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痛之一：派系傾軋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日本戰敗，十月，仍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僅僅一年四個月之後，「二二八」事件爆發。首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以及來台接收的國民黨各派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
陳儀，字公洽，又字公俠，浙江紹興人，日本陸軍大學第一期畢業，曾經擔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軍工署署長、行政院祕書長等職務。陳儀留日，娶日本妻子，從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起，擔任台灣對岸的福建省主席，主持省政前後長達十年，更曾在民國二十四年，渡海來台，參加日本台灣總督府舉辦的「始政四十年記念台灣博覽會」，對日治時期台灣的情形有了解，這種種條件，加上他本身的運作，終於使他成為抗戰勝利、收回台灣後的首任台灣行政長官。
以國民黨內的派系而論，陳儀屬於「政學系」成員。政學系是由前北洋政府官僚、學者出身的政治人物組成的鬆散同盟，沒有嚴格的組織或領導人物，但是他們大多嫻熟政務，政治手段也頗為高明，所以很得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重用。抗戰勝利以後，政學系人物一舉囊括了兩大勝利果實——東北與台灣，因此遭到黨內其他派系的嫉視。
國民黨內的其他派系，例如以黨務系統為大本營的「CC系」（領導人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以軍隊、各地警備司令部為重心的黃埔系（中央軍校前期畢業生）、以及在青年學生裡發展組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重要領導人物為書記長陳誠、幹事會處長蔣經國），此時也紛紛進入台灣。三青團到台時間最早，吸收了許多心向祖國的台灣青年，等到以「CC系」為主的台灣省黨部成立時，發現政治地盤已大半被占，就和三青團處處對立。另外，隨著「CC系」和黃埔系進入台灣的，還有隸屬國民黨的情報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以及由原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組的國防部保密局（簡稱「軍統」）。這些派系，各有盤算，和陳儀以原來福建省政府班底組成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不是同一回事；再加上內地來台人員和台灣本地菁英也有結盟、對抗關係，使得情況更為複雜。
陳儀本人頑固剛愎的性格，也是造成派系傾軋的原因之一。他雖然懂日文，會說日語，但是平日絕不使用日文；他和台灣仕紳之間，也很少交往應酬。陳儀本人廉潔儉樸，愛護後進，提拔任用了如嚴家淦、任顯群等日後對台灣建設有貢獻的官員，但是面對若干公署官員的貪汙舞弊證據，卻往往視作敵對派系對他的攻訐，而採取包庇迴護的態度。這就使得長官公署的各個局處貪汙問題愈來愈嚴重，而陳儀在變亂發生的時候，幾乎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得不到任何支持。
傷痛之二：政經失序
雖然陳儀頗以「開明」、「進步」自詡，但是在他一年多管治之下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卻一步步走向失序騷亂、民怨沸騰的臨界點。
民怨累積的第一個層面，是經濟蕭條。首先是基礎建設的破損：大戰末期，盟軍空襲台灣，炸毀多處港口、鐵路、工廠，而戰後修復的速度卻很緩慢。其次，原來台灣的外銷貿易只能銷往日本，如今日本戰敗，一時之間難以找到替代市場。而上述兩者的結果，就是台灣原料、資金欠缺，產業生產力衰退。其四，台灣的物價，從戰爭末期（一九四四年）就開始浮動，通貨膨脹的趨勢，在戰後變本加厲。而長官公署還將大量農、礦產，比如鹽、糖、煤、水泥等運往大陸，更助長通膨壓力。最後，許多從南洋遣返的前台籍日本軍人（據統記，達當時全島人口的百分之五），在這樣大環境不景氣的情形下，難以就業，不但怨聲載道，更製造社會問題。
