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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最佳女主角
我觀看影展頒獎典禮時，常因某位自己喜歡的導演、演員獲獎而高興，不過，也僅止於此，畢竟他們是遙遠的明星，與我有一段距離。這一屆台北電影節陳湘琪獲得最佳女主角卻讓我有所感動，許多北藝大師生也與有榮焉，興奮之餘，直呼這是給湘琪一個公道。
台北電影節與金馬獎是國內目前最受重視的電影節，歷史悠久的金馬獎參展對象包括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的華人電影，眼光宏遠，卻也常因得獎者多為中、港、新電影，本地電影相對弱勢而出現各種雜音。
天龍國官方主辦的電影節，創立於一九九八年，分成國際青年導演獎與台北電影獎兩大獎項，前者獎勵年輕導演第一個作品，不分國籍，後者獎勵台灣本土電影，並以培養新秀作為重要目標，參賽作品都是年度的台灣影片。
電影節本來就應凸顯電影的重要性，榮耀電影工作者，但若干縣市的電影節，多半在宣傳首長政績，為了影展逗鬧熱，常找有話題性的明星來造勢，往往忽略電影本身的價值。相較之下，已建立獨立評審團制度的台北電影節與金馬獎，口碑極佳，得獎作品也廣受各界注意，尤其前者，對於年輕、基層、幕後的電影工作者，產生莫大的鼓勵作用。
出身北藝大戲劇系的湘琪，能在舞台、銀幕發出光芒，主因在於她的演員特質與敬業態度，能充分展現藝術的亮度。來北藝大兼課的電影導演楊德昌對這位貌似奧黛莉赫本的清秀佳人印象深刻，安排她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當場記、兼演一名不起眼的小醫師娘，這是她從舞台走上銀幕的第一步，而後的《獨立時代》（1994）湘琪擔任女主角琪琪──一位廣告公司員工，一炮而紅。不久，她遠赴紐約大學（NYU）深造，獲得戲劇與教育碩士，並進入當地電影表演學院（New York Film Academy: School of Film and Acting）以及方法演技表演學校（HB Studio）、觀點表演工作坊學校（SITI Company）學習。這段時間湘琪也跟著蔡明亮拍戲，並成為蔡導重要班底，先後主演《河流》（1997）、《你那邊幾點》（2000）、《不散》（2003）、《天邊一朵雲》（2005）、《黑眼圈》（2006）與《沉睡在黑水中》（2008）、《臉》（2009）、《郊遊》（2013），其中《不散》和《天邊一朵雲》皆曾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
二〇一一年短短半年內，湘琪雙親不幸陸續過世，這是事親至孝的她生命中難以承受的痛，她推掉所有的電影、舞台演出，直至二年後，經不起明亮與錢翔的遊說，才又回到電影圈。
在《天邊一朵雲》中，湘琪扮演一位在故宮展場服務的公務員，朝九晚五，回家藉看A片聊以排解生理需求與寂寞。在這樣的劇情中，湘琪展現了豐厚而多變的表演能力，與西瓜的一場遊戲，刻劃了少女思春情懷。湘琪幻想與李康生交往的情境，導演用寶塚式載歌載舞的手法，表現角色的底層狀態，劇終前湘琪情慾表演幅度之深廣，肢體韻律感與喜感情韻，把角色複雜心境發揮得淋漓盡致。
湘琪演過的電影常在國際影展得獎或獲得極高評價，但她始終未曾獲得個人獎項，一直到與新導演錢翔合作，才在《迴光奏鳴曲》（2014）中，因演一位進入更年期的中年媽媽，丈夫長年在中國、女兒北上念大學，剩下她在家照顧婆婆，榮獲台北市電影節的最佳女主角。
銀幕上湘琪是感性的，銀幕下卻極富思想力與批判力，她很清楚表演者的身心靈皆需開放，讓角色進駐，任其產生有機性。一如她這次得獎作品的最後一個戲劇動作──飛蛾撲火般去撞門，以致造成脖子和肩脊受傷。
湘琪在表演專業上，正確地體驗，並表演角色，系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擅長以想像力處理情感轉移的李史特拉斯堡（Lee Strasberg），也給予最好的方法訓練，使她能在電影中發揮開創、冒險精神。
