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了解這個古老民族，我曾花了一點時間去找資料，想拼圖般的拼湊出他們的故事，卻發現這是一個典型的「民族消失史」。在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之後，世界上像這樣「消失」的民族，絕對不在少數。
請容我用散文的方式，一則一則，慢慢為您訴說。

一六二四年的西班牙船
沒有文字的民族是悲哀的。因為當一切都消失以後，所有生活過，愛過，歌唱過、哭泣過、歡笑過的故事，都消失了。再沒有痕跡，再沒有人，可以了解整個民族的記憶了。

我站在三貂角海岸邊，望著遠方湧動如呼吸起伏的海浪，想著將近四百年前，當西班牙人沿著東海岸北上，看見這個海角，決定以那一艘軍艦的名字，同時也是當時西班牙首都「SANTIAGO」為它命名；那時，他們可曾想到一個新時代的歷史正在展開。那時，生活在這個海角的凱達格蘭族人，一定有一群人，像我現在一樣，站在岸上，看著綿長的船隊，在海面上展開……。
那是非常長的船隊。帶頭的是兩艘大帆船，風帆又高又滿，在飽漲的風中航行。那帆船太高太長太大了，已經遠遠超出凱達格蘭人曾看過的唐山船，更重要的是，上面居然還有黝黑黑的、長長的、像樹幹似的東西，中間被鑿開了一個洞，一根根的，從船的旁邊伸出來。
如果歷史可以有一個想像的回音，或許人們會聽見，當時的凱達格蘭人正在耳語：「奇怪啊，這大船怎麼會長了黑色的牙齒？」
在兩艘大帆船的後面，像跟班似的，跟著十二艘唐山戎克船。戎克船較容易辨認，因為之前已經有或大或小的唐山船，航行到這裡買東西，換硫磺、黃金和鹿皮了。但這麼大的兩艘船卻是首次見到的。整個村子的人互相叫喚，都站在岸邊觀看。「啊！這麼大的船！」
「這樣的船，要怎麼做啊？」有年輕人說。
一些住在旁邊的漢人也出來看，看到唐山船跟在後面，就比較放心了。
岸上的凱達格蘭人只見兩艘大船上，有人戴著尖尖的帽子，留著又濃又密的金色頭髮，站在船邊觀看。忙碌中，有人往黑色的樹幹裡，不曉得放了什麼東西進去，過一下子，他們點上火，只聽見「轟！」一聲，像打雷一樣，又悶又重的聲音發自船上，一團巨大的黑影，飛上半空中，又再度落下，掉到海裡，把海水打得都破了一個大洞，海浪飛上半天高。
「啊……！」一些膽小的婦人和小孩躲到了樹後面，大部分人來不及掩上耳朵，一時間震得嗡嗡作響。
過了一陣子，他們回頭張望，只見兩艘大船，後面跟著中國帆船，像兩條大鯨魚帶著海豚，依舊在海上航行。海面回復安靜，比先前更像鏡子，彷彿先前的打雷只是一場夢。
「怎麼會這樣？」
就在來不及回神的剎那，「轟！」又是一記大雷，海面照樣掀起大浪花。「哇！」許多人更害怕的躲起來了。許久許久，才從樹幹、岩石、岬角的後面探出頭來。
那船慢慢駛近了，大家都怕了，躲了起來。躲在樹後的人們這時看見，一群穿著奇異服裝的人走上岸來。手上持一根黑色的長長的棍子，五月溫暖的南風吹著他們的衣襟，
他們是西班牙人。
這一年是一六二四年，明朝天啟六年。

