意隱藏的陳年往事，才有機會浮現。最有意思的是，受訪人與主訪人往往相隔一代或數代，在跨時代的對話中，除了受訪人不斷和過去的我對話，主訪人更是隨著受訪人游移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此外，與記主或傳主自我表述的文類相較，女性口述歷史有特殊價值，因為訪談為無法書寫自己歷史的女性，提供發聲的舞台，相較於女性自我書寫的文類，口述歷史更加世俗化，貼近常民的生命。
他們的口述史料不但具補充歷史的功能，還有改寫歷史的作用，因此，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歐美學者或留學歐美的研究者，運用口述歷史撰寫論文或專書，特別是與女性或性別有關的體裁，而且這群學者不限於人類學或社會學界，歷史學界也逐漸重視口述史料。 就賀蕭（Gail Hershatter）近著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為例，這是賀蕭與中國大陸學者高小賢合作訪問而完成的書，並於2012年榮獲Joan Kelly Memorial Prize。這本書雖然是以72位女性的口述歷史為主要史材，但該書能得到這項榮耀，充分說明在史料運用上，口述史料也是不能被輕忽的一種，它和其他史料一樣的重要，而且運用得當，將對史學研究帶來貢獻。
賀蕭的訪問是以女性為主軸，但在同一歷史事件中，加入男性的訪問，將讓研究更加飽滿。張玉法曾說：
既要訪問女性，也要訪問男性；既要訪問女學生，也要訪問女學生的老師；既要訪問女老闆，也要訪問女老闆的屬下。訪問的角度愈多，愈容易接近歷史的真相。
而早在訪問劉安祺時，張玉法就採用這個概念訪問劉安祺的弟弟、女兒，以及與劉安祺相關的人物。
坦白說，我所從事的口述歷史也以訪問女性為主軸，並運用這批史料去研究女性歷史或受邀演講；但近年來我開始訪問男性， 也在口述歷史的演講中加入男性的口述紀錄，並撰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口述歷史中的性別形象〉（以下簡稱《你》文） 一文， 試圖透過男女兩性的訪問紀錄，擴大研究思維。在《你》文中，我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史所出版的61冊訪問紀錄以及7篇相關人物訪問紀錄為探究對象；本文則以《你》文為基礎，繼續對近史所出版的96種99冊「口述歷史叢書」，做進一步分析。
台灣的口述歷史始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該所的口述歷史訪問計畫，是首任所長郭廷以所研擬，目的在「廣泛搜集當代人物的有關史料，為民國史留一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將來之研究。」 近史所「口述歷史叢書」的〈弁言〉也表明：
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民國以還，時局的變遷，更是劇烈而快速；內亂外患，交疊相乘，史料的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真相的了解，須要參證當代人口述的地方很多。這些筆錄，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是有著極大的裨益的。
1957年5月起，該所積極推動口述歷史計畫，1982年出版了第一本口述歷史專書《淩鴻勳先生訪問紀錄》。近史所的訪問活動採有計畫、有規模的方式進行，並沒有嚴格的規範，主訪人可以自由設計訪問方式；不過，就同撰寫傳記或自傳一樣，無論是個人或相關人物的訪問，家世、學歷、經歷是訪問時不可或缺的命題。 事功或經歷的訪問紀錄，確實為國民革命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也具有檢證文獻檔案的功能，但不可諱言的是，受被訪人的工作與事業背景影響，他們述說的歷史聚焦在軍事、政黨、外交、經濟、醫療等層面，無法完全滿足宗教、藝術、性別等新興歷史的需求。
儘管如此，做為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的我，卻發現從家世背景、童年憶往、家庭婚姻等訪問紀錄中，能挖掘不少與性別有關的議題；而在事功的敘述裡，也可找到性別權力關係。因此，本文將從性別視角分析這99冊「口述歷史叢書」，首先，觀察具性別意識的口述史料是如何建構？建構者的性別是否是關鍵？接著，就文字與非文字兩種口述史料的性別意涵，探究對女性與性別史研究能起何種作用？應該如何去運用具性別意涵的史料？並與女性主義的理論對話。 同時，也試圖做跨越性別、世代、地區、階級與族群的交叉比較。
二、性別與口述歷史的建構