十年前湘琪回到學校教書，當時擔任校長的我，非常歡迎這位傑出校友返校服務，先以講師聘任，在劇場設計系上課並兼作學校行政工作。原希望在一、二年內，連人帶缺，進入她的母系──戲劇系。然而，系教評會因某個表演專長大老極力反對，堅持戲劇系並不缺表演老師，讓湘琪回不了家，卻便宜了劇場設計系，她的加入，使劇場設計與表演的脈絡聯結更加清楚。
現實生活中的湘琪是虔誠的基督徒，學生眼中的天使老師，她的教學活潑有方法，很受學生喜愛；她平常不與人爭辯，但與學生權益有關的議題，便會挺身而出。劇設系同學從湘琪身上，接觸到表演的肢體、神韻與劇場精神。北藝大電影系二〇〇二年成立時，原希望把具電影表演經驗的湘琪挖角過來，但她只願在電影系兼課，本職仍在劇設系，表現了她惜情、感恩的人格特質。
電影界是個極具誘惑力，也最現實、殘酷的行業，以往國人都把電影演員稱為「電影明星」，不少影星汲汲營營，抓住任何機會，希望名利雙收，永遠保持「紅星」的光鮮亮麗。湘琪熱愛戲劇、電影，個性卻極為淡泊，近乎孤僻。她沒有太強烈的企圖心，一切與表演無關的社交、應酬，盡量不參與。她至今不用手機、FB，也不太拍廣告，仍無經紀人，可謂今之古人，更是電影圈的異數。
另方面，她不斷找機會進修及創作，很快升等助理教授，目前正在準備升副教授中。在許多外國導演、演員心目中，湘琪是極少數具有複雜特質與純真眼神的台灣女演員。她的生活態度宛若《傲慢與偏見》中那位美麗、自主、智慧、勇敢的伊莉莎白，對許多事都有主見，而不屈服世俗的概念。
湘琪屬於茱麗葉畢諾許或梅莉史翠普、茱蒂福斯特這類可以演一輩子戲的人物，可惜，沒有她們幸運，因為台灣電影沒有太多的角色給她。
任何電影節獲獎的最佳影片、導演、男女主角，皆歸因於他們電影藝術的具體表現，與其為人處世是否圓融，長相是否甜美、「愛國」無關。湘琪的得獎，不是因為她的品格、美德，而是表演專業上的成就。然而，觀眾觀察湘琪走過歲月的深沉，卻未隨歲月流動而懈怠，把「美」這個抽象概念，落實在人格特質與生活、藝術實踐之中。品格高尚、永保純真的人獲得電影最佳女主角的大獎，格外令人敬重。
（2014.7.31登載於風傳媒）
怪哉！世博台灣館標售事件
喧騰一時的世博台灣館標售案近日塵埃落定，新竹市以5.8億多新台幣買下台灣館主結構。原先來勢洶洶、志在必得的台北縣、台中市與義大企業最後都沒參加投標，苗栗縣則是虛幌一招，投出低於底標的價格。虎頭蛇尾、雷大雨小的標售過程，顯現主辦單位對台灣館空間文化概念模糊，又囿於「政策」，一味要把台灣館賣回台灣；而政治人物遇到熱門話題，不管青紅皂白，第一時間表態搶新聞的慣性動作，也在這個事件中表露無遺。
台灣睽違世博會已久，面對2010年上海世博更加鄭重其事。台灣館從籌建到呈現，承載台灣官商與人民的熱情，跨海「征西」，與上海世博會時空環境結合，並藉展館空間文化形式與世界各國有所互動，有一定的政商與文化意義。依世博會的傳統與慣例，展館多屬臨時性建物，各國也把重心集中在世博特定時間、空間的展覽活動。它的建築、陳設材質多盡量符合環保要求，除非獲主辦國選在原地保存，否則展期一結束，就可「卸甲」除役。
上海世博會於十月底落幕後，將在中國館之外，另選出最美麗的五個外國館予以保存。這份名單尚未公布，台灣館是否已預知因非「國家館」的政治因素，無緣獲得保存？如不能留在世博展區，為何不能讓有意願的當地企業家、文化界人士買下，在上海重建、保存？就空間文化意義而言，台灣館最好的「下場」就是留在原址，繼續發揮教育、觀光與文化交流的功能，這也是許多參與世博的各國展館爭取原地保留的原因。台灣館若無法留在中國，遷回台灣也不是壞事，畢竟它曾經在世博現身，功成身退，具紀念性價值。但回台應非唯一的選擇，更不是最好的選擇。