找尋做夢的地方
一六二四年，明朝天啟六年。西班牙人第一次進入北台灣。在此之前，荷蘭人已經先占有了台南，展開他們的殖民地計劃。歷史上，被視為「第一波全球化」的大航海時代，早已展開。
這是一個沒有國際公法的時代。這是一個商船和海盜船無法分辨的時代。西班牙人先是由麥哲倫發現地球可以繞行一圈的全球航線，便在菲律賓建立基地。後來是泉州人在海上遇難，被西班牙人救起，送回泉州後，為了感恩，特地送來一船的絲綢和磁器。這下西班牙人發現了寶，開始和中國做起貿易。一條從亞洲貫穿美洲到歐洲的「黃金航線」被建立起來。其他國家眼看西班牙因為海上貿易，成為霸權，紛紛轉進亞洲。
海上是沒有法律的野蠻世界。買到的香料、磁器、絲綢等，轉回本國出售，可以買下另一條船。但不幸在海上被搶劫了，就全軍覆沒。所有的商船都要武裝，所有貿易，都靠武力。
晚來亞洲的荷蘭人在澎湖，建立武裝基地，出沒打劫海上的泉州商船和西班牙商船。泉州商人和西班牙人都受不了，決定結合清朝，把他們打出澎湖。不料，荷蘭卻不甘心退出，他們轉向台南，建立武裝根據地，繼續出海打劫。台灣自此荷蘭根據地。西班牙人不勝其擾，決定出面派出船隊來台灣攻打。不料到台灣一看，荷蘭的船艦強大，根本打不贏，只能繞過最南端，沿東海岸北上，就這樣，發現了「三貂角」。
凱達格蘭人的命運從此再沒有回頭的餘地。
全球化的颶風，掃過那渺小的遙遠的村落。這個為了逃避「山魈」的騷擾而遠離故鄉的民族，終於走入「無夢的世界」。
根據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在一八九七年的調查報告（他是根據凱達格蘭族人，北投社潘有秘的口述，將該族的口碑記錄下來），凱達格蘭人之所以來到台灣，起源於他們無法做夢。
凱達格蘭族的始祖原居住在 Sansai （後來有人用漢名，稱之為「山西」）之地。但有一天，這地方出了一個妖怪名為「山魈」（Sansiyao），它往往趁人睡覺的時候，剝去人們蓋在身上的東西，等到人們驚醒，它已消影匿跡。
凱達格蘭族人的祖先非常擔心，日夜警戒，不敢入睡，但還是無法杜絕這個愛惡作劇的妖怪。整個民族，像馬奎斯所描寫的村子，在長期的失眠中，陷入恍惚狀態。所有人的記憶逐漸消失，昨天與今天，今天與明天，因為沒有睡眠區隔，變得難以分辨。時間悠長，所有事情無法有一個段落，記憶變成無用。
凱達格蘭人的祖先再無法承受了，只好遠遠避開，想找一個沒有妖怪的地方居住。
他們合力伐木，製成一艘艘木船，整個民族帶著失眠多時的恍惚和疲憊，出海航行了。
因為太恍惚了，他們不知道要去那裡，只能毫無目的，讓小船隨風漂流於汪洋大海之中。
許多天以後，才看見陸地。他們大喜過望，登陸一看，是一大片茫茫曠野。榛莽叢林中，有牛羊野鹿在奔跑。他們知道，生存的土地到了，於是上岸，建立部落。這就是台灣北部的鞍番港，也就是現在深澳這個地方。
這個民族終於找到可以好好睡眠，好好做夢的地方。

遷徙的北台灣
凱達格蘭人生活在在今天基隆、台北、桃園一帶，只是時空交錯，他們在三百年前的時空裡，我們生活在現代。
有一幅畫於清朝的畫，名為「捕鹿圖」。圖中有五個人，二人在上方。一人持弓，箭已射出，只剩下弓在右手，左手置後，好像剛剛射過箭，手甩在後面。他的前方，有一鹿倒地，有如剛中箭。另一人持長鏢槍，舉高欲射。
另有三人，於圖下方。一人持長鏢槍，作將射出的模樣。另一人舉弓，拉弦，快射出箭。另一人在前方回顧射箭者，槍未舉。
五個壯年男人都是以布圍住下體，以一條腰帶綁住。其中四人上身赤裸，唯有一人上身著短衣。頭髮都短短的，只有一人在頭上綁著髮髻。
此外，在附近有兩隻獵犬，正在撲咬另一隻倒地的鹿。鹿抬高脖子，四蹄踼打掙扎。另一隻獵犬則追逐另兩隻鹿。
這些圖有各種版本，故宮本的註解中說：「……鹿生最繁，番人以打牲為業，交易貨物。時因風縱火，俟其奔逸，各番負弓矢鏢槍，牽獵犬逐之。所用弓矢，以細藤、苧繩為弦，竹箭甚短，鐵鏃長二寸許；鏢槍長五尺，亦犀利。番人善用鏢槍，每發多中。」
這說明即使到了清朝治台初期，台北盆地仍是鹿群繁多，凱達格蘭人可以生活得非常快活。
東寧本的註解則說：「社番栽種黍米、薯芋，通事、土目抽取十分之一，至射獵獐鹿山豬等獸，通事、土目得後一蹄。捕鹿名曰「出草」，或鏢，或弓矢，帶犬追尋，獲鹿即剝割，群聚而飲。臟腑鹽醃藏於甕中，名曰「膏蚌蛙」。餘肉交通事、土目抽例納餉及貿易。」
日本學者伊能嘉矩的調查結果顯示，清朝以前的凱達格蘭人，在三貂角登岸後，族群繁衍， 沿海岸向東，進入宜蘭頭圍一帶，形成噶瑪蘭族的分布。另一支則向北，進入基隆及社寮島一帶，建立「大雞籠社」，之後，又分為二支，一向金包里（今天的金山一帶），一向北進入「小雞籠」。但隨著人口的繁衍，有人繼續南進，在大屯山落腳，有人進入淡水河口，再繼續南下，到達八里、南崁；有人向北到達北投，之後再轉到現在台北最繁華東區如塔悠，以及西區大龍峒等。
現在台北的地名，其實有許多是沿用凱達格蘭人的名字。你在「大龍峒」想到什麼？孔廟？保安宮？但其實，這都是來自凱達格蘭人。北投、南崁、八里、龜崙、秀朗等等都是。當你站在一○一大樓，你能想像這曾是野鹿飛奔的獵場嗎？時間不長，就是全球化開始的三百年內的事而已。

