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看一部抗戰史，下面的這些人物和地名，番號經常出現：
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薛岳，杜聿明，陳誠，湯恩伯，顧祝同，張治中，何應欽，程潛，羅卓英，邱清泉，鄭洞國，孫立人，俞濟時，王耀武，張靈甫，周至柔，高志航，宋希濂，衛立煌，關麟徵，戴安瀾，張自忠，王銘章，佟麟閣，劉勘，郝夢麟，閻錫山，張發奎，王陵基，楊森，李天霞，池峰城，孫連仲，余程萬，方先覺，黃杰，謝晉元，孫元良，趙登禹，蔣鼎文，饒國華，孫渡，戴笠，黃維，李玉堂，李品仙。
喜峰口，古北口，蘆溝橋，忻口，雁門關，台兒莊，羅店，四行倉庫，南京，江陰，宜昌，武漢，萬家嶺，長沙，崑崙關，中條山，衡陽，鄭州，蘭封，徐州，桂林，娘子關，騰衝，松山，撈刀河。
第五軍，第十軍，第七十四軍，第十八軍，第十三軍，新一軍，新六軍，第五十二軍，第二十六軍，第五十九軍。
驚恐的數字
國軍抗戰八年犧牲三百八十萬人，最高軍銜陸軍上將，現在的人們是很難想像當時中國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情況下抗戰的。國軍每個師裝備：士兵：粗布衣服兩套，草鞋兩雙，每師平均兵員九千人，步槍二千支，子彈每人二十發，輕重機槍六十挺，山炮五門，汽車二十輛，坦克無，空中掩護無。士兵每日吃兩頓，其中一頓稀飯。據史料記載，國軍六百人從貴州出發入滇赴緬參戰，步行一個月到達戰區時被餓死三百餘人。
日軍：一個師團平均二萬二千人，步槍九千支，輕重機槍六百挺，汽車一千輛，戰馬二千匹，山炮二百門，裝甲車二十輛，每個士兵每月消耗子彈三百發。日本總計飛機二萬架，軍艦二百八十萬噸，航空母艦至戰爭結束前有四十艘。
戰鬥力據日本方面估算，日軍一個大隊（相當於營）其戰力相當於國軍一個師，國軍宋希濂將軍估計一個日軍士兵的單兵作戰能力相當於七到八名中國士兵，在戰爭期間，一個日軍士兵憑借一支步槍，經常能阻擊我一個連的運動。國軍傷亡和日軍傷亡比例為十比一，最典型的松山戰力圍攻，最終日軍除一人突圍外，其餘的被全殲，國軍死亡一萬餘人。
抗戰期間中國汽油的百分之百，鋼的百分之九十五，藥品的百分之九十，武器彈藥的百分之八十靠美英供給，平均每運進一加侖汽油要消耗一加侖汽油。
抗戰期間中國戰區總共擊斃日軍六十餘萬人，中國軍民總共犧牲三千七百萬人。死亡日軍其中相當一部分的牌位供奉在靖國神社。
八年抗戰中，國軍在歷經四萬餘次的大、小戰役（鬥），三百餘萬國軍將士前仆後繼，為保衛中華大地而犧牲，每一場大小戰鬥，都刻劃出足以讓人血淚俱下的悲壯故事。國軍當面之敵均為日軍主力，殉國將士是共軍的百倍以上，絕非中共所誇大渲染的「平型關伏擊」所能比擬。
抗戰數據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數字不一定是準確的：會戰和戰鬥：廿二次會戰，一一一七次中型戰役，盧溝橋那種規模的戰鬥三八九三一次。陣亡將士：國民革命軍陸軍死亡、失蹤三二一萬一九一四人，空軍陣亡四三二一人、損失戰機三四六八架，海軍幾乎全滅。加上因病減員等非戰場損失，國軍總損失四百多萬人。戰爭中，國軍二五六名將官陣亡，其中不乏自殺殉國之烈士；中共陣亡一名將官左權（未授銜，死後視同少將）；共一二九名日本將官陣亡，其中三名是陣亡於與八路軍戰鬥中。
這些，不只是數字，而是真刀真槍要命的廝殺，在這些戰役中，後人很難想像先人那種慷慨悲歌，視死如歸的情懷，甚至連他們的故事，都隨著歲月的流逝而遠去了，今天留下的，大概只剩下幾柱碑記，在荒僻的野地裡孤獨地矗立著。
然而抗戰八年，中國人雖然因為貧窮，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多少凌辱，但我們卻未曾淪落到窮斯濫矣的地步，戰後，中國躋身世界五強，獲得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並為中共所繼承，是那些戰死的將士，留給中華民族後代以尊嚴。
筆者所憂心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再不加強抗戰史的研究，我們將會逐漸喪失抗戰史陳述、解釋的主導權。一場由中華民國政府領導的全民族戰爭，如果不能由自己掌握解釋的主導權，而要由另一個政權或是長期對立的政權來解釋我國對抗戰的貢獻，是一件十分難以理解的事。這也是我們對於大陸方面將在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肯定國民黨政府抗戰貢獻的同時，應該警覺的地方。