第二個層面，是長官公署採行的經濟統制政策。長官公署下設貿易局和專賣局，包辦壟斷菸酒、食鹽、樟腦、火柴等事業的產銷與進出口貿易，用意本在實現孫中山「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主張，卻招致許多「與民爭利」的負面批評。貿易局和專賣局，也成為若干不肖官員走私虧空的溫床、民怨的淵藪。例如專賣局所販售的酒類，清淡如水；香菸則品質拙劣，難以吸食，人們轉而購買走私洋菸洋酒。為了取締私貨，專賣局緝私幹員四出偵查，終於釀成「二二八」的導火線。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八月，中央「閩台區接收處理敵偽物資工作清查團」抵台，查出貿易局局長于百溪、主任祕書朱經霖兩人貪瀆不法，侵占公家財物，向國民政府聲請查辦。陳儀長官雖將兩人免職候審，但是此後一直有「陳長官干預司法審理」的傳言出現。于百溪的貪汙案，經過台北地方法院的審理，最後竟在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爆發「緝菸血案」的當天），獲得「不起訴」處分。長官公署的形象和陳儀的威信，也因為此案而受到重大的打擊。
最後，大陸來台官員種種貪汙舞弊的不法行為，參雜原本台灣社會已經存在的省籍情結，使得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鴻溝更加擴大。台灣百姓因此將大陸來台的外省人，蔑稱為「阿山」。更可議的，是戰後從大陸凱旋返鄉的台籍人士。他們其中有不少人在接收日產過程中，趁機中飽私囊，搖身一變，成為政、商兩棲的新貴。這些有祖國經驗的台灣人，被稱作「半山」，意思就是「半個阿山」。陳儀政府選擇和「半山」集團合作，阻絕台灣本地政治菁英和國民黨其他派系的政治參與，結果，「半山」集團不能扮演溝通橋梁的功能，長官公署反而落入四面孤立的窘境。
到了民國三十六年年初，台灣全島，由上到下，已經漸成亂象。陳儀卻仍然感覺良好，認為台灣人民久經日本管制，具有守法精神，不至於起亂事，因此還將原來駐台的國軍（因裝備與軍紀問題，飽受台人責難）調回大陸，全台守軍只剩五千餘人。以自由主義立場聞名的上海《觀察》週刊，派駐台灣的特約記者，在這個時候發出一篇通信專題報導，題為〈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在報導裡，作者認為台灣行政長官權力龐大，和原日本台灣總督幾乎沒有差別，失業人口急遽增加，物價猖獗，購買力低微，「因而引起了一切社會的不安、貪汙、舞弊、搶劫、淫逸和走私等等問題。」台灣維持特殊的經濟統制政策，但是並沒有能解決問題。專賣局和貿易局的貪汙，「至今將以不了了之」。最後：
據我在台灣的觀察，我直覺地感到，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這篇報導寫於二月中旬，到刊出時，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八日，二二八事件已然爆發。
傷痛之三：鎮壓捕殺
二月二十七日晚間，專賣局緝私幹員，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天馬茶房」前，取締女私菸販林江邁，將林婦身上的香菸、錢財全部沒收。林婦以家計困難，跪地苦苦哀懇，請求返還部分公菸，但幹員堅持不肯，還以槍托毆擊林江邁頭部，導致她當場血流如注。圍觀民眾群情激憤，包圍幹員，幹員逃離時，欲對空鳴槍示警，流彈卻意外誤傷圍觀的民眾陳文溪，隔日致死。陳文溪的兄長是當地著名的角頭流氓，憤怒的群眾當晚包圍警察局，要求懲辦兇手，另有人沿街敲鑼打鼓，號召聲援。二十八日上午，群眾衝擊肇事的專賣局台北分局（今彰化銀行台北分行），燒毀公物、菸酒、汽車，打死外省職員兩名；同時，大批請願民眾在長官公署前廣場（今中山南路、忠孝東路圓環），遭到公署衛兵開槍二十餘響示警，打死兩人，憤怒的民眾，開始四處追打外省人；下午，暴民佔領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向全台播送事變消息。
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四日，動亂蔓延全省。各縣市群眾攻擊警察和駐軍，搶奪武器彈藥，砸燒公家機關。台灣本省警察大多是日警改編，心理上傾向群眾，放任武器被奪。台人四處搜捕外省人，或沿路以台、日語盤問，毆打「阿山」，外省公教人員倉皇躲避，死傷上百，局勢全面失控，動盪混亂，難以收拾。省方駐軍不足，無法恢復秩序，於是，先是在台北市，由台灣本地仕紳和「半山」組成的「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登場；接著，在獲得陳儀長官的接見與善意回應後，調查委員會在三月二日改組為官民合作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