文明的交會
文明的交會，是強勢者對弱勢者的長期戰爭。漢族來臨時，凱達格蘭族並未警覺這種危機。他們只是交換衣服、飾物、農具、酒與布匹等。後來和荷蘭人、西班牙人來臨，交易變成一種「國際貿易」，所需要的數量大增，以鹿皮來說，荷蘭人買下的鹿皮主要外銷日本，日本人來做服飾、甲冑，每年需要量太大，以致於荷蘭統治台灣初期，曾有一年出售二十萬張鹿皮的記錄。僅一六三八年，就出口十五萬張。
由於捕獵太嚴重，梅花鹿故里大減，荷蘭的《巴達維亞城日誌》記載，一度禁止獵鹿及設陷阱一年，好讓梅花鹿休養生息。但為時已來不及。梅花鹿只能退到更深的山上，才能免於捕殺。
等到清朝，漢族來墾者更多，交換的不再只是硫磺、鹿皮，而是土地了。漢族的北部開墾路線大體有兩條：一條是沿著海岸線北上，到八里，再沿淡水河進入台北盆地，也就是現在，台北的老城區：士林、圓山、三重、大稻埕、迪化街一帶。另一路是沿著山線，走海山地區，進入新莊、板橋、中永和一帶。
開墾者需要的是土地。一如歐洲人進入美洲之占有印地安人土地，他們占有的方式不外乎武力強占與和平交換。武力強占是不必說了。和平交換則有幾種方式，最常見的，和現在沒有兩樣，利用原住民純樸、不知道土地價值的天性，以酒、布匹，來交換。另一種是利用凱達格蘭族母系社會，女人當家的社會習俗，入贅為婿。而凱達格蘭族是「夙以婿瓜瓞，有子不得承父業」，漢族順利取得繼承權。而當時漢族移民多是「羅漢腳」，能夠結婚生子，安定生存下來，繼承一份財產，那是何等幸福的事。
此外，如利用純樸人性，結拜兄弟而取得耕地，或利用他們不懂文字，在地契上作手腳。而官員又都是漢人，地契爭議的最後判定自然有利於漢族。就這樣，大量移民而來的漢族，逐漸取得優勢。漢族使用的大量農地，其實是變獵場為耕地，野生麋鹿只能退向更遠的深山。凱達格蘭族的生存空間日漸縮小，習俗也漸漸改變。
《東西洋考》的十七世紀，習俗還比較傳統。等到一百多年後的《番俗六考》中，有關習俗的記載已經改變。這時開始有了訂婚的禮俗，甚至還有「自幼訂婚」這種非常漢族封建的「指腹為婚」的習俗。「自幼倩媒以珠粒為訂，及長而娶……」。
由於獵場的消失，飲食習慣也不斷改變。本來養雞只是為了觀賞，或者取毛來裝飾，到了十八世紀，就變成了接待客人的食物。「雞最繁，客至殺以代蔬。」如果有清朝的「長官」來的時候，就獻上冬瓜。據說，這長長一條冬瓜，是家族緜長、物產豐盛的象徵。（果如此，現代美食的「冬瓜雞湯」是不是在那時候就有了呢？）
漢族的剝削又如何呢？《裨海記遊》中寫道：「社商又委通事夥長輩，使居社中，凡番人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為脯，並收其皮。……然此輩欺番人愚，竣削無厭，視所有不異己物。平時事無巨細，悉呼番人男婦孩，供役其室無虛日。且皆納番婦為妻妾，有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無不怨之。是舉世所當哀矜者，莫番人若。」
大意是說：社商委託通事，夥同長輩老大，居住在部落裡，凡是番人的一粒米，一分錢，都要查清楚來源。番人射得的麋鹿，把肉拿來做肉乾，把鹿皮收為己有。這些人，欺負番人愚笨，嚴苛剝削不知厭足，視番人所有的，無異己物；平時所有事都叫番人的男人婦人小孩來做，供他役使；而且，把番人的女人當做妻妾，有求必應，有過就打，讓番人無不怨恨。舉世所最悲哀的啊，莫過於番人了。」
這郁永河在北台灣的旅行筆記，卻寫實的記錄了當時凱達格蘭人的生存處境。