被扭曲了的歷史
去年九月，中共民政部公佈了三百名著名的抗日英烈名錄。這個名錄，據中共官方說法，大概可分為中國共產黨系統、國民革命軍系統、東北抗聯系統、社會人士及外國友人四類。其中，中共抗日烈士比例過半，屬於國民革命軍系統的占總數近三分之一。
官方又說，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的遴選，綜合考慮了英烈的抗戰事蹟、犧牲情節和社會影響力等。官方自我標榜此舉是從學界和民間推動，到官方承認並以更開放的心態面對抗戰史，是尊重歷史的體現。共產黨是站在中華民族立場上看待這個問題，同時也是站在公正的、實事求是的立場上看待這些英烈，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顧全大局的態度。
大陸學界則讚揚這顯示中共以更開放的心態看待抗戰歷史，是對歷史的尊重。
當然，中共對待抗戰史比諸過去當然有所改善，但真如當局講的那麼好也值得商榷，審視這批名單仍然充滿了政治的考量與政黨的權謀。
首先，中共仍以政治的考量為先，將抗戰由八年延長為十四年，從九一八事變算起。但是弔詭的是在時間上又從三二年底算起，一口氣選了十五名中共東北抗聯的烈士，早於它之前一年多的東北抗日義勇軍不於入列，以馬占山、李杜、蘇炳文等東北國軍將領為主的抗日提也不提。
考諸歷史，在各抗日義勇軍與日本侵略軍的激戰中，馬占山首當其衝，率先發起江橋抗戰，神州振奮。東北各地區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為收復失地奮勇作戰。吉林省義勇軍以李杜為總司令，與馮占海部改稱吉林救國軍，在反攻吉林、攻佔拉林等戰鬥中，犧牲萬餘人。以王德林為總司令的中國國民救國軍在鏡泊湖地區連續組織四次伏擊戰，並取得寧安、敦化等戰鬥的勝利，也付出萬餘人代價。
海（拉爾）滿（州里）護路軍總司令蘇炳文抗日建立東北民眾救國軍，所部三萬餘人在富拉爾基一帶抗擊日軍。蔣介石在肯定之餘，特別發表馬占山與蘇炳文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這種不次拔擢，鼓舞了人心，振奮了士氣。在此期間，三省義勇軍在一百零三個縣的廣大地區進行數千次戰鬥，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
一九三一年十月，僅僅事變一個月後，美國密勒氏評論報曾發表評論說：「滿洲事實上沒有不被襲擊的地方，城市和鐵路，竟找不出一處來。」倫敦每日導報也撰文說：「滿洲國當局日陷不寧，目下滿洲境內，日本人沒有一條絕對安全的道路。」這就是東北抗日義勇軍，這支由游散官兵、綠林隊、知識分子組成的非正規部隊，替代了國民黨正規軍，成為日軍恐懼的對象，成為東北白山黑水間的戰神。
據日偽軍方報告記載，自「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偽軍戰死人數為六五四一名，平均每月討伐抗日力量出動一千五百次，日軍屍體從中國東北經神戶運回日本，每月平均五十具。」在「討伐」義勇軍失敗的日軍因此對義勇軍進行了瘋狂的報復，不幸被虜的義勇軍將士幾乎都慘遭殺害。光有案可考的將領就有十數人，卻因不是共黨將領領導的抗聯而無一人入選。
其次，因參與了內戰而遭除名，如抗日英雄「雙槍老太婆」趙洪文國。趙洪文國是遼寧省岫岩縣哨子河鄉紅旗溝村人，抗戰中，她和其兒子們領導抗日武裝英勇抗敵，大小戰鬥數百場，消滅日軍近千人，其家族成員為國捐軀者三十多人，被蔣介石稱為「抗日游擊之母」。
又國軍七十四軍軍長張靈甫，黃埔之俊才，衛國之大將，身經百戰九死一生，幾乎參加了所有的抗日大會戰，雪國恥報國讎，把南京大屠殺兇手日軍王牌第十三師團打得丟盔卸甲，全軍覆沒，令倭寇聞風喪膽，被日軍稱為「支那第一恐怖軍」。
在長沙會戰中，張靈甫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血戰三天三夜，夜奪張古峰被炸掉一條腿，傷未痊癒又重返前線，軍中稱其為獨腿將軍，榮獲國民政府第一號武功狀和軍隊最高榮譽「飛虎旗」，七十四軍被譽為「抗日鐵軍」。但在中共拍攝的宣傳影片「南征北戰」「紅日」中，這個立下赫赫戰功的抗日英雄卻被描繪成了一個驕橫跋扈、凶殘無道、自取滅亡、死有餘辜的大壞蛋。
就一個職業軍人對國家的效忠而言，張靈甫將軍是軍人中的軍人。如果有一天，大陸也為抗戰英烈們建立國家英烈祠的話，裏面就應該有張靈甫將軍應有的位置，而不僅僅只是允許上海的陵園裏有他的衣冠塚。這些職業軍人沒有死在日寇的槍炮下，而死於一九四七年內戰的硝煙中。這是一個缺乏政治和解傳統的民族的歷史悲劇。