「業主」外貿協會根據府院高層指示，把台灣館「遷」台奉為重大政策，再採公開標售，在商言商，只考慮成本回收，卻又限制外資或具陸資色彩的財團法人參與投標，原因或藉此宣示「根留台灣」，避免落人「傾中」口實。然而，台灣館出現在上海早已脫離不了政治性，世博結束後，如能繼續留在上海，藉空間文化形式宣揚台灣，不是更符合馬政府自豪的國共和解，兩岸加強文化交流嗎？兩岸對話攸關台灣主體性，有所為有所不為，切忌顧豬頭不顧鴨卵（蛋），不重視設備齊全的廚房，卻斤斤計較碗筷飯匙，反而予人此地無銀之感。
台灣館果真回台安奉，也應由「業主」外貿協會或贊助單位繼續接管，才能凸顯、延續它的空間文化特性。曾經在媒體「各言爾志」、嗆聲爭取的幾個縣市、企業體，除了台北縣平溪人文環境尚可謂與台灣館的天燈意象吻合，其餘皆難產生空間連想。「業主」聲稱台灣館擁有六、七十億附加價值，老江湖的台北縣府與執政黨新北市候選人抓住話題，唬弄半天，最後卻表明拼湊台灣館比新建一個天燈館還昂貴。反倒是「古意」的新竹市府莫名其妙標到這個現成貨，除了近六億元的標價，還須三、四億元拆遷、重建經費，未來的永續經營，更是問題重重。
也許新竹市長能得到企業界的奧援，把台灣館炒作起來，但既有能力募集、整合資源，為何不用來挹注當地產業的創新與發展，以及改善新竹目前的藝文生態環境，強化市府所管轄的演藝廳、玻璃工藝館、影像博物館、眷村博物館、黑蝙蝠中隊文史陳列館、消防博物館的營運。這些創意產業、館所皆有極大加強與改良空間，好好經營，哪一個不能擁有產值與附加價值？但99年度所編列之日常維護及藝文推廣預算，卻只有區區三千六百萬元。
新竹市接管台灣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已不下於營造一個新建工程。但新建工程從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細部設計到興建，有完整的研究、設計與執行步驟，並與專業人士、地方社團、民眾產生互動，凸顯在地文化特性。相較之下，從天而降的台灣館建築空間與在地意涵如何連結？重要性孰先孰後，地方首長怎能不知？
（刊載於2010.9.22中國時報寶島大劇場）
三國的老傳統與新創意
這幾年政府大談文創產業，與它相關的口號、定義如影隨形，「一源多用」（one source multi-use）堪稱最新流行術語，意思是透過原創作品的延伸、運用，擴大產品的影響力。以文學作品為例，作家創作小說（包括翻譯小說），出版後就成為產品，並有產值，可改編成電影、電視劇，行銷國內外，吸引不同族群、世代的消費者。一源多用的概念卑之無甚高論，重點在如何執行？文學作品中，《三國演義》無疑地，正是這個名詞提供文創產業文學類的最佳案例。
第一次看《三國演義》是唸小六的古早年代，書是從家裡紙堆裡找到的，十分破舊，連封面都掉了。初體驗的三國只有上半部，是原來就分上下冊？還是整本書被裂解成兩半？那時全台灣有氣質的少年已經在閱讀《基督山恩仇記》之類的世界名著，我卻還耽溺在《諸葛四郎決戰黑蛇團》和童話裡面，何以心血來潮，很有耐性地翻閱這部「破」書，我至今仍不明白？不過，好歹，也算讀了半部「名著」。
「半部三國」的滾滾長江東逝水，看得入迷，卻在孔明與關張趙趁赤壁之勝，攻城掠地，劉備入西川前夕嘎然而止。未知後事如何，內心十分焦慮，但小地方沒有書店或圖書館，也不知道哪裡看另外的「半部三國」。上初中後，方才從學校的小圖書室借到《三國演義》，一口氣看完。長大以後，我多次重讀《三國演義》，加上正史《三國志》（裴松之注解），更立體接觸關帝廟，以及出現在戲劇、說唱或廟宇彩繪的三國故事。
《三國演義》的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完全是一部「人」的縱橫捭闔史。出場人物不是正面、直接敘述，而是旁敲側擊，先聞其聲，觀其動作，再登場亮相。我最喜歡的一段是赤壁大戰前，東吳和戰不定，多數文臣因曹孫兵力懸殊，主張投降。諸葛亮隻身過江，在孫權及東吳百官前，申論孫劉不得不聯手抗曹的利害關係。反戰派一個接著一個提出強烈質疑，小說描述反戰人士的筆法，是先傳來幾聲異議，引諸葛亮舉頭一看，認出其人，再以諷刺、消遣的方式，予以反擊：