為了了解這個古老民族，我曾花了一點時間去找資料，想拼圖般的拼湊出他們的故事，卻發現這是一個典型的「民族消失史」。在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之後，世界上像這樣「消失」的民族，絕對不在少數。
請容我用散文的方式，一則一則，慢慢為您訴說。

一六二四年的西班牙船
沒有文字的民族是悲哀的。因為當一切都消失以後，所有生活過，愛過，歌唱過、哭泣過、歡笑過的故事，都消失了。再沒有痕跡，再沒有人，可以了解整個民族的記憶了。

我站在三貂角海岸邊，望著遠方湧動如呼吸起伏的海浪，想著將近四百年前，當西班牙人沿著東海岸北上...

【推薦序】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張作錦
──《島嶼的另一種凝視》給人的「溫度」

在中學歷史課綱微調的抗爭聲中，九月廿二日，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明珂在中研院演講「我們為什麼在意歷史？」座無虛席。
一位從台東轉了幾趟車趕來的聽眾，只想問一個問題：他招待大陸東北來的客人吃飯，佐以日本麒麟啤酒。客人拒喝，要求換台灣啤酒。他說，抗戰勝利都七十年了，東北人還這麼恨日本人。讀歷史好像只為了讓人不要忘記仇恨，這樣的歷史有何意義？還不如把歷史廢掉的好。
歷史書裡常有很多仇恨，但咎不在歷史，仇恨在人心裡。因此，解恨在人。
怎樣解恨？楊渡以台灣為例，力陳以大歷史的悲憫回望過往，益以寬容與理解，歷史本身就會有感動人的力量。所以他在自己的新書《島嶼的另一種凝視》伊始便說這是〈有溫度感的台灣史〉。正像錢穆民國廿九年在他《國史大綱》首頁要求讀者的，應對其本國歷史附隨一種「溫情與敬意」。
必須有錢穆所要求的「溫情」，才能探知楊渡的「溫度感」。
台灣史難寫，因為它的發展軌跡鋪滿了驚險，也伴隨了苦難。自十六世紀第一波全球化的大航海時代，荷蘭和西班牙人就覬覦和掠奪台灣的資源。台灣的生態改變了，原住民的生存環境也改變了。再經明鄭、清朝收入版圖、甲午後日本殖民五十年，中國抗日勝利光復台灣，一個因久戰而百孔千瘡的國民政府，來接收一個相對初步現代化了的台灣，再加上大批新移民追隨而來，於是衍生了許多政治、文化、社會的扞格與衝突的台灣，終於走到舊貌換新顏的今天。
要想解決問題，先要找出問題，不避諱問題。國者人之積，生活在台灣島上的人被分化了，這是台灣當前最根本和危險的困難所在。
很多人自認他們是「本土」，那麼「非本土」即有「非我族類」之嫌。但楊渡問：什麼是本土？
楊渡把台灣移民史劃分成七大波段，這些大量的移民構成今天「台灣人」的主體。如果一九四九年隨國民政府撤退移民來台的人，已經在台灣生下第四代兒孫，都不能稱為台灣人，那什麼叫「台灣人」？
早自荷蘭、西班牙以及後來鄭成功、清朝、日本、國民黨、民進黨，全部都是「外來政權」。如果「外來政權」應該退出台灣，這樣的台灣還剩下什麼？
楊渡認為，劃分這些界限的人，多只為從中攫取政治利益。
台灣族群形成隔閡，「二二八」是個主要分界線。歷年來，有人想把它弭平；另有人則把它做為一個發酵桶，不時搬起來搖晃一下，讓它不得安息。所以在書中，楊渡對這個問題討論得最直接，最坦誠，也最徹底。八篇文章，有三篇討論「二二八」。這樁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七日因緝私賣菸而引發的不幸事件，女主角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當時在媽媽身邊。她明確還原了當時的現場景況，那是一連串巧合造成的悲劇。但悲劇中也有十分「戲劇性」的「喜劇」，林明珠後來嫁給了陳誠的侍衛隊長，兩人生兒育女，恩恩愛愛的過了一輩子。