但是，正是這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卻成為悲劇的導火線。首先是各商會、工會、學生、政治團體，見到「處委會」能和官方平起平坐，於是紛紛謀求加入，所以「處委會」的代表人數激增，當中的派系和意見也愈來愈駁雜激烈，不但組織膨脹，設立二局八組，還在全省各縣市成立分會。三月七日，由省參議員、「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1901-1947）起草「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沒想到會場上各方代表紛紛加碼，又另外提出「十項要求」，裡面包括「處委會」有權改組長官公署、撤銷警備司令部、以台人充任台灣駐軍，不參加中國內戰等，無一不觸犯當局的大忌。有學者認為，「處委會」已遭官方特務滲透，故意提出這類要求，以做為將來鎮壓口實。
至於官方的反應，並不是完全一致，比如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1908-1997），在事件一開始就主張武力鎮壓，而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的角色則更受爭議。有種看法是，陳儀一開始時的善意退讓，實是緩兵之計，目的只是在等待援軍開到；另種說法則認為，陳儀在事件爆發之初，未必沒有和平解決的想法，因為台灣在他的治下，不到兩年就發生亂事，對他的仕途畢竟是沉重一擊。而根據屬於「CC系」的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1896-1969）在幾年之後的追憶，認為陳儀：
素性顢頇，忽於事件之初馴擾如羊，橫逆之來，不形聲色。事件委員會以其弱而易欺也，益肆猖狂，得寸進尺，及至提及三十二條，亂罪已構，而國軍亦至，遂一反前之所為，大動殺機。
李翼中對於陳儀與「處委會」的評述，未必全都公允，但是陳儀在事件爆發之後，對長官公署在台的施政缺失毫無檢討之意，反而在向南京的報告裡，將事件描述成「共黨陰謀」所造成，則是不爭的事實。在三月六日呈給蔣中正的專函裡，陳儀更向中央請求，台灣至少需有「紀律嚴明、武器精良」之國軍兩師，才能維持秩序；必要時，並可派「大員來台協同辦理」。
這個時候，南京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依據他軍政生涯的經驗，以及各方呈送的情報研判，認為台灣事件，「實有叛國及奪取政權之重大陰謀」。雖然他接到的情報裡，對於陳儀的施政有強烈的批評，蔣氏本人也在日記裡埋怨陳儀，認為他「事先不預為之防，事發又不實報，乃至勢成燎原，乃始求援，深致憤惋」，但蔣中正仍然決定，先派出軍隊到台灣恢復秩序，再應台灣仕紳的要求，進行改革。
三月八日深夜，奉命來台增援的整編第二十一師在基隆上岸，秩序很快就告恢復，但是恐怖的暴力鎮壓、濫捕濫殺隨即展開。如果說，「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幾天，本省人毆打、追殺外省公教人員，是糾結著省籍和意識形態的各種情緒，那麼登陸增援的國軍部隊，同樣也存著報復的心態。雖然有若干部隊單位的紀律良好，與百姓相處堪稱平順，但是有更多的記載顯示，在三月八日到十七日這段時間裡，憲警、軍隊、要塞守備部隊不按法律程序，毫不遵照程序，甚至公報私仇，任意拘捕人民，暗中行刑處決。三月十日，「處委會」被強制解散，在官民交涉期間活躍的台灣精英首當其衝，立刻遭到捕殺。前面提到的王添灯，在三月十日被帶走，從此一去不復返。王添灯的兒子王政統，當時人不在台灣，他轉述家人的回憶：
三月十日，第一批來捉我父親的人，穿著私服，走進貴德街的茶行，就把父親捉走了。第二批來捉的人，是穿軍服的憲兵。來時，先是說「要捉王添灯父子。」家人氣憤的說：「父親早被捉走了。」他們改口說：「那就捉兒子。」
和王添灯為前後任《人民導報》社長，同時也是長官公署各局處裡惟一台籍副首長的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1903-1947），也約在同一時間被捕。他的兒子宋洪濤回憶父親被帶走的那一幕：
我親眼看到兩個便衣拿著短槍，把我父親架出門外。外頭有黑色轎車接應，門外還站著兩個或四個人，父親被押上車，立刻被他們用黑布蒙上雙眼。