事實上，當年不單只軍人有骨氣，即使像北洋軍閥最為實力雄厚的吳佩孚，在日本佔領北平後，企圖用威脅利誘的手段逼他出山，吳斷然拒絕；日本第三代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非常惱火，以強硬手段把他殺死在手術台上。
再者，為了打壓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與蔣委員長，對抗戰的國軍高階將領、政治人物、學者專家、企業界愛國者也通通刷掉，代以一些打內戰而死的中共人士。將大歷史做了偷梁換柱的改編，讓外界搞不懂這是中國的抗日烈士還是中共的？
雖然中共的宣傳媒體已不再罵蔣介石是「漢奸賣國賊」，也不再稱國民黨為「國民黨反動派」了。對於抗日戰爭的說法也有了相應的演變，如某種程度的承認「國軍在正面戰場的作用」，但是，中共對抗日戰爭的真相依然在刻意淡化和忽略，依然在強調「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習近平雖然肯定「國共合作」對日抗戰。但是十四年抗戰的歷史真相，中共開動所有的國家機器宣傳工具和教科書，有組織有計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向老百姓灌輸：國民黨軍隊積極反共消極抗日，抗戰勝利是靠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游擊隊、武工隊用游擊戰、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取得的。
過去中共的著作對中共軍隊敵後作戰中，即使消滅敵軍數十人，也用顯微鏡放大看，稱之為著名戰鬥，而對國軍正面戰場數萬數十萬人參加的一些重要會戰、戰役卻往往一筆帶過。
當局依然不肯讓抗戰真相大白天下，三年前，臺灣為紀念中華民國成立一百周年出版的抗日戰爭紀實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大陸遭到了徹底封殺，網路微信上的有關抗戰真相的資料遭到入室洗劫，有關抗戰的詳細史料根本無處查找，就連抗日戰爭大事記都沒有，所有的教科書依然老調重彈：八路軍、新四軍、地雷戰地道戰、平型關大捷等荒唐言行。
中國國民政府以其血肉長城，不僅捍衛中華錦繡河山社稷宗廟，而且維護世界公理人類文明，中國因此悉數廢除不平等條約，躋身世界反法西斯四強，參與始創聯合國，成為東亞自由、民主、文明與和平之偉大國邦。
習近平代表中共強調，「正確對待和深刻反省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是建立和發展中日關係的重要政治基礎。」他同時強調，日本方面應該本著對歷史、對人民、對未來負責的態度，嚴肅對待和妥善處理歷史問題，認真記取歷史教訓，絕不允許否認和歪曲侵略歷史，絕不允許軍國主義捲土重來，絕不允許歷史悲劇重演。
對於這點，台灣政府應該代表中華民國以及所有抗戰先烈，發表嚴正聲明，要求中共誠實面對抗戰史，對抗戰訓國的烈士要本著專業性、嚴肅性、一體性，以就事論事與實事求事的精神，將烈士名單予以修整與補強，使其成為一份真正能代表整個中國人抗戰史的史料。
因此，這次大陸官方追贈國軍抗日官兵為「烈士」，吾人不應消極視之為「統戰」，反而應積極從中掌握歷史論述權，因為大陸追認「烈士」若持續發展，依此標準至少涉及百萬人，將有助於還原抗戰真相，其後續效應值得關注，對於曾經歷經苦難與傷亡的那一代人來說，任何的掩蓋、扭曲和淡化，都是不公道和不道德的。
然而在內戰後，那些曾堅持長期英勇抗戰的國民黨官兵們中的倖存者，多數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或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關押、勞改、勞教，或被關押、即在家鄉被強迫勞動，並且蔭及子孫「永世不得翻身」。打內戰的共產黨是革命的，打外戰的國民黨卻是反革命的。
筆者認為，先烈的紀念是國家尊重歷史的一部分，公佈英烈名單只是第一步，必須提醒北京的是，共產黨人也許對於將抗戰勝利歸功於「蔣中正委員長」及「中華民國國軍」難以接受，但中共新一代的領導人，何妨以更自信、客觀的態度，面對抗戰歷史的真相，對兩岸人民的歷史認識而言，這將成為一個「向上提昇」的力量，因為所有為抗日戰爭犧牲的軍民，都是我們的民族英雄，這些史實都不應該被刻意曲解。當一個符合事實的抗日史觀成為兩岸共同的認知，這對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絕對是有益處的。