建構口述歷史，可以分成有意建構與無意建構兩種，有意建構通常是為了研究或某種目的而進行訪問，無意建構則可能是一時興起、或因偶然機會而進行訪問。而建構具性別意識的口述歷史，也有無意和有意兩種，但不是主訪人可以完全操控，受訪人也扮演著重要位置。
（一）建構者的性別意識
口述史料的建構者主要是主訪人與受訪人，當我們從性別視角探究口述史料的建構時，首先，必須觀察這兩方是否都具備性別意識，或願意把性別議題導入訪談中。
1. 主訪人
以主訪人來說，我認為主訪人不必有性別區隔，也就是訪問男性，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訪問女性，也不必設限於女性，男性同樣能訪問女性；只不過，無論男性或女性主訪人，都要具備性別意識，才有辦法，從受訪人的記憶中得到性別概念，因為許多與性別相關的話題，是與受訪人的事功無關，甚至只是瑣細的個人日常生活感知、男女關係、情感宣洩或親子互動等。例如，女性經驗一向被認為是「個人的」或「私密的」不該在公共領域討論，但其中卻有不少性別話語，值得向受訪人提問；相同的，男性經驗也不必定調在事功上，如果擴大到受訪人私領域的訪問，會得到出人意表的結果。
通常會從性別視角切入訪問的主訪人，除了受時代觀念影響外，大多是從事性別史研究者或女性主訪人，在女性研究才起步的時代，近史所的第一位女研究員王萍 的訪問紀錄，是最早帶有性別意識，1987年，她訪問曾任政治系教授與駐外大使杭立武時，也兼訪他的妻子陳樾梅，讓陳樾梅從妻子的角色，述說杭立武的日常生活，以及杭立武和家人的互動關係等，因此，與專門述說個人事功的其他訪問紀錄相較，杭立武的訪問紀錄，有著很大的不同。
從1987到1991年間，訪問受訪人的妻子或女兒，似乎成為近史所的一種範例，而且無論男性或女性主訪人都注意到這一點，包括熊秉真的《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張朋園的《龍繩武先生訪問紀錄》、張玉法、陳存恭的《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陳慈玉的《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張力、善德興、李有成的《朱立民先生訪問紀錄》。其中，女研究員熊秉真在《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的〈前言〉中表明：「訪問之末，特邀得魏夫人顏碧霞女士，略做訪談，做為一個專業醫學工作者經歷的另一個角度的側影，也是為早期台灣受教育的女子留下若干人生蹤跡」； 另一位女研究員陳慈玉也在〈前言（一）〉指出：「我們也領悟到蔣夫人馬熙靜女士對蔣先生及其三位小姐的情深與支持，了解到俗語所說『成功者的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女性』這句話的真諦」 。較特別的是，14年後，羅久蓉訪問幼教專家姜允中時，兼訪了她的兒子王德威。這類由異性來補述受訪人生命史的訪問方法，讓訪問紀錄充滿性別意義。
近史所的第一本訪問紀錄出版後十年，才有女性人物專訪的出版，這之前的39本訪問紀錄，全以男性為主，而首開訪問女性先例的，也是王萍。1990年訪問女教育家賈馥茗時，王萍不只是關注賈馥茗對師範教育的貢獻，還把受訪人引到性別話題，例如，賈馥茗與父母的互動、母親與嫂嫂的關係、大學時代與剛到台灣的住宿情形，甚至賈馥茗的婚姻，都列入訪談中。 這之後，張朋園、羅久蓉的《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張朋園、楊翠華、沈松僑的《任以都先生訪問紀錄》、游鑑明的《走過兩個時代的台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春蠶到死絲方盡：邵夢蘭女士訪問紀錄》、游鑑明、羅久蓉的《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陳三井、朱浤源的《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許雪姬的《藍敏先生訪問紀錄》、《陳湄泉先生訪問紀錄》、羅久蓉的《姜允中女士訪問紀錄》，都是以女性為受訪對象。值得一提的是，這10本專訪女性的口述紀錄，主要建構自近史所的女性同仁或從事女性史的研究者；最早有男研究人員參與的是，任以都和周美玉的訪問，雖然他們是與女性同仁一起進行訪問，不是「單槍匹馬」，但在女性研究才萌芽的階段，算是十分難得。此後，又有男研究員陳三井、朱浤源與女助理合作進行女性人物的訪問，並完成了《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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