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戰後」的意味
1 戰後臺灣社會的搏成：Y 字型共創論的一個解說—呂芳上
一、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七十年來臺灣的種種發展，可說是一部包含大陸時期中華民國史與日本殖民統治史的遺產，以「Y」字型合流，共創新局的歷史。原本作為清帝國邊陲行省的臺灣，於 1895 至 1945 年間納入日本的殖民統治，難免和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呈現差異性的發展。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勢力褪出，中華民國政府傾力對臺灣社會進行「中國化」、「去日本化」的改造。隨後，1949 年國共內戰的結果，中華民國政府及一百多萬大陸軍民遷徙入臺。在冷戰格局下，海峽兩岸社會文化形成分隔，以國民黨意識型態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基調，在臺灣得到強化。特別是，這時期中國大陸的巨大變動，益使臺灣成為正統中華文化傳承的基地。不過，前述轉型工作也不是毫無波折。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即顯示轉型的陣痛。更重要的是，一批批渡海來臺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固然自許肩負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但仍無法忽視日本半世紀來建立的基礎，以及影響。
本來，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總累積，抽象而言，是一種感受、一種體驗，具體則可能呈現在物質、制度、藝術、知識及日常生活之中。文化可以流動，文明可以移植。自 1895 年日本領有臺灣以來，臺灣社會已逐漸累積形成強烈的日本模式，日語、榻榻米（畳）、木屐、日式料理相形成風，至今餘韻猶見。但另一方面，臺灣亦久受大陸漢文化的薰陶，日本文化絕非獨領風騷。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的「東洋風」逐漸由「唐山風」取代，並企圖另創新猷，此中尤可見政治力與文化互動的關係，也確實留下更為深遠的影響。基於上述的思考，本文想呈現的是，臺灣在二次戰後中日因素合流、社會重塑的一些面向，特別是文化與政治互動的關聯。
二、學術菁英的「文化跨海」
當代臺灣學術菁英社群的成形，特別是在人文學科領域（但不僅限於此），很能夠體現大陸時期中華民國史與日本殖民統治史的鎔鑄。以高等教育言，臺灣近代西式教育體系發軔於日治時期，開啟了臺灣教育史的新紀元。然而，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島內的最高學府—臺北帝國大學，基本上算是日本人就讀的學校，與臺灣社會缺少有機的關聯。及至日本殖民統治結束，臺灣的高等教育才有進一步的突破性發展，這當中既有新的政治力作用，也關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歷史傳統的深層結構與影響。
其實，在二戰結束後，相當數量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因日本據臺半世紀，臺灣住民已被日本「奴化」，遂認為臺灣光復後的當務之急，是要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相對應加強臺灣的「中國化」。二戰結束之前，1945 年 3 月，國民政府設立的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擬定的「臺灣接管計畫綱要」，「通則」第四條即謂：「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二戰結束，臺灣納入中國統治，1946 年 5 月，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向省參議會作施政報告，就是要把「心理建設」放在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之前，重心是要發揚民族精神，實行民族主義。
為了臺灣文化重建工作，陳儀在行政長官公署下設立「臺灣省編譯館」。出任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是浙江籍人士，於 1946年 8 月到職。 許壽裳在臺灣省編譯館的工作，時間不長，但卻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渡海來臺」。 許壽裳認為，臺灣既然由中國收回，自然要在文化層面上「祖國化」。「臺胞過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對於國語國文和史地，少有學習的機會，所以我們（臺灣省編譯館）對於臺胞，有給以補充教育的義務和責任。」 不過，他不認為日本的文化「遺產」樣樣不可取，認為應去其糟粕留其精華，故而他約聘了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各地，少數臺籍及留用日人專家學者。他不諱言，「臺灣有研究學術的風氣，可以說是日人的示範作用，也可說是日人的功績。日本雖然是侵略國家，但他們的學術我們需要保留，需要全國學者繼續研究，把它發揚光大，做為我們建國之用」， 便是此意。