恐怖鎮壓株連廣泛，並不只是社會經濟地位高的本土精英遇難，基層百姓也同罹大劫。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報復濫殺，可以舉幾乎發生在同時（三月十一日）的「八堵火車站事件」為例。先是在三月一日時，八堵火車站發生本省民眾毆打外省軍人的情形；三月十一日，有軍車載來三、四十名士兵，「入站即射殺七人」，並將三月一日當天值勤的十一位員工全數帶走。這些人被載走之後，便一去不回，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遭到株連殺害的人，生前固然都遭受到極大的折磨與痛苦；但是，他們的死亡，更留給活在世上的家人無窮無盡的煎熬與哀痛。被捕遇難者，大部分是男性，他們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對於祖國的管治，原先或抱持著參與的理想，或有不平之鳴，或甚至只是單純的盡忠職守，卻在鎮壓時期同成槍下亡魂。他們遇難遇害，對家屬心理造成的傷痛、恐懼和陰影，不但無法言喻，而且難以消解。家屬心中的悲痛怨恨，有如長期插進一把尖刀利刃，鮮血迸流，無法痊癒。前述「八堵火車站事件」裡，被帶走票務員周春賢的胞弟周秋金就如此說：
你們也許不能了解，發生這種事情，終我一生，我永遠無法原諒政府，永遠無法原諒國民黨。我大哥沒有做錯事，沒有任何犯法，他規規矩矩去上班，竟然在值勤時間被土匪兵在值勤地方抓走，從此下落不明，沒有起訴書，也沒有判決書。
二二八事件之後，我們家三餐不繼，母親以淚洗臉。小時候不懂事，看到母親早上哭，晚上也哭，很傷心，我在旁邊也跟著哭。母親怕我們發生危險，不准我們出門，她和大嫂兩個女人家整天出去找大哥的下落，一個是找兒子，一個是找丈夫，白天流著淚出門，晚上流著淚回家。其中的痛苦，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明白的。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我就不能原諒國民黨。
這個時候，全台各地人心惶惶，謠言四起，風聲鶴唳，許多人音訊杳然，生死未卜。此時的台灣局面，誠如白先勇所言，「是個極端敏感躁動的時刻，任何錯，可能火上加油。」而就在這個時候，國防部長白崇禧負責來台宣慰、承擔起這個關鍵時刻的重要使命。
白崇禧奉命宣慰
白崇禧，字健生，清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出生在廣西桂林南鄉山尾村，一個回民家庭。白崇禧是「新桂系」的第二號人物，以戰陣之上足智多謀，號稱「小諸葛」，又和李宗仁（1891-1969）、黃旭初（1892-1975）合稱「三傑」。白氏的軍政生涯，起於他以學生軍的身分，參與肇建民國的武昌起義。在保定軍校畢業之後，一路由基層軍官作起，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白崇禧以三十三歲的年紀，出任北伐軍副總參謀長，實際代行總參謀長職權，此後長期擔任蔣中正的最高軍事幕僚。除此之外，白崇禧還善於指揮大兵團作戰。北伐時，與李宗仁、何應欽等人齊心協力，在龍潭擊退「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反撲；八年對日抗戰前期，先是與李宗仁合作，締造「台兒莊大捷」，後來又統籌各軍，在崑崙關一役攻堅克敵，大獲全勝；後期，他則擔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內戰硝煙又起，白氏奉命到東北督師，在第二次四平街會戰時，重創由林彪所指揮的「東北民主聯軍」，本來欲展開全面追擊，但受限於蔣中正三次停戰令而止。民國三十五年六月，白崇禧以軍事方面的崇隆聲望，出任國防部成立之後的第一任部長。
至於，白崇禧之所以會成為奉派到台灣宣慰的中央大員，則必須由他和蔣中正的關係、當時中國的局勢、以及蔣氏處理「二二八」事件的作法，三方面來解釋。蔣白兩人有多年的合作經驗，蔣中正對於白崇禧的能力和見識，也有十分清楚的認識、信任，可以部分授權，對蔣中正來說，很不容易。據齊錫生教授指出，以蔣氏凡事皆「事必躬親」的性格，能夠在四平街會戰時，放手讓白氏指揮其「黃埔嫡系」的精銳部隊，正是蔣尊重白的軍事才能、兩人能充分合作的最有力表示。但是，白崇禧具有桂系第二號人物的身分，因此在涉及政治考量時，就會成為蔣白關係的干擾因素，而兩人的關係，也終因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白崇禧為李宗仁輔選副總統，而宣告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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