抗戰時的犧牲者以千萬計，所以尋找英烈的努力不應結束。台灣有責任提醒中共應以更開放的心態看待抗戰史。這次公佈的只是首批，往後中共應再陸續公佈幾批抗日英烈名錄，直到盡善盡美。
再回首看八年抗戰這幾百萬國軍老兵走得無聲無息、走得靜悄悄，筆者一直相信，到那一天紀念日，當整個民族發自內心的群情激昂、熱淚噴流 ，當千百萬抗戰老兵的子孫揮舞著親人當年的軍旗，當中國的藝術家用良心、用真情讚美抗戰的英雄們，當抗戰國軍官兵的軍裝成為一種光榮的象徵，相信，那一刻才是歷史得到了正本清源，中國人才有了新的希望和夢想。
老兵的怒吼
曾任蔣中正侍衛長六年的中華民國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出版《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書，駁斥中共宣稱抗戰是毛澤東所領導的說法，強調「八年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的，沒有第二個人」。郝柏村嚴正駁斥中共宣稱抗戰是毛澤東所領導的說法，強調「八年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的，沒有第二個人」。
郝柏村在他的新書的序提到，日記（蔣介石日記）的本質是主觀的，讀者可各依自己的立場，有不同面向的解釋，但抗戰是以落後、貧窮而分裂的中國，對當時世界一流強權說「不」。抗戰的勝利全憑蔣委員長在內外交迫、危疑四起中，堅持抗戰到底。他鐵一般的意志，與重慶共存亡的決心，喚醒、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發揚了民族正氣，是最後勝利的唯一因素，這應是客觀公正的全民共同結論。
「八年抗戰讓中國解脫一百五十年的不平等條約屈辱，但中國大陸很多愛國（黨）教育基地，宣傳的卻都是馬克思主義。」郝柏村強調，抗戰時代的壯烈史實才是最好的愛國（黨）教育，寫這本書是希望下一代能把這段歷史繼續傳承下去。
他強調，國家領導人如果扭曲歷史，這是對抗戰犧牲一代的侮辱，也是對後世的欺騙。中共不應該故意曲解、篡改、偽造歷史，他呼籲中共正視中華民國領導八年抗戰的歷史真相，不容任何人篡改、偽造。他多次強調，中共在大陸嚴重歪曲造假抗戰歷史，希望大陸和台灣的年輕人世代都能瞭解這段光榮歷史，中共當局也應公正地讓大陸人民知道抗戰歷史的真相。
國軍貢獻超越國界
長期以來，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被中共官方史冊誣指為「不抵抗政府」，進而謊稱「八年抗戰勝利，歸功中共領導」，但只有對歷史時空背景無知的人才會相信中共的漫天謊言。須知，民國二十年代，仍是一個處於十九世紀且裝備落後的農業國家，卻要對抗已「維新」成功的日本工業強國，當時全國還沒有凝聚一致的抗日共識，若貿然與日本全面宣戰，恐有亡國滅種之禍。
因此，蔣委員長決定「攘外必先安內」，繼續「黃金十年」的加緊準備，暫時不傾全力與日本正面對決，延緩日軍全面侵略的時間；換言之，蔣委員長堅持先進行國內的統一與建設，讓國家現代化，才有能力與日本一戰；事後證明「安內攘外」的決策確是高瞻遠矚，因為它帶領全國軍民打敗「無敵皇軍」，帶領國家民族邁向復興。
抗戰前期，日軍挾優勢武裝，氣焰囂張，攻陷我首都南京後，日本舉國歡慶「三月亡華」，中華民國遷都武漢，復遷都重慶，屢敗屢戰，毫不氣餒，日方不斷以誘降、批判方式，欲迫使蔣委員長妥協，都被他堅拒，蔣委員長在日記中寫道：「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以振興我民族精神。」
身為一個領袖，面對自明治以降，與清、俄作戰皆捷的日本軍隊，蔣委員長面臨的挑戰壓力，令人難以想像，但他能夠堅持信念，不受汪精衛偽政權等投降派的動搖，始終堅持到底。
此外，蔣公又致力於爭取我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蔣公以同盟國領袖的身分，多次與美、英列強交涉，要求歸還屬於中華民國的租界和治外法權等，更進一步支持亞洲受到日本侵略的民族爭取獨立。
由於當時國軍浴血抗戰的奮勇精神贏得盟邦尊敬，使得中華民國與美、英等國近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在民國三十二年得以廢除，消弭了十九世紀以來的殖民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危機，更催化了亞、非各殖民地後來獨立，這是中華民國在二十世紀對全世界受欺壓民族的偉大貢獻，這正是證明「國軍貢獻超越國界」。