因為許壽裳是留日出身的「知日」學者，懂得日本學術研究的價值。他留下日本學者並進行其業績的「延續」，作為文化重建的基礎工作，即使從文化的積累來看，也是一個理性的作法，是戰後臺灣文化的多元鑲嵌，「Y」字型理論一個很好的說明。惟在 1946-1947 年編譯館的籌備工作正當完成之際，二二八事件爆發，行政長官陳儀被迫辭職，許氏以編譯館為中心的文化匯流工作因之中斷。許壽裳與一批共同工作的學者，雖非功虧一簣，仍深感遺憾。
類似工作仍有繼起之人，而且規模愈見宏大，國立臺灣大學便是最重要的案例。臺大前身為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政府於1928 年 4 月在殖民地臺灣設立的大學。該校初設文政與理工兩個學部，1936 年增設醫學部，1937 年 4 月，原臺北醫院改制為帝大附屬醫院，1939 年 4 月增設熱帶醫學研究所，1943 年 3 月增設工學部，同年理農學部分立，又增設南方人文及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從 1928 年創辦至 1944 年，臺北帝國大學設有文政、理、農、工、醫五個學部，三個研究所，是一所規模龐大的完整大學。不過，臺籍學生甚少，且為了配合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以南方人文資源科學研究與熱帶醫學研究成績最好。
1945 年 8 月，日本敗降後，國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所所長羅宗洛（1898-1978）接收。1945 年 12 月，羅受命為國立臺北大學校長，1946 年 1 月正式易名為「國立臺灣大學」。當時行政長官陳儀對接收臺大的看法是：朝「中國化」方向走，少留用日籍教師，經費宜節省，學術應與企業配合，採實用主義。學者出身的羅宗洛則主張臺大不能侷限臺灣一島，臺大應是純學術機關，不為政治服務。這個想法與陳儀有落差。在實際工作的推展上，羅校長與陳儀也有扞格不入之處，例如 1945年底羅校長留用日籍教師 201 人中的 90 人，引發臺籍教職員的不滿，也有違行政長官公署「去日本化」的政策。其次，省行政部門，自陳儀到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均介入大學人事。尤令羅束手無策的是臺大經費來自行政長官公署，在陳儀「根絕奴化的舊心理，建設革命的心理」訴求下，羅校長「行政自主，學術獨立」的主張，自是緣木求魚。1946 年 5 月，羅抱憾離臺，可以想像。
1946 年 7 月，繼羅校長出長臺大的是原工學院院長陸志鴻（1897-1973），東京帝大畢業，為人溫和，有「好好先生」之稱。好指揮、好相處這可能是長官公署看上非出身同一系統者之原因。陸任內校務漸上軌道，日籍教師陸續遣返；原帝大的南方人文研究所，後易名為華南人文研究所遭停辦，中斷了臺大原有的特色。不過，臺大原有的研究室組織，仍承繼講座制度，則顯示日治臺北帝大時期組織的延續性。陸志鴻校長任內，有二事看出行政長官公署政治力大舉介入臺大，一是二二八事件中，兼任文學院長林茂生之死。林茂生擁有東京帝大文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為臺灣精英，二二八時任《民報》社長，臺大教授、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涉入政治不多，卻以陰謀叛亂、強力接收臺大及接近美國領事館等罪狀，招來殺身之禍。陸校長懦弱，讓政治力大舉介入臺大，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事是臺大文學院院長之任用，陸校長原已物色人選，但最後因陳儀屬意，由出身東京高師的錢歌川獲任，顯示陸對校內一級主管都缺乏任命權。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省編譯館裁撤，轉入臺大任教者多，例如：館長許壽裳任中文系教授（8 月以後並兼系主任），編纂兼名著編譯組主任李霽野、編纂周學普為外文系教授，編纂兼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任歷史系教授，編纂謝康、李竹年（何林）及日籍國分直一分任文學院外文及歷史系副教授，編纂周家鳳任中文系助教，日籍立石鐵臣任歷史系講師等。另有黎烈文，亦由省屬單位轉來臺大任教法文課程。這些均顯示，以陸校長個性無法抵擋政治勢力涉入校務。1948 年 1 月，教育部長朱家驊來臺視察臺大校務後，決定撤換陸校長。