這故事具體代表了「和解」與「寬容」，正是楊渡全書的主調。「我們將因為包容，所以開創；因為開創，所以壯大；因為壯大，所以本土才有生命力。」
楊渡這本書，是集結他過去發表過的八篇長文而成的，最早寫於二○○五年，但八篇文章脈絡一貫，表裡如一，且十年後讀來，依然理仍在，氣仍在，對討論台灣病理核心問題所謂「本土意識」，依然是有用的參考處方。而且，可去胸中「寒氣」，使人有「溫度感」。
在台灣這些年來的政治氛圍裡，楊渡寫這些文章，出這本書，是要有些道德勇氣的。在有些人的眼裡，他是「本土人」，應有「本土意識」，他的言論，或可目為離經叛道的政治不正確。
楊渡寫的是「台灣歷史」，這叫我想起一則「歷史」故事：林則徐奉命為欽差大臣，到廣州禁煙，關山萬里，國脈民命，前途多艱。當時中國最有頭腦的知識分子之一龔自珍，給林則徐提供建言，指出困難所在，並一一試為解答。林則徐途中復謝，譽之為「非謀識宏遠者所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
謀識宏遠屬知識層面，關注深切則是道德層面。後者尤為難得，此楊渡之書所以使人有「溫度感」也。
（本文作者曾任《聯合報》總編輯和社長）

【推薦序】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張作錦
──《島嶼的另一種凝視》給人的「溫度」

在中學歷史課綱微調的抗爭聲中，九月廿二日，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明珂在中研院演講「我們為什麼在意歷史？」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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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有溫度感的台灣史

一 、
一九八三年秋天，陽明山上陽光燦爛，下午的山風開始有微微的涼冷。
我在圖書館裡，把古老的《台灣民報》找出來，一大本一大本的抱著，到窗戶邊的桌子上，就著斜斜的光，一張一張的翻閱，一頁一頁的尋找，所有與文化活動、戲劇表演有關的報導，都不要放過。
報紙是如此的老舊，蒙著濃濃的一層灰塵。在窗戶邊的桌子上，老報紙翻開的瞬間，那些夾在內頁裡，沉埋了幾十年的灰塵都飄了起來，一粒一粒，晶晶瑩瑩，像許多記憶的精靈，在空氣中飛舞。
古老的印刷字體，雖然被時間沉積得有些蒼黃，微微模糊，依舊可以辨認。

「……且時間迫切，又降雨連綿，不得已演劇終止，而變易為文化講演，以免辜負民眾之熱誠，是夜雖大雨，而聽眾不下千人，其熱心可嘉也。翌夜七時起在媽祖宮內開該地有志者大懇親會，定刻，會員不論何種職業，冒雨紛紛而來會者不下千人，著席後，先由陳煌氏敘禮，次會員五分間演說，來賓演說，餘興有奏樂文化劇（彰化留學生文化劇團一行）第一齣演《社會階級》，第二齣演《良心的戀愛》，至十二時，劇畢，由周天啟氏代表一行述謝，連太空氏吟詩以為告別，最後郭戊已氏述文化劇之精神為閉會辭。當演劇中有柳川巡查部長正式臨監，而無持詳細之腳本，對照取締，亦能得平穩通過，可見當道之刁難證據充分也。」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台灣民報》）