以大歷史觀點馳名國際史學界的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黃仁宇教授在《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一文中指出：
「即使早年對蔣介石作出十分嚴厲批評的美國左翼作家白修德，在其晚年曾對《新聞週刊》記者承認，他過低估計了蔣介石遇到的困難，那就是『動員五百萬的兵力同強敵不斷地作八年苦戰，為中國歷史向來之所無，而且軍隊係社會既成因素所併合出來的一種產物。』然而戰事一開，他又將一切謹慎擲諸化外，而以士氣人心代替組織與效率。其不惜犧牲，有如將原來儲備軍官的教導總隊一體投入戰場，事前向他們訓話，囑他們個個必死（死時確極慘烈）。他的目的是將一個局部的戰爭拖成一個全面的抗戰，使無人可以規避，並且終於拖成一個國際戰事，中國也賴此得到最後勝利。凡此都不是軍事教科書之所敘及。」
對於蔣為外人所詬病的，就是他的兼職過多、遙控部隊、越級指揮，黃仁宇教授認為係「當日環境之產物。國軍最大的缺陷，不僅是素質低，而且是素質不齊。在很多將領心目中，抗戰是人生的一大冒險，功名固可以成於旦夕，禍害也可以生於俄頃。後面的預備隊可能突然失蹤，側翼的友軍可能不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出現。
部隊的建制不同，補給也有參差，部隊長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響到戰時的協同，一到軍法審判，軍法官只在邏輯上替責任問題銷案，很少顧及內在的公平。這很多問題，統帥都不能一一解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又如何掌握統帥權？於是蔣介石只能強調人身政治，因此他必須兼任重要軍校的校長，甚至領導兼部屬，越級指揮，也還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長，只有經過他的職務相加與耳提面命，對方才覺得責無旁貸。很多超過常理以外的任務，能否確實執行不說，首先也只有委員長手諭或面諭才能指派得過去。他之令第十軍方先覺死守衡陽，以後方被俘，然後逃回仍得到蔣的袒護支持，即是此種作風的表現。」
大陸知名史學家楊天石簡明扼要地對蔣介石「定性」蔣介石是個很重要的人物；領導北伐，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直至勝利，是大功。
國民政府從來就沒有所謂的消極抗日，也正因為這樣，國民政府始終是日寇打擊消滅的主要對象，而國民政府面對的始終是抗日主戰場。僅就長沙會戰而言，第一次長沙會戰，殲敵逾萬人，第二次長沙會戰，殲敵萬餘人，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敵人三、四萬人。它們和那次殲敵近千人，所有大陸中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平型關大捷，一樣值得紀念。
衡諸世界，巴黎貝當政府屈服了，倫敦的張伯倫曖昧綏靖希特勒、歐洲在希特勒的鐵蹄之下，莫斯科還在戰鬥。菲律賓、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緬甸先後淪陷了，東南亞在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蹂躪，重慶還在戰鬥。這是一個不屈的國家，生活著不屈的人民。不錯，南京是淪陷了，但中國還有重慶。
重慶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是中國人民的主心骨。日本侵華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大將，在他當時給軍部的報告《關於迅速解決日華事變作戰方面的意見》中，明確寫道：「敵方抗日勢力之中樞，既不在於中國四億民眾，亦不在於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於包括地方雜牌軍在內之兩百萬抗日敵軍，而只在於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系統的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直系軍隊的抗日意志。只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這份報告存檔於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整個軍旅生涯都在中國作戰的岡村寧次，是不會把他的對手認錯的。