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后。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卻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屨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陸績也。孔明笑曰：「公非袁術座間懷桔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公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陸績語塞。
陸績《懷橘孝親》是傳統二十四孝故事之一，也是那個時代小學課文必讀的一課，沒想到會與這位孝子在「諸葛亮舌戰群儒」場景中相會。與《懷橘孝親》異曲同工，也出現在小學教科書的是《孔融讓梨》，藉著《三國演義》，重新看見孔文舉的一生。
三國人物眾多，我對某些魏吳人物的莫名憐惜，跟小說的出場描述有關。《三國演義》第十三回記李傕郭汜挾持漢獻帝流竄，楊奉、董承出面救駕：
賊軍漸近，只聽得一派鼓聲，山背後轉出一將，當先一面大旗，上書「大漢楊奉」四字，引軍千餘殺來，汜將崔勇出馬，大罵楊奉反賊。奉大怒，回顧陣中曰：「公明何在？」一將手執大斧，飛驟驊騮，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崔勇於馬下…。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曰：「此人河東楊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帝慰勞之。
一句「公明何在?」被點名者也不答話，手執大斧飛馬而出，立斬敵將，十足戲劇性，也讓我對這位後來為曹營大將的徐晃充滿想像。
另一位讓我印象深刻的非蜀漢人物，是東吳的太史慈。《三國演義》第十一回寫他救北海太守孔融，安排如此出場:
次日，孔融登城遙望，賊勢浩大，倍添憂惱。忽見城外一人挺鎗躍馬殺入賊陣，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開門！」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賊眾趕到河邊，那人回身連搠十數人下馬，賊眾倒退，融急命開門引入……。融問其姓名，對曰：「某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義。老母重蒙恩顧。某昨自遼東回家省親，知賊寇城…，某故單馬而來……。」
《三國演義》或三國故事描繪的年代，是東漢末年至西晉初年，千百年來已打破時空、族群、國家界線，而在不同世紀、不同時空呈現不同風貌，不再屬於中國專利，而成為人類共享的文化。在現代文明社會，這本「古」書原只殘留在老輩或江湖人士記憶中。不意晚近愈陳愈香，歷久彌新，在知識經濟與高科技時代，充分運用到商場操作、電玩遊戲，還發展三國旅遊路線。
三國目前在台灣與中、日、韓市場流行，創意十足，印證三國傳奇，確是人類文明史的異數。日本光榮公司一九八○年代出品的《三國志》策略模擬遊戲，至今已邁進第十二代。著名歌舞伎演員市川猿之助（當紅明星香川照之之父），曾於二○○○年搬演《新三國志》，劇中關張為堂堂男子漢，劉備卻被塑造成時代女性，三人連袂舉兵興漢之際，關羽對劉備產生情愫……。在韓國，《三國演義》號稱是最受歡迎的中國古典名著之一，有幾十種韓文譯本，與漫畫版、壁畫、電玩遊戲、企業經營手冊等，還有人說「不要和沒讀過《三國演義》的人說話」，真是大三國主義者！
《三國演義》在台灣的流傳一如中國，隨著電玩遊戲的風行，許多國小學童，滿口三國經，熟知呂奉先、馬孟起、袁本初……這些只有熟讀三國者才知道的人物字號。有些中小學生為了瞭解遊戲的破關秘笈而勤練日文，接觸三國竟然成為青少年學習日文的動機之一。