即使隔了六十年的時空，那時代的反抗熱情動人心弦：至十二時還未曾休息的演講會，在紛紛雨中觀看文化劇而不願離去的上千人的眼睛，如晶瑩之光，在陽明山秋日的空中飛舞。
一九八三年的台灣，台灣史研究依然是禁忌，我想做的「日據時期台灣戲劇運動」，只能靠著有限的資料，甚至從舊報紙中，拼拼湊湊，把無政府主義運動、黑色青年聯盟、張維賢、張深切等人的作品與行跡，依照時間，慢慢連結，構成一幅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與文化運動的形貌。
從秋天到冬天，整個過程雖然很艱辛，資料也難尋又敏感，但重新看見歷史而開展的視野，尋找到台灣文化人心靈的知心感，以及了解自己的父祖之輩，曾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內涵，曾參與如此深沉而壯烈的反抗運動，曾和日本的、世界的社會運動合流，一起脈動，那種看見而且觸摸到父祖心靈的感覺，讓我常常獨自徘徊在陽明山的冬雨中，感到一種既溫暖又孤獨的歡喜。

然而，麻煩也來了。我找不到指導教授。研究歷史的學者是有的，但他們不知道戲劇運動要如何著手；研究戲劇的學者是有的，但以傳統戲曲為主，與社會運動結合的戲劇研究，實未曾有過。幾度碰壁後，終於有一位老師指點我說，有此開創氣魄的學者，可能只有曾永義老師。所幸，在曾永義老師的指導下，順利通過論文和口試。

一九八六年之後，環保運動捲起台灣社會運動的浪潮，隨後的解除戒嚴、本土化，讓台灣史與台灣研究成為顯學。然而，一如歷史所見證的，所有過度的壓制一旦放開，就會反彈到對立的一面，直到力氣耗盡，才會再平衡回來。由於戒嚴時代對台灣研究的壓制，它果然走向反面，在「過度喧囂的吶喊」中，台灣、台灣史、台灣文化、台灣意識逐漸變成一種反抗的政治符號，它不再是我最初在陽明山上所感受到的那種來自古老的情感與溫暖，而是一種缺乏溫度的、尖銳如劍的口號。
我知道有些什麼溫暖的情感正在失落，永遠也回不來了。

二、
任何歷史，一旦變成政治符號，就失去了真實性；任何研究，一旦變成媚俗，千篇一律走到相同的結論，就失去了探究的樂趣；任何理念，一旦變成政治的召喚，就失去思想的獨立，而只是動員的工具。台灣史的悲哀在於此。在統獨言論霸權的爭奪中，它不再是父祖的血脈故事，而是交鋒的利劍。
一旦成為利劍，即再無真實的考究，更遑論人性的理解，世情的悲憫，歷史的寬容。可失去了寬容與理解，歷史還有什麼感動人的力量？
例如：〈凱達格蘭大道〉。當政者為了表示對威權的反抗，用〈凱達格蘭大道〉取代〈介壽路〉。但凱達格蘭人在北台灣的生命史，有人去關心嗎？那個曾經和我們生活在這一片相同的土地上，只是和我們隔了百年時空的人群哪，為什麼我們如此陌生？
是以本書中，我特地選了〈最後的凱達格蘭人〉為開頭，試著用文學的筆觸，描述這個消失民族的歷史。他們曾是北台灣最活躍的族群，像南島語系的民族一樣，幾千年前，他們流浪而來，定居台灣，有著自己的傳說和語言。直到大航海時代，來了許多漢族移民和歐洲人之後，逐漸失去生存空間；至清朝，終至於在山上的原住民與平地開墾漢族的夾縫中，艱難抉擇。他們無由自主，打不過山上的原住民，只能生存於平地，最後是「我族歸順清廷」，完全同化於漢族社會中。
許多「台灣民族論」者喜歡用血統論，來證明台灣是一個「新興民族」，有別於漢族，以取得台灣獨立的正當性。而其依據即是移民來台的漢族、不分閩南人、客家人，以男性居多，必然與平埔族或原住民通婚，所以「有唐山公無唐山嬤」，以此顯示通婚之後，台灣絕大多數人都有原住民血統。如此就不是純種漢族。
表面上看來它尊重了、甚至認同了原住民的母系血統。但從凱達格蘭族的立場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漢族不僅娶了他們的女性，同化了凱達格蘭族，連同他們的血統代表性都要據為己有，這樣，就可以號稱代表了台灣，擁有台灣。明明是一個外來移民者，卻號稱代表這個土地的原來主人；不僅霸佔了土地，還要霸佔他者的民族代表性，這未免太過份、太不厚道了吧！
即使是美國人，已經獨立了的國家，那些歐洲來的移民後裔，也不敢聲稱他們是新興民族，他們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統，所以他們是美洲原來的主人，可以代表美洲的原住民族吧。
寫作這一篇故事，是為了向這片土地上，台灣原來的主人致意。雖然他們已經永遠消失了，但生活在這土地上的我們，還是要存著深深的感念之心。