重慶是中國抗戰的精神堡壘。日本要想打垮中國，必須打垮重慶。從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到一九四三年八月廿三日，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進行了為期五年半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
據統計，空襲重慶共二一八次，出動飛機九五一三架次，投彈二一五九三枚，炸死市民一一八八九人、傷一四一○○人，炸毀房屋一七六○八幢，有三十所學校曾被轟炸。重慶沒有屈服，中國沒有屈服。重慶大轟炸背後是英勇不屈的重慶精神。可這關係中國命運的「重慶大轟炸」，在大陸卻是除有零星報導外，塵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轟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慶，在飽受戰火摧殘後，勝利的中國在那裏樹立的「抗戰勝利紀功碑」，一九五○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紀念碑」。
「抗戰勝利紀功碑」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建成的「精神堡壘」的舊址上建立的，它們都是重慶抗戰，中國抗戰的歷史見證。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埋頭苦幹的中國人，將盡我們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們將奮鬥到最後的勝利，或最後的慘敗。縱使大好河山，悠久歷史，都被鮮血染紅，或毀滅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憑藉著這種精神，中國迎來了抗戰的最後勝利。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簽字無條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國政府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確認。九月三日，中國舉國歡慶，國民政府確定從第二年開始，以每年九月三日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勝利的光榮屬於所有為之付出過血汗的人們，它不應該為意識形態和黨爭所玷汙。
中國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之際，應該允許曾經是國軍的抗日老戰士穿著往日的軍裝，佩帶勳章，在昔日的戰旗下參加慶典。他們應該得到尊重，哪怕是遲到的尊重。是那些軍裝，那些勳章，那些旗幟，和他們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戰的記憶聯繫在一起。這份記憶屬於他們，也屬於這個國家，屬於子孫後代。那些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英雄，國民政府授予他們的榮譽，應該重新得到承認，起碼應該讓他們的後人，在大陸從此能夠公開自豪地緬懷自己的先人。
在對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紀念中，應實事求是的尊重和承認政見不同或者對立，甚至曾經兵戎相見的愛國人士在抗戰中的功勳，在歷史問題上表現出政治和解與寬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這些當成權宜之計或者點綴的思想和行為，都是褻瀆衛國戰爭的光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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