1948 年 6 月，教育部決定任命中央研究院化學所所長莊長恭（丕可）院士（1894-1962）為臺大第三任校長。莊長恭因窮於應付人事、房事、經費問題，在任期間不及七個月。1949 年 1月 20 日，傅斯年（1883-1950）出任臺灣大學校長職，可謂臨危受命。傅斯年，齊魯之士，五四時已出鋒頭的學生領袖，1920年代遊歐陸，回國之後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被看成學術機構以團隊集體研究力量造成亮麗學術成績的領導人。1930年代，他擁有不差的人脈和社會、學界資源，給人的印象是自由主義者，又是民族主義者；對政治，個人的態度是不參加政治，但要過問政治。國共內戰局勢趨於惡化後，傅斯年積極「搶救大陸學人」；他同陳雪屏、蔣經國的三人小組，規劃有四種人必須搶救：各大院校館所行政負責人、中研院院士、因政治關係必離開者，及在學術上有貢獻並自願南來者。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日後延續國祚，為臺灣經濟與文化復蘇打下基礎的一種本錢。而傅斯年晚年最重要的事業，無疑是接任臺大校長。
在傅斯年看來，「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政策的工具。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傅斯年又深信，「現在的臺灣不特不是殖民地，而且是『斟灌一旋一成』的根據地，將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正靠這一個寶島，赤縣既沉，瀛州遂為正朔所在。我們這個大學對於將來關係實在太大了。」以臺灣為民國正朔所在，以臺灣為中華文化所寄，這正是另一形式的「中國化」。換言之，傅斯年既要著力於「由日本的臺北帝大變為中國的臺灣大學」，也要追求學術獨立和尊嚴。
透過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後所發佈的〈臺灣大學選課之商榷〉、〈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臺灣大學一年級新生錄取標準之解釋〉、〈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中國學校制度的批評〉諸文及其它相關措施，大體可以掌握他的大學理念。首先，傅校長主張大學是以學術為中心，有別於中學教育，因此有七項改革辦法：（一）設講座及講座附屬人員，以不布置中學功課之方法為大學課程。（二）除第一年課程比較固定外，其餘多採取選習制（文、理、法、商之選習寬，工、農、醫較有限定）。（三）每門功課不必皆有考試，但須制定一種基本檢定。（四）畢業考試由教育部會同大學行之。論文一篇，證明其能遵教授之指導施用一種做學問之方法而已。（五）非滿若干學期，不得參加畢業考試，但在學校中無所謂年級。（六）凡有可實習之科目，皆不可但以書本知識為限。（七）最普通的功課由最有學問與經驗之教授擔任，以便入門的路不錯。傅的思考涉及到幾個教育與學術相關的構想和新措施：第一、傅是「五四人」，為學通博重於專精，他重視大一國文、英文、通史、數學、化學、物理等共同科目，主張以一流有經驗之教授教通識課，用基礎課來奠定學習入門之路。他邀臺靜農、屈萬里、毛子水等來自中國大陸的知名學者，擔任大一國文課程，他把國文教學放在第一位，以《孟子》、《史記》列為教材，教《孟子》意在取其高昂磅礡浩然之氣，學《史記》乃為養成淵博學識、特出見解和雄奇文風。其次，傅校長本也嚮往德國的講座制度，以講座為大細胞，以研究室為小細胞的大學構造，但在系學分制下，已難以為繼，因此推動自由選課制度，及設置研究所，學習自由成為課務重要改革內容。不過，他嚴格要求考勤與考試，大學生尤其要懂得學會思考。第三、堅持學術專業與學術獨立，提升師資水準。1949 年時局動盪，校園難於安定，他提倡「平淡無奇的教育」，要解決學生問題，讓學生「有房子住，有書念，有好玩的東西玩」，他不容許軍警隨便進入校園，反對戒嚴時期的「聯保制度」，對「四六學潮」的應付，頗費苦心。
1950 年 12 月 20 日，傅斯年以腦溢血過世，在臺大校長任期不超過七百天。即使如此，臺大的發展沒有人亡政息。這是因為傅校長出掌臺大，不是一個人長臺大，而是一批中國大陸精英分子來到臺灣，把中國文化的命脈與香火帶到臺灣，繼續延燒。傅斯年、陳雪屏、毛子水等，都曾是「北大人」，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之風，也不會不吹到臺大。撐持學術中心與學術標準，其實靠的是師資。臺大透過一定的聘請師資標準和原則，再加上傅斯年的號召力，使得臺大教師口音儘管南腔北調，但師資陣容極一時之盛，而文史科系的陣容特別堅強。例如史學系的張貴永、方豪、李濟、姚從吾、劉崇鋐、勞榦、余又蓀、方豪，哲學系的鄭通和、許恪士、殷福生，中文系的董作賓、鄭騫、董同龢、毛子水、孫云遐、周法高、王叔岷、屈萬里、牟潤孫、李孝定、何定生等人。這是中國大陸任何大學無出其右者，形成胡適所謂「中國幾十年來辦大學空前的文史學風」，確為臺灣厚植學術根基。其它領域亦不乏大陸遷臺學人，只是人數不比文史科系，例如醫學院已有不少臺籍師資，故增聘之師資最少。
這一時期，臺大所延攬的師資，以中國大陸籍占大多數，臺籍人士不到百分之五，日籍留用者則更少。其後，1973 年，臺大最後一位留用日本教授高坂知武（1901-1997，農業工程學系）自教職退休，十年後返回日本，30 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總此而言，臺大自戰後以降的變化，確實帶有強烈的「文化渡海」意味。50 年代臺大的文化生態不是特例，呂實強回憶當年的臺灣師範學院裡，教授中有五位大陸時期曾任國立大學校長。可見學術文化變動中的政治因素與人文因素，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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