三、
在日據時期台灣的文化運動時，我曾看見了台灣的反抗運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一九二○年代全世界左翼運動風潮同步，包括文化啟蒙、無政府主義運動、農民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等；但當時我最感到好奇的是，會員高達兩萬多人的〈台灣農民組合〉甚至和日本的勞動農民黨、農民組合串連，互相支援，共同反抗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的壓迫。但這些活生生的反抗，卻很少在台灣史研究範疇之內。某些人更熱衷於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現代化的貢獻」，或者「日本如何在台灣辦了第一場博覽會」「建了嘉南大圳」之類的。
是直到二○○四年認識日據時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的公子──簡明仁先生，通過簡吉，我才了解農民運動的完整歷史。
簡吉，日據時期的農民組合創建者，組織起全台灣二萬四千農民，齊力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在日本軍國主義興起而鎮壓社會運動後，他組織〈赤色救援會〉，協助坐牢的政治犯家屬，繼續抵抗，直到他也被捕入獄。光復之後，他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維持政權輪替之時的台灣社會秩序，後來參與二二八事件，在嘉義組織「台灣自治聯軍」；二二八之後「潛行」於北台灣建立地下組織，反抗國民政府的統治。最後在恐怖時期被槍決。這整個貫穿台灣反抗史的過程，他全程參與。這大約是台灣人之中絕無僅有的一個。
然而，歷史總是冷酷中有溫暖，殺伐中有人情，毀滅中有希望。即是是反抗者，也充滿傳奇的故事。
日據時代農民運動的三大美人──簡娥，她的父親是西來庵事件的受害者，但她的同父異母哥哥卻拯救了當時被殺的日本派出所所長的兒子，那個兒子，就是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害於台南，示眾數日而不得收屍的湯德章。湯德章的媽媽是原住民，所以姓湯。簡娥與湯德章的命運交響曲，彷彿是台灣與日本命運交織的寫照。那複雜的程度，是任何編劇本的人都難以想像的吧。