不過，與中、日、甚至韓國相較，生活周遭猶然處處是三國的台灣，仍有極大的發揮空間。看在我輩眼裡，當下高科技、數位化的三國已時不我予，但仍樂於「食老學跳窗」，欣賞老傳統的新創意。然而，不管三國文創產品如何推陳出新，追本溯源，《三國演義》文本仍是創意的源頭與核心的價值。
文化的社會底盤
《夢想家》事件引爆，藝文界組織「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提出「總統候選人說明文化政策」在內的九大訴求。若在往常，要「準」總統談文化，套句幾年前中國衛生官員在WHA那句「名言」：「誰理你呀！」但在《夢想家》風頭上，三黨候選人卻願意親自披掛上陣，闡述文化政策並回答問題，讓藝文界受寵若驚。近日《夢想家》議題逐漸退燒，這場總統級的文化盛事有雷大雨小的趨勢，但仍具象徵意義，對社會大眾亦有鼓舞作用。不過，若視為台灣的文化轉機，言之過早。
《夢想家》之所以釀成大事件，是因兩天兩億一千多萬的花費，內容又受專業人士批判，讓士農工商、婦孺老幼都看得懂，才迅速流傳，成為負面教材，但不代表文化行政生態有根本的改變。其實這齣音樂劇演出時，馬總統與黨政高層還深受感動呢！主事者也認為何錯之有，而視整個事件為綠營政治操作，或少數人國家認同偏差所致。
藝文界九大訴求還包括文化預算提升至百分之四、文化部門經常性補助應以固定比例編列預算、文化政策重視培養文化生產者、暫停並全面檢討所有文化園區發包案等等，基本上都反映現階段藝文問題，也等同民間版的文化「政策」。就社會結構而言，這些訴求多屬於文化的技術層面，而非本質問題，就算高層被迫照單全收，也會「下有政策，上有對策」，執行起來仍易流於形式，或選擇特定案例作為樣板，並可能導致文化行政人員矯枉過正，資源分配一味注重齊頭式平等。
文化最容易唱高調，以往競逐大位者常公布文化白皮書，後來證明只是擺擺門面，能視文化為百年大計，必須優先處理者幾希。目前台灣文化的根本問題，不是缺少哪個機構或哪條法規，癥結也未必全在經費，而是黨政高層選舉掛帥，缺乏文化觀照，要求文化事務立竿見影，文化商品化凌駕文化本質。三、四年來文化預算固然未達馬總統競選時的承諾，卻遠比往年高，而經費增加的成果，則是政府的數億元活動一個接一個，並以數大為美或藝術無價作說詞，交互使用，隨心所欲。
文化問題不單純是文化部門的職責，各層級行政系統都有「份」，也不能只仰賴精英主義，需要深厚的社會底盤。文化的「作品」基本上是「人」，人的成長沒有速成劑，唯有以人文為本，潛移默化，才能健全發展，既不能政治化，訴諸法律也未必看到核心問題。政治人物所謂「重視」文化，有時比不重視還糟糕，官僚民代受請託爭取經費，理不直而氣甚壯，「禮遇」藝術家，也常愛之適以害之。如果政府體制完備，行政效率高，官僚與多數國民具文化素養，很多問題必然迎刃而解。
因《夢想家》事件引發眾怒的文建會，成立之初的組織結構是仿經建會體制，重點在文化政策制定與部會間文化業務協調，其大委員會由相關部會首長參與。然而長期以來，各部會多由處長級甚至專委代表出席，大委員會流於形式。尤有甚者，文建會各項計畫需冠上公共建設之名，有一定比例的硬體經費，通過經建會審查，才能編列相對的軟體費用，甚至需有自償性，臨時、外加的業務與經費，常超越常態性。因此，就算文化部上路，經費大幅增加，事權統一，除非政治生態改變，否則基本問題仍然存在，客委會、觀光局與其他部會文化活動也依然熱鬧滾滾。
台灣的「文化」平常乏人問津，只有形成「事件」，一窩蜂炒作，才會引人注意，三黨總統候選人談文化政策何嘗不是這種氣氛下的遊戲。他們要通過文化「高」考不難，因為提問人不會出「百萬小學堂」的題目，幕僚也能兩三下就讓「主帥」瞭解文化ABC。但根本問題在於，新任總統如何把文化概念內化成信念，身體力行，影響行政團隊與社會大眾，四年任期才能成為關鍵的文化四年。否則，就只是一句新的歇後語：總統候選人談文化—聽聽就好。
（刊載於2011.12.14中國時報寶島大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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