四、
當然，最複雜的是二二八。有關二二八的討論，已被簡化為外來政權的壓迫、族群的衝突、軍隊的鎮壓、清鄉的殘殺……。相關的真相已經很難冷靜討論。更麻煩的是它被去除了歷史的脈絡。
例如：台灣光復當時的社會是一種什麼樣的面貌？當中華民國政府還未來臨前，誰來維持社會秩序？在政權輪替之際的無政府狀態下，台灣人從日本的軍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如何開始一個新的生活？被殖民五十年的台灣人懂得自主自治嗎？那時的台灣人有沒有對未來的夢想？
如果不了解當時台灣社會，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台灣會迅速從光復初期的充滿理想希望，迅速轉變為幻滅失望的歷程。本書中，我試圖從一九四五年《台灣新報》的新聞報導，來重建一個真實而貼近的生活的面貌。
然而，即使是隔了那麼久的「舊聞」，當我看到日本被原子彈大轟炸的新聞時，那報導裡對原子彈的全然無知，日本軍方那種強自鎮定的分析的口氣，都讓人感到深深的悲憫。世間之戰爭死亡，莫過於原子彈，而燃燒灼殺之殘忍，亦莫過於原子彈。可死者卻大多是日本百姓。那發動戰爭的日本天皇，可曾有一絲悲憫之心？一九四五年的台灣，有戰爭，有混亂，有歡欣，有悲傷，在政權轉換之際，那人間的容顏真是最難得一見的人性真實。那一年確是值得「深深凝視」的一年。
然而，隨之而來的二二八事件卻是讓台灣從歡欣走向沈默悲情的轉捩點。有關二二八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棟，但我後來發現真正採訪到當事人的報導非常少，反而各種以訛傳訛的誇大描述特別多。
因此，我曾做過紀錄片《還原二二八》，以當事人的口述訪問為主，重現當年場景。最難得的是訪問到一個不可能的人：二二八事件的主角──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受訪時她已七十多歲，回憶起和母親在南京西路一帶賣香菸的童年往事，以及二月二十七日，事件爆發之際，她所見的一切，依然歷歷在目。這給了我們一個真實的現場二二八，那才是當時最真實的記憶。
最不可思議的是，本該懷著被迫害的痛苦渡過餘生的林江邁，竟把她的女兒嫁給了陳誠的警衛隊長，並且得到家族的祝福。這一對夫妻走過幾十年歲月，患難與共，相扶相持，恩愛不渝，這大約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內幕吧。
在這本書中，我試著從報導文學的角度，來刻劃林江邁和她女兒的生命故事。
這個故事特別的重要，原因在於如果林江邁都可以拋棄恩怨，選擇自己的人生，為什麼後代的人還要懷抱著仇恨走下去呢？
當然，要解除二二八的魔咒，最重要的仍在除去歷史的斷層，還原歷史真相。
它有三個功課：第一，要從台灣光復初期的社會結構、經濟狀況、政治光譜等來分析，了解光復初期兩岸社會發展階段的差距。才能看清二二八的結構性根源。第二，要了解日據時代社會運動的脈絡，才能明白一九四五年光復後的台灣社會，也才明白是誰在二二八之時起了領導的作用。第三，二二八之後，台灣社會如何演變，如此大的全面衝突事件，竟可以因為軍隊鎮壓而澈底消失嗎？台灣人這麼容易臣服而不反抗？
如此一追溯，我們就會看見二二八鎮壓後，伴隨著大陸社會主義革命而開展的地下反抗運動，是如何連結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清鄉，並影響後來的土地改革。現在，這個脈絡大體被淡化甚至去除了，只剩下「外來政權壓迫」這樣的政治口號。但簡化的口號對我們理解真正的歷史是毫無幫助的。
失去真實的歷史，只剩下政治口號的對抗，這樣的歷史，怎麼讓我們向孩子交待？難道，我們還要孩子帶著這種被欺騙的歷史，被扭曲的心靈，去走向一個仇恨的未來？

五、
重編本書的時候，我總是想起小時候，祖母形容一個父親的朋友說：他做人有情有義，總是靜靜的來看望，時間久了，才知是「有深緣」的人。
「有深緣」是一個微妙的台灣話。我已經很久未曾聽到了。它形容一個人珍惜人情義理，交朋友久了，互相了解，才會有較深的緣份，這叫「深緣」。
我所感受的台灣人台灣史，是有溫度的，是父祖的生命與記憶。如此貼近，如此溫暖，但它需要一點時間去了解，去疼惜。它不是冰冷的劍，是溫暖的茶；是「深緣」。
但願這一本書，可以讓我們自我凝視，在凝視的沈靜中，帶給我們對這一片土地的「深緣」。

【自序】有溫度感的台灣史

一 、
一九八三年秋天，陽明山上陽光燦爛，下午的山風開始有微微的涼冷。
我在圖書館裡，把古老的《台灣民報》找出來，一大本一大本的抱著，到窗戶邊的桌子上，就著斜斜的光，一張一張的翻閱，一頁一頁的尋找，所有與文化活動、戲劇表演有關的報導，都不要放過。
報紙是如此的老舊，蒙著濃濃的一層灰塵。在窗戶邊的桌子上，老報紙翻開的瞬間，那些夾在內頁裡，沉埋了幾十年的灰塵都飄了起來，一粒一粒，晶晶瑩瑩，像許多記憶的精靈，在空氣中飛舞。
古老的印刷字體，雖然被時間沉積得有些蒼黃，微微模糊，...

（推薦序）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　張作錦
（序）有溫度感的台灣史

1.最後的凱達格蘭人
2.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
3.《風中之葉》──兩個人、兩個民族的命運交響詩
4.一九四五，巨變下的台灣容顏
5.《尋找二二八的沉默母親──林江邁》
6.二二八的六個最基本問題
7.以大歷史的悲憫，看二二八
8.海洋之心──新台灣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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